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师东谈枕边书
李师东，评论家、出版家，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原总经理
《读过》（时代文艺出版社）以“现场”“话题”“印记”三辑收入了您编辑生涯所经历的过往，以文学的眼光聚焦时代，读后很受启发。能否谈谈《读过》的出版，是为自己40年编辑生涯的一个总结？
李师东：出这本书，有一个想法：从出版抵达文学。涉及的多是与我工作有关的书事。做出版，少不了要作出评价。一个好的编辑，一定是一个好的评论家、鉴赏家。《读过》里面的文章，更多是从文学评论出发的，是对所读作品和所及现象的文学评价。将来可能另出一本书叫《编过》，那是专门从编辑角度的。
我请陈晋写了序。陈晋兄起初是文学批评家，后来是我们很熟悉的党史和领袖人物研究专家。他的开毛泽东主体研究先河的《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是我责编的。陈晋兄知人论世，情真意重，让我觉着我近40年做出版、忙文学，值得。
您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您是不是也有文学梦？做编辑是您理想的职业吗？从《读过》中能感受到您对中青总社包括对《青年文学》的倾情投入，这是怎么做到的？
李师东：真没想过要有多大的文学梦想，更没想去扬名立万。从小就喜欢书，大半辈子在和书打交道，我觉得我已经很幸福。大学毕业时，读完了最后一本书《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年少轻狂，以为该读的书都读了，就到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来编书。
最后一本？是当时有什么阅读计划吗？
李师东：刚上大学，第一个学期无所适从。从应试教育到大学校园，突然发现没人管你了，不知道做什么。到了第二个学期，我就去找本系78级的江作苏学兄，他是湖北武汉人，很温厚沉雄的一位兄长。他给我开了一个书单。《歌德谈话录》打开了我阅读的视野。中文系资料室的书差不多都看了。《美的历程》刚出版，看了好几遍。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哲学部分出一本看一本，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看不懂也看。看《悲惨世界》，就是找不到第四卷。后来编辑梁晓声的《人世间》，书中提及，一查第四卷是在我毕业后才出版的，所以至今还未读。说不上系统的计划，上《诗经》选修课，到学校图书馆借过好几套线装书，一边放的则是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那个时候真是一个读书的年代。工作以后，就再没那么纯净的时间读书了。但这四年的读书生活，受益无穷。后来我在出版社还分管过心理自助读物，我说我大学毕业前读过一本砖头大小的心理学历史，特地在网上买了本旧书，送给同事。
您刚才说自己从小就喜欢书，能否谈谈您的阅读经历？
李师东：我父亲是读书人。他是我们县师范前几届的学生，做过中学老师，后来在县里工作。我大学毕业后有一年春节回家贴春联，让我划上几笔。父亲说字不是这么写的。他写了几个字，端端正正的柳体，有风骨又圆润。我小时候的村子叫东湾，村里有一位民办教师叫熊传忠，诗书画艺皆通，我们都很崇拜他。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一本书，绘声绘色给我们念“老水牛爷爷”的故事。我上大学后才知道，原来是峻青的名作《黎明的河边》。
到中青总社后的阅读情况是怎样的？
李师东：中青总社有一个颇为壮观的图书资料室，很多书是我在复旦没见过的。里面有整套整套的开明书店印行的图书。开明书店是中青社的前身。《家》《春》《秋》《爱的教育》《倪焕之》《边城》《子夜》《稻草人》《寄小读者》《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背影》《缘缘堂随笔》，这些都是开明书店最初出版的。在这个资料室里，不难找到我们今天十分熟悉的这些图书的原初版本。还有当年开明人节衣缩食买下的古籍珍本善本。
我时常会去翻一翻开明书店1926年到1953年的图书出版目录，有心揣摩开明人的初衷和用心，从中获得教益和启示。胡愈之、章锡琛、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唐锡光、傅彬然、钱君匋、王伯祥、宋云彬、顾均正、徐调孚、周振甫、贾祖璋、王幼于、李裕康、王久安……这是在开明书店史册上的一连串光辉灿烂的名字，开明的传统是他们开创和存续的。
