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4年3月28日晚，中国最年长的作家马识途先生去世，终年110岁。这一消息多少有点令人意外。马老虽然高寿，但近年来不断有新作旧著面世，一再刷新了中国当代作家创作出版年龄的新高。因此，对于马老仙逝的消息，我们都还缺乏心理准备。

马老最后一部新作是2020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夜谭续记》，从1983年《夜谭十记》初版至今，他的“夜谭”系列走过了将近40年。如果从踏上文学创作之路算起，这文学的生命更是持续推进了80年。在我看来，老马识“途”的80年间，走出了中国文学独特的“地方路径”，这里所谓的“地方”，并不是故步自封的地域性狭窄和局限，而是在广阔的文学视野中，挖掘和发现独特人生经验的个性化追求，是中国文学在开放时代所完成的真正的民族性建构。在这里，我尝试通过“夜谭”系列的产生和延续，小结马识途先生所走过的中国文学的个性化道路。

“夜谭”系列的艺术特质：民间性、日常性和地方性

从《夜谭十记》到《夜谭续记》，尽管有人也读出了马识途先生创作的某些变化，但在我看来，最值得关注的还是经历80余年的写作中存在的不变部分。马识途80年的创作，囊括了从民国到人民共和国，从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及新世纪、新时代的各个重要进程，大至国家民族，小及家庭个体，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不过，马老还是执着地保留了一些不变的东西，其中的意义值得我们总结，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民间、日常与地方。

1983年的《夜谭十记》写的是10个民国官场中“坐冷板凳”的科员自我娱乐，自组“冷板凳会”轮流讲故事，2020年的《夜谭续记》写的是10多个新中国政府机关的小科员及先前故人的后代自得其乐，再组“龙门阵茶会”，仍是抓阄讲故事。这些故事跨越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内容从民国乱世、造化弄人到人性百态、家庭变幻。一方面，它们确实与《清江壮歌》《找红军》《三战华园》等革命历史小说不同，但作为马老“两副笔墨”中另外的一支，“夜谭”系列始终立足于时代与社会主潮的边缘，讲述普通人的人生故事，充满“摆龙门阵”式的民间趣味，描写百姓的日常生活，展现巴蜀的风俗与语言特色。

什么是民间性？历来各有立论。简而言之，所谓的“民间性”就是在国家社会大叙述及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建构之外另辟蹊径，将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和人情世故当作文学的正面，展开“大众化”文学趣味的丰富景观。“水月庵姑”在《方圆记》中有一段开场白，大致可以表达作者的民间性追求：

“在座的几位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前辈，你们摆的那些旧社会才有的乌七八糟的奇闻逸事、道听途说，还真是我们这些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后辈们闻所未闻、难以相信的。我终于明白为啥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了。不过呢，新社会也有新故事，因为不管在啥子社会，不管在哪个时代，人生的苦乐悲欢、爱恨情仇总是生生不息的，人的命运的曲折和坎坷，总是会按照各自不同的足迹写成一个个不同的故事。”（《夜谭续记》2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

在这里，我们可以读出马识途先生关于历史主题的一个重要态度：为什么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显然，答案是多种多样的。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水月庵姑”还是其他讲述者，都没有执着于在宏大的国家政治中搜寻答案，他们关注的是在历史波澜壮阔的运动中普通人的人生故事，讲述的是生活在民间的老百姓的人生沉浮和命运流转，他们的生存轨迹最终划定了人生的“方圆”，这个“方圆”就是我们的目力边界：

“方方和圆圆两姐妹自然分别和赵世刚、喻晓军结了婚。据说才结婚那几年，圆圆还是很幸福的，也凭喻家的关系上了大学，很出了点风头。方方呢也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她是真心爱赵世刚的。不管他是穷是富，不管他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至于圆圆和喻晓军到底离婚没得，以后又会咋个样，这就不好说了，看他们个人的造化吧。”（《夜谭续记》299页）

“不好说”就不用再说，这种“有限性”的规划将作家从无所不知的国家历史中区分开来。在新旧社会历史变迁的巨大背景中，观察和描述老百姓的“个人的造化”，就是“民间”。像这样的交代读起来实在别有意味：

“再后来，龙门阵茶会又新来了一个人，说也奇怪，竟是文教局的秦局长。他大概是听信了今是楼主的鼓动，硬要来听我们摆龙门阵。他说他是文教局长，理应‘采风’。我们只得同意。他来听了几回，很有兴趣，不过他的工作的确忙，没有能经常来参加。幸喜秦局长来参加过，不然不得了。后来机关兴起搞‘运动’，有人怀疑我们是在搞秘密小组织，向领导告了我们。这还得了，搞不好就是反革命的罪。幸得秦局长出来证明，不过是一些老科员在一起喝茶摆龙门阵罢了，他亲自参加过几回，没有什么。算是免了一场无妄之灾。”（《夜谭续记》8-9页）

