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比我们走的路长
肖复兴，著名作家，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先后任《小说选刊》副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等，著作百余部，曾获“中国好书”奖、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等多种奖项。
身为“京味作家”的一员，肖复兴的文学创作自是扎根于北京与北京文化之中的。
而他笔下洋洋洒洒的文字，则带领着他不断抵达远方。那个远方，是在琐碎日常中构建的文学的诗意、生命的诗意、时间的诗意。
写有情感、有故事的北京
周末周刊：“从某种程度而言，地理或说地域性，是书写城市的坐标，是一部作品中另一位不说话却同样风情万种的主角。”北京这座古老城市是如何成为“京味作家”肖复兴笔下的主角的？
肖复兴：大概20年前，我开始了对北京的书写。我从小在北京长大，21岁去北大荒，27岁回北京。北京，尤其是北京城南、前门一带、前门西侧老街，以及老街上我曾经住过的老院粤东会馆，我对它们非常熟悉。
2003年的一个冬日，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散会很早，我心想，过了马路就是以前住的老街老院，就回去了一趟。走进老街，看见墙上的拆迁布告，心里一惊。那天，我从老街走到以前住过的老院，很多看着我长大的街坊都还在，那里的一切都还那么熟悉。
周末周刊：那里的一切都还那么熟悉，那里的一切都将改变。
肖复兴：我心想，幸亏自己来了，要是再晚一点儿，恐怕就看不到老街老院了。我为什么不写写这里呢？这里有我成长的记忆，这些记忆是活生生的，是和北京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从那时起，我开始写北京，也真正意识到老北京和我的生活、写作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有意识地去了解老街老院，并由此蔓延到北京城南的很多地方。没事我就到那里去。“这小子又来了。”不管认识我还是不认识我，那里的街坊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让我知道了许多以前不了解的事情，对那里曾经自以为非常熟悉的一切有了新的体认。
周末周刊：旧景往事扑面而来，又在您时隔多年后的寻访中形成了新的样貌？
肖复兴：开始时也没想得那么周全，随着跟他们聊天的次数增多，我对这地方的感情越来越深，越来越觉得自己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其实有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我应当从头开始认识这个地方，向那些知道的人虚心请教，这样才能把东西写深。大家的经历丰富了我，大家的智慧帮助了我，我才能把书写得更丰富。
有一次去杨公祠，大门封了，我走旁门进去，碰到了一个老爷子。我问他，前面应该是大殿，我能不能去看看？他说那里现在是私人住宅，就是他家。我一路走一路问他，能不能找到老街坊问问这里的历史变迁。他看我对这里有兴趣，就邀请我到他家去。他家的门敞着呢，一个老太太正做着肉皮冻，我就进去了。他很详细地给我介绍了这里整个的变迁历史。他说后边原来是花园，现在花园没了，但原来的树还在，八角亭、石碑还都在……寻访路上我碰到很多人，我和他们素不相识，但他们愿意跟我聊，我才有信心写出来。
周末周刊：于是，有了《蓝调城南》《我们的老院》《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这一系列关于老北京的书写。
肖复兴：这是我最早写的有关老北京的三部书。写北京的作家很多，各种门类的写作都有。而我写北京的侧重点是城南，就这一亩三分地，绝不蔓延。我一定要写我熟悉的；我一定要写有情感、有故事的北京，一定要写人物，而不是单纯地写地理。有了人物，就有了命运的跌宕，笔下的城市就是有情感、有故事、有温度的。同时也要有我自己的经历，不能抛开“我”来写。这些人物要跟我有交织，我才能写出互动，让读者读来觉得亲切可信。
肖复兴写生作品
过去的水和今天的水融合在一起
周末周刊：那些老街坊读过您写北京城南的作品吗？
肖复兴：他们一看都知道里面写的是谁，尽管我已经进行虚化处理。对我来说，写作的内容有真实的存在才有底气。
周末周刊：那些您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的“真实”，变成文字后与您再度相逢的时候，让您产生哪些新的感悟？
肖复兴：写作的过程，实际上是对这种生活赋予了一种文学的生命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在这个文学的重新塑造过程中，你在不停地回忆，不停地认知自己、认知别人、认知时代。而这个认知的过程，也是不断反思的过程。
过去的东西还要有作用于今天，才能体现出它独特的价值。让读者感觉“虽然你叙述的是过去的故事，但对我的今天依然有新鲜的意义”，我希望能够写出这样的东西。
