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阴真经》文献学
在金庸“射雕三部曲”中,《九阴真经》是掀起江湖风云的第一武功秘籍。从叙事角度来看,它是连接江湖儿女、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道具。倘若转换视角,站在经书自身的角度看,关于它的产生、传播、流衍,于书中多见阐发,此间过程之复杂、形态之多样、细节之丰富,足以在武侠世界自成一门专书“文献学”。金庸小说主要经过两次修订,本文概以“世纪新修版”为准(以免繁琐,引据原文均省略页码),在关键情节上则酌情对照旧有版本(连载版、三联版),以显示文本异动之细节。
成书考:作者·语言·撰写时间
《九阴真经》的诞生,新旧版《射雕英雄传》(后文省称《射雕》)记载互异。连载版曾将作者设定为达摩祖师,此后则改为黄裳。特意请出达摩充任作者,除了考虑到他的禅宗始祖身份,在传说中亦具有极高的武学造诣,就故事本身而言,更为《九阴真经》中难解的“梵文”预设伏笔。不过若《九阴真经》作者为达摩,那么文中显著的道教色彩又当如何解释呢?盖以此故,金庸将作者改为黄裳,并特别补述了《九阴真经》成书的经过。
黄裳实有其人,乃是活跃于北宋晚期的著名学者。《射雕》书末,附有金庸《关于“全真教”》一文,略及其人事迹:
黄裳,字晟仲(按:应作“冕仲”,金氏误),人称演山先生,福建延平人,高宗建炎三年卒,年八十七。《演山先生神道碑》中说他:“颇从事于延年养生之术。博览道家之书,往往深解,而参诸日用。”
参阅《射雕》书中周伯通的转述:宋徽宗政和年间,皇帝下令“遍搜普天下道家之书,雕版印行,一共有五千四百八十一卷,称为《万寿道藏》”,当时皇家委派的刻书人便是黄裳;由于害怕刻错字,黄氏便“一卷一卷地细心校读”;而就在校刻《道藏》的“几年”中,他竟“无师自通”成了武功高手。关于这部《万寿道藏》编纂、刻印的真实历史,金庸向读者指明读书路径,称:“近人陈国符先生《道藏源流考》中考证宋徽宗访求天下道教遗书刻板的经过颇详。”虚虚实实,可堪玩味。
既有校刻《万寿道藏》的经历为黄裳的道家修养背书,转头来看《九阴真经》中“梵文”的设定。金庸在新修版《射雕》中,特借一灯大师之口详加说明:
此中原委,我曾听重阳真人说过。撰述《九阴真经》的那位高人黄裳不但读遍道藏,更精通内典,识得梵文。他撰完真经,下卷的最后一章是真经的总旨,真经最高秘奥,全在总旨之中,前面所有难以明解的关锁,总旨乃是钥匙。他忽然想起,此经倘若落入心术不正之人手中,持之以横行天下,无人制他得住。但若将这章阐明最高武学的总旨毁去,总是舍不得,于是改写为梵文,却以中文音译,心想此经是否能传之后世,已然难言,中土人氏能通梵文者极少,兼修上乘武学者更属稀有;得经者如为天竺人,虽通梵文,却不识中文;中华人士如能通识梵文,武学又高,此人就不至为奸恶小人。他如此安排,差不多等于不欲后人明他经义。因此这篇梵文总旨,连重阳真人也不解其义。
由此可见,“梵文”是小说中黄裳的必备技能,而“梵文”在真经中特“以中文音译”,则是出于双重加密考虑——对天竺人来说,中文是密语,对中土人来说,梵文是密语,若有读者梵、汉皆通,还要达到一定武学修为,才能真正勘破文字背后的“最高奥秘”。
