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48年下半年，萧军在哈尔滨独立主持的《文化报》受到了来自东北局宣传部、“文协”等职能部门的批判。这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批判运动持续时间相当长，触及的范围也相当广，既扩散到上海、香港等地[1]，也深入学校、工矿等基层单位[2]，因此，不少研究者将其视为后来各种批判的“先声”[3]。此前研究大都倾向于站在萧军一方，赋予萧军某种“异见者”色彩，激赏其精神独立的杂文品格，而将批判者简单贴上“压迫者”与“专制者”的标签。这样的处理无法揭示萧军同制度之间的真实、复杂关系，也无法正确认知《文化报》所载文章的属性，更无法对党在这一时期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与复杂处境形成更为整全的认识。

事实上，这场批判并不只着眼于萧军个人，而同时针对着作为发表园地的《文化报》。这份报纸独特在哪里，在1948年“北满”地区的舆论场域中处在何种位置？处理《文化报》又传达出怎样的信号？要理解以上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回到“萧军批判”的现场，在一个更长的时段内综合考察各种信息。本文认为：萧军组织与调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方式在初期被接纳，随着形势发展，其空间却愈见逼仄。围绕萧军《文化报》所展开的批判，呈现战时左翼文学多条路径与延安文艺道路之间的张力，预示着“当代文学”在城市中文化领导权的确立。这一批判也反面呈现这一文化体制“遭遇”城市后面临的种种挑战。小资产阶级问题在社会主义文艺论争中反复出现，始终保留在当代文学建构自身的进程内部。

一、 统一战线与歧见声音

1946年，萧军以东北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的身份去往佳木斯，中途在哈尔滨停留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萧军密集演讲，一时风光无两。此后，萧军回哈尔滨主持文艺运动的申请又迅速获批。3月21日到哈尔滨，到后即主持筹备鲁迅社会大学和鲁迅文化出版社，4月，鲁迅文化出版社成立，《文化报》创办。至此，萧军1946年在日记里提到的办鲁迅学会、办出版社、专心写作三个愿望[4]都得以实现，中共中央东北局可以说全力支持了他的文化理想。

萧军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以杂文为主，包括《闲话“东北问题”》在内多篇文章都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东北日报》这样大规模发行的报纸上，有效地帮助了党树立了合法性。[5]报纸反过来也扩大了萧军的音量和知名度，二者相互倚重。到了1949年4月，也正是《东北日报》接连刊发了东北文艺协会与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结论与决定，萧军被调派到抚顺煤矿工作。从“职业作家”到“文化普及工作者”，萧军保留了“东北文联”的身份，事实上流动到文化系统的底层。萧军在东北的命运可以说是再次复刻了自己早些年在延安时的经历。从1941年携家眷投奔延安，入“文抗”、办《文艺月报》，到1943年《讲话》正式发表后下乡，又被闲置在党校第三部，同样是大起大落的三年。

紧张关系的二度发生呈现某种值得讨论的必然性，其原因应该上溯到二者的“蜜月期”中找寻。抗战初期，延安在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形成的文化工作政策，无形中推动形成了以大作家为核心的“作家-刊物-读者（作家）”的“文学”场域，生产出“杂文时代”的话语，也催生出文艺在独立状态下干预政治的倾向。作为“大作家”的萧军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其文化构想的展开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根据地各级职能部门的支持。[6]而《讲话》带来的最重要改变，则是在制度涉及层面打破了这一自足的“文学”场域。比如，1944年发布的《延安对文化人工作的经验介绍（党务广播）》就彻底反思了以前的做法：

第三，过去我们的想法，总是把文化人组织一个文协或文抗之类的团体，把他们住在一起，由他们自己去搞。长期的经验证明，这种办法也是不好的，真正帮助文化人应当是分散他们，使之参加各种实际工作。[7]

