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风雨读师四十载
一、小 引
夸张点说，这篇文章写了十年。
开笔时间是2014年9月，写作机缘是王瑶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结束，没有出现大的纰漏，学界反应很好，我大大松了一口气。事情办妥后，给师母写信汇报，同时敲下了这个题目。想从1984年9月我到北大念书说起，讲述一个不太聪明但运气很好的外省青年，如何历经各种坎坷，一路跌跌撞撞，终于在诸多师友——尤其是王瑶先生的栽培与帮助下，走到了今天。不用说，当初的题目是《风雨读师三十载》。
一开始雄心壮志冲云天，但写作很快陷入了困境。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文体?是论文、杂感还是回忆录，这里涉及视角、距离、口气与节奏，都不太好把握。希望兼及史家立场与弟子感情，主要目的却是与先师对话——他的风雨，我的风雨，两代人的风雨交叉重叠。
不是每个师长都有机会进入学术史或思想史的，大多数情况下，人走茶凉，很快就被遗忘的。王先生不一样，他有可能穿越壁障，不断召唤后世读者。既然如此，我就有义务及机会参与这种隔空对话。某种意义上，谈老师就是谈自己，不断与之对话，也是在反省自己的路径，督促自己不要偷懒。当然，如操作不当，也容易演变成自我炫耀。既要追忆，也在探究，还得有分析与批判，尽可能兼及公心与私谊，把握好分寸，方可成为一个有温情但也有立场的史学家。
说起来容易，真正实施，却碰到很多障碍。我对王先生的了解，其实是随年龄与阅历的增长，而逐步深入的；至于资料的发现等，尚在其次。拔白旗时的感受，“文革”中的痛苦，以及“文革”后的奋起无力，不身临其境，很难感同身受。学者的著述以及教学的业绩，这些比较容易阐述；而作为知识者的命运，是王瑶先生作为个案最值得推敲的，却不太好展开。又想避开陷阱，又想有所发明，就这么几次拿起，又几次放下，终于无疾而终。
之所以重拾信心，是因为筹划今年5月的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活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王瑶学术文献展”、北大出版社的“王瑶著作系列”以及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王瑶全集》重刊，再加上受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与几位学生合作编写《王瑶画传》，还有北大中文系、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等正在筹划的学术研讨会。这么多好事凑到一起，你不奋发图强，说不过去的。
这回学乖了，不画充饥的大饼，老老实实地，一节一节往下写，夹叙夹议，讲述时势变迁，引录师友文章，旁及自己的思考。既不是传记，也不是专论，絮絮叨叨，更像是坐在镜春园的客厅里向老师汇报工作——主要讲述王先生去世后，学界以及我本人的思考与作业。
考虑到此文即将进入《风雨读师》，书中准备收录的文章，这里就按下不表了；反之，则采用大段引述或小心加注的形式，将其纳入视野。
二、奇妙的师生缘分
1992年6月26日，已经是北大中文系青年教师的我，在京西蔚秀园为自家《小说史：理论与实践》撰写“小引”，最后一节属于荡开去的笔墨：
又是一度荷花开。八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到北大投考王瑶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此后，便与未名湖结下了不解之缘。近三千个日日夜夜，在这寂寞而又喧闹的校园里，有过许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痛苦与欢乐、希望与绝望。
就像湖底的彩云一样，那么绚烂又那么脆弱，随便丢下一块小石头，一切都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是未必美好的记忆。就在彩云裂开的那一瞬间，我失去了尊敬的导师，也失去了慈爱的父亲，真正体会到生离死别的悲苦。或许，没有真正遭遇爱情、没有直接面对死亡，都算不上成熟。父亲生前很欣赏我写的《未知死，焉知生》一文，说是看得出我“长大了”。可那只是纸上谈兵，书本知识远没有切肤之痛来得真切和强烈。不敢说从此参透人生，但看待人世间的纷争，从此多了个参照系。
我的博士指导教师王瑶先生(1914—1989)，与我的父亲陈北(1925—1991)从未谋面，但两人都对我走上学术道路，起决定性影响。所以我才会在“小引”中称：“写完这本小书，又一次领悟父亲的养育之恩和王瑶先生的教诲之功。我之所以走上这不算辉煌的学术之路，全靠他们二位的诱导和鼓励。”
学界中人，都能理解恩师的作用；而对于父母亲，主要是感怀养育之恩。我的父亲不一样，虽然他只是僻处洋铁岭下广东汕头农校的语文老师，但他对我学术上的引领与期待，却是至关重要的。二十多年前，我曾撰写《子欲养而亲不待》，初刊于《十月》1995年第5期，其中有这么一段：
虽说父亲临终时，我赶到跟前，略尽了为人之子的责任。可此前几年父亲多次住院都不通知我，说是怕影响学业，往往是危险期过了才告知，并且嘱咐，路远不必往回赶。回家乡时有人说起此事，加了句评语：值得吗?意思是说如此为子女考虑，那“学业”真有那么重要吗?父亲年轻时投身革命，没能完成学业，因而特别希望孩子在学术上能有所成就。出书、获奖或者提职称，在旁人是小事一桩，父亲则看得很重，似乎真有多么了不起。为了让儿子能专心治学，父亲多少次独自在死亡线上挣扎。每念及此，我就记起“值得吗”的评语——受嘲讽的应该是所谓一心向学的孩子，而不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不要说时至今日，学业仍无成；即便真有大成就，也不见得就能避免这种深深的内疚与自责。
十年后，拜读母亲陈礼坚写的《忆陈北》，以下这段话，让我既感且愧：“晚年病中，孩子们的一封来信，就能让他高兴好几天。他把孩子们的来信，一本本装订成册，闲时摸搓浏览，孩子们的孝顺和成就，是医治他创伤的妙药灵丹。从1984年至1991年逝世，这七年间，他先后住院七次 176天。孩子们皆在外，我一个人服侍吃药、打吊针、买菜，在病房小角落里做饭，夜间用布椅睡在病床前，直至永别。”
去年6月，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我主编的《漫说文化续编》十二册，每册都由我与早年的一位学生合作编选，其中合编《家庭内外》时，我“内举不避亲”，要求收入这则《子欲养而亲不待》——那虽是一挥而就的短文，却蕴含无尽的哀思与感怀。我本资质平平，加上成长环境严酷，最后能在学术上小有成就，绝对离不开父亲早年的精心培养，以及生病后默默的苦苦撑持，以便让我专心治学。
三十多年前，我撰《父亲的书房》，初刊于《群言》1992年第12期，后收入《故乡潮州》，其中这段话，可入我的学术自传：
父亲的藏书充实了我颇为艰难的八年知青生活，同时也规定了我日后学术的发展方向。这一点我也是很晚才意识到的。甚至连我日后的求师问学，似乎冥冥之中也早就注定。在乡下，我自学了大学中文系的课程，用的是游国恩、王起、季镇淮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黄海章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真没想到，这些先生后来大都先后成了我的业师。当我决定报考王瑶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时，居然能从父亲的藏书中找到几乎所有王先生“文革”前出版的学术著作(就缺一本《中国文学论丛》)!前几年回家，又找出绝大部分林庚先生“文革”前出版的著作；本想带回来向林先生炫耀一番，可惜广州火车站遭劫，这段“师生因缘前定”的故事因而无法落实。真不知道父亲当初是如何选中这些书的，或许冥冥之中真有天意。
家有藏书，不等于就认真阅读过；但就好像落地的种子，只要气候及水分合适，就会噌噌地冒出地面。父亲只是一个中专语文教师，且长期生活在远离城市的大山脚下，居然收藏那么多文学史著作，实在出人意料。所以，抚摸书柜里父亲购藏的王瑶先生几乎全部早年著作，我才会感叹“师生缘分”。
只说一句“居然能从父亲的藏书中找到几乎所有王先生‘文革’前出版的学术著作”，还是嫌太抽象了，阅读时一不留神就会轻易放过，请允许我从头清点，且按照购书顺序排列。
1)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3月上海第一次重印，此次印刷15000册，累积印刷35000册(根据开明书店1951年9月纸型重印，本书曾印五次)，封面盖“陈英名印”(那是父亲的原名)。
2)王瑶著：《李白》，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扉页上题“陈北，五四年十月廿一日农校”，封面盖“陈英名印”，没有阅读标记。
3)浦江清、余冠英、王瑶等著：《祖国十二诗人》，中华书局，1954年11月上海第2版第2次印刷，上题“陈北，1954.12.5.”，主要阅读王瑶的代序《什么是中国诗的传统》，圈点密密麻麻。此外，有阅读标记的是谈屈原、杜甫、白居易、辛弃疾那几章，如此“哀民生之多艰”以及“壮怀激烈”，与时代风气密切相关。
4)王瑶著：《中国诗歌发展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封面及扉页都有签名，但没有购书时间。此书父亲读得最认真，每一章都有标记，紧要处还补抄相关资料。