黄裳撰述《九阴真经》的原由,他本人业已“写在经书的序文之中”。不过小说但言经书有序,却未载录其文。至于经书撰作的始末,则在《射雕》中由周伯通之口辗转道出:彼时在黄裳治下突然出现了“摩尼教”,或称“明教”,“据说是从西域的波斯胡人传来的”;黄裳受徽宗之命,派兵剿灭此“邪魔外道”,但这些教徒的武功极为古怪阴毒,黄裳不是对手,便在暗中记住了敌手的“一招一式”,待“想通破解的方法”再去报仇;可是当他想通破招,已经“几十年”过去,曾经的敌人几近凋零,因此他“将所想到的法门写成了上下两卷书”,是为《九阴真经》。陈国符先生在研究中提到,南宋时已有明教中人散布“伪经”,假托是前代黄裳监雕,教人误认为“伪经”出自《万寿道藏》。如此看来,“黄裳”与“明教”在虚实两个世界里都有着不浅的缘分。
小说并未明言《九阴真经》的成书时间,或可根据周伯通的说辞粗略推算。黄裳于徽宗政和年间校刻《道藏》,待武功练成已历“几年”,此后不敌明教、独自修炼,又过去了“几十年”;又说,黄裳遍阅《道藏》,“苦思四十馀年”,终于参透武功破法。按“政和”(1111-1118)凡经八年,继而“宣和”(1119-1125)又历七年,此后钦宗“靖康”越两年(1126-1127)而北宋亡。由此推知,《九阴真经》理应撰成于靖康乱后,约莫在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历史上的黄裳已于南宋建炎三年(1129)卒,诚难见证经书的诞生,但其人享有八十七岁高寿,且亲历世变,这或许又为其小说形象历久弥坚、神功大成,并熬死对手、独孤求败,寻得一定事实依据。
传衍考:文本·记忆·“活经书”
《九阴真经》撰成之后,黄裳将其秘藏,“数十年来从未有人见到”。后来不知何故“忽在世间出现”,引发武林人士竞相争抢,为之丧命的英雄好汉“前前后后已有一百多人”。尔后王重阳组织了首次“华山论剑”(按新垣平考证,此次“华山论剑”的时间在1195年),经过比试,“天下第一的武学秘笈”最终被“武功天下第一”的王重阳收入囊中。自此以后,经书开启了复杂的传衍历程。
王重阳的武功已是天下第一,“他要得到经书,也不是为了要练其中的功夫”(郭靖语),而是为武林免除祸害。换言之,王重阳得经,并非是为传经,反倒是为了限制经书流传;甚至在他临死时,一度想要“焚毁经书”,但念及“前辈毕生心血”,始终无法下手,只能禁止全真派弟子练经,并将经书托付给周伯通。既不舍毁经,又不能传经,最好的处理办法莫过于“藏诸名山”——此谓藏于通俗意义上的名山,性质介于毁弃与庋藏之间。此后便上演了周伯通欲将经书藏诸雁荡山,途中偶遇黄药师、冯衡夫妇的桥段。
彼时,黄、冯夫妇求借经书一观,周伯通不肯,却误中巧计,竟被冯衡默记了去。冯衡对“武学一窍不通”,但记忆超群,先“花了一个多时辰”,将“两本厚约半寸的册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又用“一盏茶时分”读罢第二遍,旋即谎称这只是“一本江南到处流传的占卜之书”,她“五岁时就读着玩,从头至尾背得出”,还料定周伯通未曾妄读经书,故意让他抽取其中段落发问,果然无不中的。
冯衡的强记,形成了一个《九阴真经》的“记忆本”。此后,她将此“记忆本”默写出来,又形成一个“笔录本”,分上下两本。因此黄药师一再强调,自己读过的《九阴真经》只是冯衡的笔录,绝对未曾寓目周伯通手里的“真”经。其书之所以分上下两本,自是因为黄裳所创《九阴真经》本就分为上下两卷,且两卷内容不同,此与“内容决定形制”的文献基本原理正相吻合:上卷载有归元养气之类根基法门,下卷则多为武功招式与破解之法。冯衡笔录本告竣后,陈玄风趁黄药师揣摩经书上卷之际,窃走下卷。
冯衡一度尝试将下卷默写出来。然而,她本就不明经文意思,当日只是“一时硬记”,时过境迁,中间又读了些诗词闲书,致使“记忆本”已破碎不堪;加之此时她已怀孕八月有馀,故在苦苦思索、默写出七八千字后油尽灯枯,同时诞下黄蓉。冯衡因经书而死,黄蓉因经书而生,这导致黄药师对《九阴真经》,尤其是下半本,产生极大执念。黄药师一面威逼周伯通交出真经原书,想在冯衡灵前焚烧;一面试图“凭着一己的聪明智慧”,补下卷武功之亡。
