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爱与温暖，必可润泽生命之树 文学是时代的汤药，也是时代的良心
肖勤是遵义人，那里的姑娘性格泼辣热情、简单真诚，和那片土地一样，生长最红最烈的辣椒，也流淌最清澈的河水。肖勤曾经在乡镇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段人生经历让她越来越敬畏那些隐藏在茫茫人海深处和万家灯火背后的普通人。在中篇小说《暖》中，那个叫小等的留守女童，小小的心，等待着父母的归来，等待着家人团聚；在长篇小说《迎香记》中，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邓迎香带着村民一起凿隧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致富奔小康的千年梦想和人间奇迹。肖勤最新作品是长篇小说《血液科医生》，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展现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入选第八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肖勤说，可治愈力是这部小说的精神价值——只要有爱与温暖，必可润泽生命之树。
1 遵义姑娘和这片土地一样，生长最红最烈的辣椒，也流淌最清澈的河水。
青年报：你有没有想过起一个笔名？看到“勤”字，就感觉很勤奋的样子。你觉得名字对一个人有没有什么影响？
肖勤：估计是反的吧？小时候我对父亲说我想用“琴”字，不想用“勤”字，父亲一眼看穿我的小九九，知道我是嫌“勤”字难写。后来到底是拗不过大人，只能乖乖用“勤”字，再后来慢慢长大，也许是父辈的祝福在某一个时刻穿越时空变成了现实，突然在创作上变成了一个勤快人。与其说是名字对我的影响，不如说是承载了父母的期望吧。所以这么多年，从没想过要用笔名。
青年报：你是贵州遵义人，请介绍一下你的故乡吧。遵义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你自己又是仡佬族，你的文学爱好和审美追求是这片土地培养起来的吗？你青少年时代与这片土地最具文学性的故事是什么？
肖勤：贵州文化看黔北，黔北文化看遵义。遵义是贵州文化底蕴较为丰厚的城市之一，也有全国唯二的两个仡佬族自治县。人类的文明是沿着河流发展的，遵义有一条乌江、一条赤水河，两河沿岸的风俗文化、饮食与四川、湖南相近。遵义姑娘的性格泼辣热情、简单真诚，和遵义这片土地一样，生长最红最烈的辣椒，也流淌最清澈的河水。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身边有一个很厉害的大作家叫何士光，他的《乡场上》写的就是我外婆家那个小镇发生的故事。榜样的力量在于给你一种可能——原来大作家就在身边，他赶过集的小街你也走过；你喜欢吃的绿豆粉，当年他也吃过。文学很远，却因某一个人而近。于是，早在童年时期，我便开始有了文学梦，学编连环画，英雄走过九十九座山、打败九十九个怪物，救出仙女，之后就没有了。那时候还小，不知道爱情的最终目的是在一起，光顾着打怪去了，害得英雄和仙女都没有结果，自己也当了一回最蠢又最纯的作家和编剧。小时候看不懂《红楼梦》，最费解的是袭人的名字，一个带着“人”字的名字，怎么可能是人的名字呢？我就自己给袭人脑补了一个画面：她是一条龙变成的人，穿着人的衣服，然后身上全是龙鳞。这种人宝玉肯定不会喜欢……幼年的注意力不能持久，最终《红楼梦》没读完，就上初中了，开始迷武侠小说。为了看书，用手电筒捂在被窝里看，有一回差点把自己捂憋过气去……大脑缺氧时的想象力尤其丰富，可以看到许多正常时不能看到的色彩和画面，可惜不能持久，持久下去人就没有了。
青年报：你一直都在贵州，有没有向往过其他地方？你出生的那个地方还有没有你念念不忘的人和事？
肖勤：我从没有想过要离开贵州，也没有向往过在北京或者上海生活、工作、创业。我比较怂，平时大大咧咧像个侠客，其实特别怂。表面是个E人，其实是个I人。在陌生的地方喜欢当一只蜗牛。我出差经常是离开一个地方了，登机前才给当地的朋友打个电话说：“我来过了，我现在准备走了。”偶尔在陌生的城市流浪一下，绝对不会超过住所方圆一里地。但我特别喜欢跟着胆子大的人一起混，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当人家尾巴。一路上特起劲，说我听说这个、听说那个，要不咱们这样、或者那样，说得一路生花，仿佛自己亲历过似的。
