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沈建中:学路烟云散记
来源:澎湃新闻 | 沈建中  2024年11月20日08:37

小引

还是一个早春的日子,读到戴燕教授《陟彼景山: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录》,随即又读了葛兆光教授《余音:学术史随笔选1992-2015》,很多文章都是重读,却有一种“群像”似的感动,不禁联想手头正在整理编辑廿年之前所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家肖像”摄影专题,限于我个人能力而把拍摄人物最初限定在1920年前出生的老辈。虽说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可《陟彼景山》访谈的极大部分老先生毕竟是一代人文学者,对我来说,千载难逢的机遇可遇不可求,如今只得为当年放弃谋求拍摄而后悔莫及。假设我能有一个安定的拍摄环境,那么我敢说,现在本书收录的可能就不止三百位前辈了,然而事实上是没有假设的。

《余音》纪念前贤的年代跨度较大,由晚清民国杨文会、沈曾植写到当代章培恒和朱维铮,16位前贤中的周一良、庞朴先生,我曾有缘为他们摄影;书中有句“马学良在精心地撰写他的《撒尼倮语语法》”,马先生曾手录彝文《祭祖经》赐下,我视为珍宝。字里行间还提及冰心、吕叔湘、费孝通、何兹全、任继愈诸位前辈;《陟彼景山》也谈及张政烺等先生,我皆为摄影。由此,这两部书在我读来更为亲切,好像多少有些敦促我把自己这项摄影专题早日整理出来。缓慢的劳作过程,颇有“往日崎岖还记否”之感,触发回想昔年访师问学种种以及立志为文坛学界前辈摄影之起因。

我生于“三年自然灾害”,长在“十年动乱”,偏偏在十七八岁赶上“新时期”,——我的求知时代,也是多数青年人喜欢写诗的年头,书刊供不应求,图书馆、新华书店、报刊门市部都为流连忘返之地,阅读就像如饥似渴的样子;从学画及至欣赏文学、戏剧、电影、音乐,乃至读哲学阅史书,五花八门样样接触,热潮、思潮、流派应接不暇,浅尝辄止地溜达一大圈。好像突然间的事,摄影一下子闯进了我的生活。当时凡文学艺术各门类一派热闹景象,适逢“五讲四美”的岁月,为学艺到处寻师访友,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的一条重要途径。现在回味,这种随意的、无功利的教与学环境,颇感热情且美妙。那些年,稍不留神就会听说某某名师、某某名家、某某高手,或是邻居或住哪个弄堂,随之造访;如在或师或友家里高谈阔论至夜半,亦不为怪。而今却少见这样佳境,也难觅如此良机。

吕叔湘(1904年-1998年),语言学家

求教琐记之一

1977年深秋,熟人吴越君见我爱好摄影,带我去拜访她住的安福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斜对面弄内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影总技师吴蔚云先生(1907年-2003年),恳请他指导我学习摄影。初次拜见,老人家温文尔雅,笑容敦厚,秀琅架黑边眼镜里透出慈祥目光;师母糯糯细语招呼我吃茶、剥糖果,我端坐又自在,也跟着吴越君以及弄内众人那样喊起“阿公”“阿婆”。去了几次,请益起来毫无拘谨,后来几乎每周都带着习作去讨教。

“阿公”家是长方大间,进门靠左临窗是八仙桌,用来吃饭和待客。右侧老式橱上方挂着越南政府颁发的锦旗,有次问起,他说,1959年就去越南帮助拍摄该国首部故事片《同一条江》;1969年胡志明主席向我国求援拍摄抗美侵略纪录片,周总理派遣我们前往,战火纷飞,几乎都穿行在丛林中摄影,要么隐蔽在小木船上拍摄沿河两岸。回国前胡主席设宴招待,亲手把奖章挂在我胸前,并授我锦旗。听他说得轻巧,可我心中一下子有了肩扛摄影机的英勇形象,惊讶道:“阿公”也从事战地摄影呵。他却说最佩服朱今明当年冒着炮火在长江岸边拍摄渡江战役纪录片,又回忆起自己与罗静予合作《抗战特辑》第一、二集和《电影新闻》第41、42号,拍摄沿途遭到日机轰炸,真是九死一生。我得知第一部直接描写抗战的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1938年)出自他执机的镜头之下。

听他谈起1940年摄制《白云故乡》,有次趴在半山坡墓穴里实拍敌机残忍轰炸扫射镜头;还说拍摄日寇投降仪式新闻纪录片的情形,他提早到达现场,准备重点拍摄敌我双方将领的特写,突出新闻性。冈村走进来,当看到架着摄影机,立刻用手扶额、挡住脸,可他早已抢拍下来。冈村走到桌前向坐着的何应钦鞠躬,何却站起来欠一下身。他很吃惊又气愤:怎么日寇投降,你还能这样呢?