关于经书上下卷内容的区分,仍须申说。彼时“黑风双煞”横行江湖,令人误以为《九阴真经》记载的都是阴毒功夫,实为大谬。陈玄风偷得的下卷,开头所记武功是“用来给人破解的”,亦即“九阴白骨爪”“摧心掌”之类招式。虽然“双煞”自知书中载有高明的破解之法,但因破法须以上卷所载道家内功为根基,是故无由更进一步,只能挑那些无需内功基础,能够硬练速成的邪法来修炼,仿佛手持错题集却只学会错误的解法。周伯通说“邪法易练而破法难通”,确为通晓真经全书结构后的精审发言;但他嘲笑“黄老邪的徒弟,也多半是大邪小邪,他们不学破法,却去学了邪法”,则不免将好人歹人一并冤枉。归根结底,是文献不全才导致武功练反,是所持文本存在限制,而非思想出了问题。
及至“双煞”碰上“七怪”,陈玄风被郭靖意外刺杀,遂使零馀的梅超风更难谋得上卷,无法修炼内功诀窍。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除了马钰无意间教了梅超风“一句内功真诀”,她只能“强修猛练”,终致走火入魔。当此之时,竟是十几年来苦苦寻觅的“杀夫仇人”郭靖勉强充当解人,凭借少时随马钰学得的玄门内功法门,向梅超风透露机要。历经峰回路转,马钰与郭靖或许无法想象,他们未曾触碰《九阴真经》,却已懵懂地成为经文的“阐释者”,间接地“使人昭昭”。
王重阳严禁全真弟子修炼《九阴真经》,然而周伯通手拥秘笈“十余年”,“爱武如狂”,天性好奇,自然也“极盼研习”书中的“奇妙法门”。郭靖并非全真门人,练经不算犯禁,于是周伯通便设法将《九阴真经》暗相传授。经过周伯通的“说经”,经书所载武功“渐渐移到郭靖身上”,郭靖却蒙在鼓里、浑然不知。在此过程中,周伯通也“不知不觉地把经文深印脑中”,无意学武但“奇功自成”,此后自行推演出了“空明拳”。
周伯通传授经文时,刻意跳过阴毒功夫,只教“正路武功”,但教到“摧坚神爪”之法,因与梅超风的邪功接近,还是令郭靖心生疑窦。解释经典时常有所谓“错进错出”现象,此处堪为一典型。真经原文为:“五指发劲,无坚不破,摧敌首脑,如穿腐土。”周伯通认为:“梅超风见不到真经上卷,不知练功正法”,所以“不知经中所云‘摧敌首脑’是攻敌要害、击敌首领之意,还道是以五指去插入敌人的头盖,又以为练功时也须如此”。后来欧阳克得阅经书,也发觉此处文句怪诞。其实,有经验的读者就算不参看上卷经文,大抵也不会不解此中简单的譬喻,可见对文句望文生义的“误读”,有时不必归咎于文献的残缺,而当自省文化的不足。
不过话说回来,鲁钝如郭靖者,竟能成为完美的“活经书”。《九阴真经》下卷的最后一段也是最有记忆难度的一段,“有一千余字全是咒语一般的怪文”,如“摩诃波罗”“揭谛古罗”“哈虎文钵英”之类,“浑不可解”(此段怪文新旧版有所调整)。聪明人若“追究经文意义,定然背诵不出”,反而郭靖全不理会意义,凭着“一股毅力狠劲”,“整整硬记了差不多十天”,最终将这一大段“诘屈诡谲的怪文”牢牢记住、“一字无误”。鲁钝者死命硬记在脑中的“记忆本”,常比某些擅自动念者经手过的版本更为可靠。