座谈会后，包括停办刊物、作家整风以及群众文艺实践在内等一系列举措对文艺体制进行了根本改造，《讲话》则为这种文艺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在整个转轨过程中，作为党外作家的萧军其实并未经历整风学习、审干等环节（即使是下乡，也是萧军主动提出的申请），但他的异见声音尤为显豁，这主要是因为新的文化工作方针刚好抽空了萧军施展拳脚的土壤。

1944年，中外记者访问团造访延安。中外记者团的到来，不期而然成为萧军回延安的契机。抗战胜利后，中共迅速面临了派驻各类干部接收沦陷区的任务，并在各大城市与国民党展开舆论战的需求。作为“归来人”与名作家，萧军的身份无疑有助于前述工作的展开，反过来说，党在统一战线指导下在沦陷区推行的各项政策也符合萧军的期待，这是两者第二次“蜜月期”的由来。

萧军停驻在张家口的九个月完成了大批杂文创作，起首的一篇是《闲话“东北问题”》。这是萧军有感于时事自发写出的一篇政论，却意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传播范围极广。据不完全统计，此文首刊于《晋察冀日报》，《解放日报》1946年3月3日转载，随后《文萃》（上海）第2卷第21期（1946年3月14日）、《东北日报》（1946年5月23日）、《大连日报》（1946年6月23日）、《大众文摘》（山东）创刊号（1946年5月），《大危周刊》（威海）第1卷第6、7期合辑（1946年5月26日）等均有转载。没有任何记录表明萧军这篇文章的写作来源于党的直接授意，但若没有中共中央华北局，东北局相关文宣机构的后期加持，恐难获得如此巨大的影响力。[8]

作为东北名流的萧军谈“东北问题”是此中的关键。包括《灰败思想底根源一解》《再话“东北问题”》在内，萧军这一时期相似题材的政论文章都有不错的收效。《灰败思想底根源一解》源于《北方文化》社的邀请[9]，该文最终与华北联合大学副教务长林子明的文章《东北人民都“知道了”》、谈话记录《东北来人谈》（符克）、流笳《控诉》三篇文章一起组成了《东北人谈东北专辑》，并附有编者按：

编者：中国法西斯份子所制造的反苏反 共事件中，东北问题是他们一个主要的藉口。为了回答这些反动派底巧言花语；为了反映东北人民底呼声，本刊特请东北名作家萧军先生和华北联合大学副教务长林子明先生对东北问题发表他们底意见。《东北来人谈》是一篇谈话记录；《控诉》也反映了一些具体事实，这些意见和报道都很使人感动，足以回答一切的欺瞒。[10]

“东北问题”是舆论场上的热点问题，所谓“一切的欺瞒”显然指代的是国民党一方在舆论场上对东北问题的意见。萧军和林子明作为著名的东北籍人士，其意见被整合进共产党一方的论述，共同形成舆论场上对国民党言论的反击力量。

这并不是说萧军对东北问题的意见与党的宣传口径完全一致，二者更像是统一战线下的合榫。比如“东北应该是东北人民底东北”虽然符合党在这一时期“地方自治”的阶段性主张，但萧军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凡与东北有关的任何措施和设置，一定要在绝大多数东北人民底利益和意志前提下面才能被容许着”[11]，这未必符合标准诠释。无论如何，萧军的表态符合了革命的阶段性需要，萧军的文化构想再度获得了巨大支持，东北根据地各项文化工作也都有了萧军的身影。

1946年，萧军、舒群、罗烽、白朗等人则积极筹划建立了东北文协。东北文协是一个作家联合性质的文化组织，被视为全国文协的分支机构。获选的委员以延安文人尤其是东北籍延安文人为主体，但也吸纳了陈隄等哈尔滨本地文人。[12]这个组织一方面发挥了军管小组的接收功能，负责平剧改革、影戏院建设等工作，另一方面在城市中铺设开文艺小组网络，据《东北日报》的报道：

齐市西满文协分会亦在筹备成立中。在该会直接领导之下，文艺小组组员飞速增加。迄今为止，哈市五个中等学生参加小组者达四百人以上，其中亦一中为最多。组员除无条件参加星期文艺讲座及专门报告外，平均每十人可得《东北文艺》一册。并经常可免费看到进步戏剧。因此青年学生认为参加文艺小组，乃是最有价值的课外活动。[13]