作为我国第一代电影摄影师,亲历从无声片到有声片、从黑白片到彩色片、从小银幕到宽银幕的发展历程,既是电影摄影艺术家,又是电影机械专家。他告诉我,“文革”剥夺他拍电影的机会,被关在“牛棚”一年零四个月,等形势稍有放松,就去“淮国旧”淘了一架蔡司折叠相机,“靠边站”之余勤于练习,保持拍摄感觉。他常拿相机演示给我看,发觉我执机姿势有误,教我将取景框紧贴眉骨,左臂呈三角形抵胸的要领。每次传授时,喜欢在我带去的练习簿上画光位、光影和构图,一幅幅都像钢笔速写。我说正在学素描,他显得高兴,连连说这是摄影基础,也谈起自己在美丰石印局学徒时,潜心苦学绘制香烟牌上古装人物画,练就扎实的美术功底。

好多次晚上走在安福路或在华山路上等公交车回家,看着梧桐树叶在路灯映射下光影斑驳的路面,想到他早年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足迹,每前进一步克服艰难险阻的精神,让我受益终身。有次巧遇来探望他的郑先生,相谈甚欢。等客人走后,对我说:这位郑先生是我二十年代初学时的老师郑崇兰先生的公子;我在“天一”公司当学徒,外国师傅只给干杂活,便白天观察拍摄手法,趁深夜凌晨摄影机不用时,拿着废弃片头苦练技术,那时郑崇兰先生私下指导我学习,从此我就尊称其为老师。

那些年,中外老片都以“内部观摩”名目放映,“阿公”常把票给我,有时着我陪他去看。有回看完英国影片《简·爱》走出放映厅,他兴奋地对我说,摄影师水平高!色彩调子呈现和谐美感,每个镜头好像一幅幅精致油画,创造出使人着迷、令人难忘的场景;而现在有些影片过于鲜艳。我感到他对英美电影摄影用光、取景角度和画面结构很有研究,他说,年轻时常到大光明影院看文艺片,大多是美国片,出色的要看上三四遍。当时要把主角拍得漂亮,讲究修饰光,就强记在脑子里,再在拍片时摸索。我也看他从前拍摄的影片,看后去请教,他总是笑眯眯的说说过程、讲讲趣事。大约与《桃李劫》(1934年)有缘,我两次得票“内部观摩”,他说,此前拍摄近三十部影片,已逐步刻意在表现手法上趋向现实主义创作,可毕竟尚属作坊摄制模式。当应邀拍摄“电通”首部影片《桃李劫》时,在艺术形式上大胆探索,拍了半年多,而补拍时更用功,又耗时三个月。1935年在“艺华”公司拍摄《逃亡》,他提议改变棚内拟景而到塞北实景拍摄,将角色置于自然场景中营造故事情节及角色内心的风云变幻。可他说的这部得意之作,我至今都没看过,可为恨事。

一般在休息日去“阿公”家,吃过午饭出发,要换三趟车到华山路武康路站下,拐进安福路,有时先上吴越君家报到,这样起码将近两个小时。此时“阿公”恰好午休起来,而一坐又要两个小时,已是晚饭时分,“阿婆”都留我吃饭:“路嘎远,来一趟弗容易,吃夜饭时还可讲闲话。”有回,“阿公”聊到曾于吴淞看外景时在老街合兴馆午餐,对菜肴价廉物美赞不绝口。这么大老远,两位老人难以再往品尝,我即起意,到下个周日早上,拎着装有铝锅饭盒的塑料旅行袋,乘车赶到这家饭馆,经与服务员商量十点半让我提前点菜,红烧鮰鱼是招牌菜么,响油鳝糊、草头圈子、蒸扣三丝都是梆梆响的名菜,等菜上齐装妥,旋即赶去。这餐夜饭,二老惊喜之余,坚持要与我算账;我也自负干了一件讨好活儿。那晚,“阿公”兴致勃勃地回忆早年跑龙套,还正儿八经地在影片《义妖白蛇传》(1926年)中饰鹤童、《仕林祭塔》(1927年)中饰许仕林,讲了表演门道儿,我听得很是高兴。请益既久,我觉得“阿公”性格极好,谦和稳健,虚怀若谷,遇到尴尬人事总是笑笑而过。有回偶然笑谈旧事,从前“天一”公司使用的收音机是请他仿造的,老板言明付一千元,可拖拉没付。后来“艺华”老板急于邀他加入,拍胸说“这一千元我来付”;一直到他离开“艺华”还迟迟不付,无奈一笑了之。有时,我会想到他的豁达,在他的电影生涯里辗转太多的摄制组,尤为自律,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大家。

初去请教时,他刚“归队”,1978年春末,他在五号棚复出拍摄歌剧片《江姐》,十分动情,对我说掌机时,常想起两位老友应云卫、罗静予在“文革”中惨死,很珍惜重新站在摄影机旁。这年初冬一个北风呼啸的下午,他带我去厂里看这部新片试映,放映室内编导演员荟萃一堂,他带着我坐最后排,放映前导演黄祖模硬拉他到前排入座,并带领鼓掌表示敬意。那正是我年少易兴奋期,一周后去见“阿公”时,仍沉浸激动之中。他一如往常和风细雨般地说,拍电影要注意合作,不能骄傲;又强调说,为人处世不能骄傲,摄影创作更不该骄傲。前句我很能接受,后句有点困惑,因另有说法:做人不可骄傲,而艺术创作要张扬、有霸气。至今记得,就是那次他用极为欣赏的口气,谈及日本小津安二郎那种平和的拍摄手法,其镜头感处处显现谦逊格调。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小津的大名,约过二三年后我才观看到其作,确实不同凡响。再过若干年我方有点觉悟出“阿公”此语的意味,是深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