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长新”的“欧阳山现象” ——在中国新文学史延长线上重读欧阳山
在中国新文学史的历史延长线上，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经典化意味的文学大师和文学经典品质的作品。在既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框架下，“鲁郭茅巴老曹”，“十七年文学”中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以及新时期以来的莫言、张炜、贾平凹、陈忠实、铁凝、路遥、王安忆、韩少功、刘震云、刘庆邦、刘玉堂、赵德发、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迟子建、毕飞宇等“50后”“60后”作家作品，成为经典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具有重点代表性的作品，从而进入各个不同的文学史叙述版本之中。
201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面世，较全面地展现了新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准和巨大影响力。其中不仅有我们熟悉的作家，如铁凝、陈忠实、金宇澄、刘慈欣等，也有一些早期的作家作品，如欧阳山的《三家巷》、郭澄清的《大刀记》、冯德英的《苦菜花》等“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作品。时间是文学作品的试金石，为什么时隔数十年以后，欧阳山、郭澄清等作家的作品能够入选具有很高含金量的“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作为广东文学代表作家的欧阳山，其作品的影响力有多大？如何看待欧阳山在百年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价值和意义？这不仅关系着广东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中的地位、价值和意义，而且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十七年文学”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的内在发展脉络、情感结构和价值评价的整体性问题。
因此，从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的大历史视域来认识和思考欧阳山一生的创作道路，重新审视和探究欧阳山的审美理念、创作路径、精神转向以及他与同时代人的精神交往和文学活动，进而在整体上呈现欧阳山的创作风貌、独特个性及其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启示，乃至认识和思考百年中国革命与建设史中的岭南文学独特价值，思考广东文学在整个中国新文学中的独特性存在，探究新时代广东文学所应承担的新价值、新功能，都具有极为重要、迫切而深远的现实性意义。
一、横跨两个时代、三个时期的20世纪作家
在百年中国新文学史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有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分期。而当代文学又分为“十七年文学”（1949—1966）、新时期文学（1976—2012）和新时代文学（2012年至今）[1]。因此，有很多作家，我们称之为现代作家，如鲁迅、郁达夫、徐志摩；而另一些作家，我们称之为当代作家，如梁斌、郭澄清、路遥、贾平凹等。这固然是从创作时间角度以1949年来进行分期的。当然，也有一些作家，如茅盾、曹禺等，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创作量较少，而更多地被视为现代文学经典作家，因为在现代文学史上这些作家就已经奠定其重大影响力并达到了创作的巅峰状态。赵树理、孙犁等一些延安解放区作家，在1949年之后依然创作出了一些经典作品，如《三里湾》《风云初记》等进入了当代文学中的“十七年文学”。但就其创作整体而言，重心和影响力依然在现代时期，所以学术界更多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中论述其价值意义。显然，在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延长线上，欧阳山是溢出这些类型之外的独特性存在。欧阳山的文学创作不仅开始得早，即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文学创作，不久就形成了初步审美风格和文学审美理念，而且文学创作持续期比较长，在不同历史转折期都有着不同艺术风格并产生广泛影响的代表性文学作品问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阳山是横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在现代时期、“十七年文学”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三个时期都有具代表性和较大影响力作品的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作家。
