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撰文评论《围城》的人是谁？
《围城》是钱锺书先生名作，一经发表，如花引蝶，招来种种评述。那么谁是评论《围城》第一人呢？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广撰有《〈围城〉出版初期的臧否之声》：
6月，仅看了前三章的邹琪就在《小说世界》1946年第3期《佳作推荐》里对《围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长篇小说往往不容半途读起，但《文艺复兴》里面的《围城》，至少是一个例外。作者钱锺书散文写得字字珠玑，这些东西搬在小说里还是一样灿烂可爱。这并不是说他喜欢掉书袋……拿中国小说来比，第六期的那一部分很像儒林外史。即使前面的没有看，你还是爱看这一部分。看了这一部分，你就想看前面，等着后面。故事并不紧张，它是写出来让你慢慢看的。”这是第一篇评介《围城》的文字。
言下之意，邹琪是评论《围城》第一人。2012年，《〈围城〉出版初期的臧否之声》刊于《中华读书报》《文学教育》《读书文摘》《语文教学与研究》，流传甚广。《围城》分作10期，连载于《文艺复兴》第1卷第2期（1946年2月）至第2卷第6期（1947年1月）。我存有多册《文艺复兴》。邹琪所述“第6期”，当指第1卷第6期《文艺复兴》（1946年7月1日），所载《围城》已是第4章。1946年第3期《小说世界》发行时间也是7月1日。准确地说，邹琪是匆匆读完第4章《围城》，赶写《佳作推荐》，刊于《小说世界》。匆匆的缘由，不仅仅是第6期《文艺复兴》的面世时间。彼时，文艺繁荣，诸多期刊纷纷刊载小说。小说世界杂志社为了帮助读者选择佳作阅览，临时决定于此期杂志开辟新栏目《佳作推荐》，每期推介多部小说，像钱锺书《围城》、沈从文《虹桥》等。故而邹琪有关《围城》的文字，仅约200字，只占首期《佳作推荐》一小部分。
邹琪的确出手很快，《围城》连载还未过半，其文已见刊。不过，在此之前的6月13日，《辛报》就已发文《柬钱锺书先生：恋爱的把戏》，作者署名“枚屋”。这才是评论《围城》的第一文。此作有趣，兹已难见，摘录如下：
……人生是戏剧，那么这类“言情小说”只是魔术师的把戏而已，吞火吐火，变鸡变羊，只要作者的魔术棒随心一指。
叶圣陶先生虽说：恋爱是属于公子哥儿的，我想即使公子哥儿式“小资产阶级的女性”（巴金语），于这些死鱼眼珠的恋爱也有一天会厌倦的。
读了五期《文艺复兴》，尽可能拣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先看，我对文才并茂《写在人生边缘》的作者有一层偏爱。直到如今，批评界对《围城》还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也不是一个载道派，一定要到他人作品中去找教训。但读了几期《围城》，有点茫然若失。失了些什么？
一时也说不上来，就像到戏院里看魔术表演那样，变这个，变那个，而我左看右看只看见了魔术师一个人的聪明。这不是忌妒作者的博学聪明，他总是高高在上，打这个一下，刺这个一下，笑他一阵，揶揄他一阵……
我再合上了书本，打了个寒噤，人类有点寒冷。看《围城》像赴阔人家的盛宴，去时高烧红烛，珠光宝气，花锦一团；曲终人散，独自回家，回想到方才的热闹是套了面具的笑容，而我也是赔笑的一分子。这时的人生对你是多寒冷。
我不晓得是钱锺书先生的错，还是我们这个人生的错？我也不晓得钱锺书先生是不是在写恋爱，如果恋爱是《围城》那样的把戏，它一定是一条顾影自怜的细流，流过去了，没有回头看一下大树、田野、人家、远山……
无论发表日期，还是文字体量，枚屋当是《围城》最早的评论者。还有枚屋对于《围城》的认知，也不像邹琪一味揄扬，而是充分肯定钱先生语言才华的同时，也批评了《围城》的内容过于单一（恋爱言情），主题过于透彻（人生无奈）。《围城》“只是魔术师的把戏”，有此缕析，作者的文学素养，可见一斑。那么他是谁呢？
此文刊于《辛报》，可知作者枚屋就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小说家东方蝃蝀，即李君维(1922—2015)。他暮年撰文见诸《文汇报》，溯其笔名来历。尔时，好友董鼎山任《辛报》副刊编辑，向李君维约稿。他翻阅字典，看到“梅楣玫枚等”同音字，唯有枚字不含脂粉气，遂名“枚屋”。
李君维终究是偏爱钱先生小说的。前五期《文艺复兴》，除去四期《围城》，还有创刊号的《猫》，他都一一抢读。写毕《柬钱锺书先生：恋爱的把戏》，他继续浏览了一期《文艺复兴》，又写下读后感《围城》，署名“白香树”，刊于1946年7月31日《七日谈》。此文笔调急转，开篇坦言：钱锺书的《猫》，叫我对小说发生了兴趣；随后肯定两篇小说俏皮讽刺的机智语言，及苏小姐的人物个性。文末更是为《围城》开脱不足：谈《围城》要忘却了世俗对小说的概念，不必想到故事呼应，人物安插，一如金圣叹的骂人，骂得不亦快哉？这篇短评论，与《柬钱锺书先生：恋爱的把戏》，作者判若两人。究其缘由，钱氏语言令他折服，正如他文中有言：那些“引经据典，迂缓曲折，险些蒙过读者”的骂人话太过精彩了。直到1949年，李君维还想起《围城》，他于影评中赞赏新片《俏丫头》很像《围城》，“带给了观众一点人的喜欢”。
说回李君维因《猫》爱小说，也易“蒙过读者”。他爱上小说，不仅缘自《猫》《围城》，更因他是张爱玲的“头号粉丝”。他以“东方蝃蝀”名世。此名就取自张爱玲的散文《必也正名乎》。他的小说也师法张爱玲的作品，几近乱真。为此有人写过《东方蝃蝀确有其人》，为张爱玲辟谣。他却赢得“男张爱玲”的美誉。李君维还写过《跟在张爱玲后面》诸文，记录下两人交游琐事。那么，他是否认识钱锺书呢？我向李君维的生前好友严晓星老师请益，获悉李君维认识杨绛，也说起过钱锺书，兴许是冯亦代介绍的。又阅李老文集《人书俱老》才知，他是徐燕谋光华附中的学生，唐大郎的好友。徐唐两位文人都是钱锺书的诗友。钱锺书友人冯亦代又是李老旧雨，因此李君维一直关注钱锺书、杨绛伉俪的著作。暮年李君维，还写下多篇阅读杨绛书文的佳作，顺笔否定钱先生“吃鸡蛋不用认识母鸡”的妙论。我深有体悟。不是有些学者坚持“认识母鸡”，挖出李君维其人其事，我也无法断定：“男张爱玲”——东方蝃蝀，竟是评论《围城》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