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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奋与适之的一面之缘 ——邹韬奋专访胡适前后
来源:北京青年报 | 肖伊绯  2024年04月25日09:56

邹韬奋致胡适信札 1927年11月10日

《民本主义与教育》,邹韬奋译本,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本,1933年7月版

《生活》第三卷第五期,头版刊发胡适专访报道

邹韬奋(1895—1944,原名邹恩润)这个名字,知名度是很高的。后世读者无论是否熟悉其人其事,至少也是听闻过的。曾矗立于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的三联韬奋书店,一度曾是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文化地标之一,这里是读书人与爱书人的“朝圣”之地。

至于胡适的名号,稍稍了解“新文学”与“新文化”运动的读者,也大多知晓。然而,邹韬奋与胡适之间的交往,究竟是否密切,又究竟有何事迹可圈可点,却似乎并没有多少研究者关注过。

究其原因,无非是胡适早年“暴得大名”,而邹韬奋则成名较晚,二人年龄上虽只相差四岁,可在生活境遇与事业路径上却差异颇大,看似没有太多的交集,也确实没有留下什么可资探研的史料文献。

不过,作为知名记者的邹韬奋,与作为著名学者的胡适,曾经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专访,且此次专访内容还被大张旗鼓地发表在了邹氏主持的上海《生活》周刊之上。仅据笔者所见,这应当是目前所知的,二人交往中唯一一次有公共文献记载的事迹。

试想,在1920—1940年代,那个以结识、谈论胡适其人其思其动向为时尚的公共文化圈子里,作为媒体工作者的邹韬奋,在终于获见并专访其人之后,也应当是可以不无自得地向业界同仁侃一侃“我的朋友胡适之”之类的话语了罢。虽然,这不过是“韬奋”与“适之”的一面之缘而已。

1927年11月10日邹韬奋致信胡适约定专访

1926年10月,邹韬奋开始主持上海《生活》周刊编辑工作,终于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他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并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而此时的胡适,正在环游英美各国,忙着讲学与考察,直至1927年5月归国,迅即又在上海与徐志摩等人创办了新月书店。

1927年11月10日,邹韬奋向当时暂寓上海的胡适写了一封信,一方面表达敬重之意,另一方面也表示希望对其进行一次专访。信文如下:

适之先生:

久切心仪,无缘识荆,至以为怅。为着《生活》周刊的事情,我很想和先生作几分钟的谈话。因知先生事忙,未敢冒昧。倘蒙见许,请告我一个时间。

《生活》周刊的读者好几次引起精神物质之争,我们要想把大著《我们对于西洋与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在《生活》里转载一下,以饷读者,未知能蒙许否。祝你康健。

邹恩润上

十六·十一·十

一通短札,既要约谈,还要约稿,邹韬奋对胡适的推重,溢于言表。字里行间,都不难看到,无论是出于个人思想立场上的契合,还是出于《生活》周刊办刊宗旨上的契合,主持刊物编辑未久的邹韬奋,对于专访胡适一事,都是既感兴奋激动,复又郑重其事的。

事实上,早在邹氏致信胡适四个多月之前,《生活》周刊已经刊发过《胡适之先生最近回国后的言论》(1927年6月26日),只不过,这是转发原载于《大陆报》的报道,还不是《生活》周刊的独家报道。即便如此,转载刊发之后,读者反响热烈,也一度引发热议。因此,邹氏致信胡适请求专访一事,若能实施,则将是《生活》周刊的首篇“独家”报道,此举对刊物本身的发展,自然是有着很好的推动力的。

1927年11月16日邹韬奋专访胡适撰发长文

1927年12月4日,《生活》周刊第三卷第五期印发。这一期刊物头版,醒目地刊载着“访问胡适之先生记”的标题。往后翻看,竟有足足三个整版的专访内容,且图文并茂,很是生动可观。受篇幅所限,仅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访问胡适之先生记

预约

我先几天写一封信云约定晤谈时间,承他回信说:“我下午在家时多,极盼来谈,最好先打电话(西,六九一二)一问。”我在十六日下午便打一个电话给他,承他勤勤恳恳的指示怎样乘二路电车,到了静安寺路头,走几分钟走到“四十九号A”就到了,不过不是沿马路的,是要转湾到一个弄子里面去的。

……

怕新闻记者!