不久之后,郭靖脑中的“记忆本”便得以与纸本互相校雠。黄药师为了考察同来求亲的郭靖、欧阳克二人,不惜拿出新从梅超风处收回的冯衡手书《九阴真经》下卷,让两位后生“同时阅读一遍,然后背诵出来”。郭靖虽已熟背经文,这次却是首度“经眼”文本,当读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时,甚至认不得“骋”字,只能凭借“记忆本”勉强识别出来:是为以纸本校脑本。冯衡默写的下卷随陈、梅二人在江湖中漂泊多年(连载、三联版中,陈玄风将偷来的经书刻在胸前,新修版删去此设定),书页已然“泪痕点点、血迹斑斑”,或经泥沙磨损、或因污渍涂抹,文字不免泐损,郭靖的背诵适可补足其缺;况且哪怕记忆超群如冯衡,在默写梵文咒语时也“默得凌乱颠倒,多次涂改,勾来画去”,经由郭靖背书,末段怪文“远比笔录本上所记为多”:此乃以脑本校纸本。
郭靖脑中“记忆本”与眼前纸本,不仅在梵文处有异,并且后者的最后一页,有梅超风抄录的欧阳修、朱敦儒词句以及她的忏悔。黄药师因郭靖熟背经文而生疑,转而想通其所背内容并非出自梅超风,一面自是因为所诵梵文更加完整,另一面,则考虑到以郭靖之愚钝,断不会对末页文字视而不见,竟不硬背到底。
周伯通之所以受困桃花岛(十五年),是因黄药师想要真经原书以祭冯衡。后来周伯通用内力震碎经书,世间便再无真经原书。黄药师执念甚深,意欲设法杀掉携带原文记忆的周伯通与郭靖二人,“正如焚烧两部活的真经一般”,甚至想象妻子在天之灵与两部“活经书”对勘的情景。如此来看,黄药师的执念已然从冯衡因默经而亡这件事,转化为冯衡的“记忆本”必须“绝对完美”上;对妻子的挚爱,与对文献的极致追求就此合而为一。
杂俎之一:“九阴假经”
欧阳锋叔侄在《射雕》中的几次出场,几乎都是为了抢夺《九阴真经》。王重阳死前,欧阳锋公然到全真教抢经;欧阳克得知梅超风手中有经书,也曾试图抢夺;叔侄二人到桃花岛求亲,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夺取真经。不过,当真经原本被周伯通震碎,叔侄的抢夺目标便从纸本经书,转变为周、郭两部肉身经书。
周伯通跳海不知所踪,于是郭靖被欧阳锋胁迫默写经文,洪七公便替郭靖想到一条妙计——“写一部‘九阴假经’”给欧阳锋。当时唯有黄药师手中还持有一部经书,欧阳锋断然无法取以覈验,因而为撰写“假经”提供了合情合理的空间;此前欧阳克在桃花岛时曾经眼真经下卷,是故“假经”也不能尽数乱编,须“三句真话,夹半句话假话”。况且欧阳锋武学造诣颇深,若“胡乱书写”恐被识破,于是郭靖按照洪七公的提点,秉持“颠倒黑白,淆乱是非”的编造理念,“改动为静,移上作下”,“将经文倒乱一番”。经此“规律性”改动,“九阴假经”终于告竣。
郭靖并非博学之士,且书法稚拙,甚至很多字“只知其音,不知写法”,种种表现反而使得欧阳锋笃信他“捏造不出如此深奥的经文”,坚定奉假为真。“假经”中诚然含有部分“真经”:一部分是欧阳克曾经寓目,或许还有依稀印象的下卷开头,另一部分则是最后一段叽里咕噜的怪文。“真经”的融入确乎提升了“假经”的可信度,以文献公案对照,伪《古文尚书》的编织与鲰生们力证其“真”的逻辑,大抵与此类似。
欧阳锋得书之后,“越练越不对劲”,尤其最后一段怪文更是“百思不得其解”。洪七公曾在欧阳锋面前胡诌此段怪文,后来黄蓉“故技重施”,背诵的则是货真价实的真经。欧阳锋手中“假经”的最后一段本是“真经”,所以黄蓉务必背诵真正的怪文,令欧阳锋愈发笃信手中经书为真。此番经文对勘,正应校勘学中旁搜别本、勘验辨伪之法。
欧阳锋苦练经由黄蓉“创造性阐释”的“九阴假经”,凭借自身的武学修为,竟也小有所成,于是迫切想要在华山二次论剑(首次论剑时即约定“二十五年之期”,按新垣平考证,“二次论剑”的时间在1220年)一显身手。在欧阳锋与洪七公对决的关键时刻,黄蓉“模仿《九阴真经》中的梵文怪语”,以“假”攻“假”,搅乱欧阳锋神智,致其彻底走上歧途,使出一套怪招。洪七公“见他出招虽怪异无比,其中实也有理路可寻”,意即“将他常用的掌法逆转运行,上者下之,左者右之”。当初郭靖撰写“假经”,已对原书颠之倒之,黄蓉又多次围绕怪文进行“郢人燕说”式的解说,欧阳锋“虽走了错道,错有错着”,反令他从误读的无尽分岔中寻得一处落脚,靠着“假经”练成怪功。