中共东北局在接收早期主要以文艺团体建设为中心开展各项工作，这种思路与同期“南满”国统区文坛存在相当共性。如在《东北日报》办报初期，副刊版面还被定义为面向“干部、学生、店员、工人”[14]，其作为东北局机关报的属性直到后期整风后才落实到副刊版面上。而在本土文人主动自我清算，承认伪满文学的边缘地位，主动继承伪满文学的抵抗遗产等方面，均与南满国统区文坛有着相当一致的表现。[15]

萧军办报纸、开大学、办书店的设想，都符合这一文化工作的总方针。萧军《文化报》创刊在1947年，发刊于1948年。就其本质而论，应当视作“北满”早期文化工作思路的延续。《文化报》旗帜鲜明地将自己定位为“面向市民的报纸”[16]，这反过来也获得了读者的认可。[17]《文化报》连载陈隄《碧血丹青录》、李克异《狱中记》《英雄底墓》等挖掘本土抵抗遗产的撰述，为本土作家提供了自证的平台。《文化报》前期特设《读报春秋》栏目，其模式是引用《东北日报》新闻，辅以评点，这也与沈阳、长春两地副刊上的专栏高度相似。萧军往往以“新市民”自诩，评点段落常以“这么几句话若依‘新市民’的我看来”[18]开头。上述特点都不为《文化报》所独有，而更应视作本土文艺在城市文化生态中“自然”发展的结果。类似的宣传方式与本土声音在两地都存有，不过在“南满”呈现更为显豁，在“北满”则更处边缘。[19]《文化报》真正独特之处在于萧军作为著名文化人的聚合效果。《文化报》曾被戏称为“萧军报”，证明萧军这一名人符号在《文化报》传播过程的重要作用。歧见声音一直存在，不过正是通过吸附在萧军和《文化报》周围，才得以扩散进入主流文化的视野。反过来，《文化报》也正是凭借吸纳这些言论，成为“北满”文化场域中一支独特别致的声音。

但萧军与《文化报》所代表的文化建设思路实际上早已与中共东北局的文化实践相悖。1946年7月，中共东北局出台“七七决议”，这一决议动员了大批文化干部下乡从事土地革命工作，文艺创作被要求服务于革命的阶段性展开，事实上很快改变了接收早期以文艺团体建设为中心开展工作的思路。[20]只不过这种文化建设并不以城市为中心，萧军与《文化报》所代表的文化实践因之得以在这一“时间差”里生存了下来。

1948年东北战局甫定，中共东北局着手改造城市报业，《生活报》于当年5月1日创刊，《午报》等哈尔滨市内小报也陆续进入改造视野。[21]《文化报》是四开小报，1张2版，每5日出版一次，有小周刊的特点，在性质上与《午报》类似，当然在改造之列。不过，与其他小报改造的“和风细雨”相比，对《文化报》的改造却是以《文化报》《生活报》持续半年的论争以及在全东北展开对萧军及《文化报》批判的方式展开的。事情肇端于萧军因阅读《生活报》创刊号上《今古王通》一文而产生的联想。这是一篇豆腐块式的小文章，因引述王通的典故刺痛了萧军的神经。萧军随后在《文化报》上正面回应，旋即引来《生活报》的批判。此后，双方彼此寻找对方破绽，形成对垒之势，终于在《文化报》第53期纪念苏联红军时因“各色帝国主义”与“来而无往非礼也”的论调而被抓住把柄，被提高到反苏反革命战争的高度上，萧军一方自此后彻底陷入被动。

