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怀八友图》与漳州西馆
澄怀园位于圆明园东南，清康熙时为索额图赐宅，后收归内务府。雍正初年作为临时上书房,供诸皇子读书之用，后此园赐给大学士张廷玉等直上书房九人,以后南书房词臣也允许在此地居住，故称“翰林花园”。张廷玉曾在康熙年间扈从塞上获赐“澄怀”二字,于是在雍正五年将两书房（上书房和南书房）词臣寓居于此的花园命名为“澄怀园”。
图里图外尽显君臣和谐
澄怀园是皇族帝师授课之余的居所，由于清朝历代皇帝很注重学习汉文化，因而会从名士夙儒中选用道德与文章俱佳的汉臣教授皇家子孙功课，能得澄怀园门而入被视为特殊荣耀。与张廷玉同批进入澄怀园的大臣蔡世远，曾在老家漳浦家庙中设立梁麓书院学堂为后辈讲学授课，最有名者当属其侄蔡新。他不但与叔父蔡世远同为帝师，而且是众多教太子读书的词臣中担任此职年限最长的官员，在50年的朝官生涯中，以皇族教师身份履职40年，与多位词臣同值两书房。由于蔡新博学正直，与澄怀园诸位同僚相交甚欢。“乾隆丙子夏仲，时同直上书房者八人，皆寓于斯，相与晨夕谈古今，互酬唱，历有年所。因命画师即园为景，各图其形而肖之。”（《闽中会馆志·漳州会馆》）这就是《澄怀八友图》的缘起，时间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
《澄怀八友图》以恬淡笔法，描摹出一幅身在高位潜心培养皇室子孙的上书房大臣，彼此相处融洽的和谐图景。时任大司空汪由敦在序言中评价道：“之八友者，生不必一地，官不必同阶，齿不必相若，顾以遭际盛时偕直禁近，寅同入申同出，风雨寒暑未尝间，至其退食余间，谁容谐畅羔羊。委蜿之风，金兰臭味之雅，情愫款洽。八人者无异一人，信仕宦中不可多得之境。其写而传之也，固宜。”
八人如同一人，这种关系在官员林立的朝廷中实属少见，以绘画的形式加以呈现并传之后世，乃极为恰切之举。汪由敦对此前居于该园的多个大臣（包括蔡新叔父蔡世远在内），未能用这种方式留下记忆表示惋惜，又说“忆昔居斯园者南斋诸公而外……咸以魁垒耆硕，劝讲东序。余尝接其燕闲绪论，清风远度，至今犹想见眉宇”，说明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不错的。从蔡世远、蔡新的传记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正直廉洁、学高品正之士，和他们同入两书房的大臣应足堪皇室后人表率，相互之间谦恭礼让、相敬如宾的氛围正合皇帝心意。《澄怀八友图》从笔法和意境上看，可称得上是庙堂版的“曲水流觞图”。
乾隆皇帝对蔡新极为器重，直到蔡新年近八十才答应他回归故里的请求。在即将回乡与皇族及诸位同僚离别之际，蔡新再次绘图以为纪念，于是有了《澄怀二十友图》，将更多同值两书房的大臣列入其中，由皇六子质庄亲王作序，皇十五子（即后来的嘉庆皇帝）等多个皇家子孙及其他大臣共四十七人题写诗文唱和，远超《澄怀八友图》时的规模，书写了古往今来难得一见的历史画卷，后人对此所做的评价是“振振麟趾，济济鸿儒。艺苑流传，一何其盛”（《十朝诗乘卷》之十）。
这种以绘图纪念同僚之谊的做法，为其他帝师所效仿。据史料记载，道光二十三年（1843），作为皇四子奕詝（即后来的咸丰帝）师傅的杜受田作《澄怀十友图》，入画者是他与其他五位任职上书房和另外四位供职南书房的朝臣。曾直上书房的大学士倭仁也有“十友图”之作，《清稗类钞》中有记载：“至咸丰朝，倭文端公仁亦尝绘《澄怀十友图》，孙方伯衣言《逊学斋集》中有记，图中姓名惜未全举也。”