要说让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种过的那些树。从小到大参加植树节，我种过许多树。然而，它们最后都变成了街道、小区和广场，变成了柏油马路或水泥广场。我想它们的魂还在那里，和夏天吹过的风、冬天飘落的雪在一起。我喜欢这世上的每一棵树，孤独而勇敢的树，哪怕它们已经消失在城市的进程中。但在我的记忆里，它们永远苍翠。今年植树节，我又种下了一棵树，是老鹰茶树，种在一个叫云鼎书院的地方。但愿它与文学和情怀一样，永远在。
青年报：资料显示，你从贵州师范大学毕业后，当过组织干部、乡长、副县长等职，这些人生经历为你后来的写作提供了什么样的素材和影响？
肖勤：二十多年前，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在乡镇。镇政府背后是高耸如云的黑沉沉的大山，每当夜晚降临，镇政府人去楼空，剩下我一个人住在大楼里，黑夜像海浪缓缓漫上来。站在楼顶，看着遥远山峦上一盏盏稀疏微弱的灯光，我陷入了困惑：山那么高、水那么深，人们世世代代住在这大山里，是为了什么？
很快农历七月半到了，这是贵州民间十分重要的节日。人们到了夜晚都会燃香点烛祭祀祖先。那天我和同事下乡，直到夜晚降临，我们依然还在黑黝黝的大山里赶路。突然，夜风吹开云层，一轮月亮在山冈上缓缓升起，对面山上开始陆续亮起腥红色的微光。紧接着，老百姓祭祀的烛火在群山中陆续点亮，远远近近的山野仿佛变成了星空，闪烁着成百上千的星光，场景无比震撼。我呆站在高山之巅，想起白天交谈的那些农户，他们大多沉默寡言，仿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激起他们的激情。可此时，我却感受到了他们内心深处对祖先和生命的敬畏与虔诚，感受到了他们最汹涌的情怀。那些火光是他们对幸福和未来的憧憬。
从那时起，哲学意义上的成长渐渐形成一种创作上的自觉。乡镇生涯既艰辛也快乐，它是一座创作的富矿，给予我太多厚实而绵长的细节与美好。我在同事和长辈的带领下，学会在冬日的寒风中挑来牛粪沤堆，为来年的烤烟地准备有机堆肥，看见一只蚂蚁用忙碌来印证我们沤肥的成功。大雪飘飞的季节，我们拿着竹竿丈量茶园。路过农户家门口，他们会递来一杯酒，让我们暖暖冰凉的胃。然后告诉我们，来年女儿要嫁人了，嫁到城里去过好日子。前年地里开始种生姜和香葱，赚的钱也比往年多。他们说话时，用采割过苕藤的漆黑手指抹过眼角的皱纹，笑容和泪光一样璀璨。仲夏夜时，我们打着手电筒，沿着沟渠查看各村秧田放水的情况。听着潺潺的清泉声欢快流进一块块秧田，月华如水银一样泻满山路。它们晃啊晃，和着水稻抽穗扬花的芬芳，和晚风一起扑入我怀中，那是丰收的味道。月光催化了某些思考，我更加理解生活在大山里的意义。人们像一把把倔强坚毅的锄头，一口一口啃碎泥土，种下希望。每一个秋天都是对春天最郑重的交代。遇到狂风暴雨、干旱酷暑，希望破灭时，他们又会变成一粒粒勇敢的荞麦，和大地交换微弱又谦卑的诉求。四季轮回，从来没有一个年景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称心如意。但只要谷子进了仓、辣椒下了树，他们都会心满意足地在香火下感念风调雨顺。在山村，欲望从来不会膨胀，它和胃一样自觉而谦逊。
我喜欢这样的朴素和执拗。十多年来，我的创作大都以西南腹地为背景。在创作长篇《迎香记》时，我跟着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邓迎香爬过五座高山，那曾是麻怀村孩子们出山读书每天必须攀越的山岭，一天来回两次，一次三个小时。后来，邓迎香和村民一起凿隧洞，他们用钢钎凿、用手刨，用了整整十多年的时间，凿出了一条麻怀隧道，孩子们从这里出山只需要走十分钟。我问邓迎香，那么厚的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凿洞的勇气和毅力从哪里来？她说，几十户人围在大窝凼里，夜里静得连狗都不叫，那种与世隔绝的孤独有多深，勇气就有多大。我又问她，为什么不搬出去？邓迎香说，要是嫌家乡穷就都搬走，那农村怎么办？