周末周刊：确实，您的文学主题常常与记忆相关，但您的书写并不停留于过去，而是走进当下的时光，面对今天的读者。
肖复兴：写作，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写记忆。记忆不全是陈旧的，是经作家在当下咀嚼与构造之后用文字重新塑造的。这样的文字是经过作家生命和时间双重提炼的，所以才能成为文学作品。否则的话，它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老照片。
我觉得，写过去，是要写过去对于今天的意义，写过去和今天的感情融合在一起，如同过去的水和今天的水能融合在一起。
周末周刊：您写下北京的城市记忆，想要留下的是对今天的城市更新、城市发展有意义的东西。
肖复兴：发展是必须的。今天的北京跟过去的不一样，就是因为发展。我的写作中，希望看到城市的发展。我写过一篇文章《洋桥记事》，写城市的建设带来巨大的变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洋桥住了好几年，房子四周都是农田。当年铁道兵修建北京地铁之后，复员留在北京安家立业，就在洋桥那里的农田里建了一片红砖平房。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洋桥那片地铁宿舍陆续拆掉了，那里建起了高楼大厦，变成了应有尽有的新型社区。
但另一个方面，一座古老的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还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如何保护的问题。建设中不可能不拆掉一些东西，不可能所有东西都保留下来，如何保护、如何发展，这是城市建设的伦理。
周末周刊：《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中收录了36幅您手绘的插图，图中的不少景象如今已被湮没在了历史长河中。
肖复兴：新生事物可以持续地蓬勃生长，而旧物不可再生。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建筑、街道、物件，是宝贵的活化石，把它们保护起来，城市的文化才能更好地积淀下来，对后人有所启示。
时代在发展，北京在前进，老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变得越来越老旧。但它们不因苍老沧桑而变得没有意义。相反，它们更有意义了，因为它们是北京这座古城历史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人们的记忆。因此，城市的发展不能唯“新”是举，保护和建设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像我所记录的那些老街老院，它们是和我们的生命、情感和记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走进那些大街小巷，遥远的记忆一下子被激活，历史与当下迅速产生连接，让我们对这座城市产生最真实亲切的情感。
保持写作活力的有效方式
周末周刊：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说到底还是一个写作者身份认同、精神认同的问题。北京的城市文化为您的京味文学创作提供了怎样的文化滋养?
肖复兴：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人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能忘却的，这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认同这座城市和认同母亲同样重要而不可分割，这应该就是你们所说的写作者身份与精神的认同。你走在这座城市里，无论看到变化的，还是想到以往的，那情感就和在别处不一样。
有一次，我读到李健吾先生写老北京的文章，其中写道：“繁华平广的前门大街就从正阳门开始，笔直向南，好像通到中国的心脏。”让我很震撼。我曾经无数次走过前门大街，没有一次有过这样通向中国心脏的感觉。我问自己，为什么？这里就有你对北京历史与文化的了解、认知和感情到底有多少的问题。只有真正深入地去了解——当然不是只从典籍里，还要从具体的生活中去了解体认，才会发现北京这座古都的博大精深。它能够给予我们的文化滋养是极其丰富的，而我写的只是浅浅的一洼水而已。
周末周刊：文学中的地域性，以其鲜明的历史和地理特色而独具风格与价值。在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文学创作会走向何方？
肖复兴：我始终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学的地域性应该加强，如此才会让本土的文学创作更具自己的特色。文学创作不能一味怀旧，也不能一味趋新。就像写芝加哥的索尔·贝娄，写伊斯坦布尔的帕慕克，他们的写作都不曾淡化自己的地域性特点。