早在1924年，欧阳山的短篇小说《那一夜》就发表在茅盾先生主编的刊物上。1927年，鲁迅先生到中山大学任教，作为文学青年的欧阳山就与他有了实质性的文学接触，得到了鲁迅先生的亲自指导，逐渐走上了革命文学的创作道路。20世纪40年代，欧阳山与草明得到毛泽东的多次接见，参加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在1947年创作出轰动一时的，以解放区农村合作社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高干大》。这个时期欧阳山萌生了书写中国现代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文学理想。在“十七年文学”时期，欧阳山创作了《三家巷》和《苦斗》两部长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愿望。[2]《三家巷》当时在《羊城晚报》连载，一时“洛阳纸贵”。这部作品给欧阳山带来了新的、更高的声誉。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欧阳山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一些作品也遭到了批判。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欧阳山不仅继续关心文艺发展，而且亲自上场，继承鲁迅杂文的文学形式，以一种文学战斗者的精神品格创作了名为《广语丝》的杂文，建构了属于欧阳山的第三个文学创作高峰。[3]因此，日本现代文学研究者阪口直树在致欧阳山的信中说：“欧阳山这个作家，除了‘一代风流’以外，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还有解放后到现在，一直继续给人质量相当高的许多作品，这样的作家在现在的中国真难见的，我相信。”[4]
二、敢闯禁区、打破“十七年文学”审美局限的革命作家
在中国新文学史的延长线上，学界有一个大致的共识：“十七年文学”涌现了一批“红色文学经典”，有着共同的革命美学的审美品格，创造了一批社会主义革命者和建设者的红色人物典型形象。与此同时，因为时代的审美局限，一些文学作品也出现了革命叙述模式化、概念化、单一化，人物形象缺少人间烟火气，呈现出情感缺失、人性深度不足等问题。基于此，一些研究者对“十七年文学”存在某种审美“偏见”，以至于在文学史研究中，对“十七年文学”评价出现忽高忽低、不断“翻烧饼”的状况。
事实上，一些影响力较大的“十七年文学”作品，如梁斌的《红旗谱》、孙犁的《铁木前传》、赵树理的《三里湾》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塑造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中，尽管对书中人物有关于爱情、家庭婚恋方面的书写，但在塑造主要人物邓秀梅时，依然存在着某种故意回避和“紧绷着”的写作状态，如邓秀梅对丈夫的思念之情一直处于压抑和遮蔽状态。柳青的《创业史》中梁生宝与徐改霞的恋爱，始终不逾矩，感情的高潮也不过是梁生宝突然涌上来一种爱的感觉而想抱抱改霞，但是坚定的党性及时阻止了这种世俗的感情。以至于后来的革命现代京剧中，就连这样的恋情也不再出现，仅仅剩下直入云霄的革命豪情了。这就是“十七年文学”审美叙述所存在的情感禁区现象。
在这样的时代审美理念局限下，欧阳山在“十七年文学”时期创作的《三家巷》打破了这种审美理念的局限和情感叙述的禁区，从“古今中外法”成功的文学审美经验出发，继承“东西南北腔”文学叙述话语的基础上，创造了“十七年文学”的审美新书写，让读者读到了具有“另一种形式和审美风格”的“十七年文学”，从而丰富、深化和创建“另一种可能”的“十七年文学”。
欧阳山的《三家巷》打破了以往的情感禁区，书写了关于友情、爱情和亲情的“有情的文学”，建构了一个充沛的、丰盈的、立体的、多元的情感世界。“我等盟誓：今后永远互相提携，为祖国富强而献身。此志不渝，苍天可鉴。”[5]《三家巷》开始部分就讲述了三家巷一群朝气蓬勃、青春烂漫、满怀憧憬的应届中学毕业生——不同家庭出身的七个“革命青年”，以“盟誓”“换帖”的方式来表达深厚的友情和对国家应担负的责任。周铁匠与妻子对儿子周炳的亲情、周炳与哥哥的兄弟情都无比真挚动人；更不用说周炳与区桃的爱情，贯穿《三家巷》小说的始终。“那痛苦，他觉得比海要深。那寂寞，他觉得比死还难以忍耐。那悲愤，就像那天上的云，空中的风，水中的浪，呼啸飞腾，汹涌澎湃，永远平静不下来。后来无意之中，他掏出区桃那张旧照片来，呆呆地看了半天。”[6]区桃不仅让周炳平静下来，而且给予他希望、勇气和乐观。而更为复杂的情感关系是，陈文娣、陈文婕、陈文婷、胡杏等女性对周炳都颇有好感。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小说叙述框架、人物命运的发展和多样性情感结构提供了丰富、宽广、纵横交错的审美空间。正因为如此，《三家巷》小说建立了与以往“十七年文学”截然不同的审美世界，建立了突破“十七年文学”情感禁区的、有情的文学世界。
