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青山未老 书香寻古
古籍收藏圈流传着很多关于韦力的传说,见了真人才发现,大藏书家原是个幽默得出乎意料的“凡人”。
媒体冠以他“中国民间古籍收藏第一人”称号,他连连摆手,“没有一个部门给我颁发过这样一个证书”;坊间传闻他在北京有座500多平方米的藏书楼,占据了一栋居民楼的整整一层,他说那只是个书库,以前房子便宜,选中那儿只因层高放得下他的大书架;古籍圈盛传韦力藏书“只进不出”,他调侃自己,“地主家也有缺粮的时候”。
韦力自称世俗中的“凡人”,只是因为爱书,被人贴上标签,成了所谓的藏书家,时间一长,又成了别人眼中的版本目录学大家。然而,他愈是云淡风轻,那些与古书和传统文化相关的一切愈让人惊叹:他不仅藏有“万卷书”,还戴着假肢行“万里路”,遍访中国历代藏书楼,以此逐渐延展,觅词、觅诗、觅曲。由藏而学,由访而著,如今,几十部著作摞起来,几乎与他一米九的身高相当,而他的寻觅和研究仍在继续。
为了买书做外贸挣钱
提到收藏家,多数人的印象是非富即贵,先有钱而后收藏。韦力恰恰相反,他是因为买书没钱,才选择了当年最挣钱的外贸行业。
韦力出生在1964年,跟着爷爷度过了放养的童年。爷爷是秀才出身,哄孩子没别的招儿,翻来覆去都是书里那些老故事。小男孩听得似懂非懂,如此潜移默化,爱书的种子已经悄然播下。
长大几岁,韦力迷上了书店,偏偏那是一个“书荒的年代”。书店里没什么书,除了政治读物,只有寥寥几种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最让韦力耿耿于怀的是,那时的书店不像今天这样开架售书。书架前是一排柜台,服务员站在柜台和书架之间,买书人只能隔着柜台,伸长脖子,远远盯着沿墙而立的书架,想看哪本书得请服务员帮忙取出。“你连说三本,还没买,人家脸色就掉下来了,然后你心里就会害怕、忐忑,再不敢说了。”回想起那时的心情,韦力用了两个词,既“崇敬”又“畏惧”。这是他的书籍饥渴症的源头。
好在改革开放了,书店里的书也对顾客开架了。仿佛一个嗷嗷待哺的孩童突然面对满汉全席,韦力开始报复式地狂买,影印的古籍、再版的新书,凡是文史书,统统搬回家。书买得太多,不好安置,他找来木料,请人到家里打书架。两个书架立起来,各式书籍满满当当摆上去,顿觉“美得不行,可了不起了”。
然而,书越买越多,韦力幡然醒悟,书海无涯,金钱有限,书店里的书是买不清的。那是上世纪80年代,“书一下子爆炸式地增长起来,这时就有了挑选好书收藏的意识,当你有了这个意识,就有了分辨版本的意识”。就这样懵懵懂懂,韦力一头扎进了古籍收藏的门里。
没有人教,没有无处不在的网络信息,韦力对古籍版本的摸索,曲曲折折走了十多年。起初他不懂行,全凭“凡古皆好”的盲目热情“瞎买”。第一次涉足古旧书,大约是1981年,位于北京琉璃厂的海王村公园举办古旧书市。书市开幕前,门口拉着线不让进,到了开业那一刻,人们“哄”地一声往里跑,疯抢似地往怀里揽书,先占上一大堆,然后再慢慢挑。韦力那时还是高中生,完全不懂版本,可巧,卖书的也不分版本,不分好坏,一律五毛一本。他一口气买了175元的书——这笔巨款,是他攒了许久的午饭钱。300多本书到手,结结实实捆了四捆,他的双肩都被勒出了血印儿。