欧阳锋逆练真经虽能“愈练愈怪,愈怪愈强”,但金庸不时以一句“正胜于逆”提醒读者:阐释强调“唯一精确”,误读强解必定失败。不过,日后欧阳锋与洪七公最终在华山交手时,金氏的理论似乎出现了一丝松动。洪七公曾用《九阴真经》疗伤,尔后取之与自身武功相证,也大有进境,所以最后一次与欧阳锋的过招,既是真假经的对勘,也是正反练的交锋。当比试到了最后关头,洪七公“忽觉发出的巨大劲力竟有逆转之势,竟来反击自身”,欧阳锋发出的内力也是一样。洪七公旋即彻悟:
他二人所使的九阴真经内功,虽有正练、逆练之分,但均依于《易经》的至理:“物极必反”。老阴升至尽头即转而为少阳,老阳升至顶点便转为少阴。
因为二人均将“九阴”功夫发挥到淋漓尽致,于是乎,他们一个由正转逆,一个由逆转正,“两股内力合而为一,水乳交融,不再敌对互攻,而是融和贯通,相互慰抚,便如一幅太极图相似,阴阳二极互环互抱,圆转如意”。逆练与正解的互抱,正应对欧阳锋、洪七公两人极度的邪、正分立,取径不同,却可同归。不过,若谓对真经的极致误读也能圆融证功,似乎消解了前期叙事长期累积起的关乎“正练”“正解”的信心,好在情节感人,只得就此放过。
杂俎之二:“九阴石经”
在《神雕侠侣》(后文省称《神雕》)故事中,小龙女与杨过偶然在古墓派的石室里,发现了刻在石上的经文,由是揭开《九阴真经》流传的一条隐脉。
真经遗刻出自王重阳之手。彼时王重阳用真经武功破解了林朝英留下的《玉女心经》,于是将经文要旨刻在了古墓“最隐秘的地下石室顶上”。刻石的位置极为讲究,乃通常情况下的视线盲区,唯有在临终之际自行入棺静待死亡的古墓派弟子,方可得见。面对比毕生所学武功更为高妙的《九阴真经》,古墓弟子也只能怀着无限遗憾告别尘世。待死的“活死人”无法传经,石刻也难以移动,也就是说,王重阳将真经刻石,本质上并非为了传播经文,只是要与林朝英赌斗,令其弟子在死前“自能得知全真派祖师一生不输于人”。
出于意外,重阳遗刻被杨过与小龙女发现。起初,杨过与小龙女只是为解开穴道而略习经文,后来二人再入墓中,才“将重阳遗刻诵读数日,记忆无误”,开始正式修习《九阴真经》。不同于抄本经文,王重阳只将书中针对《玉女心经》的破解之法刻石,这也导致杨过与小龙女修习的经文极为有限,对“最重要的梵语音译总旨秘诀更加不知”,“比之郭靖、黄蓉毕竟尚远为不如”。
嗣后杨过与小龙女潜水出古墓,在终南山脚修习脑中所记“九阴石经”,碰巧遇上了来寻义子的欧阳锋。欧阳锋要将《九阴真经》传与杨过,但欧阳所学实为“假经”,杨过却已习得真经,借此安排,“真经”与“假经”又完成了一次对勘,由是引得欧阳锋心中乱作一团。在陆家庄英雄大会上,杨过对阵达尔巴,于危急时刻总赖真经功夫护身,黄蓉却看得分明:“他显然并未练通,不会以真经武功反击取胜”,暗想日后将《九阴真经》全数传授予杨过,可惜却事与愿违。从《倚天屠龙记》对“刀剑藏书”一事的安排,可以料想杨过最终得见完整的《九阴真经》,这也为黄衫女以纯正真经武功惩治周芷若的情节变得更加合乎情理。
杂俎之三:《九阳真经》与《武穆遗书》
少林寺藏经阁一部四卷本《楞伽经》被潇湘子、尹克西盗走,负责看管的觉远和尚追讨二贼至华山之巅。《楞伽经》流布甚广,本非僻书,觉远所以千里追贼,按照他最初的说法,是因为此书“乃依据达摩祖师东渡时所携贝叶经钞录,仍以天竺文字原文照录,一字不改,甚为珍贵”,以其文献版本之难得也。觉远还拿出存世译本中最明畅易晓的七卷本《楞伽经》,打算以此换回旧钞。
