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南才让:我把游牧的疆域从牧场转到文学里
十几年前在《金银滩文学》杂志发表处女作《沉溺》让出生、成长在青海藏区的索南才让以此印证自己具有虚构故事、塑造人物的能力,随着一系列以草原牧区游牧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陆续问世、接连获得若干文学奖项的认可,他的文学之路逐渐宽广、笃定。2022年,中篇小说《荒原上》获得鲁迅文学奖,他的作品引起文学界、读者更多的关注。与“关注”相伴的,除了写作的量与质的稳步提升,还有出版计划和活动邀约。索南才让的2024年从夏天“充实”到秋天,出版长篇小说《野色》,应邀赴日本参加文化交流,来北京出席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他以青海藏区县城的工作室书桌为起点,放下手头创作中的下一部长篇,到东京、北京或其他地方,参观、考察、开会、对话。
在《野色》中,索南才让以牧民那仁与公牛“小妖”并行且交叉的双重视角叙事,写实与超现实交织,生动、细致地描绘了时代变迁下牧民与草原众生的生存状态,用极富隐喻色彩的寓言式书写传递出作者对人性的剖析,对游牧生活未来的隐忧,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日前,本报记者在他与作家徐则臣、淡豹于北京SKP RENDEZ-VOUS书店举行的《野色》新书分享会之前对他进行了采访,他坦言未曾预料一路写来能有这么多收获,对自己的天赋、写作方式与瓶颈有清晰认知,谈到“最后一代游牧人”颇感无奈,说起草场、牦牛则依旧心怀眷念。
《野色》,索南才让著,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7月出版
中华读书报:在牧区放羊、去城里打工,从偶然阅读的武侠小说到动笔写作,直至成为作品题材扎实、风格鲜明的作家,你的经历在同代作家中还是比较独特的,地域特色与少数民族文化为你的写作提供了素材,除此之外,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学天赋?
索南才让:前两天和朋友吃饭的时候被问起,你相不相信自己是有天赋的?我说,这是肯定的。这个天赋倒不是指我对文字有多敏感,那不算天赋,顶多算是文学的感受力,天赋是写出来的东西不能太僵太死板,得有灵气。如果不具备,无论再怎么努力,都不是靠读书、反复修改以及吸收各种文学流派营养就能实现的。我有个会讲故事的祖母,腿瘸的她后半生都在轮椅上和炕上坐着。她给我们讲的故事全部关乎人性的黑暗,兄弟相残,狼来了把孩子吃了之类的,这些故事让当时的我害怕又想听,听她翻来覆去讲这些故事,我们很快就听厌了。我就开始自己编故事,一天晚上,我把编的故事讲给兄弟姐妹,他们竟然没听出来是我编的。故事也不复杂,就是把我那时候想要的自行车和彩虹糖这两个元素放在一起,情节也不复杂。我发现编故事是很好玩的事情。
中华读书报:听说你当初是偶然读到金庸的《天龙八部》着迷于武侠小说才萌生写作的冲动,想没想过当时要是读到其他作家另一种风格的作品会怎样?
索南才让:幸亏当时读到的是武侠小说,武侠对男孩子的吸引力太可怕了。要是当时读到纯文学作品,可能就扔开了。有意思的是,十几岁的我读到武侠的那种入魔程度,要是当时有人告诉我,过几年就不会再看这些武侠小说了,我会觉得不可能。事实是,两三年后我就对武侠没什么兴趣了。
中华读书报:当年发表处女作让你意识到自己可以写小说,那篇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索南才让:那时我已经二十一岁,开始读严肃文学作品了,这“骗”一本那要一本,存了一些书,装在一个放衣服的柜子里。当时有个书店,里面有《收获》《十月》《人民文学》这些杂志,我就去买。第一次读《十月》,我读完觉得,这样的小说真好,就继续读下去。读的过程中没想过自己写,更没想过当作家。发表《沉溺》之前一年,有段时间就随便用笔在纸上像写诗那样写几句,但一首完整的诗也没写出来过,不过我一直记日记。有一天下午,外面刮沙尘暴,我四五点钟就回家了,吃了点东西,就坐在一个方桌的角落。我记得父亲靠着被子把帽子扣在脸上睡觉,我坐了一会,去另一个房间,把柜子打开,不知道要写什么,就把纸和笔拿出来。想了一会儿,旁边好像有一本鲁迅的书,我在上面找到“沉溺”两个字,就写下“沉溺”作为标题,就这样写下去,那天下午一直写到晚上,第二天下午放羊回来继续写,一万字的小说就写出来了。
中华读书报:《野色》中以牧民那仁和公牛“小妖”的视角和口吻交叉叙事,特别是牛那条叙事线索有着强烈的象征性,是意味深长的草原魔幻隐喻,这样设计有何用意?