值得注意的是，萧军一方此时主动动用起“统一战线”的话语资源。6月5日，《文化报》刊载《目前文化界统一战线谈》，强调小资产阶级的可贵以及坚持联合小资产阶级的必要性。[22]陈隄6月15日的文章进一步响应了这一号召，认为“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联合的问题，仅斤斤琐琐停留于一点不必要的较量上，甚或有着一种下意识的“不屑”意识，这是不对的”[23]。这让我们不禁联想起在延安时期，萧军也曾动用“统一战线”捍卫过自己“杂文时代”的立场，不过，萧军对于“统一战线”的理解始终与党存在差异，而在战局初定的1948年，萧军的观点获得了不少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市民阶层的支持[24]，这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微妙。

此处可以举出一个代表性案例，就连《萁豆悲》这首创作于1946年的“革命”诗作，在1948年重刊后被针对，成为萧军的罪状：

血战连年四海昏，谁将只手拯元元？忠奸自古明水火，龙虎由来际风云。萁豆相煎悲有迹，情亲奴主掩无文（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等，虽在抗战中与敌人勾结故无虚日也）。如荼往事应难忘，殷鉴（指“武王伐纣”故事）垂垂何太真！？

据萧军日记可知，这首诗创作于张家口，抒八年抗战、生灵涂炭的“惨胜”之慨，也义正言辞地表达了对国民党反动内战的谴责，放到1946年的语境，这种态度正是党需要的表态。而到了1948年，权势易转，萁豆相煎的典故从泛指中国人之间的厮杀转而成为国共两党的隐喻，这部作品反对内战、呼唤和平的意旨也被具体诠释为“与国民党反动阶级的假和平相呼应”[25]。萧军从人道主义出发抵达的反内战话语，在一时期内尚堪与舆论口径保持一致，随着形势的发展有了落伍甚至“反动”之嫌，这呈现萧军在理解“统一战线”观念时存在一定限度。

二、 左翼文学与“鲁迅遗产”

应该如何定位萧军与《文化报》，是破坏者，还是同路人？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萧军对于革命的忠诚，萧军对大城市青年的强大吸引力在光复初期曾大大助力了东北局的城市接收工作，到了解放前夕，同样的吸引力开始呈现负面影响。在前一部分，本文借助“统一战线”的分合，梳理出二者关系的复杂变化，在第二部分里，本文希望跳出萧军视角，解释这种冲突所在，并努力呈现这一碰撞的复杂意涵。

不妨从《新年贺辞》谈起。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化报》的创刊号上，置于版面的核心位置，某种意义上有为报刊定“基调”的意味。萧军在这篇文章中拟设了一位老秀才的口吻，一开始不理解革命带来的各种变化，态度消极，甚至要和为革命吸引的孩子断绝关系。直到翻起“儿辈在校之笔记，下乡工作所录地主之罪恶史”，才顿然醒悟革命的正确，加入革命阵营，积极拥护革命的各项举措。

秀才并不是在《文化报》创刊号上唯一出现的人物角色，萧军在这期报纸上一人饰多角，试图描绘不同社会群体由拒斥到接受感召的过程，这最为集中地呈现萧军视域下在城市开展文化工作的方式：创办一份市民报纸，以尽量贴合城市读者的方式，输送革命概念，传播与获取共识。但他也同时肯定了某种市民本位的立场，正如《新年誓辞》结尾，老秀才再次充满训诫地警示道：

以期革命大业至美且善，底于大成，……以下之“主义”，无论党、政、军、民，有犯之者均在本秀才反对之例[26]

文章编制并排列了上百条秀才所反对的“主义”，意在传达某种警示：秀才认同革命是有条件的，革命是与他“至美且善，底于大成”的理想重叠在一起。这正是《文化报》的核心叙事策略：它希望借助一种与市民站在一起的方式，基于市民现有文化水平，在内部改造市民，最终达到与革命的汇流。开设问答栏积极与读者互动，无不意在于此。