欧阳山的《三家巷》还打破了人物形象塑造的禁区，塑造了美的、有情有义、有缺点和局限的人物形象，打破了以往坚定、正确、没有缺点的崇高革命形象塑造模式，塑造了一个能够不断修正自己局限和缺点的、成长中的革命者形象。“长得很俊的傻孩子”——《三家巷》小说第一章的名字，就毫不隐晦地点出主人公的“美”，而且是“很俊”的美：“惟有那小儿子周炳，却是一个奇怪的人物。他今年才十二岁，可是长得圆头大眼，身体壮健，已经和他大姐周泉差不多高。凡是见过他一面的人，没有不说他英俊漂亮的。”[7]毫无疑问，从小说一开篇，《三家巷》的审美叙述风格就已经溢出了“十七年文学”的审美框架，而直接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打通了——周炳的外在美和心灵美，直追《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当然不同的是，周炳有着贾宝玉所没有的新追求——去做一个追求解放、自由、斗争的现代革命者。
从整体上看，欧阳山的《三家巷》建构了一种新的革命叙述理念，打破了以往的革命叙述模式，即以“失败的”革命过程与“慢成长”“苦难中成长”的英雄形象建构，来呈现从失败到成功，从有缺点的普通人到成长为革命英雄的“曲折过程史”的新叙述理念与叙述模式。正是这种“失败的”革命过程、“慢成长”与“苦难中成长”的英雄形象建构，以及“曲折过程史”的新叙述理念与叙述模式，才能很好地呈现自孙中山以来中国历次现代革命起义的失败、挫折及其蕴含的不屈不挠的艰难革命正义，才能吻合从底层苦难和重重压迫中成长起来欧阳山的生活认识和革命思考，让人物形象焕发出与生活、与困难、与反革命势力搏斗的生命激情和拷问灵魂的精神深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三家巷》获得了“有着《战争与和平》的广阔，有着《红楼梦》的旖旎”“创造出属于欧阳山的独特的典型，独特的灵魂”[8]的高度评价。
欧阳山的《三家巷》改变了以往我们对“十七年文学”时期的认知。“十七年文学”绝不是单一的叙述模式、单调的情感叙述方式，而是有着更为复杂、多样、深刻的文学理念和文学经典性品质。事实上，“十七年文学”中不仅仅欧阳山有这样的审美理念和文学书写，曾经的革命战友和伴侣、著名作家草明就在《火车头》《乘风破浪》等长篇工业题材小说中，塑造了具有丰富情感内涵的人物形象，以工笔细描的方式书写了延安时期革命者缠绵浪漫的动人恋情，以及在新工业建设中复杂的情感困境，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十七年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和情感世界。
三、“欧阳山现象”：创作出众多有轰动效应的现象级别作品
“稍为关注欧阳山的人，关注文学评论的人，都不难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我称之为‘欧阳山现象’。这个现象，是欧阳山同时代的作家所没有的，只发生在欧阳山身上。这就是欧阳山每一部重要的作品，或者可以说是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在文坛上引发一场或大或小、或长或短的争论，而且大都没有定评。”[9]这是欧阳山研究专家李天平在自己的专著自序部分中的一段具有深刻审美体验和独特阅读感受的话语，较好地传达了欧阳山的一个极为特殊、重要的精神品质——欧阳山是一个敏锐感知时代风云热点与大趋势、具有较高审美叙述技术和独特审美理念的，有创造性、思想性、审美性的作家，是引领审美风潮的文学大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阳山在广州组织左翼文学运动，编辑出版《广州文艺》。这些关于广州底层生活的文艺作品，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以致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杂志被取缔，人被通缉。在欧阳山名气还不太大的时候，其文艺作品与底层民众就构成了精神共振的关系，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影响。
