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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张飞编著的《我在二里头考古》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考古65周年，集合了“非著名”考古人的若干访谈，他们是与二里头遗址发掘、研究、宣传、保护相关的15位亲历者，是亲手剔出器物的特级技师，描摹古物的绘图高手，第一件青铜爵的发现者，掀开层层黄土的工地民工……他们的故事，富有亲和力和感染力。经出版方授权，中国作家网特遴选书中部分章节发布，以飨读者。

《我在二里头考古》，张飞 编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

亲历者：郭振亚

采访者：张飞

访谈时间：2021年6月4日夜

访谈地点：圪当头村郭振亚家中

亲历者简介：郭振亚，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翟镇镇圪当头村人，1951年7月出生。“文革”后高中毕业。1970年担任生产队会计，1973年任村团支部书记，后任村党支部委员、村农业支部书记。二里头遗址第一件铜爵的发现者。现为洛阳市文物保护员。

郭振亚先生在圪当头村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不仅因为他曾是村党支部书记，或是村里的楹联撰写者，更因为他是整个村里最了解脚下这片土地的人。他与二里头考古队的四任考古队长都是很好的朋友，对于这片土地上的考古发现如数家珍。

我初次见到郭先生是2020年冬天，在考古队的小院里。那天晚上，恰逢许宏老师从北京回来，郭先生闻知后便拎着两瓶酒来队里找许老师喝酒聊天，当时我正好也在考古队小院，得知面前的这位就是二里头遗址第一件青铜爵的发现者。吃饭时，郭先生与许老师谈起二里头考古队过去几十年间的往事，悲伤的、快乐的、有趣的，总之都是难以忘却的。其间，我最为感动的是郭先生与赵芝荃先生之间的故事。赵先生曾经很想收聪明能干的郭先生为徒，但人各有志，最终未能如愿。四十年后，当赵先生退休后回到北京，两人彼此牵挂、互相关心，反而成为如父子般的亲人。赵先生在写给郭先生的信中，饱含深情地表达了自己对郭先生的喜爱，对偃师这片土地的热爱，甚至一度表示想“落叶归根”。然而，由于身体原因，赵先生的愿望终究未能实现，2016年他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赵先生再次回到二里头，已是2019年。这一年随着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建成，他的铜像被安放在了展厅里。直到这时，郭先生才能在每年清明节时，去向赵先生尽一份孝心，诉说一份哀思。

那晚认识郭先生后，我每次去二里头遗址都要与他联系，因为他是这里名副其实的“百事通”。很多来到队里实习的学生都想瞻仰一下二里头考古队的旧队址，好几次都是他主动带大家过去参观的。在楼房林立的圪当头村，旧队址破烂不堪、摇摇欲坠，显得很不合群，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座旧房子之所以能留存下来，跟郭先生的呼吁有很大关系。他一直觉得这是那群把青春留在二里头的考古人的最后一点记忆，也是整个村庄不能忘却的一桩过往。作为一个钟情于学术史的人，这些对我都充满了吸引力。

郭先生年纪虽大，却总想着为二里头考古队做些什么。他最常做的便是将自己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捡到的重要文物送到考古队，且分文不取。2022年春天，河南文艺出版社要出版许宏老师的盒装随笔集《许宏的考古“方”》，设计师刘运来赶赴二里头遗址寻找灵感，希望在书籍设计中运用二里头文化元素，比如出土的陶片一类。郭先生听闻后，当即表示愿意无偿捐出自己多年捡拾、收藏的陶片，以便让更多读者一睹二里头文化真容。《许宏的考古“方”》最终获得2022年度中国“最美的书”，郭先生捐赠的陶片功不可没。郭先生对宣传二里头文化乐此不疲，曾经写过不少科普的小文章，更去了不少学校给学生们做二里头遗址的讲座。在夏季发掘的时候，我两次见到他来到工地，给在工地上发掘的民工和实习学生们送风油精，可谓礼轻情意重。

在二里头的日子里，我多次听郭先生谈起考古队曾经的人和事，很多时候内容难免重复，但我每次都认真听完。因为我知道，这些人与事在他的一生中是多么重要，他有多么怀念！他很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些故事，所以当得知我要对他进行访谈时，他格外高兴。访谈那天晚上，他很激动，几乎把家中收藏的所有纸质资料都拿出来给我看，希望我不要漏掉任何细节。我无比幸运能够倾听这些往事。往事并不如风，总有人愿意把它们记在纸上，也刻在心里。

采访者：那您第一次接触二里头考古队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机缘使您和考古队有了交往？

郭振亚：20世纪70年代初期，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一任队长赵芝荃先生便在我们圪当头村南边居住，就是在第十二生产队的郭巨良家里租了个院子，现在那个院子还在。当时的考古队有十几个人，我印象中有赵芝荃、李经汉、方酉生、高天麟、关甲堃、郑光……其中郑光是年纪最小的。那时候我年纪小，经常去考古工地玩儿，看北京来的人究竟在挖什么，所以我接触考古队很早，但那时候不太懂。