无论是拟设市民口吻报道新闻、传播知识，还是开设问答栏目积极互动，萧军的编刊举措虽然沾染了自己强烈的个性，若是拉开历史纵深，其实与党的早期领导人的办报思路若合符契。早在大革命时期，恽代英等人就以《中国青年》为阵地，“藉引学生的日常的小问题循循善诱，直射旁敲的去促成学生的政治觉悟”，强调“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藉平凡，零碎的问题做日积月累的宣传”[27]，这种思路本身并非没有合理性。而从党改造报刊系统的过程来看，1949年后的私营报纸陆续被整合进国家宣传网络，其改造的核心逻辑也是将报纸进行分工，面向不同的社会阶层，如将《大公报》定位为向工商业者与知识分子说话以区别于《工人日报》《农民日报》的读者群体。[28]事实上，在中共东北局宣传部直接指导下创设的《生活报》，正是《文化报》的替代品，《文化报》面向市民阶层的办刊策略并不是其被否认的核心原因，这里的冲突还是要回到《文化报》这个拟设的市民立场当中找寻。

“独立立场”带来了异见声音的汇聚。学者宋喜坤发现，在《文化报》上发表作品的作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东北本土作家包括陈隄、袁犀、关沫南、雁夕牧等。一类是青年文学爱好者，地方青年教师和学生，包括李庐湘、爱群、冷岩、霍人、支羊、刘学正、洪汎等。[29]“伪满作家”与本土青年知识分子在萧军及《文化报》周围的会聚，折射出《文化报》的独特位置，也为后续的批判埋下了伏笔。

首先是大批“伪满作家”在萧军周围的聚合。这里既包括萧军早年在哈尔滨的旧相识梁山丁、光复后便留在哈尔滨的陈隄，还包括此前并不相识的袁犀（李克异）与王秋萤。萧军不期而然肩负起替这群人发声的任务，鲁迅文化书店成为伪满作家在上升路径不通畅时的聚合地。《文化报》曾特别借助战后第一次德国作家代表大会出台的作家决议来为伪满时期文艺工作者鸣不平：

因为过去在伪满时代有些文艺工作者，他们底经历和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几乎是大致相通的。有的甘心附敌，为虎作伥；有的虽然痛苦呻吟，颓丧灰败，也还保有着“一定的”民族气节和革命的精神；有的是不屈不挠从敌人底酷刑，□□……滚爬出来，又□入了革命的大队；有的竟光荣地以自己底生命付出了这伟大的牺牲！[30]

这是旗帜鲜明地主张重新评价伪满时期的文化工作，尤其是抵抗者。而在东北局出具《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明晰对伪满时期工作过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后，《文化报》《读报春秋》栏迅速跟进评点了这一决议，认为“纠正了某一些同志那种‘战斗性’的，或者无批判地盲目凭着一种幼稚的优越感来看待任何人的作风”。这种接纳与代言显然同萧军自身境遇有着直接关联。在评点中，作者将问题延伸到“在东北曾从事过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身上，认为也应该有所“决定”。显然，评点人对既有知识分子政策并不满意。[31]

东北本土作家看似边缘，聚合后却无形中构成了一股潜在的话语力量，就连萧军也模糊感受到了这股力量惘惘的“威胁”。面对陈隄、袁犀等人不满《东北文艺》被延安老作家“把持”的现状，主动提议筹措办同人刊物，萧军的态度相当暧昧，不置可否。或许他也意识到如果任其做大，无疑会扩大对立，从而让自己与东北局本就紧张的关系进一步滑向不可挽回的境地。

《文化报》还吸纳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关注，不少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将其视作自己的刊物，在他们看来，《文化报》是“纯为知识分子服务的报纸”，“给爱好文学才从娘肠子爬出不久的知识青年服务”[32]，是小资产阶级“表达它底思想感情的地方”[33]。大量青年写信来诉说自己的困惑，涉及生活、教育、读书、家庭诸多方面，传达出面对新政府时的新奇与困惑。一名署名微光女士的女读者曾向编辑部相当直率地袒露了自己的苦恼。她认为自己作为新时代先锋女性，只是与异性朋友接触稍多了些，便感受到了周围甚至组织层面颇多的“风波”。编辑的复信首先与微光女士的讨论划清界限。他质疑微光女士什么是她心中的来自组织层面的“风波”。在编者看来，这些苦恼属于私生活范围，没有公共讨论的必要，编辑希望澄清微光女士来信所带来的不必要误解。但这位女读者的提问却刚好表现出她正困惑于什么是新秩序定义下的“私生活”，并且无比期待新政权确认“新道德”。新秩序所提供的变动感打破了既有的公/私划界，为知识青年们打开了解放面向，形成了一种想象新人际关系的潜能，《文化报》无疑真实地保留并汇聚了这种日常生活的政治性“碎片”。