无论是《八友图》《十友图》，还是《二十友图》，都是受当朝皇帝器重的词臣借以展示其受重用的不俗地位，以及凭受人尊崇的道德文章与朝臣交好、营造良好官场环境的优越感，客观上起到了宣传满汉民族和谐、君臣关系融洽的作用。
“澄怀八友图”所追慕的恬淡友朋情谊，对后世产生一定的影响，有人专门写诗加以记述，如清朝重臣、被誉为嘉道两朝经世派代表人物的陶澍，在《〈澄怀园图〉为贺耦耕方伯作》一诗中，就有“咫尺依林壑，诸天即庙廊。秋山九臣咏，春草八公香”的诗句，与《澄怀八友图》刊布时朝臣和诗中流传甚广的两句诗“地邻海淀兼三岛，人异淮南正八公”相得益彰。
《忆旧帖》为漳州西馆镇馆之宝
在北京作为明清国都近五百年的历史中，服务于京官交往和举子备考的各地在京会馆，发挥了重要作用。漳州人在清康熙年间在京城就建有会馆（东馆），随着来京人员日益增多，逐渐扩充会馆，位于西城区煤市街的漳州西馆，就是在漳州京官的集体捐资下于雍正四年（1726）建成。为便于会馆祭祀、团拜及日常管理所需，在京同乡常常会推选德高望重的京官作为主事，在一定期限内主持会馆运行工作。
蔡新位高权重且为人正直，作为会馆主事责无旁贷。据《漳郡会馆录》中《西馆增典记》记载，漳州西馆由其叔父蔡世远倡建，蔡新于雍正六年四月接手主事，将漳州西馆的历史沿革与购置房产扩建会馆的来龙去脉记录在案，《西馆增典记》就出自他手。作为会馆首倡功臣，蔡世远手书会馆柴联“名序东西乘际会，堂开左右位正中”。值得一提的是，漳州西馆有独一无二的匾额——乾隆三十六年皇帝赐给蔡新的御书“福”字方匾，这是其他会馆望尘莫及的。另据《闽中会馆志》记载，漳州西馆有“丹霞捧日”匾额，为皇帝赐给蔡相国的恩赏，蔡新将此匾放在会馆中，让各地官员和京城百姓都能看到皇帝对漳州会馆的特殊礼遇，为漳州人挣足了脸面。
京官们将本属于自己的荣光放到会馆里以荣耀乡里，这是当时士绅的共同选择，多个会馆都有将获得功名的同乡胜迹集中于会馆展示的记载，如湖广会馆曾制作六十三方乡宦科第匾额，安徽会馆的同类匾额也接近六十方，福建会馆也有类似的记载。
蔡新在京城顺风顺水一路高升，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秋九月，时年77岁的蔡新历数当年入画的“澄怀园八友”，“校阅之下，七人皆谢世无存，即题咏诸公亦仅十存三四，怆为伤情，不胜今昔之感。乃命工钩摹而勒之石，以垂永久。叙次悉依题识，先后不侈官阶”。
这些帖石作品，就存放于馆内神堂两侧的松木架上，神堂名为延禧堂。将《澄怀八友图》及皇子皇孙、故旧官员同僚的题签、诗文汇总在一起加以刊刻流传，这就是著名的《延禧堂忆旧帖》。近三十个或位高权重、或享有盛誉的名公硕彦唱作题咏，不仅能从中看出当时高层文人集团的社会风习，而且展示了多种风格的砚墨书法，成为当时京畿艺林佳品，其拓印得以传诸后世。