5)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5月上海第一版第5次印刷，34021—38040册(1953年8月上海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此书封面有母亲的签名“陈礼坚，一九五五年六月六日”。看购书时间，《李白》《祖国十二诗人》以及这本《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都是上个月印行，下个月就到了偏僻的汕头农校，可见那时图书发行的速度，以及普通读者的学习热情。母亲那时还只是汕头农校图书馆的馆员，四年后才经由进修而成为中学语文教师。父母亲购藏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册，明显都认真读过，书上画了很多红线。日后我报考北大博士生时，也曾使用这两册书，只是每个人划线风格不同，还是能大致判断。
6)王瑶编注：《陶渊明》，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扉页签名“陈北”。父亲明显认真读过该书前言，有多处圈点，尤其是鲁迅关于陶渊明的论述。大概为了备课需要，标记最仔细的是《归园田居五首》以及《桃花源诗并记》。另外，画圈的还有《挽歌诗三首》《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并序》《自祭文》等，这与购藏《李白》而没有留下任何阅读标记，形成了鲜明对比。大概，身处逆境的父亲，更能欣赏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不是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7)王瑶著：《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9月第一次印刷，封面签名盖章，并记“56年11月2日”。该书圈阅最多的是第一篇《鲁迅对于中国文学遗产的态度和他所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一是父亲历来崇拜鲁迅，二是此文确实最能体现王先生兼及古今的优长。虽然《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因得到毛泽东的赞许而声名鹊起，但就文章质量而言，父亲的判断是对的。
8)王瑶著：《中古文学风貌》，此乃上海棠棣出版社刊行的“中古文学史论之三”，1951年8月初版，印制3000册。该书大概是从旧书店买来的，涂掉原签名，书籍九成新，没有圈阅的痕迹，估计是太专业了，父亲未读。
对于我考上北京大学，追随王瑶先生读博士，父亲很是兴奋，经常问长问短。1987年夏天，我终于拿到博士学位，父亲感叹读不懂我的博士论文，但对学位证书很感兴趣，让我记得下次回家时带上，以便仔细看看。那时年少，不太能理解父亲的拳拳之心，还表示没什么好看的，就一张纸。
不久，因机缘巧合，父母亲决定北上探亲兼旅游。那时交通很不方便，父亲身体又不太好，我有点担心——先搭10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来到广州，住上一两天，再乘36个小时的火车，才能到达京城。
我书柜里长期放置一加相框的照片，那是父母亲和我们夫妇在北大校园的合影，父亲在照片右下角写下拍照的地点及时间：“未名湖畔，1987年10月5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游览北大校园，大概是上午10点开始，因提及王先生习惯于上午睡觉，午后才起床，大概怕打扰，父亲没提拜访王先生。其实拍照的地方离王先生的住处镜春园76号，走路也就5分钟，我居然没有略为变通，带父母亲登门拜访。事后被王先生狠狠批评，我自己更是后悔不已。
1991年1月，我赴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研究之前，顺道回潮州探亲，最后一次跟父亲长谈。那时因参与编辑《王瑶文集》，得见王先生1942年手稿《坷坎略记》，当时很震撼。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时年24岁的清华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王瑶恰好回家，没能及时跟上南迁的队伍，日后因主客观各方面原因，困守老家山西平遥，五年荒疏，身心俱疲，最后孤注一掷，下决心穿越封锁线，赴滇完成学业。此手稿写于离家出走多时、辗转跋涉，而又尚未到达昆明期间。我相信这文章是王先生写给自己看的，自我警醒，开弓没有回头箭。听了我的转述，父亲沉吟良久，就说了一句：人生的路很长，但最关键的，也就是一两步。几个月后，父亲因病辞世，这一本来相对空泛的感叹，几乎成了“临终遗言”。
父亲晚年多次反省自己走过来的坎坷历程，对年轻时台湾谋生/写作一年及其严重后果感受最为复杂，也最深刻。多年后，我有幸读到父亲的整套档案资料，看他不断追求上进又不断受挫，经常写检讨反省个人主义思想作祟，而又心有不甘，拼搏向前，一路走来跌跌撞撞，碰得头破血流，这才明白他的感叹。关键的一步没走好，以后很难凭人力挽回。可说实话，能够自觉、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这需要很高的运气与智慧，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
多年后回想，我之所以恰好在居港期间撰写那篇引起很大争议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与时代风云变幻有关，但也与得见王先生《坷坎略记》手稿以及父亲那一声长长的感叹不无联系。
三、大树倒下后的回响
为纪念王瑶先生诞辰100周年，我撰写了《八十年代的王瑶先生》，初刊于《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其中有这么一段：
我记得很清楚，王瑶先生去世时，钱理群冒出一句很沉痛的话：“大树倒了!”活跃在大转型的时代，替无数后辈学者遮风挡雨，这样令人尊敬与怀念的“大树”，属于那个时代诸多目光如炬且敢于直言的老教授。
这种“大树已倒”的感觉，不仅属于老钱和我这样的及门弟子，更属于很多同时代中国读书人。这里有王先生的个人魅力，更与那个特定年代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1989年12月13日王先生去世，当初到八宝山参加王瑶先生追悼会的诸位，心情大都十分压抑。很多人的触景生情、伤心落泪，包含非常复杂的感怀与思绪。
虽然1989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以《著名文学史家王瑶追悼会在京举行》为题，报道了两天前的追悼仪式；而且追悼会当天晚上，央视《晚间新闻》也有镜头播出，但官方与民间对“文学史家”王瑶的盖棺定论，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种痛彻心扉的感受，首先来自“物伤其类”的王先生的老友及学生。
记得办过追悼会不久，为征集纪念文章，成立了由孙玉石、杨犁、樊骏、李福田、王得后、钱理群、吴福辉、陈平原组成的编辑小组，2月底发出征稿信，5月底截止，共收到海内外87人撰写的纪念诗文89篇。1990年8月，署名编辑小组编的《王瑶先生纪念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如此出版速度，加上令人敬畏的编辑策略(“对所有来稿原则上照登不误，以存其真”)，乃得益于李福田先生的鼎力支持。编辑小组成员中，除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杨犁)，孙玉石等均为王先生弟子，为纪念集奔波责无旁贷；最值得敬佩的，还数李福田先生，作为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他才是此书得以问世的主要推手。李先生不是社领导，但有学识，很仗义，敢作敢为。今天看来或许没什么，可在那个特殊年代，刊行这册“百感交集”的图书，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十年前我撰《患难见真情——追记两种王瑶图书的刊行》，专门提及此事。深知此事内幕的王观泉随即发表《追忆李福田出版〈王瑶先生纪念集〉》，补充了若干惊心动魄的细节。
从征稿到出版，只有半年时间，如此仓促从事，一点不影响《王瑶先生纪念集》的质量。甚至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刊行的五种关于王瑶先生的纪念/研究集子中，最值得追怀与推荐的。可惜的是，当初手忙脚乱，加上心绪欠佳，那么多名家的原稿，我居然只保留了吴组缃先生的《哭昭琛》和林庚先生的《怀念昭琛兄》，其他的都直接送出版社与印刷厂了。比如，我十分敬重且熟悉的朱德熙、季镇淮、程千帆、唐弢、王元化、贾植芳、钱谷融等先生的大作，也都没能存留原稿。王先生逝世后，程千帆先生除为《王瑶先生纪念集》撰写《念昭琛》，还有两首“浣溪沙”因寄托遥深，在学界广泛流传。以致近日重读这本沉甸甸的大书，观赏吴先生、林先生的手稿，感叹良多。