我谈话的时候,从衣袋里拿出一本小簿子,抽出一支自来水笔,胡先生看了笑着说道:“你不要做新闻记者的样子!我看见这种新闻记者的样子,心里有点害怕!”我也大笑答道:“你不要害怕,我今天是专为《生活》来看你先生的,所以把要问的话,略为备了一点‘大纲’;一则可以有些系统,二则可以节省时间。”

对于本刊的意见我先把本刊的宗旨告诉他,并说你先生曾经说过,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本刊是要少发空论,多叙述有趣味有价值的事实,要请你加以切实的批评与指导。胡先生说:“《生活》周刊,我每期都看的。选材很精,办得非常之好。”说到这里,更郑重的申明:“我向来对于出版物是不肯轻易恭维的,这是实在的话……我并听得许多人都称赏《生活》周刊。”

……

现在的日常生活

我问先生现在每日做什么事?他说每星期在光华大学教授三小时,在东吴法科大学教授三小时,这两个地方每星期里就费了他四个上午。此外都在家里著书。我问每天大概著多少字?他说,“不一定,像前几天的四天里面,连做三篇序,都很长,每日约三千字至六千字。昨天便玩了一天。”我觉得这种生活倒也舒服,著作得起劲的时候,就做;做得吃力高兴歇歇,就玩个一天。但是这也看各人所处的情境,不能一概论的。

对于中国的观察

后问先生对于中国前途的观察,有何意见发表。他笑着说道:“我不谈政治。”我说撇开政治而谈社会,我觉得近年来我国社会在思想方面确有进步,你以为如何?他说:“近年来我国社会确有进步。只要有五年的和平,中国便大有可为。”

本分人物

我说各国在思想界总有一二中心人物,我希望胡先生在我国也做一位中心人物。他说:“我不要做大人物。”我进一步问他:“那末要做什么人物?”他说:“要做本分人物,极力发展自己的长处,避免自己的短处……各行其是,各尽所能,是真正的救国。”

努力

我这次费了胡先生三刻钟,承他临时替《生活》周刊写了一张古的新诗(即本期所刊墨迹),最后我问他讨了一张本身相片和一张家庭相片,兴辞而别。握别的时候,胡先生还说他很佩服《生活》周刊的努力精神。

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晚十一时记。

这篇专访报道,有着近三千字的篇幅,但无十分明确的采访主题,更像是邹、胡二人初晤时的闲聊。整个专访过程,轻松适意,友好亲切。

值得一提的是,报道中所附胡适肖像照片,应当是胡适本人比较喜爱的一张“标准照”。这张照片,拍摄于1925年12月17日,即胡适35岁生日当天所摄。当时,胡适赠送友朋的个人照片,多取用这一张。后来胡适出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在学校内刊纪念册上刊印的校长肖像照片,也选用了这张照片。直至十年之后,1935年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杂志,编印《二十今人志》时,选取的胡适肖像照片,仍然还是这一张。

至于那一幅胡适手书的“古的新诗”,乃是初唐王梵志的诗;因其为禅僧,喜用白话作诗,正合胡适所推崇的“白话文学”旨趣。所以,胡适手书一幅赠刊,以示表彰“白话文学”之意。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首古诗,胡适生前非常喜爱,曾题写过多次,用于赠送友人。后来,胡适于1934年开始,发愿从中国古诗中选注“每天一首诗”,期望从中甄选出文词简明又品格高超的好诗。这项工作历时十八年之久,中间经过多次增删,至1952年时选定了一百零五首(1960年在台湾修订完稿),而王梵志此诗,就列于首位。

专访之前:邹韬奋投稿无果 连连致信胡适催问

记得几年前,在某次拍卖会上,有一通邹氏致胡适信函上拍。若此函确为真品,那么,邹氏致胡适的通信,将从目前已知的两通,增加为三通。仅就拍卖图录所见,信件原文如下:

适之先生:上年十二月底寄由先生转交世界丛书社拙译杜著稿件一束,至今两个多月了,未得一点消息。现寄上邮票十分,如该社不收此稿,请先生即为寄还。如先生并未收到,亦请写几个字告诉我。当时此稿是用挂号付寄,得信后可往邮局查询查的。如该社以为可用,也望示及,我便把全书寄上。总之,请先生明白见示,免我如陷五里雾中。

祝你健适。

邹恩润上 三月十日

据信文内容,约略可知邹氏曾委托胡适,向世界丛书社转交一部译稿,谋求出版。然而,两个多月之后,却没有收到出版社方面的任何消息。因此,邹氏致信胡适,希望能为之探知明确消息。邹氏在信中表示,若出版社不用其稿,请即寄还,还在信文之末粘贴了用于回邮的邮票两枚。