采访者：后来您是怎么跟考古队建立深厚感情的？

郭振亚：1973年的时候，我22岁，担任生产队的会计。就在这一年，发生了那件对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事。当时我们生产队在现在二里头遗址Ⅷ区栽红薯，栽红薯需要在垄沟挖坑，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件青铜爵。以我当时的知识水平，我连这个器物的名字都不知道，就是看到一块绿色的硬东西，觉得肯定是个宝贝，一件重要的古董，就用衣服给它包住，赶紧送到了考古队赵芝荃先生手中。赵先生看到这件东西喜出望外，认出这是一件青铜爵，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第一件青铜爵。第二天我把赵先生带到我发现铜爵的地方，他们就开始在那里开方发掘了。经过这件事，我和赵先生就算认识了，再加上我后来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考古队开方挖土需要与我们进行沟通，接触就越来越多。赵先生很喜欢我，问我愿不愿意来考古队做他徒弟。但当时生产大队不让我去考古队，说要培养我当村干部，所以我就错过了进考古队的机会。现在可以说是终生后悔。

采访者：八卦一下，当时考古队有没有给您一些奖励？

郭振亚：给了。赵先生说考古队没什么钱，就给我多记了三天工。三天工在当时是30个工分，可以换一块五毛钱。那时候火柴才两分钱一盒，一块五毛钱不少了，能买好几斤猪肉，我还是很高兴的。

采访者：请您回忆一下，20世纪70年代二里头考古队在圪当头村的生活条件如何？

郭振亚：当时考古队就住在我们村那个土坯建的院子里，村里有一个叫郭存良的村民给他们做饭，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考古队的粮食标准是每人每月31斤粮食，在31斤粮食中玉米面、红薯面这类粗粮占一大部分，白面细粮占小部分。当时炊事员也是31斤粮食，是考古队和生产大队合起来提供的。那时候考古队白天去野外进行发掘，晚上回来还要整资料、写文章，体力和脑力消耗都很大，31斤粮食肯定是不够的。村里面为了照顾考古队的这些人，给他们选了一块地，让他们自己种菜改善生活。为了补充营养，考古队的队员们会去老百姓家买一些鸡蛋，然后煮白壳蛋吃。鸡蛋有大有小，为了不弄混，他们用网兜把鸡蛋装起来，自己的在网兜上写上名字，以防别人把自己的个儿大的鸡蛋给吃了。你可以想象那时候生活条件多么艰苦。

采访者：我知道您和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一任队长赵芝荃先生接触很多，能谈一谈您对赵先生的印象吗？

郭振亚：赵先生是一个学识非常深厚的人，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的，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学习过，非常不简单。赵先生非常会办事，别人处理不好的事，他很多时候都能处理好。为什么说他非常会办事呢，我给你举个例子。1995年的一天，赵先生用我们大队的拖拉机把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片运往洛阳周公庙工作站。可是拖拉机行到洛阳市区边上就被交警拦下来了，原因是拖拉机的车斗里既装了陶片，还坐着运陶片的工人，属于客货混装，不仅不能进市区，还要罚款。赵先生从车斗里跳下来，先跟交警道歉，承认客货混装是不对的。紧接着，他说明了这批文物运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若出了安全问题大家都担不起责任。交警听后，看了看赵先生的工作证，认为他所说不假，很快就给拖拉机放行了，一点处罚没有。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赵先生是很有办事能力的人，在给予别人尊重的情况下，把自己的事情也办成了。

采访者：我们来谈谈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二任队长郑光先生吧。在您的印象中，郑光先生是怎样的人？

郭振亚：郑光先生是四川人，是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的研究生，和夏商周考古之父邹衡先生是师兄弟。郑先生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考古所，然后就到了二里头遗址，当时他是赵芝荃先生手下的兵。郑先生也非常敬业，为了工作和学习几乎忘我了。有一年腊月，天气非常寒冷，郑先生就在屋里弄了个煤球炉子取暖。一天晚上外面刮大风，直接把原本通过烟囱排往室外的煤气吹回了室内，郑先生看书学习太痴迷完全没有察觉，不久就煤气中毒倒在了地上。幸亏做饭的老师傅发现得早，把他送到医院，这样才救了他。在我个人看来，郑先生学问很大，也有一些书生意气，他从来不奉承人、吹捧人。他和地方上的老百姓交流很少，在二里头工作的时候总是我行我素。