“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出书出刊物，一定要考虑如何有益于读者；有所不为，明知对读者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东西，我们一定不出。”这是在开明书店工作了近20年的叶圣陶老先生在谈到开明书店时的原话。多少年后，他们的文化努力，依然是我们从事出版工作应该具备的底气和自信。
能回忆下刚到中青总社时您所体验到的出版氛围？
李师东：初到文学编辑室时，社领导安排给我一个活儿：写吴小武的编辑家小传，上级要编一套书。我当时并不知道吴小武，更不知道吴小武就是作家萧也牧。在总编室查资料、看书稿档案，看到的是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如何在审稿，怎么写审读意见，怎么在修改书稿，怎么和作者进行沟通。看到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责任编辑写好了给作者的信，让编务誊抄一份，由部门主任签字后存档，原件以编辑室名义寄给作者。作者的回信也大多是寄给部门的。还有书稿讨论记录稿、稿费单、印次登记表等等。在书稿档案里，我找到了萧也牧给当时很有影响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开篇，亲笔写出的几万字的文稿。还有一个他对这部小说的每一章节提出的十几条、几十条带编号的具体意见的记录本。这些意见涉及人物塑造、人物关系、情节线索、细节对话，等等，不一而足。还有萧三写《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时给编辑部的信。杨宪益在给编辑部的信中明确说：翻译《地心游记》，我只做了三分之一的工作，其余都是闻时清做的，稿费望按此比例进行分配。“三红一创”的档案就更加丰富了。
这是一笔财富，需要用心整理。我当时看到这些以后，确实震惊了，实在是被一种强大的编辑力量所震撼。我至今依然觉得，做编辑，尤其是在中青总社做编辑，真是要有功夫、真是一门学问。
在从事期刊、图书编辑工作的过程中，您不但凝聚起同时代作家的创作力量，而且特别擅长及时总结，提出的观点或说法让人耳目一新。那些写有个人发现的文章，在您当时是不得不写的吗？这种习惯是什么时候养成的？
李师东：这和我一开始就在《青年文学》工作有关。办刊物，每天都在和作家打交道，他们想写什么，在写什么，写成了什么，这在每天的日常工作中都能直接接触到，这是身在文学现场的好处。文学刊物本来就是在提供文学平台，呈现文化生态。从媒体的角度看文学，不一定看得清当下创作的内在肌理，从研究的角度看文学，多是从已然的层面上进行学理分析。办文学刊物的人在文学现场摸爬滚打，他熟悉现场的情形，或者说他就在现场。这是文学编辑得天独厚的地方，当然也是含辛茹苦之处。在现场待的时间长了，得到的信息多了，经过分析、比较、概括，就会发现一些苗头性的迹象和趋势化的走向。办刊物、编图书的人及时掌握到了这些动态，有心去琢磨，一些新的概念和说法往往也就产生了。在场感、洞察力，是办好刊物、编好图书所必备的。
做编辑出版工作，每天忙的都是繁杂琐碎的事，人很容易陷入事务之中。这个时候真得有作家般的“第三只眼”，在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中发现新的气息和生机。沉浸式的感受，切身化的体悟，知根知底，有感而发，方能得到认同和呼应，而不是为说法而说法，“要愁哪得功夫”。
有了一些新的发现，进行及时总结，提炼为判断和说法，回过头来形成共识，用于实际操作，所以一些文章才不得不写。其实我更属于述而不作的一类，只是出于工作的需要，这才勉力为之。
我的一些粗浅的提法和说法，说不上什么高明，充其量也就是在随物赋形。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李师东：书经常换。不少是朋友的书，必须翻一翻，读书也是读情谊。有一段时间对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爱不释手，太有个性，妙处在注释上。上大学时，钱先生的助手王水照老师说他枕边放着一本钱先生在开明书店出的《谈艺录》，总会看上一段，满含笑意而眠。我觉得《宋诗选注》更有意趣。前一段把《美的历程》又看了一遍，感觉是在新读。会通发散，几十年后心还怦怦然。
能否概括一下您的阅读有哪些方法？
李师东：说不上。喜欢在自己喜欢的书上写写画画，兴之所至。还忍不住改几个错别字。
您会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李师东：每天接触的都是新的书稿和新近出版的书。所以心静的时候，会去翻一些旧书，读一些安安静静的不闹腾的书。那自然是老书。
若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李师东：就带一本《达夫游记》吧。我的这本，是80年代初上海书店翻印的，很薄的一个小册子。世间际遇、个人性情，权且作纸上游。快翻烂了，每每觉出亲切，着实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