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山东一师的演讲
1934年，老舍夫妇、长女舒济在济南
1930年夏，老舍结束了6年的海外教书生涯，受聘济南的私立齐鲁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1933年3月，他应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下称一师）的邀请，为师生们做了一场演讲。不过，演讲中部分关于文学的内容，听讲座的学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一些学生在《一师校刊》上发表了不同观点的文章。
近年来，随着《一师校刊》等资料的数字化，当年老舍这场演讲的全文以及同学们所作的回应，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些资料也为今人了解老舍早期文学思想提供了线索。
山东一师成立于1902年，是一所老资格的师范学校。初名师范馆，历经全省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师范学校等阶段，1914年改称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30年时，有学生15班、480余人，分为本科、专修科、讲习科、农村讲习科等。学校师资力量也很雄厚，48名教职员中，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25人、高等师范毕业的7人，高等学历占到三分之二。
当时，老舍凭借《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等多部长篇小说，在中国文坛有了一席之地。在济南，老舍更是被视为“中国近代文学界有数人物”。时任一师校长的于国源，于1933年3月初与老舍联系，邀请他前来讲学。得到老舍的同意后，于校长在3月10日下午召开的第六次校务会议上说：“齐鲁大学文学教授舒舍予先生，已允来校做学术演讲。其时间如何确定，请教务主任前往接洽议定。”
教务主任随后来到齐鲁大学，拜访了老舍。两人商定：演讲题目拟定为《怎样研究文学》，由于内容较多，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安排在3月17日（周五），第二次在次日下午。
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和老舍的研究方向大有关系。当时，老舍在齐鲁大学开设了《文学概论》课程，是文科二年级的必修、理科二三年级的选修课程。根据1931年出版的《山东济南私立齐鲁大学文理两学院一览》，其课程的内容是“从古代及近世文论见文学之意义，由文艺之类别明文学之内容”，以及诗歌、戏曲、小说、散文等文学体裁的分论等。
为了讲好这门课程，老舍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他翻译了哲学博士伊丽莎白·尼奇（1889-？）《文学批评》一书的前四章，从1932年12月起，陆续刊登在《齐大月刊》和《齐大季刊》上；他编写了近10万字的《文学概论讲义》，分十五讲，论述了文学的特质、起源、风格以及诗歌、散文和小说的鉴赏等内容；此外，他还在1931年的《齐大月刊》上发表了译作《但丁》、著作《小说里的景物》等文学赏析和文学创作的理论文章。
1933年3月17日下午，一师的师生们很早就来到大礼堂，一睹老舍的风采。当他缓步走进礼堂时，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大家的目光都随着他的脚步移动。
教务主任做了简短介绍之后，老舍登上讲台，用洪亮的声音说道：“在这里第一要声明的，就是我今天所讲的都是实话。实话向来是不大好听的。但如果我只就好听的讲，诸位也许不愿听，所以勿宁讲点实话。”
这天，老舍首先从文学研究的方法谈起。他说：“我们如果想研究文学，必须从文学的本身起，拿外部的研究作为参考、以世界文学作为对象，从整个的历史的时代中把握文学。”
“从文学本身起”，是指研究文学要研究文学作品本身。用老舍的话说就是：“我们无论想研究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动手去研究。只靠听别人，自己偷懒，那是不行的。”
“以世界文学作为对象，从整个历史时代中把握”，是指文学研究者的眼光不能以时代或地域为限制，评价一部作品的价值，要把它放在世界舞台、时间长河中。老舍举了个例子：“老先生说：‘五经四书最好！’新学者说：‘普罗文学最好！’到底是谁好谁坏呢？我们只有以世界文学为整个的对象、从历代的研究中以求得评定好坏的准绳。”
