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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中有比较完整记梦情节的寓言故事有六处，即“庄周梦蝶”（《齐物论》）、“匠石梦栎社树”（《人间世》）、“髑髅见梦”（《至乐》）、“文王之梦”（《田子方》）、“神龟之梦”（《外物》）、“郑缓托梦”（《列御寇》）。其中“庄周梦蝶”是庄子以其亲身经历、体会写成的。千百年来，“庄周之问”恍惚迷离、耐人寻味，具有奇妙的艺术魅力，引发了后世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影响深远。然而，对此文的个别字句的理解上也存在不同之处，兹试作新诠，略陈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庄周梦蝶”出自《齐物论》的结尾处：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 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胡：通“蝴”。栩栩然：生动活泼的样子。庄子曾梦见自己变成蝴蝶，轻盈曼妙地飞舞着，梦中的情形极为真切。“自喻适志与！ 不知周也。”自喻：自乐也。郭象注云：“自快得意，悦豫而行。”（[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8页）与：同“欤”，语气词。此句的意思，当与《庄子·天运》篇“无言而心说（悦）”相通，郭象注曰：“心说在适，不在言也。”（同上，第512页。下引《庄子》只写篇名）无论说“适志”也好，“适心”也好，都是一种内在的愉悦感，是近于儿童般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快乐。

需要说明的是，庄子所梦之蝴蝶并非像有的论者认为的那样，这蝴蝶已成为与庄子没有关联的他者，成为“另一个实体”。如徐复观说：“若庄周梦为蝴蝶而仍然知道自己本来是庄周，则必生计较、计义之心，便很难‘自喻适志’。”（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任继愈也说：“……梦中主体与觉时主体取得同等地位，成为另一个实体。”（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页）在笔者看来，梦境的角色主体与做梦者虽然可以二分，但从文艺心理学上说，两者却是统一的。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讲，此时的蝴蝶和庄周拥有同一个人格形态，也就是说，寓言中的蝴蝶，其实就是“蝶化的庄周”；所谓“自喻适志”，不仅是作为生物的蝴蝶之志，而且更是庄周在梦中满足了其追求生命自由的心志。“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齐物论》）梦境暂时阻隔了与现实的关联，在梦幻形态中，于栩栩然飞动之际，“蝶化的庄周”轻而易举地从现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全然忘却了诸多纠缠与烦恼，进入无所挂碍、自由自在的快乐之境！

台湾蔡志忠的动画片《庄子说》“庄周梦见蝴蝶”有很好的创意，它将蝴蝶的头部改换为庄周的小脑袋，它（亦即“他”）一边飞舞着，一边呼叫着：“哦唔，哦唔，哦唔哈哈哈……！”蝴蝶的快乐即是庄子的快乐，蝴蝶的“适志”即是庄子的“适志”。是啊，艺术家与学问家不同，艺术家常常能抓大体、抓要害，既不违背原意，又能出人意表，创作出的艺术形象能使人会心一笑，让人觉得是这样，就是这样！ 蔡志忠先生的这一创造性发挥，对于我们理解庄子无疑是合适的。这种情况未免让人联想起钱锺书论词人与儒生之别，他提出《诗》作诗读，并引阮葵生《茶馀客话》卷十一：“余谓《三百篇》不必作经读，只以读古诗、乐府之法读之，真足陶冶性灵，益人风趣不少。”（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9－80页）读《庄子》书亦当如此。

“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俄然：突然。蘧蘧然：惊疑貌。刚刚梦醒之时，想到自己又是庄周，故感到惊奇而又可疑，亦即李商隐所谓“庄生晓梦迷蝴蝶”（《锦瑟》）之“迷”：“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在梦境之中，本是庄周的他通过“代入”成了快乐的蝴蝶；梦醒之后，莫非本来是蝴蝶的它“代入”而成了庄周？也就是说，此时此刻，自以为醒来的庄周，究竟是真实的庄周，还是因扮演庄周而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的蝴蝶？“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大宗师》）……他陷入了恍惚迷离之中。化为蝴蝶，是那样自由、快乐，他多么希望那是真实的啊！ 尽管梦中的情景不等于现实的情景，不会直接作用于主体的现实社会关系，但梦毕竟植根于做梦主体的潜意识中，创造了一种心理感受上的真实，一种历历在目、亲闻亲见般的真实。庄子向他人讲述其蝴蝶梦，讲他“化”为蝴蝶后那种纯然快乐的体验，这就说明这一体验又是为现实中的庄子所充分感知的。因此，笔者以为，他不是不能区别，恐怕更多的是不愿区别，甚至某种程度上是故意加以混淆，有意识地通过自欺达到心理上的平衡、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吧！