1942年，欧阳山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1944年6月30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欧阳山的速写《活在新社会里》，毛泽东看后大加赞赏。1948年，欧阳山的长篇小说《高干大》出版，并被列为华北地区区级以上干部必读书目，引起很大的轰动。如何看待《高干大》中高生亮的形象？对于合作社中出现的问题如何分析？对于干部中的工作分歧和局限如何评价？这些都是当时的热点问题。可贵的是，欧阳山直面延安解放区成立合作社这一新事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局限以及其中的保守主义问题，把矛盾、问题、斗争焦点呈现出来，引起了解放区干部、群众等众多读者的关注、思考和喜爱。“他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人，也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真有其人的人，他不是一个负了很重要责任的人，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然而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可爱可敬的人，一个从贫瘠的土壤生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他关心群众，联系群众，处处为群众打算的思想性格是永远不会过时”，“是万古长新的”。[10]显然，“欧阳山的自评，是真实的、诚恳的，言之不假”[11]。
而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三家巷》，更是欧阳山文学作品的创作高峰和接受奇迹。30万字的《三家巷》，在当时，与之相关的批评文字和肯定的文字就已达到300万字[12]。这足以构成一个值得关注、研究和思考的接受史奇迹。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接受史和研究史的奇迹和高峰。
欧阳山在“十七年文学”时期创作的小说《乡下奇人》，同样是一部引起热烈关注、激起批评波澜的作品。《乡下奇人》中的“奇人”，是主人公赵奇：“今年三十六岁，身体魁梧，办事认真。他是全真拱小队最好的劳动力，又兼着民兵队的队长，从土地改革的时候起，就是本村的根子，以后历次运动，他都站在前头。”就这样的一个“站在前头”的革命“根子”，“常常爱跟人抬杆子”。[13]这样故事就来了：1959年底，“反对右倾保守思想”[14]，生产队定包产计划的时候，一向“站在前头”的赵奇提出了最低的包产计划，从而引发了一场场“争吵”。不同人物的个性、时代背景、生产现实构成了一场岭南乡村的轻喜剧。小说透露出作者对历史、现实、时代的独特理解和深刻观察，在诙谐幽默中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改革开放初期，欧阳山针对国内文艺界存在的文艺争鸣困乏、崇拜金钱、文学史书写扭曲事实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后来被结集为《广语丝》出版的杂文，成为一股难得的文艺清流。《争鸣苦》《臣民与顺民》《顶风船颂》《当代杞人十忧》《鲁迅真神人也》等诙谐幽默而又有着战斗气息的文章，一看文章标题，就耐人寻味，自然引起了文艺界的极大关注，并引发了争议，乃至收到匿名读者来信挑衅。“近来拜读了您发表的一系列火药味浓浓的革命大批判文章，得知您老尚健在。广大读者都很关心您，您在极‘左’路线横行的年代曾惨遭口诛笔伐，心上、身上都伤痕累累，您在当年留下的伤痕，现在还疼吗？”[15]这份署名“郑州市一青年读者”的来信，挑衅性地请欧阳山谈谈“三十年媳妇熬成婆”的理解与感受。这样的来信，自然是一下子激发了欧阳山的创作激情和斗志。“读了这封信，我不免有点儿心花怒放。”终于有人关注了，“看到这封信，又知道这些小文章还能得到年轻朋友的关怀，真是万幸，真使人安慰”。[16]欧阳山从容回复道，自己本来“大可以默尔而息，颐养天年，与世无争”，但是，“我看见文艺界变成了一家独鸣，万‘马’齐喑的局面”，“无可奈何，才不得已借《广语丝》的题目，借以叱咤‘双百’方针仍然健在。……余岂好斗哉？余不得已也！”[17]读者从中读到了一个对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矢志不渝，勇于与各种不良思想、精神战斗的革命战士的文艺情怀与使命自觉，读到了欧阳山对鲁迅战斗精神的自觉传承。
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广语丝》成为欧阳山文学创作的新高潮，又一次创造了现象级别的、依然闪耀着深刻精神光芒的文艺精品。
四、“文学广州”书写：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南天一柱”
在近现代，广州是中国现代革命的发源地；在新时期，广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行区；在新时代，广东更是承担着中国式现代化示范区等重要功能。从百年中国新文学史延长线来看，广东文学与广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有着内在的呼应关系。广东文学就是百年中国社会变革在岭南的审美书写者和历史建构者，而欧阳山就是百年中国新文学史的见证者和书写者。事实上，尽管曾经辗转上海、重庆、延安、香港等地，但在每个重要时期，欧阳山都有关于广东的文学书写，都有与广州这个城市紧密相连的文学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州是欧阳山从未离开的审美窗口，是欧阳山文学世界的审美原点，而“文学广州”则是欧阳山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之一。