索南才让:按理说人是有智慧的,牛是愚昧的,我这样写,就是把人和牛的思想反过来了。人的愚昧在于对所有事情都要指手划脚,很可笑。为什么把主人公设置成一头公牛?草原上的牦牛中有些公牛不待在牛群里,独自走开,漫无目的地流浪,到这个牛群走一圈,又到一个山谷或河边待几天。它一边反刍一边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有时候山谷里下大雨,雷电就劈在它旁边,它也一动不动,人从它旁边经过它都不看你,它的体型大到一定程度,强壮到一定程度,就无所畏惧。你快要走近它就能感受到它的气场。我从小就对这样的公牛非常好奇,想知道它在想什么,为什么要离开牛群?它们那种很有智慧的样子一直在我脑海里。直到2002还是2003年的秋天,我在秋牧场,有天早晨我起来,草原上大雾弥漫,雾散开的时候,我看到草场里的河边有一大团黑乎乎的东西,当时很惊讶,什么东西那么大?走近发现是一头公牛。它是从山下走上来的,两个前蹄带着镣铐,就这样一直走,遇到隔离牧场的铁丝网它就直接绷断,扯到河边时它身上已经挂着很长一段铁丝网,勒在肉里,走不动了。它不是家养的牦牛,是可可西里的野牦牛,为什么它出现在那里?是因为当时有个给家养牦牛提高品质的项目,它是逃跑的种牛。我当时特别受震撼,这是一个自由的灵魂,被圈养当种牛,但是它没有繁衍后代的观念,自由才是它的本性。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要写的主人公。
中华读书报:你在《野色》后记中提到这部长篇来自你更早的一部长篇《野色失痕》,为什么一定要在《野色失痕》基础上“重写”这部长篇?这种“重写”某种意义上可能要比纯粹地创作一部新小说更辛苦。
索南才让:确实如此。当初我写完《野色失痕》不是很满意,觉得后半部分没有写出我想要的东西。这次出版社要再版《野色失痕》,我就说,调整、修改一下。我一重读,一下子就被击中,一点没犹豫,不行,这个肯定是要重写的。我当时正在写另一个长篇,写得很顺利,但还是毅然决定放下这个长篇,等到写完《野色》,八个月过去了。
中华读书报:读《野色》的过程中,对书中的景物描写、人物和牧场的牛、马等动物的外貌、神态、动作的刻画印象深刻,这些文字有很强的画面感,你在中央民族大学做驻校作家的演讲中说,“很多人说我的小说画面感特别强,我不是刻意去追求这样,是我之前看电影的经历让我习惯于在创作时把小说在脑海中影像化,我需要这样极具画面感的呈现才能将文字书写出来,而不是文字出现后去想象画面感。”这也是你在写作方式上的一个独特之处吧。
索南才让:我最开始写作时就发现,我不能直接把小说写在纸上,而是先把要写的画面在脑子里过一下,然后才能输入到纸上,这种写法在最初还是挺困难的。一个人物在说一句话,如果我完全不知道那个人的状态和样子,就写不出来。所以我的写作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从画面到文字的转换,有意思的是这种写法后来被人诟病有翻译腔。比如我写一个草原上的男人或妇女在说话,我是无法想象草原上的牧民是怎么说普通话的,就只能先想象他们说青海方言,然后再用普通话写下来,这时候,可能是有种翻译的感觉在。这样的写法有优势,也有局限,比如说像万玛才旦导演、伊朗的阿巴斯的电影,你看到片中一个画面,往往能心领神会画面背后的东西,从中得到很多。我的瓶颈也在这里,我没有办法在文字中让读者领会我文字背后的东西,这方面我还是没有做到。
中华读书报:此前,你的中篇小说《姐妹花商店》入围平遥电影节的“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单元,这意味着未来有可能在大银幕上看到对你作品另一种形式的诠释,你是否想过参与到自己作品的影视改编工作中?