“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分：别也。物化：指事物变化为不同的存在形态，彼我浑然同化的和谐境界。在庄子看来，“化”是事物存在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所谓“万物皆种，以不同形相禅”（《寓言》）。你变化成什么都是可以的，都是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一切平等，万物齐同。《至乐》篇则颇为认真地描述了物种的变化，“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在《逍遥遊》中，鲲化为大鹏，远举高飞，亦为人所熟知。在常人看来，“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这没错。宣颖谓：“以常形论之，必有分别。”（[清]宣颖撰，曹础基校点：《南华经解》，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但若以道观之，物可互化，事物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分界。郭象谓：“夫时不暂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梦，于今化矣。死生之变，岂异于此，而劳心于其间哉！ 方为此则不知彼，梦为胡蝶是也。取之于人，则一生之中，今不知后，丽姬是也。而愚者窃窃然自以为知生之可乐，死之可苦，未闻物化之谓也。”（[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9-120页）那些未闻“物化”之说的人们，常常以为“生之可乐，死之可苦”，可是，你又怎么知道不会像“丽姬悔泣”一样呢？人的生命，只不过从一种形态变化成另一种形态而已。因此，正如马其昶所云：“物有分，化则一也。”（[清]马其昶撰，马茂元编次：《定本庄子故》，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21页）陈鼓应先生也说，这里“假借庄周梦蝶的一段美妙故事，由梦觉不分说到‘物化’，以譬喻物我界限的消解融和”（张松如、陈鼓应、赵明、张军著：《老庄论集》，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221页）。所言甚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作为个体的人，要进入物我两忘的情境之中，去领略人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的审美情趣——这是从“道”的视点而言的。

尽管庄子用“物化”作结，然而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庄周梦蝶”仍有着深沉悲凉的时代背景，这一创作，反映的正是庄子在现实社会惨遭压抑中渴望自由的潜意识，是个人理想中“自由王国”的艺术再现。在古今众多有关“庄周梦蝶”的绘画中，一些画家笔下的庄周现实形象，并不是被描绘成如仙人般的超然洒脱、无忧无虑，而是像大众心目中穷困的“书生”一样，明代沈周的《庄周梦蝶图》、陆治的《梦蝶图》等都是如此。我想，这应当是合乎实际情况的。清人张潮说：“庄周梦为蝴蝶，庄周之幸也；蝴蝶梦为庄周，蝴蝶之不幸也。”（[清]张潮著，陈书良点评：《幽梦影》，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是啊，庄周化为蝴蝶，进入自由逍遥之境，这是庄周的幸运；而蝴蝶若化为庄周，不可避免地要进入贫困、战争、死亡之中，那实在是一种不幸啊。《至乐》篇庄子与髑髅的会话，谈到“贪生失理”，“亡国之事，斧钺之诛”，“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冻馁之患”，“四时之事”等人间烦恼，颇令人不快。作为未掌握权力的士人，在无限的、不可测知的外在现实力量的笼罩和压迫之下，庄子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一种疲惫感、无力感、渺小感。如《德充符》所谓：“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庄子不能正面解决人生的问题，他所做的仅仅是对统治者采取一种疏离的态度——对于以改造社会为职志的“士”而言，这种行为无疑是消极的，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说是“自我”主体的消解与毁灭。

当然，我们也完全有理由为庄子辩护，既然现实生活就像一场噩梦，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嘲笑庄子只能够做一个虚幻的自由之梦予以精神上的补偿呢？ 生于乱世浊世，恐怕极少有人真正能做到像“古之真人”那样“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大宗师》）。庄子曾说过“哀莫大于心死”（《田子方》）的话，他还能做梦，而且愿意做好梦，做化蝶的美梦，说明其心尚未死。《天下》篇说庄子“时纵恣而不傥”，司马迁《老子韩非列传》说庄子“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43-2144页），都表明了他特有的胸襟与情怀。

从艺术方法上看，“庄周梦蝶”主要以“白描”取胜，他描绘的“蝶化的庄周”的逍遥快乐、醒后庄周的犹疑不定等，极易抓住读者的心，让读者共情，使读者为之喜、为之悲、为之感慨。后学们对“庄周梦蝶”思想艺术的阐发，见仁见智，体悟出不同的意义，正是此种意义上的丰富性与不确定性，成了“庄周梦蝶”魅力久远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