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陈平原的人间情怀
今年初，二十四卷本《陈平原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3月22日，《陈平原文集》出版暨现代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召开。会场名师云集，来自国内外近4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资深学者参会并发言。（供图 倪咏娟）
一篇论文，奠定稳实的治学根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广州中山大学一个讲堂里挤满了学生，著名的文学史家王瑶先生正在演讲。其中有一位潮汕籍学生凝神听讲，可是总听不清讲些什么，因为王瑶先生的山西口音很重。但这位青年还是被王瑶先生的“气场”给征服了，决定要报考王瑶先生的博士生。
这位青年就是陈平原。
陈平原绝顶聪明，投石问路，把自己写的一篇关于许地山的研究论文寄给北大的钱理群。钱理群是热心人，看了陈平原的论文，拍案叫好，就转给王瑶，建议王瑶先生招收陈平原读博士。经过考试，陈平原确实很优秀，就被录取了。那是1984年秋，陈平原如愿考入北大，我那时已经是北大的讲师，也参加考试，平原和我二人就成为中文系的首届博士生。
那时的博士生学习主要是自己读书，和老师交流。陈平原有很强的专业敏感，总能抓到新鲜而又适合自己的题目。当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刚刚拨乱反正，恢复元气之时，他的眼光就转到清末民初，试图突破当时有定论的“现代文学三十年”框架。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以1898年作为中国小说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起点。他大胆采用当时刚传入的西方叙事学理论，把小说形式的变化与社会文化的转型结合起来，探讨了晚清与“五四”两代作家如何完成从小说叙事模式的变迁。这是颇有创意而且富于成效的研究。也就是这篇论文，奠定了陈平原治学的根基，相当稳实。
也就在平原兄博士论文出版前后，北大严家炎、洪子诚、钱理群等六七位老师申请了一个项目“20世纪中国小说史”，也打算从清末民初一直写到当代，是多卷本。可是集体项目容易成为“和尚挑水”，很难做好，多年过去了，也就只有平原兄写完他负责的第一卷，即清末民初部分，其他几卷都不了了之。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达到了他本人的治学高峰
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界在流行“方法热”，并对当时主流的文学史（王瑶先生于唐弢先生的两种现代文学史）进行反思，陈平原也跃跃欲试，要重新擘画现代文学史的写法了。
那段时间，陈平原经常和黄子平到北大南门21楼钱理群的单身宿舍聊天，谈天说地，挥斥方遒。他们聊到文学史的新写法，试图要突破既有的、与革命史完全“对应”的框架，初步拟想新的文学史叙述主线与板块，比如“启蒙”、“感伤”、“融入世界文学”，等等。他们非常兴奋，用小录音机把对谈的内容记录整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随后，上海等地也有陈思和、王晓明等提出“重写文学史”，与北京的“三人谈”遥相呼应。
记得“三人谈”发表后，王瑶先生是不满意的，埋怨他们“包揽”了那么多不同类型的文学，梳理出什么启蒙、感伤等文学史特征，唯独遗漏了在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左翼文学与革命文学。
应当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对于当时文学史写作的框架与方法是有很大的启示意义的，而王瑶先生的批评也有其道理。只因为这个新概念仍然比较粗放，缺少可操作性，其后，也始终未见按照“三人谈”思路写成的文学史。但对于陈平原等三人来说，这可是“爆得大名”的一个机会。后来陈平原与老钱、子平结为莫逆之交，也许还会加上在美国的王德威先生，他们彼此相辅相成，成就了很自信且自足的“学术共同体”。
三人中老钱最年长，却比较理想主义，富于激情，点子多；黄子平智慧，更带文学气质；陈平原最年轻，反而沉稳圆融，遇事会拿捏分寸。三人可以说珠联璧合，在学术推进方面风云际会，成就功业。
八九十年代之交，“重写文学史”和“20世纪中国文学”一度消沉，陈平原审时度势，决定往“学院派”务实的理路上转。他和一些好友合作主编人文研究集刊《学人》辑刊，影响也挺大的。而他自己却研究起武侠小说来了。这大概为了呼应当时的“金庸热”，人们希望超离沉闷现实获得某些天马行空的愉悦。虽然《千古文人侠客梦》仍然秉持陈平原用惯了的作品结构类型分析方法，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但也赢得普通读者的关注。
九十年代后期，也许觉得现代文学研究的地盘窄小，人多拥挤，难于施展拳脚，陈平原决定再转向，转到学术史研究。起因是王瑶先生生前有过的构想，希望写一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也和陈平原谈过学术史研究的意义。