从199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刊行《王瑶先生纪念集》起步，到1996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瑶和他的世界》、201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阅读王瑶》，再到201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怀念的色彩越来越淡，将先生置于百年中国学术、思想、教育史上思考及反省的意味则越来越浓。
为便于读者理解大树倒后的回响，我略为介绍一下这五种纪念/研究文集。
最先刊行的《王瑶先生纪念集》总共498页，其中近百页是八篇专业论文；但毫无疑问，主体部分是怀念。当初的设想是，稍为喘口气，再开专业性强的学术研讨会，没想到一搁就是好几年。终于，乘着1994年5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在西安召开第六届年会，又是王瑶先生诞辰80周年，穿插一个“王瑶学术思想研讨会”，愿望总算实现了。此次年会以“现代文学研究15年的回顾与瞻望”为主题，继往开来的意味十分明显，且各专题报告水平很高(包括樊骏的主报告《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故常被学界提及。相对而言，关注这个穿插其间的研讨会的较少，幸亏有了1996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才被不断引述。这册321页的论文集中，葛晓音等四文取自《王瑶先生纪念集》，孙玉石等十八篇新文基本出自此次研讨会(严家炎的“代前言”则是研讨会的开幕词)。
研讨会在西安开，论文集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合编，出版单位却是河南大学出版社，这就能理解为何该书“后记”特别感谢河南大学中文系刘增杰教授及河南大学出版社。须知早年出书很不容易，经费绝对是个大问题。《王瑶先生纪念集》的“编后记”中有这么一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沈阳市电视台广告部为促成此书的出版慨然给予热情赞助”，那是因为，北大中文系毕业生、原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时任沈阳市副市长的张毓茂为此书的出版筹措了经费。今天觉得很容易办妥的事，当初则可能是无法绕开的拦路虎。
1999年12月是王先生去世十年祭，又恰逢河北教育出版社刊行八卷本《王瑶全集》，于是，孙玉石、钱理群、温儒敏和我合作，编选了《王瑶和他的世界》。该书于2000年1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总共538页，文章主要选自《王瑶先生纪念集》和《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另外新增王得后的《夕阳下的王瑶先生》、钱理群的《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孙玉石的《典范的意义与学术的坚守》、钱理群的《挣扎的意义》以及我的《大学者应有的素质》五文。此书的制作效果不错，书前八页彩照尤其难得。“编后记”没署名，但一看就是钱理群的手笔：“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将先生的足迹淹没，‘王瑶的意义’已经成为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个课题，引发了后来者的不断追念、思考与论说。”
同样属于制作精美但原创性不太够的，是2014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孙玉石、钱理群编的《阅读王瑶》，那是为了配合王先生百年纪念活动而制作的。全书共430页，上辑“为人但有真性情”收文二十篇，下辑“治学犹能通古今”收文九篇。不说删去的，就说新增的，上辑增加两篇：韦君宜的《我的老同学王瑶》、陈徒手的《文件中的王瑶》；下辑增加三篇：温儒敏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夏中义的《清华薪火的百年明灭——谒王瑶书》、钱理群的《我理解的王瑶传统》。单就学术水平与阅读效果而言，当然是后出转精；但我还是特别感念前三种，尤其是《王瑶先生纪念集》的筚路蓝缕。
相对而言，学术性最强且对相关话题有明显推进的，是201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的陈平原编《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该书分五辑，共605页，与前四书的内容不重复，多为新作，大半是为2014年5月7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精神的魅力——王瑶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撰写的。我在会议的开场白中称：“王先生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了，作为友人、弟子或后学，我们依旧怀念他，但落笔为文，基本上已经将其作为历史人物来看待、辨析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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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想这是最后一次混合着情感、学识与志向的公开追怀了，可一天会议听下来，发言水平之高，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师兄钱理群于是怂恿我再编一本纪念集。
考虑到2014年同时推出典藏版《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阅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王瑶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我想还是稍为沉淀一下好。两年过去了，重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学评论》《北京大学学报》《现代中文学刊》《汉语言文学研究》等陆续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及《北京青年报》《中华读书报》《新京报》《书城》《山西文学》《映像》等刊出的散文随笔，我越来越有信心，于是向北大出版社申请，以“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为题，再出新著。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学术的进展，谈论作为历史人物的王瑶，理所当然地逐渐转向学理化。在《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的“小引”中，我大致介绍了编辑宗旨以及各辑内容，还提及若干因篇幅所限未能入集的文章。然后，着重推荐最后一辑，也就是王瑶先生“文革”期间的检讨以及其子女的辨析。“小引”中这一段有点缠绕与沉重，还是大段引录为好：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王瑶文集》第七卷以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王瑶全集》第七卷，均收入根据手稿排印的《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检讨》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检查》，这给研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学者提供了很大方便，故颇受好评。可说实话，当初我是反对这么做的。理由是，编“全集”须顾及作者本人的意愿，这些检讨书更适合于放在档案馆里供学者查阅。考虑到当下中国，查阅档案不太方便，且家属愿意公布，我自然乐观其成。三年前，师母杜琇发来王瑶先生两份检讨书的手稿，希望帮助录入，一是写于1967年3月的《我的检查》，一是写于1967年5月的《关于我的“材料”的一些说明》。读完这两份长篇检讨，真是感慨万千，我忍不住在《中文系的使命与情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台大、港中大的“文学教育”》(《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和《在政学、文史、古今之间——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的治学路径及其得失》(《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中略为引述。这两份检讨书，内容很丰富，可供分析的东西很多，因没有得到授权，不好贸然公开发表或大段引用，感觉有点遗憾。编好这本《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给远在英国的王先生女儿王超冰写信，询问能否授权刊发。没想到很快得到回复：不仅这两篇，还有别的检讨书手稿也可以提供。而且，她正在亲属的帮助下，利用这些手稿，撰写史学论文《父亲王瑶：文革期间的一个案例》，只是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我当即与北大出版社沟通，推迟发稿，就等超冰的文章及资料。我相信，这些资料及其考辨，不仅对于了解王瑶先生在文革中的命运，而且对于理解检讨书这一特殊文体，都会很有意义。
