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曼《浮士德博士》：有其偏颇，也有其深刻性
托马斯·曼
1943年5月，托马斯·曼拾起了几十年前的一个构思，开始动笔《浮士德博士》。通过叙事者塞雷奴斯·蔡特布罗姆回忆和报道的双维视角，小说里托马斯·曼描述了莱韦屈恩的父亲，描述了莱韦屈恩的故乡，讲述了莱韦屈恩接触的人和事，讲述了莱韦屈恩创作的音乐，报道了蔡特布罗姆经历的历史事件，表层上是写一位音乐家的生平故事，深层里却是在对当前历史做出回应，并非是对先前写过的艺术家题材的意义接续。
蔡特布罗姆和莱韦屈恩形象特殊，托马斯·曼选择了一个既要写音乐，又要穿插真实历史的角度和路径进行创作。叙事者蔡特布罗姆是从他自己的情况和与莱韦屈恩的发小关系开始讲起的。蔡特布罗姆讲述莱韦屈恩的故乡凯泽斯阿舍恩与德国的历史有着特别的衔接：“它的氛围和它的外在面貌保留着某些浓厚的中世纪的风味。这里的教堂年代古老，这里的市民住宅和仓库保存完好，建筑物的楼层凸出，木梁一眼便可望见……诸如此类的物件为生活的感觉建立着一种和过去绵延不绝的联系……就像三百年前、五百年前一样，是那同一个地方，它的同一性正在抵御着时间的河流，时光从这里逝去，脚步匆匆，许多东西随之改变，而于此同时，另外一些东西——而且是对形象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却由于虔敬，也就是说由于虔诚的对时间的反抗和为之而感到的自豪，为着纪念，也因为尊严而得以留存。”（罗炜译《浮士德博士》）由表及里，蔡特布罗姆对凯泽斯阿舍恩的描述是在述说时间在这个城市里仿佛已经停止。托马斯·曼对凯泽斯阿舍恩城市面貌的设定，是他那言在此、意在彼书写方式的一个点睛之笔。
蔡特布罗姆是在用德语语法的过去时时态来描述凯泽斯阿舍恩的城市面貌，并还强调说他“更愿意这样做”。这个强调很有意味。透过词语表面，以德语语法的过去时态，蔡特布罗姆是在突出居住在凯泽斯阿舍恩的人其心理和精神世界与中世纪还有某种联系：“在此地的空气里，却悬浮着某种驱之不去的、唯有生活在十五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的人们才有的那种思想状态，那种行将结束的中世纪的歇斯底里，某种潜在的精神瘟疫：这对于一座明智而冷静的现代城市而言是奇怪的（然而，它并不是现代的，它是古老的，而古老就是作为现在的过去，就是一个仅仅叠加了现在的过去）——这听上去或许有些冒昧，然而，以前的人们，他们脑子里能够想出来的也就只有这些了，某个儿童的游行队伍，某种舞蹈狂症，连同世俗的柴垛、人的衣服上突现十字架的奇迹，乃至神秘性的群众运动，都有可能在这里爆发。当然，它们不曾发生——它们又怎么发生得了呢？”（罗炜译《浮士德博士》）尽管相当朦胧、模糊，还有些拗口，但读到这个修辞问句，会心的读者已经意识到托马斯·曼以文学的含蓄方式所要说的就凝结在这里，已经在联想上个世纪20、30年代在德国社会发生的那些“比如焚书之类”的事件和行为。
简单说来，强调总体性和标识性，以虚构小说《浮士德博士》和其中的凯泽斯阿舍恩意象、音乐体现的“魔性”、莱韦屈恩表征出来的隐喻性以及小说核心的第25章描述的与魔鬼交谈和缔约，托马斯·曼在拷问德国人的国民性，审视德国社会的灾难性发展，绘制出一幅德国人历史心理图，探讨纳粹运动为何能在德国产生和兴起的主题。
这是个全世界都在追问的问题。相对于布莱希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滋生法西斯/纳粹的土壤，托马斯·曼认为众多德国人追随纳粹，甚至沆瀣一气、为虎作伥，其非理性根源要追溯到中世纪和“浪漫派”时期的一些（由某些社会名人鼓噪起来的）思想。这是托马斯·曼对德国人历史、思维、文化和精神进行了思考的个人观点。1929年的“谈莱辛”演讲和之后的其他主题演讲，以及1940年起通过英国BBC电台向德国发送的“致德国听众”广播里，分析当前德国问题时托马斯·曼都在表述这个观点，当然他也清楚纳粹在德国出现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
用象征、暗喻、隐喻的方式文学化地表现全世界都在追问的问题，《浮士德博士》这部思想性作品对于尤其是有语言和文化隔阂的外国读者来讲不太好透彻理解。1945年5月29日，托马斯·曼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做了一个“德意志国与德意志人”（又译“德国和德国人”）演讲，为人们透彻理解《浮士德博士》题旨要义提供了一个权威参照。演讲中，托马斯·曼直言“中世纪末期的狂躁症，精神上的瘟疫”在当今德国阴魂不散，直言当今德国人的“精神中还烙着中世纪末期的烙印”，并明确使用了“魔鬼”的概念：“魔鬼，路德的魔鬼，浮士德的魔鬼，在本人看来，正是一种非常德意志的形象；为了享用片刻的世间荣华，不惜与魔鬼缔结盟约，甚至以牺牲灵魂的安宁为代价，这正与德意志人的独特本性相契合。一个寂寞的思想者和研究者，一个偊偊独居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出于对尘世享乐和统治世界的渴望，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魔鬼——这不正是对当今德意志国（即德国——笔者）的写照，今天，德意志人（即德国人——笔者）的灵魂不就活生生地被魔鬼掠走了吗？”（胡蔚译“德意志国与德意志人”，下同），立即给人们开启了进入《浮士德博士》的大门。