旁观的杨过何其敏黠,闻听此事,马上觉出此番劳费周章背后定有隐情,追问之下,觉远不得不道出真相。原来这部《楞伽经》关系到另一部武功秘笈,名曰《九阳真经》。光是听到《九阳》之名,武林人士便认定此书应与《九阴》同样包藏一门绝世武功。然而在《神雕》书末的时代,江湖中人多闻《九阴》,却不晓得竟还有一部《九阳》与之分庭抗礼。这与《九阳》特殊的书籍形态密不可分:它写在《楞伽经》的行间,乃是一部“书中书”。
少林寺藏经阁四卷本《楞伽经》依照贝叶经原文抄录,即以梵文书写;写在行间的《九阳真经》则是汉文,篇幅与之堪堪相埒,也是四卷。张无忌从《九阳》书末作者的自陈了解到,作者“一生为儒为道为僧”,某日在嵩山斗酒胜了王重阳,得以借观《九阴真经》,却对其中道家“尚柔”的思想不以为然,以为不及“刚柔并重,阴阳互济”之妙,遂发愤作《九阳真经》。对于书名,张无忌也曾疑惑:既然不宜偏向“阴”,为什么不叫《阴阳并济经》?“单称《九阳真经》,还是偏了”。殊不知,《九阳真经》在武侠世界与小说叙事上的作用,正是与《九阴真经》“较劲”,可视为前者的“镜像文本”。
悟出《九阳真经》的武学后,这位不具名的作者“不敢在少林寺中与人研讨参悟”,恰好有一部达摩祖师从天竺携来的梵文《楞伽经》,原载贝叶之上,不便藏读,少林僧众遂将其过录纸本,而行距甚宽,故为“书中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除去书籍形制的留白,究竟为何是《楞伽经》而非其他经书?则应上溯达摩传法之事:当年达摩将四卷《楞伽经》授与二祖慧可,并寄语:“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景德传灯录》)可想此书在禅宗体系中的地位。由此回看连载版《射雕》将《九阴真经》署名达摩的设定,便可了解金庸的巧思:《九阳真经》虽非达摩所传,但因它与《楞伽经》字句交缠、文本并生,也令其分得馀润,成为“圣遗物”的一部分,从而有资格与同为“圣遗物”《九阴真经》分庭抗礼,形成“镜像”。经过修订,《九阴真经》成为黄裳之作,借由达摩产生的这层对比也就减弱了几分。
因是“书中书”,《九阳真经》的“出世”需要特别的机缘。少林僧众要读《楞伽经》,通常只须读汉文译本,而觉远看管藏经阁,出于图书管理员的职责,“无书不读,无经不阅”,这才发现了“书中书”;只是这个消息如何流传到盗经二贼耳中,尚且不得而知。觉远修习《九阳》,只当是强身健体的法门,并不知道其中蕴含的精湛武学,但终日记诵经文,脑中早已形成了“记忆本”。所以即使真经原本遭窃,觉远凭借记忆力,某种程度上也能保存经文,是为道成肉身的“活经书”。觉远将真经法门传与张君宝(“记了十之五六”),抵得半部经书;后来郭襄在睡梦中听到觉远背经,又默记下了“二三成”,当时无色禅师也在场偷听。由此,觉远圆寂后,张君宝、郭襄、无色便成了神功传人,《九阳真经》有了三个残缺的“记忆本”。三人各得一脉,但俱是不全,尽管号称于武当、峨嵋、少林三派武功皆有进益,却也绝无可能凭借三方的记忆与理解,拼凑、“复原”出真经原帙,功效自然差之千里,是以根本解不了张无忌体内的寒毒。
自潇湘子、尹克西二人盗走《九阳真经》原本,经书纸本遂在世间湮没无闻。直至“九十馀年”后,约1352年,张无忌经过昆仑山(据新垣平《剑桥倚天屠龙史》),经历几番艰险,终于在猿腹中取出二贼藏匿的经书。当年二贼携苍猿远赴西域,却互相猜忌,互斗致死。尹克西临终前曾托“昆仑三圣”何足道传话给觉远,转告对方“经在猴中”,不料被误听成“经在油中”。若非张无忌在避难时偶然发现异样,绝世武功或将永远烂在猿腹之中。“九十馀年”过去,苍猿变成了白猿,而经书被油布包裹,方得幸存。
