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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院创建于1917年，英文名是PUMC(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1930年更名为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1951年改名为中国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属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实施的最为成功的医学教育项目，致力于将西方的“科学医学”全面移植到中国。北京协和医学院（下简称“协和”）对科学精神的推崇和实践，引起了当时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极大关注和共鸣，胡适当数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胡适对协和校务的参与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为（1917—1929），胡适主要通过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与协和工作人员进行私人交往，作为他们的顾问，间接参与到协和的工作中。第二阶段为（1929—1937），随着1929年被选为协和董事会董事，胡适直接参与到协和的校务工作中。第三阶段为（1946—1948），1946年胡适当选为协和董事会年会主席（董事长），为协和复校做出了多方努力，复校后，又继续参与协和各项事务的决策部署，一直到1948年离开大陆为止（参见笔者《胡适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复校——以北平〈世界日报〉的报道为中心》，《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四期）。本文主要通过北平《世界日报》的新闻报道、胡适日记及其他文献，勾稽、考释胡适担任协和董事期间（1929—1937）对协和校务的深度参与。

胡适早年曾与协和擦肩而过。1916年左右，胡适在哥伦比亚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时任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驻华代表的顾临曾向协和校长麦可林推荐他作为该校的中文教师，被胡适婉拒。胡适第一次正式参与协和的活动应该是1921年9月19日参加该校的开幕典礼。胡适日记记录：“三时，到协和医学校，代表北大，参与正式开幕典礼。是日典礼极严肃，颇似欧美大学行毕业式时。是日着学位制服参加列队者，约有一百余人，大多数皆博士服，欧洲各大学之博士服更浓丽壮观。自有北京以来，不曾有这样一个庄严仪式。（古代朝服上朝，不知视此如何？）”1920年代，胡适是协和多位中国知识分子顾问之一，与协和的核心领导层和教职人员皆有密切交往，通过此种方式发挥对协和的影响作用。

1929年胡适成为协和医学院的董事后，开始直接参与协和的各项校务活动。1928年6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在颁布的第一批政令中规定，高等学府的校长必须是中国人，学校董事会的绝大多数董事也必须是中国人。于是，在1929年4月10日纽约举行的协和董事会上，改组产生了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包括胡适、张伯苓、伍朝枢、施肇基、周贻春、翁文灏、刘瑞恒等。

协和第一次改组校董会后，由于教育部修改私立大学条例，规定此类大学董事会中国董事名额须占三分之二，故校董会须进行第二次改组。胡适1930年1月31日日记记录：“寄梅与我同去访J.E.Hubbard〔J.E.哈伯德〕，谈了一会。我们三人皆是协和医学院的董事。此次马夷初次长无意中修改私立大学条例，把中国董事的名额从‘多数’改为‘三分之二’，使协和很为难，故须第二次改组校董会。本月开董事会，即为此事。”“寄梅”即“周贻春”（胡适日记中有时又以“周诒春”的名字出现）。日记中的“本月”当为“下月”，因为为再次改组董事会而召开的协和校董事会召开于1930年2月8日，胡适该日日记有记录：“协和医学院董事会开会，在Astor House〔阿斯特楼〕，只开一点半钟，一切皆毕。此是因为平时预备的□□，故不须临时的枉费工夫。”“Astor House”在上海外滩外白渡桥边，即上海浦江饭店，是中国第一家西商饭店。曾任协和校董事会秘书的福梅龄（Mary E.Ferguson）对此次会议也有提及：“1930年2月8日，校董事会特别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批准了上述规定，按要求修改了管理章程”。