在另一些时候，《文化报》的通信栏常常折射出革命进程的背面。在一则4月25日求助帖中，来信者哭诉家乡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34]，而3月1日的另一则求助帖则呈现了土改“左倾”的偏向[35]。《文化报》本有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却意外成为歧见声音的汇聚地，成了多歧声音的曲折管道。这在刘芝明的批判文章中表述甚明：“萧军自己也为了实现个人打算，就满认为得意，觉得有力量，率领着众鬼卒想当起‘混世魔王’来”[36]，这句话中“魔王”和“鬼卒”的比喻，生动（虽然不无妖魔化）地传达了萧军与后进者之间的关系，在刘芝明看来，《文化报》构成了另一条道路，是在影响和争夺青年而违背了既定的文艺路线，“发展个性不能与组织、纪律、集体、阶级、人民、共产党相对立，只有在服从革命的组织纪律，以及在集体主义领导下，个性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37]。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独立”声音的物质基础恰恰是由东北局提供的。刘芝明批评萧军：“他有了公家给他的机器、出版社，还有可以‘招贤纳士’的《文化报》，使得他有创王业的根基；并企图创造起来他的‘思想体系’了”[38]，《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也特别提到，要“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39]。与延安时期办《文艺月报》高度相同，萧军的《文化报》系统并不完全依靠市场，尤其是纸张方面，严重依赖配给，一个现实的佐证便是：在订单达到9000户后，萧军不得不在报上刊登启事由于纸张有限，不得不暂缓接纳订户。由于配额制的限制，快速的订阅量使库存“半年的纸，两个月就用光了”。

或许更为关键的是，与《文艺月报》相同，萧军的《文化报》又一次形成了独立于东北局文化系统的“文学”场域。青年业余作者石琛虽然已经加入了宣传队体系工作，但并不认为自己在从事文学工作。相反，他认为正是因为“北满”文化事业建设的疲软，“工作条件太差，只得干着非文艺工作的了”。而石琛所说的“非文艺工作”甚至不包括自己的本职工作，而纯粹指的是给《文化报》投稿。他为此哭诉自己做业余作者的心酸，“首先是出版物太少，既不能得到观摩、学习、启迪、研究的……机会；其次是本身事情很忙，不能写作，即使有时也写些东西，却没有适当地方来发表”。因此，他高度认同“文化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政权重视文化人才，给他们工作机会，更要提供多项基础设施，诸如“文艺研究会、图书馆、文艺学院、文艺出版局、文艺工作者职业介绍所等机关”，完善文艺体系。[40]

石琛的不满无疑将萧军文化工作的思路推演到了极致，因而十分清晰地呈现萧军的文化工作思路与东北局文化系统之间巨大的分歧。在前者的文化构想里，国家应该提供充足的文化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以保障文学场域的独立运转，作家与业余作者（预备作家）构成良性的帮扶关系，出版物构成学习、交流与发表的平台。萧军的做法正是《讲话》所批判的倾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而且“总是经过种种方法”。[41]

从这个角度来看，萧军的文化实践构成了延安文艺体制在北满地区确立文化领导权的阻碍。[42]经《讲话》确立、经解放区文化工作者实践确认的“人民文艺”，包含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学”构想，而这一理念在城市中寻找其现实肉身时，不但面临着既有文学观念与基础设施的惰性挑战，也面临着既往左翼文学实践路径的阻碍。