为了凿洞，邓迎香付出了农村女人最美丽的青春年华。当她代表麻怀人民坐上飞机去北京领奖时，已是一位手上长满老茧的深山中年妇女。一穷二白的麻怀在她的带领下，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致富奔小康的千年梦想，创造了人间奇迹。而在距麻怀村七公里的地方，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天眼。为了建成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天眼之父”南仁东默默付出了二十余年光阴。在我的长篇小说《血液科医生》中作为故事原型的重庆新桥医院血液科团队，他们持续用了三代人的时间，实现骨髓移植从无到有，再从全相合移植做到半相合移植，为中国西南地区血液病人带去生的希望。科研的道路和凿洞一样绵长寂寞，但他们都在孤独中开出生命中最灿烂的花。
在基层和一线的人生经历，让我越来越敬畏那些隐藏在茫茫人海深处和万家灯火背后的普通人。他们执著、坚韧，无声地耕耘、守卫这片土地，一往无前、勇毅前行，用汗水和智慧在人世间点燃一盏盏祈福的灯火。我从不后悔自己当年选择在乡镇工作。在基层工作，我庆幸我用文学的眼睛看到并陪伴了那些孤独勇敢的行者。所以，当我有很多机会离开基层时，我都选择了拒绝。基层生活和工作经历是苦的、累的，单调而繁杂，但换一种心态去注视的话，它们何尝不是创作的富矿。
2 血液是生命，是通道，是途径，通向爱和生生不息。
青年报：在你的早期作品《丹砂》中，有一个中篇是讲述乡村的留守儿童，你怎么那么早就关注到了这一群体？你想以作品给人们带来什么？
肖勤：我最早在乡村工作时，正是打工潮最盛的时期，农村的空心化很严重。留下的都是老人、儿童和妇女，留守儿童比较多。在日常走访中，我发现其实留守儿童和老人最盼望的不是我们去送点米和油、民政救济或者是慰问金，他们最盼望的是家人的团聚，老人可以看到儿孙满堂，孩子可以每天有爸爸妈妈陪伴在身边。缺失了中间一代人的乡村是不圆满的、是残缺甚至孱弱的。于是我写下了中篇小说《暖》，作品中的留守女童名叫小等。小小的心，等待着父母的归来，等待着家人团聚。
我希望通过作品，引发更多的思考，让更多人的目光关注到这个特殊群体，让每一个孩子的童年都圆满温暖。因为今天的孩子会成长为明天的父母，童年不曾得到温暖的他们，如何在成年后学会温暖他人？当然，也许正因为童年缺失爱，往往成年后会学会更多地爱人。可是，期待在没有水的沙漠里长出一片绿洲终究是很难的。我们不能赌未来，尤其是拿孩子去赌未来。
如今，留守儿童的问题随着社会关注度的提升和乡村振兴，正渐渐从一个广泛的社会现象变成个案和局部。越来越多的小等等到了父母回乡创业，所有细小孤单的梦想都在温暖的怀抱中变得饱满而坚强，这是好事。
青年报：现在整整12年过去了，你的主人公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肖勤：我写小等的时候，心里一直有一个小姑娘的影子。她有先天性脊柱裂，父母出去打工挣钱给她凑手术费。有一天，她爷爷带着她来乡政府找我，说娃娃五岁了，想读书，想穿花裙子。但是这个病导致的大小便失禁让她没办法去学校，也穿不了好看的衣裳。想做手术，缺钱。我听了，便和民政、计生等部门一起想办法，又联系了医院给孩子做手术。三年后，小说《暖》被拍摄成电影。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乡里拍摄小等在夜晚的暴雨中奔跑的那场戏，很多当地群众跑来看热闹。人群中，工作人员带着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女孩挤到我和导演面前，说有人找我。我已经忘记了老人的样子，有些蒙，找我干啥呢？我也不认识啊。结果老人开口说：“我听他们说今天晚上在这里拍你的电影，我是特意带娃娃来给你看的。要不是你帮忙，孩子没有今天。你看，她穿上花裙子了。”说着把一个打扮得很可爱的小女孩推到我面前。那一刻，所有的人都看着我，我脸顿时红了，也很自豪。乡镇工作那些年，我挨过很多骂，也有很多事没做好。但朴素的乡亲却永远记得你的好，这样的信任和宽容让我特别感动。如今我离开那个乡镇已经十多年，我不知道那个小女孩现在怎样了。但我心里那个苦兮兮的小等已经穿上了花裙子，笑得也像一朵花。