文章最后提及：“我从不怀疑作为个案的王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上的意义；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价尺度将日渐严苛，且视野将从一个人扩展到一个学科、一所大学乃至一个时代。这样一来，感情逐渐让位于理性，史著凸显，随笔淡出。本书之兼及怀念与研究，那只是一个过渡，相信下一代学者会有更专业且更深刻的论述。”
以上预言是否真确，还有待观察。但我在北大讲过几轮“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发现最近一次学生们对学科奠基人王瑶先生重新恢复了兴趣；而近年几次有感而发，在各高校做题为“冷战背景下的文学史建构——以王瑶、普实克、夏志清为中心”的专题演讲，也都有很好的反馈。或许，曾经屹立在现代中国学界的这棵大树，虽然二十多年前就已倒下，但其巨大的背影以及遥远的回响，依旧值得我们重视。
四、著作重刊与全集编纂
在王瑶先生去世后的众多纪念/研讨活动中，规模最大、成绩最佳的当数2014年5月7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精神的魅力——王瑶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会议发言，除了孙玉石、姜涛的文章单刊，其余的根据录音整理而成6万多字的《精神的魅力——在2014年5月7日北京大学“王瑶与20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初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3期，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
我在研讨会上的“开场白”，题为《“学者百年”与“百年学者”》，其中有这么一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谈论王瑶先生，怀念的色彩越来越淡，思考及反省的意味越来越浓。无论看人还是看事，站得远有站得远的好处，就像唐人王维《山水论》说的，“远人无目，远树无枝”，不再拘泥于细节，要的是“大势”，借此判断是否“特立独行”或“气韵生动”。因此，相对忽略某书某文的得与失，更加关注其跌宕起伏、五彩斑斓的一生，理解他的得意与张扬，也明白他的尴尬与失落。
这就回到了大会的主旨：如何将学者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转变成百年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教育史的思考，并由此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
倘若引入学术史的视野，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随着时间的流逝，作者的身影越来越模糊，而好书的魅力，则很可能穿越时空，被后人永远记忆。这里就想从王瑶先生去世后著作重刊以及全集编纂的角度，谈论今天的中国学界是如何接纳其学术视野与学术事业的。说到底，人文学者不同于政治人物或商业奇才，还是以著作为立身之本，也以著作为留存人世间的最大的精神遗产。
首先开列王瑶先生在世时刊行的著作，除非改变出版社或有重大修订，否则只列初版；记录各书页数，目的是让人一目了然该书的篇幅：
1)《中古文学思想》，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年，194页；
2)《中古文人生活》，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年，134页；
3)《中古文学风貌》，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年，167页；
4)《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310页；
5)《鲁迅与中国文学》，上海：平明出版社，1952年，181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48页；
6)《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543页(全书日译本，实藤惠秀、千田九一、中岛晋、佐野龙马译，东京：河出书房，1955年10月—1956年4月，第一册208页，第二册249页，第三册273页，第四册340页，第五册266页)；
7)《中国文学论丛》，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年，202页；
8)《李白》，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1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6页(日译本，吉田惠译，京都：三一书房，1957年8月，325页)；
9)《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169页；
10)《中国诗歌发展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146页；(修订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155页；
11)《陶渊明集》，(东晋)陶渊明著，王瑶编注，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16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64页；
12)《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1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07页；
13)《中国新文学史稿》(修订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上、下册共784页；
14)《鲁迅作品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415页；
15)《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314页；
16)《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王瑶等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527页。
另外，1972年香港富埌书房据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印行《中国诗歌发展讲话》；1972年香港波文书局据1953年新文艺出版社版印行《中国新文学史稿》，附录“批判王瑶及《中国新文学史稿》专辑”；1986年台湾长安出版社将棠棣版三册合为《中古文学史论》，因特殊年代没有获得作者授权，只是记录于此。
王瑶先生去世后出版的著作，按出版时间排列，包括旧著重刊、新编文集等，其中《润华集》《中国文学纵横谈》二书乃先生亲自编定。
1)《中国现代文学及〈野草〉〈故事新编〉的争鸣》，王瑶、李何林著，上海：知识出版社，1990年，182页；
2)《中国の文人：“竹林の七賢”とその時代》，王瑶著，石川忠久、松冈荣志译，东京：大修馆书店，1991年11月，300页；
3)《润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59页；
4)《中国文学纵横谈》，台北：大安出版社，1993年，284页；
5)《王瑶文集》，共七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
6)《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王瑶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14页；2005年重排版，550页；
7)《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王瑶著作系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32页；2008年重排版，361页；
8)《中古文学史论》(王瑶著作系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45页；2008年重排版，312页；
9)《王瑶全集》，共八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0)《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王瑶著作系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53页；