1930年6月11日下午，胡适参加协和学生毕业典礼。《世界日报》对此有报道：“北平协和医学院，本届毕业考试完竣。昨日下午五时，在协和礼堂举行毕业典礼，中外来宾到者甚众。重要来宾如该院董事长周贻春，燕大校长吴雷川，北平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刘复，华洋义赈会梁如浩，顾临，胡适，以及省府市府代表等均坐于主席台上。”据《胡适年谱》，胡适1930年“六月七月，在北京。”1930年5月19日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职。大概在本年6月份，胡适因事曾从上海到北平短暂居住。关于这次北平之行，由于该时段胡适没有留下日记，所以许多史实较为模糊。胡适到达北平后，《世界日报》曾多次报道。该报1930年6月6日报道：“胡适于前日由沪抵平后，即寄寓任鸿隽宅。据接近胡氏者谈，胡此次来平任务，系出席北平协和医学院董事会，及料理私事云。”依据报道，胡适由沪抵平的时间为1930年6月4日，住处为任鸿隽家，来平目的为出席北平协和医学院董事会。胡适作为文化名人，其北平之行受到新闻界关注，这由《世界日报》对其活动的频繁报道可看出。但这些报道所披露的信息并不一致，从中显示的胡适行踪及出行目的有点扑朔迷离。这可能与胡适此一时期被国民政府多次打压而有意隐身和行事低调有关。由于史料匮乏，胡适此次北平之行是否参加了协和董事会会议还不得而知。但据该报1930年6月12日的报道，胡适的确参加了协和一九三○届学生的毕业典礼。

1930年10月21日，胡适参加协和董事会会议。会议原定1930年10月4日举行。查胡适1930年9月12日日记：“得协和医院来电，要我十月四日到北平去开会，我考虑了一会，复电允去。”由于胡适无法如期抵平，董事会改为10月21日召开，胡适1930年10月5日日记记录：“昨天下午三点，协和医院的董事会因我赶不及，故不足人数，改廿一日开会。”在10月21日会前，胡适曾访问其他董事，其1930年10月20日有记：“五点到地质调查所，与咏霓、金叔初、周寄梅、颜骏人、在君谈协和医院的情形。除在君外，五人皆董事。”对于21日的董事会，胡适该日日记也有记录。1930年10月6日胡适抵平，7日在记者采访时也谈到这次会议：“我这次来平，并没有特殊任务，但有三件事要办：（一）协和医院本定十月四日开董事会，在南方的董事因为轮船耽误，当时不足法定人数，遂改于二十一日开会。我来平的重要事情，就是参加协和董事会，闭会后，就要南下。”

次年的1931年6月10日下午，胡适在协和大礼堂参加协和一九三一届学生毕业典礼。《世界日报》1931年6月11日报道：“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昨日下午五时，在该院大礼堂，举行医科及看护科毕业典礼。事先由该院发出入场券，届时到中西来宾三百余人。……大会遂于乐声悠扬中开幕，主席张以诚氏，行礼如仪后，即请该院董事胡适演讲。”现将报道整理如下：

协和医学院昨举行毕业礼胡适有长篇演说

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昨日下午五时，在该院大礼堂，举行医科及看护科毕业典礼。（中略……）大会遂于乐声悠扬中开幕，主席张以诚氏，行礼如仪后，即请该院董事胡适演讲。略谓：

二十余年前，曾读古代名人言谓“收成甚为丰富，但工人甚少”。现协和既届毕业盛典，毕业诸君即将至社会服务，无论看护妇以及医生，均必有极大收获，此可断言者也。昨晚毕业生举行班日时，格林先生曾谓本届毕业班医科生除一人外，均将暂时留校服务，而看护科则将全体暂时留校，服务若干时日后，再到社会服务。故此会并非送别，只为庆祝。按国人于学程终了时，均谓为毕业，而西人则谓为始业。无论其为毕业或始业，实一重要时期，吾人对诸君固希望要作好医生或看护，因此乃自然应有之结果。盖于协和受教多矣，成绩当必极佳。此外尚有两种希望，第一，到民众间去的精神，第二，保留科学研究之态度。关于第一点，为目前最重要之问题。中国医生原甚稀少，而于乡村间欲得新式医生之实惠者，尤觉困难。中国内地既多疾疫，而受有高等教育或留学归国之人士，率皆不敢归回故乡，希能避免疾疫，受有高等教育负有救济民众痛楚之人物，尚存如是心理，请问中国痛苦中之民众，尚有谁去救济。诸君毕业之是否要负起此种责任，前往无人过问之处所救济水深火热中之同胞。查俄国于一九一三年，全国医生为一万六千二百名，而居城市者占百分之七十，平均每二万人中有医生一人。十数年而后，俄国医生增加一倍，而城市中之医生，则占全数百分之八十六。俄国情形如此，而中国情形，则更有不堪言状者。目前以缺乏统计材料，确数不易查得，但可武断的说，中国民众一百万中，没有一个好的医生。所以希望诸君，于母校服务若干时日后，负起此种责任。盖本校年费三百万元，平均每年毕业生三十人，则每人需费十万元，故对社会应当负责。关于保留科学研究之态度，中国前派留学生若干人赴外洋考察，并研究科学。迨归国后，则各事所事，继续研究者曾有几人，故终无好的结果。诸君既有好的基础，现虽毕业，仍当继续研究。若谓既应赴中国内地服务，设备欠佳，工具既无，又从何处研究起？此种态度极为错误。盖工具设备，均由问题而发生，仪器等用具，均科学家为应付问题而研究之结果。诸君虽赴内地，经济上或须感觉困难，但亦可纠合二三同志，共同组织研究机关。即于万不得已时，亦可归回母校，请求帮忙。母校以自己造就之学生，能有若是研究之兴趣，当必乐予竭力帮忙也。总之诸君之责任重大，望能善自为之，不负母校教导之功，不负社会之殷望云云。（下略……）（《世界日报·教育界》1931年6月11日第6版）