事实上,在此信发出约两周之前,邹氏早已致信胡适,同是为此译稿出版的事,催问过一次了。这一通写于2月28日的信札,已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8册,即为目前已知的邹氏致胡适两通信札之一。为便于考述,转录信文如下:

适之先生:上年十二月下旬由邮挂号寄上拙译《民治与教育》第一章,备世界丛书社採择。两月之久,未得该社覆示。未知收到否,甚以为念,特此来询,尚乞示及为感。此请

著安。

邹恩润上 二月廿八日

两通信文合在一起解读,当年邹氏投稿未果,连连致信胡适催问的情形,已经跃然纸上。那么,这两通信札究竟写于何时呢?

邹韬奋译述《民本主义与教育》之出版历程

首先,邹氏写于2月28日的信中,曾提及译稿名为《民治与教育》,3月10日的信中又提及“拙译杜著”云云,可知此“杜著”,即美国著名学者,胡适的大学导师杜威(John Dewy,1859—1952)所著《Democracy and Education》。

此书乃杜威名著,1916年3月初版于美国纽约,早已被中国学界所关注。1919年杜威访华前后,此书更是被广为宣传,蔡元培、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纷纷撰文介绍或提及。不过,此时此书尚无中文全译本问世,对此书的中文译名也各不相同,译者也都各执己见。

譬如,1919年3月,陶行知率先在上海《时报·教育周刊》上撰发《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将此书书名译为“平民主义的教育”。同年4月,胡适在北京《新教育》杂志上撰发论文《杜威的教育哲学》,文中又将此书书名译为“平民主义与教育”。

“Democracy”(民主主义)一词,自陶行知与胡适译为“平民主义”之后,得到国内学界所普遍认可。1922年9月,此书中文全译本问世,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定名即为《平民主义与教育》,一经出版,迅即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俨然已为杜著中译之“定本”。

几乎与陶行知、胡适等人同时接触到杜威学说的邹韬奋,在那个时代的学术潮流之中,却有着自己独特的评判眼光与严格的译介标准。早至1919年,已对《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书有所了解的邹韬奋,即将原著的中文译名定为“德谟克拉西与教育”,发意要全部译出此书。在这里,邹氏将“Democracy”一词,直接音译为“德谟克拉西”(即五四运动期间的所谓“德先生”),而不采取“平民主义”的意译之法。

同年4月,《教育潮》杂志创刊号上刊发的《记杜威博士》一文中,亦将杜著中译名称定为“德谟克拉西与教育”,与邹氏译名不谋而合。这一年,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的邹韬奋,已译出此书前四章。1920年1月,邹韬奋将已译出的前四章,分别投至《新中国》杂志,并于该杂志同年1、4、7、8月各期发表。这一年,邹氏还致信陶行知,请其校阅译本。

1921年,全书初稿译毕,邹氏又将各章内容摘要,集为一篇论文,题为《民治与教育》,于同年12月15日,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之上。七年之后,1928年3月,商务印书馆终于出版了邹恩润译述、陶行知校订的杜著中文全译本,定名为《民本主义与教育》。据考,邹译本更加系统全面,出版之后影响日渐扩大,逐渐替代了所有早期译介版本。

1929年10月,邹译本被列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再度印行,1933年7月又被列入“大学丛书”三度印行;1947年5月还被列入“新中学文库”新版印行,至1949年已三版重印。从1920年代末初版以来,邹译本以其严格精准的译笔,获得了各界读者的一致认可,其影响力延续至1930、1940年代,终成新一代权威译本。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据上述邹氏中译杜著之历程简况,可知邹氏两度致信胡适的时间,可能为1922年二三月间。2月28日的那一通信中所称“上年十二月下旬由邮挂号寄上拙译《民治与教育》第一章”,正是邹氏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其摘译汇编的《民治与教育》一文之际。

遥思一个世纪之前,邹氏两度致信胡适,希望由其转致世界丛书社,出版其译本,可胡适是否复信,此事究竟如何处理,遍查《胡适日记》及今存书信中,均无记载。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由世界丛书社出版邹氏译本的企望,最终落空,否则不会再待到六年之后,才交付商务印书馆初版。

遗憾总是有的,但因一度出版未果而使邹译本“后出转精”,并随之成为上个世纪30年代的公认通行译本,这对于邹氏个人来说,也未尝不是一桩“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人生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