11)《中国诗歌发展讲话》(附《李白》)，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260页；
12)《王瑶文论选》(陈平原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396页；
13)《王瑶文选》(孙玉石编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87页；
14)《中古文学史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390页；
15)《李白》，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144页；
16)《中古文学史论》(典藏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361页；
17)《中古文学史论》(山西文华·著述编)，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301页；
18)《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册，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641页。
先说一本王瑶先生亲自编定，但从未单刊的图书，再谈与我相关的四种图书的编辑出版以及两部文集的编纂。
据师母杜琇撰《王瑶年谱》，1989年7月、8月间，王先生在烟台休养期间编定《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并撰写后记。此作者自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与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王瑶著作系列”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不是同一本书。后者乃孙玉石先生所编，属于论文精选集；前者则是王先生除《鲁迅与中国文学》《鲁迅作品论集》和《润华集》之外的“所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论文”，“除少数几篇是‘文革’前的旧作外，绝大多数都是近十年间的产物”。王先生自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从未单独刊行，只是作为北岳文艺版《王瑶文集》第五卷以及河北教育版《王瑶全集》第五卷传世。
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王瑶著作系列”，包括孙玉石先生作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以及我撰写跋语的《中古文学史论》。前者腾挪空间很大，孙老师工作态度又极为认真，故出版后大受赞许；后者本来就是完整的著作，为重刊而增加了四篇附录，反而显得累赘，故第二版又将附录删去。至于我那略有发挥的“跋语”，当初以《中古文学研究的魅力——关于〈中古文学史论〉》为题，收入拙著《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后并入《念王瑶先生》，作为该长文的第三节。
这一古一今两选集，出版后反应都不错——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阅读全集的愿望与能力。可我还是觉得不够，乘着北大社准备重印此二书，建议增加兼及古今的第三种选本。这就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在该书的“编后”中，我除说明编辑体例及宗旨，更突出书名的确定：
十几年前，我曾在文章中提及，先生晚年为台湾的大安出版社编过一部自选集，题目就叫《从古典到现代》，拟收入他在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研究领域的若干论文。只可惜后来书局出于销售考虑，未采用这个书名。“表面上兼收两个研究领域的论文，有点紊乱；可这正是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及长处所在。这主要还不是指研究范围，而是指学术眼光：以现代观念诠释古典诗文，故显得‘新’；以古典修养评论现代文学，故显得‘厚’。求新而不流于矜奇，求厚而不流于迂阔，这点很不容易。”(参见本书附录《念王瑶先生》)当初写文章全凭记忆，后来发现王瑶先生给大安出版社的书札，原稿上写得清清楚楚，初拟的书名是《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这回北大新书采用了先生自拟的书名，既是为了表达对逝者的敬意，也是有意凸显王瑶先生的治学路径。
至于为中国出版集团主持的“中国文库”编选《王瑶文论选》，虽规格很高，其实有点勉强。考虑到“文论”非王先生所长，我还是立足“文学史家”，且往思想史眺望。下面这段话，我以为是站得住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开创者之一，王瑶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同样有精湛的研究，同时，他又是一位思想独立的知识者、桃李满天下的大学教师，我相信，他能经得起时间的淘洗。”至于编书的因缘与感受，文章开宗明义：“先生病危时，我正患感冒，没能赶去服侍左右，此事一直让我耿耿于怀。先生去世十周年时，我曾模仿先生的《念朱自清先生》，将历年所撰五文，略加修订，连缀成《念王瑶先生》。春华秋实，又是一个十年。借人民文学出版社邀约编选《王瑶文论集》之机，重温先生著作，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为纪念王先生百年诞辰，我和师兄师姐商议，选择最能代表王瑶先生的眼光、学养、才情与学术个性的《中古文学史论》，请天津师范大学高恒文教授与我合作，重新校订，交北大出版社制作精美的典藏版，希望能诱发公众阅读、对话、收藏的热情。关于该书的编辑体例及工作思路，我以《书比人长寿——典藏版〈中古文学史论〉小引》为题，刊于《中华读书报》2014年5月7日，也收入典藏版《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这里就不赘述了。
在出版业很不景气的20世纪90年代，北岳文艺出版社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先后为王先生推出七卷本文集和八卷本全集，实在很不容易，如此隆情高谊，我等永远感怀于心。在《患难见真情——追记两种王瑶图书的刊行》中，我特别提及原山西作协《批评家》主编董大中和原山西晋中行署专员孙庚午如何帮助筹集出版经费：“弟子为老师编文集，那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好说的；倒是董先生、孙先生为出版乡贤著作‘两肋插刀’，让我铭感在心。”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谢泳的追忆不太准确，师母杜琇作为当事人做了很好的补正。
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北岳文艺版《王瑶文集》的编校很不理想，获悉我们的抱怨后，目光远大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王亚民社长建议重编全集，全部经费由他们承担。全集第一卷上有“出版说明”，明确记载编辑小组由孙玉石等11人组成，陈平原编第一卷，钱理群编第二卷、第五卷和第七卷，温儒敏编第三卷，吴福辉编第四卷，王得后编第六卷，最吃重的第八卷由孙玉石、王得后、樊骏担纲。其实，促成文集及全集刊行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便是师母杜琇——除了对各位编者充分信任，尽最大可能提供各种相关资料外，更贡献了至关重要的《王瑶年谱》以及王先生论著目录的初稿。
具体的编辑事务不必细说，值得一提的，反而是收不收王先生不同时期检讨书的争议。从20世纪50年代起，王瑶先生就不断写检讨，而且大都存底，免得下回说的不一样，会被穷追猛打。那一大堆检讨书，毫无疑问是被迫写的，可它们记载了时代风云以及那代学者特殊的心路历程，作为研究者，我们不能不重视。问题在于，这些检讨书要不要进入《王瑶文集》或《王瑶全集》，我和师兄钱理群意见不一。争论的结果是老钱获胜，因大部分编委赞同他。老钱质疑我将检讨书放在档案馆或图书馆供专业研究者查阅，称这种设想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公开刊印，才可能传世，后代才能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从这个角度看，即使略为违背先生的意愿，也是值得做的。
为纪念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北大出版社和河北教育社同意重刊“王瑶著作系列”三种以及《王瑶全集》，这让我大受鼓舞。所谓“书比人长寿”，再次得到明确的印证!