陈平原为导师生前未能实现这个写作宏愿而深感遗憾，决定自己来写。他转向学术史研究，也是因为看到当时学界所面临的困境，以及空疏的学风，有自己的反省。他希望通过《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写作，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确定自己的学术路线。他并没有完全按照王瑶先生原来的设想，对近现代学者做全面论评，这可能工程太大，力有不逮；他是重点选择章太炎和胡适作为评析的个案，凸显 “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
在这本书中，对章太炎学术之路的分析相当精彩，对章太炎所主张的“政学分途”， “求是”基础上“致用”观，以及将史学研究作为切入人事经世途径做法，都有细腻的分析，欣赏的意味浸透纸面。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到陈平原向往的治学理路，以及他对当时学界混沌状态的忧心。陈平原这本书的功力及其所表达的学术思想，都达到了他本人治学的高峰，我看这本书比他其他多种书的影响将更深远。
他的题目往往让同行眼前一亮
陈平原的才志颇高，也很自信，其研究自成一格。他喜欢抓文学史或文化史的“现象”，特别是那些人们司空见惯却未必格外关注的“现象”，然后围绕“现象”收集观察其源流和特征，给予理论上的阐释。这大概也借鉴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写法，那是讲述体，不像一般论文那样讲求逻辑和概念，而重在纲举目张，凸显自己的观点。论题若论涉面太大，难于一网打尽，陈平原的妙法就是“以什么为中心”，侧重个案研究，以点带面。他这种治学撰文的方法现在有很多博士论文在模仿，对于学术训练是有效的，当然，弄不好也可能沦为取巧。
陈平原不属于那种特别专注于某个学科的专家，他志向大，兴趣广，身居学界，却又常顾及当下社会与学术界现状，在做好“主业”小说史与学术史的同时，也用一些精力去回应 “热点”问题。他并非凑热闹，赶潮流，还是从自己熟悉的专业“做出去”。他的题目往往让同行眼前一亮。比如，他研究图像、演讲、画报等，及其与文学之关系，就非常好读，一般读者也欢迎，而里子却又有文学与文化变迁的专业思考。包括《图像晚清》《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都是首开风气的论作，是畅销书，我也是喜欢读的。
平原兄在文学史、学术史研究领域接连撰写上述多种著作，成为学术“大咖”之后，还经常关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主持编写《老北大的故事》《中国大学十讲》《大学何为》《文学如何教育》《中文系花开花落》等书，多为演讲访谈之类，既有历史回顾，又有现实批评与思考，对于中国大学教育如何总结经验，改革开放，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陈平原这方面的论著影响之大，并不亚于他其他著作。陈平原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对于大学教育进行独立思考的，他的有些理念未必都能付诸实践，但作为一种“观照”，对如何办教育还是可以起到某些制约与启示。
两年前我读到平原兄主编的《潮汕文化读本》，是介绍和普及潮州汕头一带的民俗文化的，用生动的笔触记录和保留了民间文化，非常有意思。可见平原兄年岁渐大，越受思乡的蛊惑，对于家乡和家乡文化的建设，心生热情。
平原兄秉持“政学分途”的理念，从不触及“高压线”，但不妨碍从学人角度做淑世之举。在学术场合，他自信满满，说话直，不绕来绕去说套话。遇到他认为不当或者错误的观点，会当场指出错讹，连说“不对，不对，不对”，然后表明自己的看法一二三。参加各种会议，他也总是写好文稿，有备而来，别出心裁提供新鲜的说法。
平原兄是时代幸运儿，和多数学术前辈与同代学者比起来，他的学术之路顺畅得多。平原的成功取决于聪明与勤奋，以及他夫人夏晓虹的佐助。这对教授伉俪的相辅相成，一加一肯定大于二。
另外，陈平原的学术成长是在八十年代，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他又身处北大，受北大自由、宽容的学风滋润和护佑。在一些关键时刻，陈平原都得到中文系和学校的支持。平原兄的学问成就获益于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1989年王瑶先生过世后，陈平原写过一篇动情的悼文，题目叫《为人但有真性情》。平原兄也是努力让自己的学术研究具有 “人间情怀”的。这从他论述的字里行间常常能感受到，他并非那种做死板学术的专门家。我常感慨现今的中文系缺少“文气”，很多教文学的未见得会写有“文气”的文章。而平原兄才华横溢，他的文字是通达、明快，而又有温度的。他喜欢用类似讲演或者聊天的口吻作文，让人感到亲切。他的许多散文随笔，都是学问家有情趣又接地气的佳品。这同样也体现平原兄所追求的“人间情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