作家为什么要刻意为“秦局长”的身份详加解说？其实就是为了彰显夜谈聚会的民间性，这种“民间”不仅是对人员身份的认定，也是龙门阵当事人一种自外于意识形态漩涡的自我保护策略。此刻，作家仿佛也放弃了写作者的身份，化身为底层龙门阵的一员，小心翼翼地在特殊年代的禁忌中自我保护，这正是民间性的一种意味深长的表现。

日常性是对民间性的具体落实，也就是说，民间的百姓生活也往往不是那些国家民族大事的沉淀，而是发生在个人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喜怒哀乐，或者说是在宏大的历史演化主题下，我们所能发现的百年不变的人生悲喜和日常生活。《夜谭续记》上卷五篇“旧记”，下卷五篇“新记”。“旧记”承袭《夜谭十记》，讲述民国时代的故事，“新记”却已是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全新历史，其中自然涉及革命与政治运动的种种背景，而国家社会的变动当然与小说人物的命运息息相关。但是，外在的社会事件始终不是小说描写的主要内容，马老的焦点还是普通人的日常命运。书中的民国故事不无荒诞不经、曲折离奇的色彩：赵家的利与义（《狐精记》）、谭木匠的伦理沉浮（《树精记》）；新中国的故事也写满了人们的悲欢离合：女大学生张玉兰的跌宕人生（《玉兰记》）、跨越两个时代的命运重逢（《重逢记》）等等。反过来说，日常性的故事才保证了民间性的顺利表达。

第三个显著的特点是地方性。所谓的地方性指的是在“同一化”的语言运动和思想整合的过程中，有意识凸显被遗忘、受挤压的地方趣味和语言魅力。语言的同一化是社会文明不断发展的要求，而地方性的保留则往往是历经岁月磨蚀而依然存在的文化记忆、文化个性的体现，前者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而后者则是文化存在的根据，两者各有存在的价值，而历史往往是两股力量交错、互动的结果。在《夜谭续记∙后记》中，马老借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之口讲述了“十记”的渊源，那就是效仿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不过，实事求是来说，从《夜谭十记》到《夜谭续记》，马老的文学在气质和形态上都与薄伽丘迥然相异，他所感兴趣的还是地方性，不仅讲述具有浓郁巴蜀特色的地方故事，讲述的语言和方式也是巴蜀的。

“摆龙门阵”：以四川方式讲述四川故事

马识途先生讲述这些故事的方式是四川式的：摆龙门阵。四川人将聊天、讲故事称为“摆龙门阵”。在四川，摆龙门阵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茶馆饭铺、闹市陋巷、田间地头，到处可以看到侃侃而谈的人。龙门阵以故事为主，这一点正像“说书”，但却不仅只有故事，它要表述的东西和表述的方式也并不等同于茶馆里居高临下的说书。龙门阵往往是一种集体活动，这就是“阵”的意义所在。除了主讲人，旁边还有插话者，主讲人和插话者有对话，互相补充，或者本来就是几个人在漫无边际地聊天，自由自在，谈话的主题有一定的集中性，但也有自由性、散射性。马识途多次饶有兴趣地回忆了自己的龙门阵体验：

“在城市的旅店茶楼里，在乡村的鸡毛店或小饭铺里，在乘车坐船的长途旅行中，在风风雨雨的好似没有尽头的泥泞山道上，当然也在工人的低矮茅屋里，在农家小舍的桐油灯下，我认识了许多普通的人，他们给我摆了许多我闻所未闻、千奇百怪的龙门阵。特别叫我不能忘记的是我还在小衙门和机关里结识过一些科员之类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像他们自己说的，既无福上酒楼大吃大喝，又无钱去赌场呼幺喝六，又不愿去烟馆吞云吐雾，更不屑去青楼寻花问柳。他们难以打发这煎熬人的岁月，只好三五结伙，或风雨之夕，或月明之夜，到人家里去坐冷板凳，喝冷茶，扯乱谭，摆龙门阵，自寻其乐。”

马老在《夜谭十记·后记》中道出了龙门阵经验进入文学的缘由：“我为了‘做工作’，还经常在同学中讲故事。大家听得很高兴，要我多发挥四川人在茶馆里摆龙门阵的功夫，继续摆下去。于是我从我的思想的层积中，发掘出一些1942年开始酝酿，把我摆的龙门阵挑选出十个故事来。我决定以在一个冷衙门里十个科员组成冷板凳会，轮流各摆一个龙门阵的形式来进行创作，并定名为‘夜谭十记’。”这种写法，到2020年的“续记”也在继续补充和延续：“我们对内可以叫龙门阵茶会，对外什么也不是，也不说出去，就是三朋四友，闲着无事，坐在一起喝茶，说闲话罢了。”马识途的叙述基调都是龙门阵式的语言，从长篇大段的说书人式的独白，到两三个人有滋有味、有棱有角的穿插、对谈，皆被移入了艺术的画廊。在自由的叙述中，展示了故事、人物、历史的多重可能与多种认知。所谓的民间性、日常性和地方性都有了一个“有意味的形式”。小说中的四川方言随处可见。有人统计，为帮助读者了解四川方言的奥义，作者增加了159个注释。（参见李明泉、肖雅心：《龙门阵里的人性深度叙事——评马识途〈夜谭续记〉》，《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11期）毫不夸张地说，在现代四川文学史上，能够与之媲美的似乎只有“古字通”李劼人了。