五、薪火如何相传
1989年8月，也就是去世前四个月，王瑶先生在烟台休假期间，编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并撰写后记。后记除了介绍本书内容及编辑体例，再就是重提“文学史的研究对象虽然是文学，但它也是属于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故文学史家的学术趣味与研究方法不同于文学理论家。下面这段话，特别值得我们品味，那就是推荐第六辑所收的《念朱自清先生》与《念闻一多先生》：
在全书中，自以为这两篇是最值得向读者推荐的。因为作者与朱自清、闻一多两先生的确有十年以上相处的历史，特别在抗战期间的昆明乡下，工作和食宿都在一处，因此下笔时就不能没有感情色彩；虽然具体的论述未必精审得当，但毕竟有亲承音旨的感性认识，因此自以为是可以供后来者参考的。
二十多年前，我将多篇谈论王瑶先生的短文集合成《念王瑶先生》，在第一节“文章缘起”中，称王先生的《念朱自清先生》是其“生平著述中最为神定气足的‘好文章’之一”，因其兼及学问表彰、生活观察、性情描述，乃至某种充溢着情感的驰想与揣摩。
约略与此同时，我为《现代中国》创刊号撰写“编后”，特别提及：“我以为，纯粹的技术操作并非理想的学术状态。尤其是谈论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思想、学术、文学、教育等，今人的长处，正在于其与那段刚刚逝去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容易‘体贴入微’。”所谓“体贴入微”，也是这个意思，注重考据，但并不就事论事，而是放在更大的视野中观察，而且希望能洞幽烛微，联通学术史与思想史。
在此意义上，我们来谈论王瑶先生的贡献，方才是能见其大。在刚刚完成的《王瑶画传》的“绪言”部分，我如此开篇：
从清华园里激扬文字，到西南联大专研中古文学，再到日后任教清华、北大，先后出版《中古文学史论》《中国新文学史稿》《鲁迅作品论集》等名著，王瑶先生(字昭琛，1914—1989)走过了不平凡的一生——最初的设想是“要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成一个第一流的学者”，后因机缘凑合，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晚年更因学术敏感，在培育英才的同时，开拓了学术史研究的新视野。除了学术贡献，王瑶更因其独特的思想探索、隽永的表达方式以及跌宕起伏的命运，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备受研究者关注。
有学问，但并不囿于学术；有理想，但不一定能落实；有探索，但不见得很成功——王瑶的道路，在二十世纪中国极具代表性。作为学者的贡献，作为教授的功业，以及作为知识者的命运，三者有时统一，有时叠加，有时则南辕北辙。也曾“大鹏一日同风起”，也曾“零落成泥碾作尘”，晚年则是“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里主要是时代的因素，但也与个人的天赋、才学与秉性相关，故其所有的振奋、彷徨与挣扎，都值得后来者仔细品味与思考。这才能理解为何2014年5月7日北京大学举行王瑶先生百年纪念研讨会，题目竟如此宏大：“精神的魅力——王瑶与20世纪中国学术”。
几年前，我为北大出版社《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撰写“小引”，特别提及：“我从不怀疑作为个案的王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上的意义；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价尺度将日渐严苛，且视野将从一个人扩展到一个学科、一所大学乃至一个时代。”实际上，学界已有不少此类著述，如夏中义、刘锋杰撰《从王瑶到王元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陈徒手著《故国人民有所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等，都是将王瑶作为典型案例，来谈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现代中国学术的兴衰。
作为及门弟子，我谈王瑶先生，好处是接触多故了解深，若说陷阱，则很可能是“为尊者讳”。王先生当年指导我们做“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课题时，特别提醒我们“需要明确史家的立场”：
尽管撰稿者中不少是研究对象的学生或私淑弟子，但不想为尊者、贤者讳，更不想写成怀念文章。要正视这百年学术发展中的缺陷，也要正视学者性格中的缺陷。
话是这么说，可在严于师生之分的中国，要弟子毫不留情地举起犀利的解剖刀，很难操作。据王瑶先生的早期助教裴斐追忆，王先生曾坦承：“我这个人有些旧观念”；“难道朱先生就没有可以议论之处吗?可我至今决不说朱先生半个不字。”此种“旧派作风”，我是认同并接受的——当然也承认其局限性。我的立场是：着重发扬光大，但不说过头话，尤其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至于有些过分难堪的地方，因无关论述的大局，尽可不必亲自去发掘。其实，王先生谈论朱自清、闻一多先生的文章，也都是采取这种策略。
作为曾经追随的后来者，我的任务是保证“薪火相传”。这方面可做的工作很多，包括编集子、写文章、开研讨会、讲专题课等，但最关键的，还是自身的学问必须跟上。
三年前，在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召开的“中国现代学术的精神、制度与文体——陈平原‘学术史三部曲’研读会”上，我做主旨发言，谈及“我之所以进入学术史研究领域，有九十年代初政治/社会/文化转型的刺激，但最初其实是缘于王瑶先生指派的任务” 。当初王先生遽然去世，其主持的“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课题尚未完成，为实现其遗愿，我硬着头皮顶上，最终在诸位合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得以推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书名是王先生定的，因主编过早去世，缺失一锤定音的长篇导论，再加上我那时年轻，资历太浅，催促有功而统稿无力，全书质量差强人意。但由此开启的现代中国学术史研究热潮，却很能体现王先生在学术上的前瞻性。
去年9月22日，在北大文研院组织的“传承”讲述活动中，我讲述《我的北大学缘》，其中说道：“事后想想，作为目光远大的导师，除了引领入门，指引方向，扶上马再送一程，再就是预留一两个很有发展前景的好题目，让学生延续自己的学术思路，完成自己因各种原因而未能达成的使命，也让弟子日后获得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进而走出导师的福荫，也摆脱影响的焦虑。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薪火相传’，才是确凿无疑的。”
记得1984年初夏，我来燕园参加博士生面试，王瑶先生亲自主持，试题中有一道：鲁迅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你怎么看。这道题我答得不错，王先生很满意。而后，王先生又要我谈对近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展的看法(这个忘记是在面试的现场，还是回到客厅)，后来才知道，他9月起要到日本讲学，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大概我的回答颇让他感到意外，报考现代文学博士，但对古典文学也有兴趣，这很对他的胃口，以致日后跟别人谈论我时，有些不切实际的表彰与期许。1951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王瑶先生曾做自我检讨，说自己“埋头读古书”，不怎么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追求的目标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做一个第一流的专家”。这虽是特殊处境下的检讨书，但我相信代表了他的真实想法。
因此，王瑶先生虽然以《中国新文学史稿》而成一代宗师，但他本人似乎更欣赏自己的成名作《中古文学史论》。这一点，身边的弟子看得很清楚。以致筹划王瑶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时，我提议从王先生众多著作中选一本书，精校精刊，让其更为长久地流传下去，同门聚会商议，一致推选的是《中古文学史论》。关于典藏版《中古文学史论》的工作思路及策略，我在《书比人长寿——典藏版〈中古文学史论〉小引》中已经讲清楚了，这里就不重复，只想说一句，虽然没能继承王先生的中古文学研究，但我对此书的认真校注，相信能得先生的欢心。
要说学问上的“薪火相传”，我的几位师兄师姐都做得很好。现代方面，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影响巨大，还有他们各自所撰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专史，也都十分精彩；古代方面，赵园出版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等，更是让我敬佩不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说来惭愧，我只是在小说形式研究方面略有建树(如《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再就是“五四研究”不无影响(如《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没有丢失王先生非常看重的“贯通古今”立场，先后刊行《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等著作。至于我在大学、都市、图像、声音方面的研究，也算颇具开拓性，那是另一回事。