如果说第一天关于“如何研究文学”的部分，师生们还表示认同的话，第二天有关“什么是文学”的论述，结果就不一样了。
老舍认为，思想、道德、感情是文学内容的三大要素，但三者的重要性并不相同，历代的作品中，这三者也不是平均发展的关系，三要素中感情最重要，他在演讲中说：“文学的基本要素在于感情，有一天人类的感情没有了，那么也就没有了文学。”
至于思想，虽然也很重要，但程度远不及感情。他提道：“伟大的文学者不一定就是伟大的思想家。因为思想的表现还可以在其他方面去发展，譬如哲学；而文学几乎完全是感情的领域。”
老舍的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伊丽莎白·尼奇《文学批评》的影响。比如，书中提到的“伟大著作要有智理的、精神的、与情感的价值”，就是老舍所说的思想、道德、感情是文学内容的三大要素。
那一时期的老舍，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早期的重要作品，如《离婚》《月牙儿》《骆驼祥子》等，无一不饱含着作者对小人物发自内心的同情、怜悯以及歌颂等感情。
老舍的文学观，引起了一师学生的热烈讨论。听完演讲后，他们在《一师校刊》上撰文，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一位叫欢章的同学，在《听舒先生讲演后的一点管见》中，首先赞扬了老舍的为人和学识，接着笔锋一转，写道：“我听到这里，实在莫名其妙。为什么思想只占文学中最小的部分呢？”在他看来，感情固然重要，但思想同样是不可忽略的。他在文章中写道：“先有伟大的思想，而后才有有价值的作品。谁也不能否认。”
另一位叫张绍烈的学生，用更长的篇幅，分两期发表了《思想与感情的一点小小管见》，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张绍烈是一位文学爱好者，经常在《一师校刊》发表诗歌、杂文，课余时间，他也和同学讨论过文学作品中思想与感情的关系。他的基本观点是：思想和感情是合二为一的，文学作品中既不能缺少感情，更不能没有思想。它是文学作品的骨架，绝非可有可无，“没有思想的文学作品，简直没有称它为文学的余地。”
在他看来，感情越浓厚的作品，思想就越显深刻。比如，卢梭的自然主义思想，可从他的小说《爱弥儿》中看出来；托尔斯泰的《复活》，也无处不体现着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思想。
张绍烈还认为，经典作品之所以能够历久不衰，是因为它们的思想在不同的时代都能折射出不同的光芒，“永久流传万古不磨的文学作品，是因为思想的高深，而非感情的浓厚。”
关于这个话题，其实并没有对错之分。这恰恰与各自的经历有关。从25岁到31岁，老舍一直在国外教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他的文学观，在当时是比较前卫的。
而对于一师的青年来说，他们先后经历了济南五三惨案、九一八事变，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所以他们认为，文学作品是激发国民抗争精神的武器，思想性最重要，必然要饱蘸着爱国主义精神书写。
老舍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文学，强调它的艺术性；青年学生则是从现实的角度，关注它的功用性。两者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算不得“冲突”。
事实上，在抗战后，老舍的创作观也发生了较大转变，他的创作开始更多地融入思想。在1940年底写成的《三年写作自述》中，他回望了这个转变过程：“在太平年月，可以‘莫谈国事’，不论什么一点点细微的感情与趣味，都能引起读者的欣赏……可是作者这颗心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安坦闲适了。炮火和血肉使他愤怒，使他要挺起脊骨，喊出更重大的粗壮的声音，他必须写战争。”“有三条路摆在我的眼前：第一条是不管抗战，我还写我的那一套。从生意经上看，这是个不错的办法，因为我准知道有不少的人是喜读与抗战无关的作品的。可是，我不肯走这条路。文艺不能，绝对不能，装聋卖傻！”
也正如老舍自己所言，他大幅减少了可以尽情挥洒自己感情的小说创作，转向新形式、新内容的创作，写了大鼓书、河南坠子，甚至写了数来宝。比如，他为曲艺班写了山东大鼓《卢沟晓月》、相声《卢沟桥战役》、唱词《打小日本》《骂汪精卫》等，都是以民族精神为主线。这些作品经艺人们传唱，在文艺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