全面考察马识途先生的创作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他原本拥有两副笔墨：革命历史的大叙述和个人日常生活的地方叙述。它们都曾各有影响，而历经岁月的淘洗，民间、日常和地方的一脉可能更能代表马老的文学才情、人生底蕴与情感个性，也更让我们的文学史回味无穷。在先生的诗文中，我们到处都能找到这种个性化追求的表述。《书愿》云：“顽石生成不补天，自甘沦落大荒间。耻居上苑香千代，愿共山荆臭万年。何畏风波生墨海，敢驱霹雳上毫颠。是非不惧生前论，功罪盖棺待后贤。”另外一首《囚中自嘲》中也有“宁沦穷巷师屠酤，耻向朱门乞唾馀”，这是马识途先生的自我定位，是他自居民间的主动选择。可以说，民间、日常与地方构成了先生别有意味的价值追求。在《马识途文集·自序》中，则留下了更加全面的自我总结：“我的作品，坚持我所追求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是很不时兴的大众文学。我就是要追求民族的形式、生动的形象、跌宕的情节、通俗的语言，以便凡夫俗子、引车卖浆者流也可以从中得到一点艺术享受，受到一点启发。就是读了便扔掉也罢。我的作品大概难以进入不朽的缪斯殿堂，去博得高雅的欣赏。我绝不为此而感到羞愧。我从来不想追求不朽，也不相信世上有永远不朽的东西。我乐意于让其速朽。让更新更好的作品来代替，发挥更好的作用。”显见的是，马老身上这种“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坚持创作的艺术追求，值得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学习。

用民间视角续写四川文学的“地方路径”

如果说民间、日常与地方是先生“两副笔墨”中重要的一支，是马识途先生独特的文学个性与艺术气质，那么在文学史发展的视野中，我们可以说这是自觉地接续了近现代以来四川文学参与中国文学现代发展中所形成的意义深远的“地方性传统”，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文学的“地方路径”。

迄今为止，关于现代文学的发生我们有着一系列的“共识”：现代文学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这一运动首先是在北京、上海等具有近代文化的中心城市展开，然后又逐渐传播、扩散到中国其他区域；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近代西方世界的入侵给我们造成的生存危机，而这一过程中中外文化的冲突与结合实际上构成了新文化的重要内涵，换句话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回应外来文化冲击，弃旧图新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同样，五四以降的现代文学运动也是革故鼎新，顺应了世界文学大势的要求。显然，这些叙述和判断道出了历史重要的事实。然而，随着我们对百年历史的梳理和观察日益走向深入，也开始发现新的问题：新的文学趣味的出现，是不是就只在这些受外来文化牵引的中心城市？偌大的中国，各区域状况实在差异很大，是不是其他城市的新文化与新文学发展都主要受惠于京沪新文化的传播？这种宏大的总体性叙述，有没有自觉不自觉地遮蔽了具体地域的演变细节？或者说，那些未能进入我们所概括的地方性知识是否也具有现代化进程的独特启示？在《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李劼人：旧趣味通达新生活》等文章中，我曾经讨论过李劼人等四川作家的地方路径选择。在晚清到民国的历史转换过程中，四川作家如李劼人就为我们展现了这种独立于历史主潮的充满地方个性的文学道路。相信历史是不断进步的，时代呈现出一种直线型发展的模式，这是现代思想的主流，但李劼人的代表作“《大波》三部曲”却在充分挖掘辛亥革命的迷离和偶然，历史的演变、宏大故事也浮动于日常风俗故事之中，作家对日常生活“枝节”的兴趣远远大于他对历史“规律”的总结和提炼，龙门阵式的叙述和穿插构成了小说推进的主要手段。在李劼人那里，民间、日常与地方这“三要素”就是新文学“地方路径”的主要特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十分引人瞩目。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思想整合与语言规范运动中，四川作家这曾经有过的“地方路径”日益模糊，越来越多地消失在更大范围的文学“合唱”之中，连李劼人自己也试图修订《大波》，以达到“去地方化”的效果。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中，四川文学的“地方路径”几乎丧失，这是四川的遗憾，更是中国的遗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983年《夜谭十记》问世，马识途先生再一次揭纛四川现代文学的地方路径之旗，可谓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文学动向，可惜的是，长期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2020年，《夜谭续记》再现，这种独特的文学之路更加鲜明和成熟。当来自民间视角的独特观察对冲于我们习惯了的当代文学的套路，当龙门阵的叙述方式以完整的自觉的形态再一次出现在读者面前，我们不得不说，在这40年的文学辗转演变间，马识途先生的执着结出了更为丰硕的果实。老马识“途”，马识途先生真的带着我们重新踏上了现当代文学中极具个性的“地方路径”之途，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另辟蹊径的重要方向。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