张无忌身中玄冥神掌,本是将死之人。张三丰传他“九阳神功”,因所学不全,无法化解寒毒,又想联合峨嵋、少林之力,却无奈遭拒。如今“机械降经”,正好解困。待张无忌功法有成,也成为《九阳真经》的“活经书”,他便将四卷《九阳真经》、胡青牛的《医经》、以及王难姑的《毒经》,依旧包在那块油布之中,埋在一个三尺来深的洞内,题之曰“张无忌埋经处”。张无忌自忖:“我从白猿腹中取得经书,那是极大的机缘,不知千百年后,是否又有人凑巧来到此处,得到这三部经书?”凡世间珍贵的秘笈,总在不断被“藏”,《九阳真经》一藏于字里行间,二藏于古刹经楼,三藏于猿腹,四藏于深山,命运之奇,莫过于此。
此外,说到“镜像文本”,应注意《武穆遗书》与《九阴真经》的微妙关系。经过《射雕》《神雕》故事的铺垫,《武穆遗书》与《九阴真经》的藏所成为《倚天屠龙记》全书的终极秘密,此秘密一经破解,刀与剑的价值也确乎“如梦”一般消散了。若非遭到大兵围困,脱逃不得,江湖人或许不会暂且放下《九阴真经》,临时翻翻《武穆遗书》。盖短打之书以技击功法为尚,不免轻忽军阵,以此别于袍带。于是可言:《九阴》、《武穆》分别为短打、袍带两种小说所奉之“真经”,而“射雕三部曲”也确实涵纳着“两个世界”。须知在“射雕三部曲”中,宋元明三代的政权更替本是一条稳步推进的暗线,当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武穆遗书》记载的军事谋略只被郭靖、张无忌、徐达等极少数人研习,就连对其感兴趣的反派也寥寥可数,便可见草莽武夫之难救世,而岳飞之精神传人不易寻。郭、黄夫妇充分研习了这“两个世界”的经典,唯受限于短打书的语境,令二人的军阵才干不易彰显,《武穆遗书》的能量亦难充分伸张。
小说中,最善用《武穆遗书》的是徐达,据说他正是依靠此中秘法将蒙古人驱逐塞外。这是小说家常用的“倒果为因”之法,以书外之事拔高《武穆遗书》的威力。细究起来,徐达手中的《武穆遗书》已非岳飞旧制,而是郭靖重编、增补本。根据灭绝师太所述:刀、剑指向的《九阴真经》与《武穆遗书》均为郭、黄穷数月心力重编而成,“那兵法是依据一部《武穆遗书》撮写而成,郭大侠当年曾随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深知蒙古人的用兵野战之道,他把这些要点也写入兵法之中”。徐达所以能针对元军战无不克,盖凭借郭靖所述敌方“用兵野战之道”,深知其利害,故能“用兵如神”。因此,徐达研习《武穆遗书》,以民族立场论,似可上绍岳飞,然以具体技术而言,实得郭靖之真传。
馀论:书自有命
西谚云:Habent sua fata libelli.(Books have their own destiny.)本意是说书籍有着千种百样的命运。同一部书在不同人手中,当然也有千百种命,是存,是毁,或珍惜,或弃置,折射出持书者的千百心曲。《九阴真经》之于三部曲中无数英豪,真可谓“一见误终生”;经书也因此不断被阐释、改造,融聚更多人的心血,逐渐变成另一副面貌。围绕《九阴真经》的文献考证,最终仍应落脚在书与人的微妙关系上:黄裳耗尽毕生心血,撰成真经却无法自用;冯衡偶涉江湖,与周伯通赌斗为戏,不免因之耗尽心力;欧阳锋苦求真经,反得假经,又终成不真不假之怪功……金庸妙笔周旋,笼罩人事书情,前后照应弥缝,自然铸就一部阅读史。经书与读者因缘凑泊之际,殊不知,双方命运已被暗中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