今天看来,那批书中没有多少珍品,却让韦力第一次感受到了古旧书的温润之美。他回忆道:“那些拓印精良、书写精妙、装帧考究的古老书卷,让我想起了一句诗‘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时光仿佛在它们身上停留。”
从此,他对古旧书的欲望一发不可收,需要大笔的金钱支撑。于是,中文系毕业的韦力,选了当年最红火的行业——外贸。“那会儿流行一个说法,在外贸工作,除了老婆不发,什么都发。”韦力笑言,的确如此,房子、家具都是发的,工资全用来买书了。
做外贸工作,韦力每个月收入138元,当年已属高收入。他还觉得不够用,又跳槽到三资企业,月薪一下涨到3800美元。这个天文数字,终于可以让他任性地“买买买”。一时之间,许多“文革”后被退还旧物的家庭,都出现了韦力的身影。在北京中国书店、天津古籍书店和上海博古斋,他更是备受欢迎的“大客户”。
那是买书人的黄金年代。韦力回忆,当时没有多少人喜欢古籍,古书甚至比新书还便宜,一册平装书大概一元上下,一册普通古籍才五毛。彼时古籍书店实行效益工资,到了年底完不成指标,书店总经理就会来找韦力,从库房里搬出几大包古籍,任君选购。韦力正对古旧书狂热,每年都照单全收,买一批古书,书店效益就完成了,员工工资提高一大截。
家里人总问他,你要买多少才算够?他回答,我也不知道。就这么疯狂地买了十多年,韦力慢慢摸出了些目录版本学的门道。只是,他从未想过,纯粹因喜爱而买下的古籍,竟然有一天会变成价值飙升的收藏品。
见证古籍拍卖之勃兴
1994年秋天,嘉德公司组织筹办了中国第一场正式的古籍善本拍卖会。忆起那时对拍卖的抗拒,韦力直言“闹了不少笑话”。
拍卖预展搞得很隆重,像一场博物馆展览,进门参观要收取门票,每人20元。巡展到天津,地点在天津艺术博物馆。韦力在天津工作,头一次听说古书还能拍卖,好奇地买了门票,兴冲冲地去看。一进门发现古籍都摆在玻璃柜里头,被玻璃罩护得严严实实,他想请工作人员打开翻阅,竟然还要先交保证金。再扒着柜台细看估价,“我一看数字后头好多个零,就跟工作人员说,这上面是不是忘了点小数点了?工作人员特别蔑视地看了我一眼,说就这样。”
多年后,韦力跟嘉德公司主持古籍善本拍卖的拓晓堂成了老熟人,私下打听,第一场拍卖的估价是怎么定的?拓晓堂的回答让他啼笑皆非,“我们也没谱,就把征集的价格后头加了俩零。”
这是后话,1994年的韦力心里想的是,这不是一帮骗子吧?那场拍卖,他没有出手。谁知,正式拍卖的时候,一大半东西都拍出去了。他不禁纳闷,“这帮人都疯了,书店里明明摆着一模一样的东西”,凭什么拍这么贵?
他转身去书店找“同款”,但这样捡漏儿的机会很快没了。韦力讲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1998年,中国书店控股的海王村拍卖公司成立。古籍书店在二楼,海王村拍卖在四楼,“哗一下,楼上的一件古籍拍了五六万元,楼下的书还标着几千块的价格,很多人一看,赶紧冲下楼捡漏儿,结果到二楼一看,店员正在改价签。”
市场大潮浩浩荡荡,韦力用了四年时间,终于接受了古籍拍卖这件事。“拍卖出现之后,市场对古籍有了一个重新的定位。以前,古籍没有透明的价格,拍卖让它有了价格标准。”
不仅如此,韦力还成了嘉德拍卖等数家公司的古籍顾问。随着古籍市场升温,他也在圈子里留下了传说。人们都说,韦力藏书,“只进不出”。闻听此言,韦力笑呵呵地调侃自己:“大家太高看我了,我也是个凡人。凡人意味着什么?地主家也有缺粮的时候,还是那句话,我又不是巴菲特的儿子,是吧?”
