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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锴:怀念毅中兄
来源:光明日报 | 刘学锴  2024年04月24日10:03

初识毅中兄,是1953年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大二的时候。那年我们52级和以人才荟萃著称的51级(分别来自北大、清华、燕京)同住统舱式的六号楼。我从熟悉51级情况的同学处得知,毅中兄是其中的翘楚。无独有偶,我在拜谒中文系教授吴组缃先生时,他也让我就近向毅中兄学习。因此,毅中兄的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课堂笔记就成为我预习这段文学史的首选(下一年林庚先生讲授这一段)。他的笔记,并不全录讲课内容,但精要切当,看得出是用了心思的。我与毅中兄见面交谈并不多,却明显感到了他为人、求学的厚实。

再见毅中兄,已是1956年的9月,他已被浦江清先生免试录取为首届副博士研究生(四年),与我对门而居。这次给我的突出印象,是他竟带来了一部《四部丛刊》,密密麻麻挤满了一大书架。这在同届研究生中,是独一无二的。我开始意识到他肯定出身于积学有素的书香门第,否则很难得浦、吴二师的青睐。但入学不到一年,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运动,根本无法静下心来读书治学。毅中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并未停止他要交的头一份作业——《宋元话本》。1958年,我和他一起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四个人挤在一小间只铺了稻麦秆的地上,连翻身也困难。同年七月,我们又一起被派往平谷劳动,挤在一条土炕上挨枕而眠。当地习惯,不吃早饭即下地劳动,这对过惯了一日三餐的南方人可是极大的考验。熬了一两天后,我们便学乖,头天晚上弄两个菜团子,第二天劳动时放在地头衣服中。饿得熬不住时,便彼此相约:“到地头去化一化(补充点能量)。”我至今记忆犹新。

1958年11月,我奉命至门头沟劳动。行前见毅中兄正捆扎书籍,收拾行李,我很奇怪。他告我已调中华书局,不继续在北大读研了。这些年来,我已约略得知他的处境,深感他此举的正确(当时中华书局的总经理金灿然是极重人才的领导,搜罗了一大批青年才俊)。果不其然,到中华两年,他就交出了一部十来万字的《宋元话本》的“作业”。其内容扎实厚重的程度,令我们这些只发过四五篇小文章的师弟汗颜。此书出版时,他还请我们在他家撮了一顿,并提出让我写一部《盛唐边塞诗派》,可惜我虽作过一点前期准备,却因调安徽与妻儿团聚而中断。再说,以我当时的学力,也写不出厚实如《宋元话本》的著作。

《宋元话本》出版后,至退休前,毅中兄还陆续有论述发表,但他最为人称道的是,在岗期间一心扑在工作上,绝大部分著作都是退休以后撰写的。2010年他八十大寿时,我应邀参加,会上发言者无不称赞他这种爱岗敬业精神和退休后超人的勤奋。我拜读过他退休后写的论文,每篇均有新意,又都有实实在在的依据,绝无蹈空之弊。至于他提出的“古体小说”和“近体小说”的分类,已为小说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赞同。

毅中兄在岗期间,除了主抓一系列超大型项目外,对“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的擘画也起了重要作用。我和恕诚(编者注,指安徽师范大学教授余恕诚)合撰的《李商隐诗歌集解》初版,就是他任文学编辑室主任时补充收入古籍整理规划的。此书从交稿到出版,只用了五年半,这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是高速度了。此后《李商隐诗歌集解》由我独力增订,《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资料汇编》的出版,也都和毅中兄、璇琮兄(编者注,指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的努力分不开。“李氏三书”若能传之更久,程兄之功实不可没。

我年迈力衰,近事每忘,但2010年毅中兄八十寿辰上的情事却历历在目。数月前张忱石兄来信,提及毅中兄每日绕莲花池公园数周,又见他在《文学遗产》2023年第5期上的论文,心想其身板健实,一如往昔。只是我记错了毅中兄的生日,把三月误记成二月,打电话祝贺,结果接电话的竟是其儿子,谓毅中兄住院已久。我耳背听不清,也不便细问。孰知不久噩耗传来,如雷轰顶。20世纪50年代入学北大的一代巨星,就此沉没。这对我是警示,更是督促。

(作者:刘学锴,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