欧阳山从小生活在广州，最是熟悉广州底层民众。“我念小学的时候，和我的养父、养母生活在一起。……我们很穷，他们也很穷，咱们的亲戚、朋友，左邻、右里都很穷。”[18]正如老舍一样，来自现实生活底层的“生命苦汁子”深深教育、影响欧阳山对世界、现实和生活的认知和思考。欧阳山最早投稿并发表的短篇小说《那一夜》就讲述了广州底层青年人的绝望与悲哀，以及无声的、悲愤的抗争之情。他的文学创作一直从广州的现实生活出发，有着深厚的生命体验。20世纪30年代左翼运动开始兴起。“在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在郭沫若提倡革命文学、鲁迅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带动下，我决心抛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世界、人生，从事文学创作。”[19]1933年，欧阳山与龚明、易巩、草明等人编辑出版《广州文艺》等普罗文艺刊物。可贵的是，欧阳山舍弃了欧化的语言表达方式，采用粤语方言进行文学写作，以此来打通文学作品与底层民众的语言隔阂，取得了很好的文学接受效果。这些刊物，“曾经直接送到一般工人、店员和太谷洋行码头的罢工工人手里。工人们高兴极了”[20]。而这源于欧阳山对广州地方文学创作的自觉，“在《广州文艺》上，我提出了粤语文学的主张，就是用广州话写作品，给广州的人民大众欣赏”[21]。而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愤怒”，扼杀了这些用广州方言出版的刊物。“粤语文学”无疑是一种极有创见性、革命性和启示性的文学语言革命和精神思想革命。这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有着独特的思想光辉，对新时代文学方言写作、地方文化建设有启示意义。
欧阳山不仅倡导“粤语文学”，而且身先士卒，亲自参与广东文学的审美书写。欧阳山早期的作品很多都是关于“广州故事”的地方历史文化建构。“广州”不仅体现为人物的空间性存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主人公命运和故事架构的内在逻辑。渣甸公司、沙面岛、白玉兰树、疍家女人、琼州人、比利时洋酒公司、红毛鬼、英国小主人，小说《杰老叔》布满了“广州气息”，言说着那个时代的“广州故事”。显然这个“广州故事”是与十里洋场“上海故事”截然不同的，其体现为一种广州底层民众的“无产者广州”视角、情感和革命性立场。欧阳山的“广州故事”为中国城市文学提供一种新的类型，即不同于以往的海派文学城市书写的底层的、民俗的、革命的广州城市书写。
近百年来，广州的文学空间建构和书写中特别成功、丰富、细腻，深具民俗风情和地域文化的作品，无疑是欧阳山的《三家巷》。广州真实的城市街道、曾经发生的历史大惨案与革命英雄战士、地域文化与民俗风情等广州所特有的地方性因素，都在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中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这七月初七是女儿的节日，所有的女孩子家都要独出心裁，做出一些奇妙精致的巧活儿，在七月初六晚上拿出来乞巧。”[22]就是在“乞巧节”上，区桃不仅美得出众，引得众人来看，而且展示出了不同寻常的心灵手巧：“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整个南关的摆设，就数区家的好。”[23]在“幸福的除夕”日，“陶街”上有一群“逛街卖懒的少年人”，周炳和区桃来到了“花市”：“那里灯光灿烂，人山人海。桃花、吊钟、水仙、蜡梅、菊花、剑兰、山茶、芍药，十几条街道的两旁都摆满了。”在这些节日的描写中，欧阳山不仅展示了广州这个城市空间的民俗文化，而且在地域空间文化的烘托和情节发展中塑造了人物形象的不同性格特征，建构起了“文学广州”的不同面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三家巷》创造了“无人不谈《三家巷》”，无人不关注周炳的，堪比四大名著的阅读高峰[24]。时至今日，《三家巷》已经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地方戏等不同文艺形式，依然向我们展示其独特、不凡的经典性品质，依然深受当代广州人的喜爱。
作为广州土地培育出来的作家，从一开始，欧阳山就倡导粤语文学，开启粤方言文学创作，而且把广州地理、民俗、人文、风情融于创作之中，有着浓郁的“老广的味道”。在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学大师接触和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家的直接领导的过程中，欧阳山确立了普罗文艺、革命文学理念和革命美学思想。所以，在欧阳山的《七年忌》《前途似锦》《三家巷》等作品中，我们读到了地理广州、民俗广州、南国风情的广州。而更为重要、深刻、关乎地域与民族历史记忆和城市生命情感的是，欧阳山通过周炳、区桃等人物形象的书写所建构起来的“革命广州”“历史广州”“红色广州”，复活了“英雄城”的广州历史记忆，即建构起了一个立体全面的、具有情感结构内蕴的“红色广州心灵史”。而《红花冈畔》则直接描写“广州起义”这一革命事件，进一步丰富了“革命广州”的历史记忆书写。而在历史记忆已经遥远的21世纪的今天，在如何向当代青年讲述革命的新历史语境下，欧阳山所建构的多元“文学广州”，尤其是“革命广州”更显亲切、珍贵和独特。