1932年2月15日上午，胡适参加协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会议。胡适1932年2月13日日记后附有《记病（廿一年二月十五日至四月）》一文，记2月15日上午“十点钟，到协和医学校的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开了一点半的会”。这天的前夜，胡适生病：“二月十四夜，饭后觉肚子不适，微微作疼，又觉发寒，我就去睡了。”“这一天是星期，夜又深了，我不愿惊动人，所以未请医生来看。直到六点钟时，我叫冬秀给我一点哥罗定（Chlorodyne）喝；喝下去之后，肚痛稍减，竟得睡去。”这里说的“六点钟”，是在2月15日，胡适说“这一天是我约定到北大文学院去接收院长办公室的日子，已约了秘书郑毅生去那边候我，所以我决定去会他。”“九点半到第一院，郑君来了，把文学院的图章交给我。”2月15日是星期一，胡适正式到北大文学院就任院长。办好就职手续后，上午十点胡适又忍着腹痛到协和参加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会议。

1934年3月18日下午2时半，胡适到协和参加Davidson Black（步达生）追悼会。Davidson Black，加拿大解剖学家，北京人化石学名的命名人。步达生1919年来华，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神经学和胚胎学教授，1921年任该科主任，1927年后致力于周口店北京人化石的研究。胡适与步达生为好友，得知其于1934年3月15日心脏病突发去世，胡适非常哀痛，3月17日的日记有记：“昨晚听说Dr.Davidson Black〔戴维森·步兰克博士〕因心脏病暴死，为之伤感不已。此君考证周口店的‘北京猿人’，成绩最大，死时才四十九岁，甚可惜。”1934年3月18日下午，协和为步达生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胡适参加。《世界日报》1934年3月19日第7版“教育界”对追悼会详情有报道。

1934年4月11日，胡适参加协和1934年上半年校董会年会。胡适日记有记：“协和医学校董事会年会，凡三点钟开完。……本年罗氏基金的中国医学部委员会因经济关系，要求紧缩美金五万元，故预算案较往年为低。”“罗氏基金”即洛克菲勒基金会。福梅龄称1934年为“危机重重的一年”，协和1934—1935年年度预算要削减5万美元的要求来自CMB（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理由是经济形势不佳及汇率问题。

1934年5月11日，胡适参加协和校董会执行委员会。胡适日记有记：“协和医学校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因翁咏霓病了，今年我又被举为执行委员。”由此可知，协和校董会执行委员会于1934年5月11日召开，由于翁文灏遭遇车祸住院治疗而无法工作，所以胡适又一次被选为校董会执行委员。