话虽如此,韦力的藏书量的确惊人。广为流传的说法是,韦力收藏有8000余部、70000余册古籍善本。其中,宋元及以前刊本、写本50余件、200余册,宋元递修和宋元明递修本近20部、300余册。实际上,他的藏书总量到底有多少,韦力自己也没有确切的数字。“我一直在整理编目,现在还没有整理完。”
这些书一度存放在天津的一栋别墅,那是韦力最早的藏书楼。后来,他搬到北京,到处寻找适合存书的地方,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现在的书库。“因为我在天津时,书架做得很高,有2米6多,当时很多房子的层高不够,书架立不起来,只有这个小区满足要求。”于是,他以60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买下了一层楼,足足有500多平方米。
众所周知,古籍善本的保存需要恒温恒湿,为了把普通居民楼打造成古籍“专用藏书库”,韦力只能凭经验,一点一点琢磨保存的法子。谈到此处,他娓娓道来,显然乐在其中:
古人认为书有四厄,水火兵虫。就拿藏书的最大天敌——虫蛀来说,虫子吃书,有几个条件,第一是虫卵,第二是有一定的温度和湿度才能孵化,第三需要灰尘,因为虫卵往往夹杂在灰尘中。为此,他发明了一种特殊的金属罩,买回的旧书,用罩子一扣,再拿大功率吸尘器装上鸭嘴吸头,沿着网罩开吸,既能把尘土吸走,又不会伤书。吸完后用密封袋装起来,抽真空,然后放进零下18摄氏度的冰柜,冷冻48小时,就能把虫卵冻死。这样处理后,保持室内的湿度和温度,基本就没问题了……
国内收藏活字本最多的人
拍卖市场的蓬勃发展,拉动古籍价位节节高攀,人们难免对韦力藏书的投资价值兴趣盎然,有人甚至称他为“当代富可敌国的藏书家”。不过,韦力似乎总是比多数人走得早一步,藏而优则学,他极少聊投资,反而一头扎进故纸堆,做起了古籍版本研究。不知不觉,他已成了古籍收藏和研究领域的翘楚。
实际上,古籍善本的收藏,本就需要一双研究的慧眼,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多年的历练后,外行人眼中艰难晦涩的版本目录学知识,韦力已能信手拈来。
拿到一本古籍,他一眼就能看出这本书来自南方还是北方,南方潮湿,最怕虫子吃书,北方干燥,最怕书页发脆。
他总结善本有“三性”——学术资料性、历史文物性、艺术代表性。“这三性中具有一性的书,就可以把它称之为善本,具有三性的书,就是善品中的至臻了。”
他说版本目录学是“正本清源”的学问。打个比方,你想研究《山海经》,首先要知道《山海经》哪几个版本是可靠的,哪几个版本不是被篡改过的。
中国人为什么痴迷于宋版书?韦力说,不是“一页宋版一两黄金”那么简单,而是因为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代中期,到了宋代才成熟,宋以前,古书多以写本流传,那么宋刻本就最接近写本时代,也就是书籍本来的面貌,相比明刻本、清刻本,因历代流传出现错讹的机会就小。
“活字本”是韦力最重要的收藏专题。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宋代沈括撰写的《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的全部工艺过程。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流传下来的古书中,活字本的比例不足2%。为什么会这样?韦力追本溯源,找到了答案,活字印刷只适合于大规模工业生产,但中国古代始终没有走入纯粹的商业社会。书籍出版没有商业化,书籍不畅销,活字印刷的成本就比雕版印刷高得多,存世的活字本就少。正是看重其罕见,韦力收藏了900多种活字本,是目前国内收藏活字本最多的人。
2014年,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作为下届东道主的韩国,播放的宣传片中出现了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元素,再次引发中韩“活字版之争”。因收藏的活字本多,韦力被中国印刷博物馆请去帮忙,“用事实说话”。
除了专题,韦力的藏书范围颇为广博,走的是传统藏书家的路子。他解释说,近现代的藏书家偏爱专题收藏,比如戏曲类、古典小说类,而在古代,经史子集四部中,经部才是主流,小说戏曲属于子部和集部。韦力以“四部齐备”为追求,重点则是经部和史部。“我不自量力,总想让别人知道什么才是文脉的正统。”