除了帖石作品本身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成就外，乾隆皇帝对忆旧帖的加持更让世人感受到它地位之独特。在《延禧堂忆旧帖》首页上，赫然刻印两个带有皇家专用龙纹的印章，一个是“彦国精神”，另一个是“九龄风度”，二者均出自乾隆写给蔡新的赠诗，名为《圣制协办大学士尚书蔡新假满还朝来避暑山庄请安诗以赐之》（简称《赠蔡新》），前四句为“年老君臣似老朋，归来前席喜诚应。九龄风度于今罕，彦国精神较昔增”。乾隆将比自己年长四岁的老臣视为多年老友，见到蔡新格外高兴。尤其是以“九龄风度”作为对肱股之臣的定论，意为蔡新可与唐朝名相张九龄相提并论，这样的赞誉实属罕见。乾隆不但专门写诗相赠，而且将体现蔡新“精神”和“风度”的两个词专门刻成印章，有了皇帝钤印的《延禧堂忆旧帖》相当于得到了皇帝御封，其分量自不待言。
《延禧堂忆旧帖》得到乾隆时期著名的词臣兼书画家董邦达的青睐，他不但为刻石赠以题咏，而且用篆书书写“澄怀八友图”五个字作为题签，为忆旧帖增色。正因为如此，《闽中会馆志》称《澄怀八友图》为“至宝”。
据《漳郡会馆录》记载，在漳州西馆延禧堂存放物品的木柜里，除了蔡新《缉斋诗文集》、蔡世远《二希堂文集》外，还有值得漳浦同乡骄傲的《延禧堂寿言》。这是嘉庆元年（1796）蔡新90岁大寿时，门生纪晓岚、刘墉等219名朝廷官员为蔡新写下祝寿诗408首，由其子蔡本俊汇编而成。与满朝文武大臣贺诗贺文同时送达漳浦老家的，还有受蔡新教诲的嘉庆皇帝所赐的御书匾额“绿野恒春”，赞誉他清正廉洁，高风亮节，乐享晚年的他如同绿色原野上的常青树。
漳州西馆倡建于蔡世远，辉煌于蔡新，记述他们以词臣身份行走于翰林花园教授皇家子孙事功的《澄怀八友图》，起于宫廷而在士林传布，刻石成为漳州西馆的镇馆之宝，为会馆和出入于会馆的漳州人赢得荣耀，蔡氏叔侄“两帝师”的诗文作品及皇帝御赐的匾额，对后人的激励和影响无可估量。会馆在借助朝臣潜移默化地进行教化上所起到的作用，从漳州西馆可见一斑。
会馆文物在漳州复制保存
随着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会馆的传统功能逐渐弱化，当初被同乡视若珍宝、享尽荣耀的《澄怀八友图》题咏刻石，到民国年间已被弃置一旁，《闽中会馆志》的记述为“近为驻馆者借为庋物，置诸闇室，不可辨识”。又过了几十年，漳州西馆和大多数会馆一样，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而难逃被拆改的命运。好在漳州人认识到曾经保存在会馆中的器物的历史价值，通过复制把它们保存到家乡的纪念馆，让它们在蔡氏老家——漳浦县发扬光大。
纪念馆有两处，分别位于蔡新出生地下布村的蔡新故居和位于县城的蔡新相府。纪念馆突出蔡新一生所获各种皇家赏赐名号如“武库耆英”“绿野恒春”以及皇帝御书“福”字等刻成金匾，并将《澄怀八友图》和《延禧堂寿言》重要内容摘录刊刻加以展示。为更好地发挥历史人物的现实价值，当地政府抓住乾隆皇帝评语“九龄风度”核心指向的“廉洁正直”精神，将纪念馆作为廉政教育的重要载体。
来自偏远乡村的蔡新以自己的才干位极人臣，凭着质朴的情感创造出“N友图”的独特文本并得到皇帝的支持，借助会馆这一独特的文化空间，弘扬友朋之道的文化得以进一步传扬，传回家乡后又在文化价值的开掘上得到深化和拓展。
发端于皇家园林的《澄怀八友图》，从位于北京城外西北角的“三山五园”，向南到北京南城煤市街的漳州西馆，再一路向南到距离京城千余公里外的福建漳州漳浦县，显示出优秀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穿透漫长时空的巨大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