事实上，在广州解放后，欧阳山就以广东文艺界各项文艺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建设者，领导、开拓乃至亲自参与了广东文艺的各项艺术实践，成为新中国岭南文学的开路人和奠基者。尤为可贵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欧阳山更是以鲁迅为榜样，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亲历者和实践者来要求自己，秉承战斗者的战斗精神，奋战在捍卫社会主义文艺思潮的第一线，始终为广州文艺、时代文艺发展发声，提出“关于文艺改革七条意见”[25]，真正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阳山就是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南天一柱”。
结 语
“古今中外法，东西南北腔”[26]，这是欧阳山对自己文学理念及其文学创作艺术风格特征的自我阐释与总结。显然，欧阳山的总结是一位经历20世纪革命历史风云的作家的生动呈现，也是一位具有深刻艺术探索意识、传承与创造转化意识的作家的审美发现和文化自觉。事实上，我们对欧阳山的文学观、审美理念、创作经验、艺术风格、革命美学、精神交往、文艺贡献等方面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欧阳山文集》现有300万字，而事实上，欧阳山的文学创作有1000多万字，还有大量的文学作品没有收进来。目前研究界对欧阳山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几部有限的经典性作品，而对于欧阳山大量前期作品的研究是很不够的。欧阳山创作审美如何转变？各种手法如何交融？如何创作出《三家巷》的？都需要进一步深入和拓展。
欧阳山是一位创作理念超前，有着审美探索意识的作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欧阳山就开始了象征主义的尝试；30年代欧阳山倡导粤语文学并身体力行创作，及后提出“至情主义文学”；40年代欧阳山开始了农业合作社长篇小说书写，而大规模农业合作社文学在50年代后期才进入创作高潮；“十七年文学”时期，文学形成现实主义审美禁区，欧阳山一部《三家巷》冲破了禁区，引来众多争议；新时期，欧阳山开启了《广语丝》写作，对一些不良文艺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引发极大关注。而事实上，这仅是目前研究界对欧阳山价值挖掘、发现的一部分。欧阳山审美风格及其独特价值，依然需要在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延长线上，全方位、立体化地研究，才能得到有效呈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总结中国现代革命文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内在审美规律和思想价值而言，欧阳山有着极为深刻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正是因为这种超前的审美探索性而引起极大共鸣，构成欧阳山作品的经典性品质。当然，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欧阳山这种超前与探索性带来了争议，乃至批评，不被时代环境所理解，而陷入了某种“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的“寂寞”窘境之中。
金子可以被埋没，但优秀作家及其优秀作品的精神光芒终究无法遮挡。当代文学史家陈思和在谈论欧阳山的《三家巷》时，就不无感慨地说：“现在欧阳山先生已经作古，《三家巷》也永远不会再有修订的机会了，但我想，它留给当代人的精神遗产，以及引起毁誉争论，大约都会延续下去，并影响着未来。”[27]陈思和的话语无疑是具有精神预言意义的价值。的确如陈思和先生所言，近年来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等不同地域高校研究生以欧阳山为学位论文开展最新研究，就是新一代欧阳山研究的传承和拓展。在百年之后，众多的阅读者、思考者在文学艺术之途与欧阳山相遇，成为跨越时空的精神知音和思想对话者。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在新文学的历史延长线上，欧阳山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审美理念及艺术风格追求的“弄潮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