学界谈论王瑶先生的贡献，除了具体著述，还有学术立场与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追求新时代有“义理”的“考据”，80年代诠释注重“释古”的“清华学风”；另外，相对于同时代众多鲁迅研究/追随者而言，王瑶先生的“师朱(朱自清)法鲁(鲁迅)”，兼及精神、文章与学问，因而显得别具一格。讨论鲁迅的文学、思想与政治，中外学界有不少高手；王瑶先生的特殊贡献在抉发鲁迅学术思路及方法的意义——早年撰写《中古文学史论》时明显借鉴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晚年再三强调鲁迅的著述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榜样。比如在《〈中古文学史论〉重版题记》《治学经验谈》《〈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后记》中，再三强调鲁迅若干学术著作“比较完满地体现了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的性质和特点”，可“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工作的方法论来看”。我第一篇讨论鲁迅学问的文章，就是在王先生关照下完成的。近期，我和学生合作的《〈中国小说史略〉校注》出版，在该书后记《我读鲁迅四十年》中，坦承自己的鲁迅研究之所以偏重学问与文体，是受王先生的启迪。将古典学问的思路及技术带到现代文学研究中，我相信若王先生在世，他会欣赏的。
二十年前，我在北大中文系开学典礼上演讲，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记得临毕业时，王瑶先生这样开导我：今天我们是师生，好像距离很大，可两百年后，谁还记得这些?都是 20 世纪中国学者，都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想想也是，诸位今天念文学史、学术史，百年风云，“弹指一挥间”。在这个意义上，你我既是师生，也是同学，说不定还是竞争对手。作为师生、同学兼竞争对手，我能说的就是：在叩问学术探讨真理的道路上，需要勇气，需要真诚，也需要毅力。祝大家尽力而为，不要轻易败下阵来。
据说，现场好多学生深受震撼与激励。我与我的学生可以在学术探索路上结伴同行，且互为竞争对手；同样道理，我与我的导师也可以是这种关系。我的不少研究思路受王瑶先生启发，但也有不同程度的推进。有跟着说的，有接着说的，也有跳开来说的。比如，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大学五书”等，就远远跳出“从历届北大校长看中国现代思潮”那样的感想与提议。
十年前我撰写《八十年代的王瑶》，第三节题为“作为导师的骄傲”，表彰的是王先生“运筹帷幄，悉心指导研究生，并从事学术组织工作”所做出的贡献。相对来说，王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的开创之功，很多人谈及；而作为研究生导师的业绩，及门弟子体会最为深刻。比如钱理群的《王瑶先生的九句话》、温儒敏的《王瑶：最有精神魅力的人文学者》，都是从“师”的角度切入，要言不烦的好文章。
学问好的，不一定就是好老师；甚至能教好本科生的，也不一定就能胜任研究生指导工作。都说“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乃人生一大幸事，可是哪来的“英才”以及如何“育之”，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不仅仅是公益心或责任感，更有眼界、方法与能力。王先生那一代文史学者中，他受到的学术训练是最好的，而机遇也很重要，先清华、后北大，同事携手，学生争气，加上1981年中国完整的学位制度建立，都使得其指导研究生的才华得到充分发挥。日后我之谈论研究生教育，不少背后有王先生的影子。
若兼及理念与操作，谈论作为“师”的王瑶先生，我有几篇文章值得推荐，如《“好读书”与“求甚解”——我的“读博”经历》《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我的教育理念及实践》《博士生导师的责任与边界》——后两篇其实是谈开去，借助王瑶先生的例子，表达我对大学教育以及博士生培养的思考。起码“文革”后留校任教的王先生三弟子，钱理群、温儒敏和我，都认真遵从先生“首先站稳讲台”的叮嘱，教学方面不仅受学生的爱戴(比如被评为“北大十佳教师”)，也得到教育部或北京市“教学名师”的表彰。更重要的是，专业著述之外，我们关注大学改革与中小学教育，且都有不俗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不辱师命，甚至可以说“超额完成任务”。
六、永远的鞭策与未完的阐释
十多年前，我当北大中文系主任时，为了让老师们有个相聚聊天、海阔天空的机会，组织了自由参加的“博雅清谈”，其开场白称：
记得1989年底，王瑶先生去世前不久，曾再三告诫：对于具体的学者来说，很可能是“前途光明看不见，道理曲折走不完”；大的环境你改变不了，但小环境还能自己把握。一定要学会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小环境，沉下心来做学问。
王先生当初说这句话，有很深的创痛与人生感悟，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寄希望于年轻一辈能跳过蹉跎岁月的陷阱。毕竟，世上不如意事常八九，不能坐等东风送我上青云。借用《荀子·修身》的话：“故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风雨读师四十载，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一点——不管形势如何变化，最终决定你的道路及成绩的，还是如何“沉下心来做学问”。
我知道，先生对我是有期待的。多年前撰写《念王瑶先生》，提及1988年夏天先生为我写了一幅字：“讵关一己扶持力，自是千锤锻炼功——读君近作书此志感”，真的让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这回为了撰写此文，我通过北大研究生院，向北京大学档案馆申请复制我的博士论文评语。当初年轻气盛，觉得博士论文也没什么了不起，答辩也就答辩了，未曾拍照，也没有留底。如今看到1987年6月18日孙玉石先生填写的《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报告书》，我还是很感动的。签名的答辩人包括吴组缃、樊骏、王春元、吕德申、乐黛云、王瑶，答辩委员会主席孙玉石。评语的结尾是：“答辩委员会一致认为陈平原的这篇博士论文达到了【优秀】博士论文水平，建议授予博士学位。”这“优秀”二字是后来添加的，大概是念完评语，大家(或王先生)觉得意犹未尽。事实证明，答辩委员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此论文日后获多种奖项，如教育部颁发的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二等奖(1995)、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百项精品成果奖”(2008)、第四届思勉原创奖(2017)等。
有趣的是，我的博士论文明明题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答辩后略为修订，即送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二年3月推出)，为何表格上写的是《论传统文学在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从“新小说”到“现代小说”》?这个疑问，二十年前我曾在《“好读书”与“求甚解”——我的“读博”经历》中做了解释：因是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学校没有经验，且经费紧张，于是要求答辩时只提供部分章节。
值得全文引述的，是指导教师王瑶先生的评语，那是一笔一画写下来的，没有任何涂改，看得出是事先认真准备，拟好稿子的：
本文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从小说叙事模式的角度，考察了从晚清开始到五四新文学创作中“现代小说”由古代小说的转变过程。并具体分析了中国小说在受到西洋小说的影响发生变化时所引起的中国传统文学各种文体对这种变化所起的作用。它所研究的是文学形式的变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但通过具体的分析和论证过程，说明在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学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指对古典小说的继承关系，而且是传统文学的许多文体，包括诗骚传统，都对这种转变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学术界关于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尚处于彼此“分工”过严的状况，对于二者之间应有的联系或“桥梁”尚缺乏必要的探索，更缺乏专就文学形式的某一方面的变化做仔细认真的研究，因而无论就选题角度或是内容探讨来说，本文都具有开创的性质；特别对晚清新小说的分析，由于材料不易搜集，一向是鲜为学术界注意的领域，本文所占有的材料和所作出的论断，应该说都是有创造性的。文章立意新颖，论证严谨，虽然选择的考察角度似较细小，但所达到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平是相当高的。而且就某一具体问题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所可能起的积极作用来说，也是有现实意义的。但文章对“现代小说”的分析论述似不若对晚清“新小说”之详细周密，因而在一些地方影响了所作论断的概括力。