假如缺失了地域文化，城市会千人一面，与之相关的文学书写空间会越来越拘谨。例如，没有了地域性，京味文学便没有了书写的背景和空间，其文化历史的血液便无法在作品中流淌，人物便容易成为空心人。我相信地域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前景应该是广阔的。
周末周刊：因此，您对北京的书写总是落脚在人的生活上。比如，您写《天坛六十记》，记录的是“如水如云一般来来往往于天坛的寻常百姓庸常的生活点滴，普通人生平凡的际遇投影”。
肖复兴：是的，《天坛六十记》并不是一本介绍天坛历史或天坛风景之书，而是记录我在天坛所见所闻所画所遇所思的点滴，是一个个生动的人物。
周末周刊：这里的天坛成为一个载体，承载着您与他者、与城市的相遇和交流。
肖复兴：我家原来离天坛很近，坐几站公交车就到了。我那时候喜欢画画，每次我坐在那儿写生，旁边都会围着好几个人看，慢慢地，我就跟他们聊起来了，他们讲的好多事我不知道。我觉得如果把他们写出来应该挺有意思的，那是我不熟悉的生活，是老百姓最真实的生活。
周末周刊：就像您在《画为媒》一文中所写的：“到天坛写生，不仅为了画画，还可以接触好多人，随手记下各色人等的人生百态与百味。”这种“萍水相逢”，为您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丰富性与活力。
肖复兴：我觉得画活物和人的速写最有意思，就像农民到地头收割农作物，颇有成就感，还可以捎带认识很多人，知道很多事，扩展自己的写作视野。这也是我让自己保持写作活力的一种有效方式吧。
萍水相逢，所以丰富多彩。有一次，我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那儿打盹，我就画她，画完，给她看。她看了，说了句，我也会画。我赶快拿出笔，说您给我画一幅。她给我画了一朵牡丹花、几片叶子，我真没想到，她画得那么好。
前天，我也上了天坛，遇见一个老爷子，他跟我讲了个故事。他会中医按摩、针灸。他老岳母80岁的时候，得了病，身上疼，他就每天给老岳母按摩两个小时，整整坚持了9个月，把老岳母的病治好了。我心里挺佩服这样的故事，佩服他的坚持。
在天坛，我观察各式各样的人，他们跟我碰撞、跟我交流，给我很多信任和温暖，而他们的生活是我所不熟悉的。如果我没有到生活的现场，就不会遇见这样的人、这样的故事，就不会一再地感受到普通人生活中的不平凡。
得跟烙饼似的翻几翻
周末周刊：在生活的现场，捕捉萍水相逢者的故事。一个作家如何练就观察生活、将寻常生活写出诗意的能力？
肖复兴：孙犁先生说过：“最好多写人不经心的小事，避去人所共知的大事。”对此，我很赞同。我的散文，就是希望写一些小事，而且这些小事是我们每个人都能经历的。
我一直喜欢散文。读中学时，我喜欢冰心、萧红、韩少华和何为的散文。年老之后，我喜欢孙犁、沈从文和汪曾祺的。这些作家的散文有共同的特点，都是书写普通生活，并从日常中写出一点温暖的诗意，让我的心微微一动。
生活里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甚至坎坷与痛苦，但生活里也有诗意的闪烁。特别是苦难中的诗意，使得我们面对生活时多了一份勇气、信心和韧性。这是我们中国人朴素可贵的性格，也是散文最值得珍视的品格。
周末周刊：对小事的书写，亦可抵达文本“最值得珍视的品格”。
肖复兴：普通人不会经历许多的大波大澜，经历的多是小事、小涟漪，许多的点滴恰恰构成了我们人生的几乎全部。我们珍惜这些小事，就等于珍惜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重视的就是这些小事，如何把这些小事写好，让读者动情动意，这是作家的本事。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特别擅长在琐碎的日常中构建电影，在寻常时光中流淌出真实的生活质感。生活中哪有许多惊心动魄的大事？都是婆婆妈妈的小事。他的电影《如父如子》《步履不停》等，哪个不是这样的事？他有一本书，书名就叫“还是得活在日常里啊”。
我写作，就是要“死磕”这些琐碎的小事、别人不经心的小事，把它挖掘出来。因为，失去了琐碎的小事、失去了日常，写作往往会大而无当，没有血肉，无法打动读者。所以我努力把有味道的日常小事挖掘出来，以求赢得更多的共鸣。
周末周刊：作家与读者都是生活在日常里的，作家用自己的“有心”捕捉的那些“失去”的日常，恰恰可以令读者“心有戚戚焉”。
肖复兴：但是，捕捉到了这些琐碎的日常，你千万不要轻易地去写它。你还要在心里头掂量掂量，得跟烙饼似的翻几翻，你才能把它烙熟。今天遇到一个事，得想一阵子，在脑子里弄清它的脉络，再去考虑怎么写。现在，有些散文写作太随意。
周末周刊：一旦对琐碎的日常留意起来，便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小事太多了，就要面对取舍的问题，您取舍的标准是什么？
肖复兴：选择的主要标准就是，它哪一点打动我。我觉得和陌生人的这种交往最能打动我，萍水相逢的人最容易敞开心扉。在《童老师》这篇文章中，我写了我在天坛遇到的“北漂”童老师。他是退休后跟随子女来到北京的。他和我说，在老家当老师的时候，很多人认识他，而到北京后，不得不接受没什么朋友的心理落差。那天，他和我告别转身而去的时候，我唤了他一声“童老师”，这让他回头一愣。这一愣，就是打动我的点。