1935年3月13日下午，胡适参加协和本年度第二学期中国托事部会议。关于这次会议，《世界日报》3月12日、14日皆有报道，14日的报道更为详尽：“协和医学院，本年度第二学期中国托事部会议，昨日下午三时，在该院C楼客厅举行，除施肇基现在华盛顿及哈克（F.H.Hawkins）在伦敦因道远未到外，其余董事：周贻春，顾临（Roger S.Green），赫贝特（G.E.Hubbard），胡适……等十一人均出席。”报道提及的“院长顾临”应为“副院长顾临”。顾临是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驻华代表（1915—1933），协和代理校长（1928）、副校长（1929—1935），在协和医学院的创建和运营过程中，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顾临代表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是协和医学院的真正当家人。顾临后来与罗氏基金会特别是洛克菲勒二世在协和年度预算问题以及学校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上产生较大分歧和矛盾，虽协和方面对他竭力挽留，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最终决定让他离职。顾临在1935年3月13日的会议上第二次递交辞去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董事和协和副校长的辞呈，同年6月29日，协和校董会执行委员会开会，在无奈之下接受顾临辞去副校长职务。胡适与顾临相识颇早，同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协和校董会的董事，工作往来和私人交往密切，私交甚好。1931年，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中，顾临提议自1931年起，由基金会每年提出国币20万元，赠予国立北京大学，以5年为期，专作设立研究讲座及专任教授之用。这项捐款为蒋梦麟改革北大提供了充足的资金。由于胡适与顾临之间的这种交谊，对于顾临的被迫离职，胡适感到非常遗憾，在1935年6月29日记中写道：“上午到协和医院开执委会。此为Roger S.Green〔罗杰·S.顾临〕第末次参与此会，他辞去协和校长的事，酝酿了一年，最后仍是我们董事多数让步，让他辞职。会散后，我们去和他告别，很觉难过。”福梅龄记录协和校董会执行委员会接受顾临辞呈的会议召开时间为“1935年6月8日”。但据胡适日记，应为1935年6月29日。报道中“闻对现任院长顾临辞职事，磋商最久”一语包含大量信息。顾临辞职一事，酝酿一年之久，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与协和校董会反复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显示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校董会间的内在冲突、摩擦与磨合。

1935年7月，胡适参与协和医疗纠纷的调解工作。胡适1935年7月15日记：“早九时，戴君亮先生来谈李特成家属控告协和医院案的调解。十时，我为此事去访林斐成律师。”“林斐成”即林行规，律师，胡适好友，后当选为协和校董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5年9月20日上午，胡适参加协和本年度第一次中国托事部会议。《世界日报》1935年9月21日报道：“北平协和医学院本年度第一次中国托事部会议昨日上午十时在该院C楼客厅举行。中国托事部之董事，除施肇基，顾临，贝纳德（Bennett）在美，哈克斯（F.H.Hawkins）在伦敦未能赶到外，其余之董事周贻春，方石珊，海派特（Mr G.E.Hubbard），金淑初，胡顿（Dr.Houghton），刘瑞恒，胡适，张伯苓，Mr E.Lobenstine等皆出席，由董事长周贻春主席，下午一时余始散。”顾临辞去副校长后，协和由Maxwell、吴宪、林可胜三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负责维持，Maxwell为管理委员会主席，履行代理校长职责。Maxwell在报道中被翻译为“玛克斯·威勒”，他更常见的中文译名为“马士敦”。

1936年3月11日下午，胡适参加协和中国托事部年会。《世界日报》当日对会议有预先报道，除该条报道外，当日该报还有两条消息与协和董事翁文灏、周贻春赴会相关。3月12日再次报道该会：“北平协和医学院，本年中国托事部年会，昨日下午二时在该院C楼客厅举行。除施肇基，及顾临（Roger S.Green）在华盛顿，因道远未能到会外，其余董事：周贻春，胡适，翁文灏，刘瑞恒，张伯苓，金绍基，贝纳德（Mr.Bennett），方石珊，林行规，胡顿（Dr.Houdon）等十人均出席”。在此次会议上，胡适再次当选协和校董会董事。

1936年7月14日胡适由上海启程赴美国，出席第六届太平洋国际学会，11月上旬左右由旧金山启程归国。在美期间，胡适利用难得的机会游说洛克菲勒基金会继续给予协和大力支持。据他1936年9月29的日记，该日中午胡适在纽约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参加午宴，出席者有佛斯狄克（Fosdick）、洛宾斯汀（Lobenstine）、格雷格（Gregg）、拉托莱特（Latourette）、斯蒂文斯（Stevens）、洛克菲勒三世（Rockfeller Ⅲ）等人，皆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核心领导层，且不少人与胡适有着良好的私人交谊。在这次聚会上，胡适首先向他们报告华北现状，以回应美方对中国现状的关切，然后又谈到P.U.M.C.即协和的问题，胡适认为“P.U.M.C.的最大贡献在于集中人才与财力专办一个第一等的学校。切不可减低此种最高标准”。一方面高度肯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创建协和的伟大成绩，另一方面游说美方一如既往高标准建设协和并给予大力经济支持。显示出胡适高超的谈话艺术和对协和工作的用心。