总体来说，我认为此论文已达到博士学位所要求的水平，因此我谨加以推荐，请求对之组织答辩委员会进行答辩。
我与王先生都生活在燕园，平日虽多有交流，手头没有留下任何王先生的书札。倒是王先生去世后，师母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一份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推荐书的复印件，那是王先生手写的，全文如下：
陈平原同志于1987年6月取得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其论文质量即得到一致好评，认为观点新颖，思想开阔，资料详实丰富，论证过程严密，显示了具有很强的研究能力和较高的学术水平。毕业后即留北京大学工作，教学成绩优良，并担任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小说史”及“近现代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及经验”两个项目的重要写作任务，进度顺利，为该两项研究课题的骨干力量。他工作踏实，作风谨严，为不可多得的青年学者。
他治学由现代文学入手，上溯近代以至古代，又十分重视当前思潮及文学发展情况，旁及西方文学及哲学理论，注意研究方法，又能适当吸收西方理论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注意重点似在由古代中国至现代中国的转折期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以及各种学科(文学、哲学、宗教)之间的边际研究，故特别重视中西文化之碰撞及融合，因而对清末民初一段之文学及社会有关文献特别熟悉。他注意在此历史阶段中国知识分子之主观形态，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他已写了几本专著和多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好评。因为他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思辨能力，文笔又晓畅自如，可读性强，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今就其主要专著略加介绍。
一、《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论文集——主要是从不同角度考察了晚清以来的文学现象，着重在知识分子的心态、文艺的民族化倾向、以及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的互相渗透三方面进行论述，突出了文学的边缘研究的特点，其中如《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林语堂与东西方文化》等篇，甚得学术界好评。
二、《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是他的代表性论著。他从叙事模式的角度切入，研究1898—1927年三十年间中国小说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轨迹，分析了西方小说输入与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这两者在小说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特别对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方面，尤多创见。它运用了西方理论，在形式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而且搜集、分析了大量散见的材料，功力颇深。
三、其它书籍及文章也有影响较大者，如与钱理群等合写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篇，不一一介绍。
鉴于上述情况，无论就其已取得之成就或蕴藏着潜力看，陈平原同志皆属同辈中之佼佼者，故特予以推荐。
接下来是签名盖章，填表日期是1989年1月27日。熟悉当代史的都晓得，那一年发生很多事情，评奖的事就此搁下来，何时重启以及结果如何，我就顾不上关心了。
虽没获霍英东青年教师奖，但有王先生一纸评语，就是对我最大的褒扬，也是我日后前进路上永远的鞭策。今年1月，商务印书馆推出我总共24卷的文集，在“总序”中我说：
有机会出版个人文集，而且是在举世闻名的商务印书馆，实在是幸运之至。我曾多次提及，作为七七级大学生，我们这代人的普遍状态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劳作勤奋，成绩有限。恰逢连续急转弯的大时代，个人无法遗世独立，文革中的蹉跎岁月，八十年代的艰难崛起，九十年代的勇猛精进，以及新世纪的拓展与抗争，都只是努力顺应时势。静夜沉思，常觉扪心有愧。但反过来想，换一个时代或国度，我就能做得更好吗?也实在不敢打保票。聊以自慰的是，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紧赶慢赶，能有如此微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总序”的结尾处，特别提及王瑶先生等在我学术起步阶段的悉心调教。这种调教，可能是具体的学术指导，也可能是无意中说出的充满睿智的警句。
十年前，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精神的魅力——王瑶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上，我做了题为《“学者百年”与“百年学者”》的开场白，其中有这么一段：
王先生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了，作为友人、弟子或后学，我们依旧怀念他，但落笔为文，基本上已经将其作为历史人物来看待、辨析与阐释。对于文人学者来说，去世二十年是个关键，或从此销声匿迹，不再被人提及；或闯过了这一关，日后不断被记忆。因为，当初那些直接接触你的人已逐渐老去，不太可能再为你呼风唤雨；而年轻一辈只能通过书本或档案来了解，很难再有刻骨铭心的感受。这学期我在北大讲“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学生们听了很激动，说没想到师长们的学问是这么做的。可我很清醒，感动是一时的，有些细微的感觉无法传递，更不要说承继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在这里谈王瑶先生，大概是最后一次混合着情感、学识与志向的公开的追怀了。
真没想到，在诸多年轻朋友的帮助下，今年我还有能力积极运作，重刊“王瑶著作系列”以及《王瑶全集》，且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北大文研院、北大中文系、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的鼎力支持下，筹办“王瑶先生学术文献展”、召开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完成《王瑶画传》(与学生合著，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等，说实话，这些工作之进展顺利，超出我和几位师兄师姐的预料。
在《王瑶画传·绪论》的结尾处，我写下一句很深的感叹：
生活在20世纪中国，作为“大先生”的王瑶，兼及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与社会关怀，故其得失成败，不完全属于个人，必须纳入整个激烈震荡、风云变幻的大时代，才能看得清、说得透。由于图书性质以及编著者能力的限制，这方面的论述未能充分展开，只能留待日后弥补。
其实不仅是区区画传，其他相关论著，也有类似的遗憾。或许是离得太近，有些深层次的问题，未见得能看清、看透，更不要说深入开掘。这种局限性，有的是个人学识所限，有的则属于一个时代。我曾经拉开，将王瑶这一个案放置在更大的视野中论述，但效果还是有限。我承认《王瑶和他的世界》《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中有不少好文章，但在我眼中，所有追忆与论述，都属于“未完的阐释”。
政治史、学术史、思想史上，不乏意蕴宏深、常读常新的人物与著作，希望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能够进入这一行列，吸引一代代年轻人与之展开深入细致的对话。
2024年2月16日—3月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附记：为纪念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我撰写了长文《风雨读师四十载》(拟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版《风雨读师》)，考虑到文章太长不好阅读，我把主体部分交给《文艺争鸣》，原本的第三节《未名湖边的身影》交给《钟山》、第四节《镜春园的笑声》交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