青年报：在你最新的长篇小说《血液科医生》中，最重要的词其实是“血液”，你是怎么理解这个词的？
肖勤：血液是生命，是通道，是途径，通向爱和生生不息。
青年报：我开始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有点非虚构的感觉。该书塑造了血液科医生黄栀子、夏曦和病人小松子、涂金钱等众多医患人物形象，展现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请问，小说有没有人物原型？你在其中有没有一个角色？
肖勤：一部小说，既然叫小说，必然是虚构大于真实，但所有虚构又都必然建立在真实之上。创作这部小说，我在重庆新桥医院持续采风了九个多月，目睹了无数令人感动或悲怆的故事，也看尽了人生百态。当生命走向终结时，原来最希望你活着的是医生。这句话有些残酷，因为真的有不少人是被亲人放弃的。书中的仓18的姐姐有原型，小松子和小艾也有原型。一个让我们看到人性残酷的一面，一个让我们看到爱和希望。在这个作品中，我是一个旁观者，冷静而残忍的旁观者。有时候我是恨的，恨自己的冷静和无情，也恨自己无法成为通天之神，救出他们，哪怕一个。
3 文学是时代的一剂汤药，也是时代的良心。它修补时代的伤，也安慰时代的痛。
青年报：你在前言一开始就写道：“得了白血病，是不是血液会变成白色？”这些问题确实是普通人难以回答的。你又不是专业人士，这方面的专业知识，都是怎么获得的？知识，尤其是专业术语，和文学表达还不太一样，在转化的过程中应该遇到很多困难吧？
肖勤：把专业语言转成文学语言是一件很难的事。关键是让读者看得懂。这中间，我最感激的是我采风时遇到的血液病专家。我跟着他们一起在病房里，听他们与病人家属对话。病人家属中有很多人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就算有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也对血液病知之甚少。这时候医生和护士就会用非常形象化的语言，把专业的说法换成家属听得懂的话，我照搬即可。也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我试着用自己的理解去转化它们，然后再请血液科专家老师帮我修正。这个过程有点像老师给孩子批改作文。医护人员的严谨程度远超我们日常想象。我记得我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哪怕是一个感冒，也有可能要了他们的命。”医生老师把“感冒”改成了“咳嗽”，理由是，感冒是一个病名，咳嗽是一种症状，你不能说感冒这个病会导致血液病人死亡。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这句话一点没错。我幸运的是遇到了一群用专业的态度和精神、朴素可亲的语言和爱来陪伴守卫病人的医护人员。
我曾经对他们的转换表示钦佩，但他们说这种技巧对血液科医生护士来说很正常，“不这样转换，病人家属就听不懂，弄不明白。弄不明白，护理就会出问题。护理出问题，病人就很难救得回来。”“在生命面前，必须慎之又慎，说一堆让人听不懂的东西没有用。”
青年报：看病，似乎有些日常。但是文学作品的深度和价值，往往在于高于日常的那一部分。你能结合自己的作品，谈谈这部书高于现实的部分是什么吗？
肖勤：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以及读者的喜爱程度让我意识到，我们的创作既要考虑文学语言的深度，也要兼顾读者的接受度。在写这部小说时，我尝试了多种语言表达风格。然而，我发现不能过度深入地描写，一是因为这部小说本身容易带给人沉重感，二是因为其生命主题深邃而厚重。如果我的语言再过于深奥，读者就可能会难以理解、难以接受。因此，我最终选择了最平实的语言表达方式，让人物以朴素的语言交流，让故事和情节在平实中自然发展。我放弃了以往对技巧类元素的过分追求，转而使用大白话来推进作品。这种做法其实风险很高，容易让人质疑作家的“文笔”。幸运的是，书出版后，从全民阅读的角度来看，它受到了广泛欢迎。许多人评价它“通俗易懂”“引人入胜”。