采访者：听说郑先生当年也送给您一本书，让您很感动。这件事的原委您还记得吗？

郭振亚：是的。郑先生迄今就出了那一本书，叫《二里头陶器集粹》，定价800元，在那个年代算是天价了。有一天，我来二里头工作队，看到郑先生桌上有这一本书，我就问郑先生能不能送我一本，郑先生犹豫了一会儿，没有给我，我也就没有强求了。第二天早上，队里的技师王法成突然来找我，送来了那本《二里头陶器集粹》，说是郑先生嘱咐他来送的。我打开一看，里面还夹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送给圪当头郭振亚先生”。我当时很感动，郑先生居然把他的著作真的送给了我一个普通村民。后来我听说这本书印量很少，很多考古行内的专家都没有，我就更加感动了。

采访者：下面您能谈谈与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三任队长许宏老师是如何相识的吗？

郭振亚：1999年，许宏老师来到二里头考古队任第三任队长。由于他刚接触二里头遗址，要加紧补充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知识。而对二里头遗址的研究者来说，郑先生的《二里头陶器集粹》是必读书，可队里恰好没有这本书。这本书特别稀少、特别贵，当时其实是不好买的。队里的技师王法成告诉了许老师我手上有这本书。有一天晚上，许老师在王法成的陪同下来到我家，许老师当时非常客气地说：“郭先生，听说郑先生送了您一本书，能否借我看一看？”我那时正想认识一下北京来的新队长，跟着他继续学习二里头文化，立即把这本书送给了他。我们就这样建立了联系。其实，这本书对他的作用比对我的作用要大得多，我觉得送给他是应该的。许老师很重情义，一直把我送他书的事记在心里，此后他写的新书，或二里头考古队出的新书，他都会送我一本，20多年来我一共收到了1米多高的书。

采访者：您觉得许老师跟二里头考古队前两任队长的相同点、不同点表现在哪些方面？

郭振亚：相同点就是他们都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对学术都非常执着，都热爱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至于不同点，首先在工作上，我作为一个外行人就能感觉到许老师的视野更加开阔，他来了以后不是挖墓，而是要解决二里头遗址范围与布局的大问题。许老师可以说是高瞻远瞩，看得很远，后来才有了宫城、井字形大道、宫殿建筑群这些重要的发现。其次，在与村民的关系上，许老师与村民的交往更进一步。每次许老师到工地来，民工们都跟他打招呼：“许老师，回来了！”“回来了”这三个字听起来挺简单的，其实说明村民把许老师当自己人了。还有一个不同点是，许老师喜欢做公众考古，他觉得应该把二里头文化传播到我们老百姓当中去。

采访者：听说您曾经邀请过许老师到村里给村民做讲座，有这回事吗？

郭振亚：对对对，有这回事。2018年5月18日，那天刚好是世界博物馆日，村里的几个干部就想着邀请许老师给村民们讲讲二里头遗址，让村民们了解了解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许老师非常高兴地答应了。那天下午在我们村委会的会议室里，许老师开了一场二里头遗址的主题讲座，内容非常通俗易懂。会议室100多个座位全部坐满了，过道、门外都站满了人。为了让外面的人也能听清楚，我们还专门架了一个喇叭。你可以想想，许老师的讲座有多么受欢迎。

采访者：圪当头村村东、村西各有一座牌坊，上面各有一副对联，据说是您请许老师撰写的，为什么要这样做？

郭振亚：我作为村里的一名老党员，有责任把我们脚下厚重的文化宣传给村民，所以我就请许老师写了这两副对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响应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随着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建成，我们周边的环境变好了，游客也多了，我们有必要改善一下村里的环境，增加一点文化气息。许老师的第一副对联是“中原热土有名村村称圪当头，西地良田现宫城城为紫禁城”，横批“最早的中国”；第二副对联是“夏风商雨国史无此村不彰明，西耕东读家业有乡里得光大”，横批“安居第一都”。这两副对联非常大气，而且老百姓都能看懂，读起来有很亲切的感觉。你比如说“西地”这两个字，外人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村民们都知道，“西地”就是圪当头村西边的农田，我们平时都这么叫。

采访者：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相继建成，您觉得这将给当地村民带来怎样的影响？

郭振亚：博物馆和公园的建设提升了我们偃师的名气，现在“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是偃师区最耀眼的名片之一。博物馆和公园也是村民们休闲娱乐的好地方，大家晚上喝完汤可以去公园里散散步、跳跳舞。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建成后，村子周边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垃圾不再乱扔了。现在每年夏天来二里头，人们还会看到白鹭飞翔的美景。将来博物馆周边的配套设施肯定会越来越完善，村民们会得到更多的实惠。

采访者：问您一个比较学术的问题，您了解二里头遗址是否为夏都的争论吗？您怎么看？

郭振亚：我一直关注这个问题，也知道争论得很激烈。我的观点和许老师一样，二里头遗址是姓夏还是姓商，都丝毫不会影响它的重要性。二里头遗址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经证明它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它应该跟希腊、罗马的地位相等。

采访者：最后一个问题，您对二里头考古队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期望吗？

郭振亚：希望考古队能让文物活起来，让全世界都知道二里头遗址的重要性。

采访者：谢谢郭先生接受我的采访。

郭振亚：我也很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