演讲里托马斯·曼说的“路德的魔鬼”，在《浮士德博士》第25章里就以莱韦屈恩高烧幻觉与魔鬼交谈，魔鬼使用的一个语言方式就是当年马丁·路德使用的那种语言方式出现。演讲里，托马斯·曼认为德国今天发生了纳粹问题的一个历史原因，是因为历史上德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社会革命。当年本是在路德思想鼓动下爆发的农民起义如果胜利，将为德国历史“带来通往自由的幸运转机”，却遭路德憎恶，路德站到了王公贵族的一边，甚至主张对起义农民首领使用暴力乃至谋杀的手段。托马斯·曼所说“路德的魔鬼”语意双关，一是指路德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仿佛是着了魔一般不可理喻，二是说路德行为影响了德国人，将恐怖、暴力、无耻和谎言的政治视为“正常”，使得德国人自己“具有了成为恶魔的充足理由”。
演讲里，托马斯·曼还说德国人的国民性“更体现在路德这位热爱音乐的神学家身上”。突出路德喜欢音乐，托马斯·曼又是在指他所认为的德国当下发生了纳粹问题的另一原因，在于德国人有历史上形成的“好浪漫”的国民性：沉湎于往昔，耽于幻想，喜欢迷人心智的音乐，使得德国人的历史心理即德国人的所谓“内向性”朝着病态的方向发展，即德国人容易受到蛊惑，没有自己独立的理性思考。故而《浮士德博士》里托马斯·曼将莱韦屈恩塑造为一个音乐人，有为了创作音乐而有意识去感染梅毒的非理性。自中世纪流传浮士德传说和歌德《浮士德》发表以来，德国人常将“浮士德的”作为“德国人的”同义词。因此《浮士德博士》里莱韦屈恩与魔鬼缔约，会心的读者都明了这是在暗喻德国人与魔鬼缔约。演讲里托马斯·曼说“浮士德的魔鬼”，便也言中事隐，在暗喻德国人病态的历史心理。
不言而喻，托马斯·曼演讲里说的“魔鬼”，还指希特勒和纳粹。基于对希特勒和纳粹的认识，1939年多义标题的《希特勒老兄》一文中，托马斯·曼就诅咒希特勒是“地狱之子”，是来自地下阴间的“瞎眼孽种”；1940年起的“致德国听众”系列广播里，托马斯·曼更是反复描述希特勒就是“恶”，将一切人道主义的东西践踏在地的“原始的恶”，还用“地狱”和“地狱”的同义词来描述纳粹德国，用“愚蠢的可怜的小鬼”来描述希特勒的追随者。《浮士德博士》里的一些描写，就让人联系纳粹德国盖世太保地牢里的非人折磨。
“德意志人经不起诱惑，从原有的世界主义传统发展到擢取欧洲霸权、乃至统治世界的野心。就这样，德意志人完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罪恶的屠夫，自己也坠入了不幸的深渊”，演讲里托马斯·曼总结的德国人命运，与《浮士德博士》结尾部分的情节铺展吻合。以前在《绿蒂在魏玛》（又译《歌德与绿蒂》）里，托马斯·曼曾借笔下歌德之口表示“对这个活见鬼的民族怀有反感”，宣布与（纳粹）德国彻底决裂：“他们不喜欢我——这很好，我也不喜欢他们，因此我们就两清了”（马文韬译《歌德与绿蒂》）。在“德意志国与德意志人”演讲里，托马斯·曼表示自己现在身为美国人但是个“世界公民”，也是由德国人的性情使然，暗示自己不可能与德国“两清”，并纠正了自己以前的“一善与一恶两个德国”说法，希望世界宽宥受纳粹蛊惑误入歧途的德国人。托马斯·曼这是在担忧随着纳粹德国灭亡，德国也许会从此消失在世界民族之林。《浮士德博士》结尾时，蔡特布罗姆为德国祈求：“我的朋友，我的祖国，愿上帝宽恕你们可怜的灵魂吧”，与托马斯·曼的担忧和希望吻合。《浮士德博士》里，托马斯·曼在蔡特布罗姆身上暗喻自己尽管反对纳粹，在某些方面却也曾受到纳粹观念影响。以此方式，托马斯·曼表示自己也是一个应对历史承担责任的德国人，将更多的思想蕴涵在了小说里。
《浮士德博士》的思想姿态是深沉的，“德意志国与德意志人”的思想姿态是直白的。“德意志国与德意志人”是个英文演讲，德文版1945年10月首发在德语流亡报刊《新周报》上，即在仍还流亡在外的德国流亡者那里引起了反响，评论托马斯·曼在演讲里对德国问题的分析是有其偏颇，也有其深刻性。
（李昌珂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张若玉系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青年教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德语流亡报刊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