胡适1937年2月15日日记：“协和的护士学校校长Miss Hodgman〔霍奇曼小姐〕来谈校务，谈了一点多钟。我劝她留意校中应改用中国文字，可以减低教学困难，可以提高程度，毕业后应用范围也更大。”“Hodgman”又被译为“胡智敏”，为协和护士学校校长（1930—1940），医学教育上主张重视质量而非数量。由于协和注重学生的英文教育，故胡适向她建议课堂改用中文教学。胡适对协和的护士医学教育很关注，与西方研究看护教育的人士有交往，例如1930年2月9日日记记录：“下午见美国女子Miss Goodrich & Miss Mary Beard〔古德里奇女士和玛丽·比尔德女士〕，都是研究看护教育的。”

1937年3月10日上午，胡适参加协和非正式会议。《世界日报》1937年3月10日第6版“教育界”专栏对此有简要报道：“私立协和医学院，在平理事胡适，方石珊，及该院负责人吴宪，林可胜，等数人，今日上午十时举行非正式会议，交换意见，并磋商正式会议召集时之应行事宜。该院本届托事会议，一部分理事主张在沪举行。”由报道可知，协和这次非正式会议，是为3月27日的董事会召开做准备。

1937年3月27日下午，胡适参加协和董事会议。《世界日报》3月28日有详细报道：“私立协和医学院，昨日下午二时在该院院长室举行本届托事会议，出席董事胡适，金叔初，贝诺德，张伯苓，方石珊，刘瑞恒，林行规，柏乐五，伊博恩，周诒春，胡顿等十一人”。在此次会议上胡适当选为协和执行委员会委员，胡恒德（胡顿）为副院长。会后，在北平的董事胡适、林行规、方石珊等于27日晚七点在南池子欧美同学会设宴欢迎该会外地董事，除董事刘瑞恒外，其余董事全部参加，席间对于会议未及讨论的次要事项，也交换了意见。胡适1937年3月27日日记对此也有记录：“下午协和医学校校董会开会，从两点半到七点。晚上我与林斐成、方石珊合宴协和的董事与教授、副教授等，到客五十人。”

1937年5月19日中午，协和宴请世界教育会会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副董事长孟禄，胡适参加宴会。《世界日报》对此有报道：“世界教育会会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副董事长孟禄博士，昨日正午十二时赴协和医学院应该院欢宴，出席王锡炽，关颂韬，方石珊，胡适等，至二时半尽欢而散，下午由王锡炽引导参观该院各科，五时许始辞去。”王锡炽为协和医院院长（1934—1946）。关颂韬为协和医院外科主任，是中国现代神经外科学科的先驱。方石珊与胡适同为协和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7年9月，胡适作为非正式的外交使节赴美英展开民间外交活动。在美期间，胡适依旧不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人脉为协和奔走。例如1938年3月26日记：“与□□□□久谈，同去吃午饭，久谈。我对他说，北平协和医院的政策的决定，必须想清前提，前提不能有误，前提有误，全盘皆错了。”“□□□□”原文为英文人名，底本模糊难辨，但由“北平协和医院的政策的决定”等语可推断此人应该是能够决定或影响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协和的政策制定的。再看1938年5月12日日记：“晚七点到Shelton Hotel〔希尔顿饭店〕赴协和医校聚餐，到者有两百人，Dr.Vincent〔文森特博士〕主席，席后演说者有于领事，我和Dr.H.S.Houghton〔H.S.霍夫顿博士〕，Mr.I.D.Rockefellerjr.〔小洛克菲勒先生〕。我的演说意在安慰罗氏一系的人心。”因为是协和医学院聚餐，故赴宴者皆为美方协和人员及中方在美的协和人员，胡适提到的Vincent、H.S.Houghton、I.D.Rockefellerjr.等人，皆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中的核心人物，在对协和决策中起关键作用。胡适的演说目的是坚定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华包括协和的投资信心。胡适此时还不是驻美大使，他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展开民间外交，争取美国对华支持，其中就包括对协和的支持。

胡适虽不是协和职员，但作为协和董事，一直在为协和的发展奔走呼号，称得上是尽心、称职的“协和人”。1946年胡适当选为协和董事会董事长，应该就是对他在协和工作方面所取得成绩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