如今,藏书家的名头之外,韦力又多了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等身份。2014年底,国家颁布新的中国古籍定级标准,韦力是这份国标的起草人之一。两年前,中国国家版本馆正式开馆,他被聘为版本馆首届专家委员会委员。
采访的那几天,他正在为古籍鉴定培训班备课。这是国家图书馆每年组织一次的培训课,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高校,而韦力作为讲师,把他几十年的实践和研究传播给古籍领域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
寻访藏书楼 寻觅藏书人
熟悉韦力的人都知道,他受过伤,且伤得不轻,左腿至今戴着假肢。那是2013年,他到河南安阳寻访藏书楼,顺道拜谒灵泉寺,不料拍个照的工夫,一块石碑突然倒塌,砸中他的左脚。因救治不当,伤口感染,他经历了5次手术,从生死边缘挣扎而过,最后不得不截肢。
这次受伤前,韦力已经在寻访藏书楼的路上奔走了十几年。大约是1998年,爱书如命的韦力意识到,人们在感叹历史文献浩瀚如海时,似乎忽略了传承文献的人,如果不是藏书家的保护,这些书不都失传了吗?“他们都是中华文脉的传薪者,对藏书楼的寻访,是用自己的行动表达我对历代藏书家的敬意。”
可他远远低估了寻访的困难。没有网络,没有导航,只能给地方志办公室打电话,或者托人打听:我有一个地址,能不能帮我查证一下,这个地方今天叫什么,还在不在?即便提前做了功课,到了现场还是状况百出。
有一次寻访浙江余姚的五桂楼,坐了一天长途车,下车时暮色已降,韦力和朋友只能住在偏远的山沟里。一打听,方圆十几里只有一家旅店,是由乡办工厂改造的,外头破破烂烂,门内空空荡荡。那天晚上,两层的旅店只有他和朋友两个客人。睡到半夜,突然听到“咣咣咣”的砸门声,韦力侧耳一听,竟似有人打劫。他听到旅店老板说楼上没人,但那帮人显然不信。声音越来越近,韦力急中生智,把沙发、床全都顶到门后。外面的人踹了几脚,门没开,问老板是怎么回事,老板说可能是里面堆放的杂物倒了,那些人才悻悻离开。韦力和朋友吓得一夜未眠,第二天身心俱疲。而这一切,在他看到五桂楼的一刹那,就都抛诸脑后了。
如此断断续续跑了五年,2004年,《书楼寻踪》出版,印了三印。此后,韦力开启了半年埋头故纸、半年寻访遗迹的生活。受伤之后,很多人以为他会一蹶不振,谁知,装上假肢康复了半年,韦力又出发了。“如果不跑了,这个腿不是白折了?事儿没弄完,腿还没了。”
以藏书楼为起点,他的寻寻觅觅逐渐延展,文学家、书法家、画家等留下的历史文化遗迹,都被他的脚步逐一丈量。韦力总结自己的几十部著作:“我写东西就两大体系,一个叫‘书系列’,另一个叫‘文系列’。”
对文学家、书法家、画家遗迹的寻访属于“文系列”,而去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推出的《脉望:书魂寻踪2》,则属于“书系列”。为了这本书,他行程数千公里,寻访了大江南北的29位古代著名藏书家之墓,包括毛晋、张元济、吴湖帆等。
《脉望》刚刚付梓,另一套四册的《馆窥:我的图书馆之旅》今年又将面世。韦力开玩笑说,这是一套替读者“窥视”各大图书馆善本部的图书。“大家都觉得善本部很神秘,因为一般人进不去,而每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几乎都在善本书库。”
恰好,韦力因古籍与各大图书馆善本部缘分颇深。以国家图书馆为例,韦力藏有一卷“辽代刻经”,国家图书馆没有,所以国图每次搞出版通史展览,都会将这一卷刻经借去。后来韦力觉得借来借去麻烦,就把这卷刻经在国图存了三年。为此,国图还发给他一张奖状。
古籍收藏,让民间收藏家韦力与各大图书馆结缘,又带他“探秘”了各大图书馆最珍贵的古籍善本。可是,电子书和AI越来越普及的今天,读纸质书的人似乎越来越少,还会有读者对一听就有距离感的古籍善本感兴趣吗?
韦力认为这不是个问题,二者其实是源和流的关系。他坦承电子资源更便利,但是,“没有古籍传承的文脉,我们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民族如何伟大,中华文明史悠久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