人们常说文学是形而上的艺术，高于现实。然而，这部小说的内容却紧密联系实际。采风过程中我发现，生活往往比文学更加残酷或精彩，这验证了“文学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说法。如果要说这部小说有高于现实的部分，我认为主要体现在它所展现的深度和价值具有倡导性和治愈力。倡导性体现在其社会价值上——读过这本书的人，我想他们不再会害怕成为骨髓捐献志愿者，因为捐献骨髓并非我们平常所想象的那么可怕。而治愈力则体现在其精神价值上——只要有爱与温暖，就能滋润生命之树。
青年报：李敬泽先生评论说：“肖勤的创作向来如此，总是让你听到喘息、看到悲苦，又让温暖的阳光在痛与喘息中缓缓升起。”李云雷先生评论的标题是“观照人世更观照人心的悲悯之作”。在有点冷漠和残酷的世界，“温暖”“悲悯”对于文学作品有什么样的意义？
肖勤：是灯、是光、是寒夜里的一堆微火。它也许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就像夜依然在，寒凉也依然在，但有了它，路走起来便不再那么黑，对寒冷也有了抵挡的勇气。
青年报：关于医患关系，是时代的热点，请问一下文学和时代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肖勤：文学是时代的一剂汤药，也是时代的良心。它修补时代的伤，也安慰时代的痛。
青年报：现在是普通话时代，大家从小都学普通话，平时又都说着普通话，大多数作家现在都是用普通话写作，但是用普通话写作似乎少了点味道。你用自己的作品举例说明一下，你在文学作品中有没有对方言方面的运用？方言对文学作品意味着什么？
肖勤：运用地方性方言写作是一件愉悦畅快的事情，我喜欢且经常使用，比如我在一部中篇里大量用到重庆和遵义方言，表示很赞同说“害怕”，很多读者读到这里都会笑，也觉得很有意思，一个作品让人觉得有意思，那就是最有意思的事了。比方说，这书你喜欢吗？你答“害怕”，那就是相当喜欢。我问你，今天累吗？你也答“害怕”，那就是相当累。还比如《隐秘的船》，有人问，为什么你给一个老太太起名叫“七姑娘”，我说在我们当地农村，七八十年前的女孩就是按老大老二喊，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人们提到她也是说，某家的七姑娘、五姑娘，很常见。地方性语言最可贵的地方是增加了阅读趣味，同时它的陌生感和地域感让作品变得有生趣，丰富多彩。但是地方语言的使用要有一个度，有趣变成了费解、丰富变成了晦涩难懂，那就成了阅读障碍。
青年报：现在的年轻人都沉迷于网络，乐于碎片化的轻松的阅读。你觉得读书对年轻人的人生有何影响？
肖勤：也许读书对人的一生看不出有什么影响，但是反过来不读书的人，我们会一下子看出他的不足。读书的好，最直接的呈现是会不会好好说话，能不能说好话。阅读是借用无数先人的智慧，最有益于增进情商。
青年报：你是贵州省文联副主席，除了工作和写作，你还有其他的爱好吗？
肖勤：闲日闲时，最喜欢的是听朋友弹琴、喝茶友泡的好茶。一切仿佛都是他们，但处处有我，最好的感觉莫过于此，爱好对我而言，终究喜欢的还是那一些特定的人或事，让生活能够懒和慢下来的东西。但这样的时间太少，除去工作和写作，连足时睡觉都是件奢侈的事。我想每个作家都会有感叹，时间不够用。
肖勤，贵州遵义人。著有长篇小说《守卫者长诗》《水土》《血液科医生》《迎香记》《外婆的月亮田》等，中短篇小说集《丹砂》《尘世间小小的灯》《霜晨月》。小说作品获国家级文学奖——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以及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选刊全国年度小说奖、民族文学全国年度小说奖等多个重要文学奖项。荣获贵州省第十四、十五届“五个一”工程奖，贵州省首届文学奖报告文学一等奖等。代表作有《丹砂》《隐秘的船》《去巴林找一棵树》等，多部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选载，并被译为英、韩、法、蒙古、哈萨克斯坦等多种文字。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有《小等》《碧血丹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