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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里的“茅盾研究”
来源:文汇报 | 林传祥  2024年04月08日07:11

阅读茅盾书信,会发现其中一些比较特殊的往来文字。茅盾的书信量庞大,这些“特殊文字”虽为数甚微,但因其涉及茅盾研究中的“学术问题”,且话题严谨而带敏感,刮摩中又显出几分趣味。

茅盾研究很早就开始了,如果以见诸报刊的评论文字算起,则1927年9月茅盾发表《幻灭》之后就有了。在我的书柜里就存放在着一本庄钟庆先生汇编的《茅盾研究论集》,里面收入了自1928年至1949年的茅盾研究文章及未录篇目,合计约40万字,内容浩繁,但多是单一作品分析介绍,系统化研究明显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出版了一些研究专著。1958年和1959年,邵伯周的《茅盾的文学道路》与叶子铭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付梓成书;1964年和1965年,孙中田的《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与庄钟庆的《茅盾的创作历程》先后完稿。四本代表性专著既是“作品论”,也是“作家论”。

叶子铭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简称《论茅盾》)是若干专著中唯一经过茅盾仔细审阅的一部。从1956年到1961年,再从1977年到1979年,叶子铭给茅盾写了总共24封信(现在这些信件大部分存放于上海市档案馆),全部得到茅盾的一一回复。信件内容涉及的多是“茅盾研究”中的疑点、难点问题。

比如,茅盾曾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一文里说过,《子夜》的酝酿、构思同当时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有密切的关系。但关于这场论战的资料未曾收过集子,不易查找。为此,叶子铭向茅盾请教,而就在茅盾给叶子铭回信的几天之后,1977年10月9日,茅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子夜》写了《再来补充几句》一文,比较集中介绍了“论战”的基本情况。从行文格式看,介绍“论战”的文字显然是受到叶子铭的“提示”临时加上去的,因为在茅盾已经拟好的“补充几句”最后又来了“还可以说几 句”的“补充”。茅盾的回答既是给叶子铭的,也是给关心此类问题的学术界的。1978年,茅盾还向叶子铭透露《林家铺子》原名为《倒闭》的内幕,他说写完这篇小说,随手起了个《倒闭》投给《申报月刊》,主编俞颂华认为“倒闭”一词不吉利,故改名《林家铺子》。

翟同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同时也是一位茅盾研究专家。20世纪60年代初,他与茅盾也有比较频繁的书信联系。他说,“那时我正在学习他的著作,遇到一些问题不能解决,就想写信直接向他请教。”从1961年到1964年,茅盾给他的回信足有10封之多。

翟同泰曾听说“文学研究会”最早是由瞿秋白与郑振铎一同发起的,但当“文学研究会”开会成立时,瞿秋白去了莫斯科,没有参加成立会,也没有列入发起人的名单,直到1923年,瞿秋白的名字才出现在《文学研究会会员录》中第45号,他向茅盾咨询“这些情况对不对”,茅盾回信予以确认,并解释,“瞿秋白出国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他是在苏联先参加联共的。”这里面有一个重要信息,即“文学研究会”的酝酿成立,最早是与瞿秋白有关系的,十二个发起人名单中他就是背后“首倡者”,功不可没。

在与茅盾通信的学者当中,厦门大学的庄钟庆也是较早与茅盾有过文字往来的一位,虽然信件不多,但提出的问题却有代表性。例如,当时有传言,说茅盾写《子夜》有拟用旧小说笔法的念头,因为茅盾早期的小说如《蚀》(尤其里面的《动摇》),虽然形式上是“新格式”,但有“旧小说的风味”(钱杏邨语)。1961年庄钟庆就此向茅盾咨询,得到的回答是:“容或有之。不过后来并未贯彻,但在当时的小说中,《子夜》的文字还是欧化味道最少的。”这里茅盾还是想说明《子夜》是“中国式”新文学的尝试,而学术界则一般认为这种“尝试”已经相当成熟。

《子夜》是茅盾的代表作,与茅盾书信往来涉及《子夜》话题的也非常多。当时还有一种传言,说《子夜》创作是受了左拉《金钱》的影响,瞿秋白是最早持此看法的学者,1963年当时还是山东大学在读研究生的曾广灿写信向茅盾请教,茅盾回复说,“瞿秋白当年称《子夜》为受了左拉《金钱》的影响云云,我亦茫然不解其所指。在写《子夜》之前的十年,我曾阅读左拉之作品及其文学理论,并赞同自然主义之主张,但彼时中国文坛实未尝有人能把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之界限划分清楚……1927年我写《幻灭》,自然主义之影响,或尚存留于我脑海,但写《子夜》时确已有意识地向革命现实主义迈进,有意识地与自然主义决绝。”这里,茅盾明确表示了否认。晚年茅盾写回忆录,又说,“我虽然喜欢左拉,却没有读完他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全部二十卷,那时我只读过五、六卷,其中没有《金钱》。”

《茅盾的文学道路》作者邵伯周与茅盾联系不多,仅有的一次通信谈论的话题是茅盾“最早的文学论文”而非《子夜》,但他对《子夜》与《金钱》的关系有自己的看法。他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尽管茅盾曾经提倡过左拉的自然主义,但《子夜》这部小说并没有受《金钱》的影响,作家自己的表白是可信的。两部小说中的某些类似之处,是由社会生活本身有着类似之处和艺术创作中的某些共同规律造成的。两部小说都可说是现实主义的佳作,但它们的成就是不同的。在思想倾向上,一属批判现实主义范畴,一属革命现实主义范畴,它们的艺术成就和艺术风格也有显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