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说：“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理解，是童年时代给予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种馈赠，那他就有可能是位诗人或作家。”我始终谨记这话。
好的文字应该是一种梦
周末周刊：2024年，您的儿童文学作品《风啊吹向我们》出版，这部作品聚焦了少年友情对于成长的意义这一命题，书中人物的原型同样来自您自己的生活。
肖复兴：这本书是写我初一那年的生活。那时，我在学校里并不显眼，很容易被淹没。在茫然无措的时候，我遇到了第一个朋友，他对我的鼓励很重要。书中的小秋是两个人物的结合，其中一个就是他。他喜欢看书，借给我一本《千家诗》，线装的，我印象特别深。他让我开阔了眼界，原来世界上还有好多我不知道的书。
另一个人物原型是我初三时认识的我们学校高三的一名学生，我在学校“百花园地”上读到他的专栏，写的是童年的故事，特别吸引我。他还在《北京文学》发表过一篇散文，是我们学校唯一在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的，那是了不起的。这两个人给予我的友情非常纯真、非常美好。我想到他们，就想写这本书。
周末周刊：这本书中的人物都与您密切相关，正如您说的，“重叠着我自己生活中的浓重影子”。
肖复兴：我把童年和少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最富有诗意的想象、最充满憧憬的寄托，都写进这本《风啊吹向我们》里了。时隔多年，书写这段恰同学少年的经历，需要的不仅是昔日人物情景的重现，更是细节的丰盈、想象的弥合、对远逝时光的唤醒、诗意的理解，以及可以与今天的现实生活产生关联的新鲜认知。更需要一提的是，如果我没有碰到这两位同学，那我的成长就是另外一条道路，就不可能走上文学道路。
周末周刊：走上文学道路，您一走几十年。
肖复兴：我从小喜欢文学，这跟半路喜欢文学这个感情还是不一样的吧？一辈子相伴，所以它就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它，它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我有时会想，如果有一天写作一分钱稿费都没有，我还写不写作？我还是会写。我就想起我最初写作的时候，在北大荒，一个冬天写了10篇散文，给谁看？没有人。那为什么还愿意写？因为文学让我的精神有了一种寄托，感情有了一个存放或者抒发的地方，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它所起到的作用是任何其他东西都取代不了的。亲情、爱情、友情很重要，但它们也取代不了文学，而这三种感情，我通过文学都可以表现它们，这是文学最独特的地方。
周末周刊：那是1971年北大荒的冬天吧？2023年，您的《燕都百记》获花地文学榜“年度散文”时，您的获奖感言是：那个温暖的冬天支持我走到现在。
肖复兴：是的，那年我在北大荒的生产队里喂猪，大雪封门，我就陆续写了10篇散文，身边没有人看，也不知要往何处寄。思前想后，我挑选出一篇寄给了叶圣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他帮我修改了文章，并在信里说，如果还有别的文章也可以寄给他。于是，我又把另外的9篇文章都寄给了他，他又陆续修改后寄还给我。他都是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其中有一篇，因为改动多，他还重新抄写了一遍。大约在1972年春天，我将其中的一篇《照相》寄了出去，发表在新复刊的《北方文学》上，我最初的文学创作就是这么开始的。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是非常珍贵的帮助与鼓励，所以那个冬天特别温暖。
周末周刊：您如何理解文学对于生命的意义？
肖复兴：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我对万事万物的美感、善感和敏感，都是文学艺术给予的。我觉得，美感、善感和敏感就是文学对于人的作用。它让人的情感更丰富更细腻，对美好事物的感知更敏锐更深刻。人不可能一辈子都顺利，总会遇到挫折，而文学可以为我们提供另一种生命通道，就像逃生通道那样为我们排解些许情感或情绪上的问题。
周末周刊：在互联网时代，一方面写作可以无所不在，另一方面文学却日渐寂寞，身处其间，真正的作家该如何选择与坚守？
肖复兴：商业浪潮汹涌，文学确实受到了冲击。同时，网络又使得写作尤其是散文写作失去了门槛，十分泛滥。我曾经打比方说，这让散文这种本来温润的文体，粗糙如同搓脚石，随便可以搓出一脚泥来。写作过于轻松，就难免像口香糖一般被随意咀嚼和吐掉。而好的文字应该是一种梦。它是心灵的外化，是精神的一种追求，它比我们自己走的路长、抵达的地方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