索南才让:其实已经有人联系我改编自己的作品,参加“青鸟作家导演起飞计划”。当时我是很感兴趣的,说我先想一想,但考虑以后,就觉得,我哪有那么多精力啊,我还要写长篇,小说都没搞明白我还要去搞电影?最后还是“忍痛割爱”,先把手头这一两部长篇写出来再说吧。不过,视觉艺术对写作来说好的一面是,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提供文字描写的样子。我以前看香港武打片,刚开始看画面也看字幕,后来看到那个人物形象、表情、动作、对话,就和字幕协调起来,很多武打片的台词我都能背下来,用这些就能还原人物的表情动作,这种感觉对我的写作是一种很好的促进。
中华读书报:你现在生活在县城,每天按时作息,喝咖啡,跑步,读书,写作,像村上春树一样,这基本上是职业作家的生活方式和创作状态了吧?
索南才让:我就是向村上春树学习啊,我的性格就不是那种积攒积攒然后突然爆发式写作,然后又长时间不写,我是每天都要写一些才能稳定地保持状态。以前在草原上,早上六点之前起床,用半个小时生火,把房子暖起来,然后写到八点。羊群早上八点要出去,再用半个小时把牛羊放出去就不用管了,回来接着写,一般写到中午十二点。我现在没有羊群了,只有一些牛,交给我弟弟打理,草场也租给我弟弟了。之所以经常回牧场,是因为房子不住人,得回去看一下。
中华读书报:即使你每年会回到牧场,看待游牧生活的视角和心态也会变化吧?会不会担心自己对草原、游牧乃至牧民精神世界、生活状态的书写会因此有些隔膜?
索南才让: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这种隔膜了。以前我在冬牧场,冬天的时候阳光特别好,我在阳台上戴着礼帽写作,和现在在县城的书房里写作的状态是不同的,写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我专门和人探讨过,在草原上写作,和当个水手在海上写作,即便是同一个作家,写出来的作品的风格都会有变化。我比较担忧的是,在牧区里写作的时候,眼中看到牧区的景物和人,但我专注的是小说写作本身,而我在县城的楼房里写作的时候,发现环境、气味、温度、干燥还是湿润对我的影响很大。
中华读书报:关于“最后一代游牧人”的提法不止一次出现在对你的采访和评论里,这句话背后隐藏着你怎样的情绪?
索南才让:这就是我面对现实的一种忐忑心情。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不知道接下来草场和牧民会发生什么,作为一个世代相传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人,我的上一代还是那么纯粹的牧民,到我这一代,变化已经肉眼可见,而我的下一代,不太可能再去过游牧生活了。他们生活在城市,但又不是真正的城里人,而是迁徙到城里的“游牧人”,这是未来下一代最大的身份困扰,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这样说起来,文学的意义之一就是把这种游牧生活通过写作留在纸上了。
索南才让:是的。我说过一句话,我把我游牧的疆域从牧场转到了文学里面。
中华读书报:这几年你常常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参加文学活动,这次还去了东京,这些经历会成为你之后写作的素材吗?
索南才让:会呀,我现在就要写一部有关日本的小说,估计要写成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