1930年代受同一理念感召、处于同一“全球社会主义栖息地”（global Socialist ecumene）的各区域左翼文学具有相当明显的“地方性”样态，这也催生了它们的跨域流动，形成共振性的影响。而到了1940年代，伴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家化”与延安文艺的兴起，此前多元的左翼政治与文艺实践脉络反而处在一个相对尴尬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延安文艺实践的阻碍。袁犀、梁山丁和关沫南，麇集在萧军周围的本土作家大都心向革命，甚至都是党员。他们在伪满时期曾与不同脉络的左翼群体产生交集，也就此形成不同的人生轨迹与文艺风格。[43]他们在战后不约而同投向萧军，或可看作又一次小规模的“跨域流动”，只不过这次，他们的故事没能跨域流动展开为另一个“新”东北作家群。他们无一例外地经审干甄别后进入各级组织，成为“人民文艺”体系的一部分，他们自身所携带的经验则不具有丰富“人民文艺”的功能。而这些暗晦的“伪满”经历，曾是他们投向左翼的动力源泉，如此成为他们在后来文艺场域中的困扰。

这或许是萧军为什么坚持高举鲁迅大旗的缘故。1940年代，国统区的胡风、延安与东北的萧军都在不断诠释鲁迅资源，《文化报》上连篇累牍的鲁迅致二萧书信不断缔造着萧军与鲁迅遗产之间的关联。无论是“主观战斗精神”还是“新英雄主义”，其理论的内在根柢或许与鲁迅有关，但更为要害的原因在于，“鲁迅”在1940年代同时成为多种左翼文艺道路的符号与话语资源，折射出左翼文艺实践的多种可能性，1948年的“萧军批判”呈现战时左翼文学多条路径与延安文艺道路之间的张力关系，自此而后，国家支持、主导的左翼文化实践成为左翼文艺展开的主要方式。

“鲁迅遗产”话题的引入，也在另一个维度确认了左翼文学内置的某种难题性。正是“人民文艺”之新反过来让我们认识到：左翼文学深深地携带有此前文学构型的烙印。尽管不同脉络上的左翼文学实践都受到相同思想资源、文化典范与革命经验的启发，有着相似的现实与文化政治追求，左翼文学归根结底是在城市斗争中形成的产物，呈现与为城市哺育的新文学体系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也因此承袭了颇多前提。

萧军的文化构想无疑还是“文学”的，他没有排斥作者制度，仍然基于作品中介来呼唤读者的参与，文化事业带有鲜明的“启蒙”色彩。而在审美趣味方面，尽管作家都怀有左翼倾向，但并没有排斥“文学意味”——当陈隄试图为袁犀《网和地和鱼》辩护，他举出的好段落都是风景描写，认为“这些地方的描写，都是说明作者有卓越的天才”[44]，但若是站在人民文艺的立场，这些描写恰恰是小资产阶级写作者投射在农民身上的倒影：

“你当兵去罢!”两滴泪落在谭元亭手上，谭元亭手放在她膝盖上。

谭元亭不知道说什么好。看远处湖水，白亮亮的。黄色的，弯弯的月亮，好像也在随着湖水上下波动，真怪，月亮好像不在天上，而像在湖水上——也不像在湖水上，好像四无依靠，就在空气里。

“坶——”谭元亭想不起话说了。[45]

风景是谭元亭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之后看到的，这里时而在天上，时而在湖水里，时而在空气中的月亮，是主体心情外化的装置。这说明左翼文学虽然有“从旧阵营来，反戈一击”的卓绝努力，可站在人民文艺的立场上，却只能被视为“一种没落的社会现象的反映”，“得到一些印象”，而不能“唤起真实的有前途的战斗下去的精神”，无法呈现历史的“真实力量的所在”。[46]这恰恰说明左翼文学其实分享着鲁迅式“历史中间物”的矛盾，是“战斗的阜利通”，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却又遍布着“消费的魅影”，最终成就为一个有限的、尝试性的“生产者的诗学”。[47]

生成于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场域中的左翼文学在1949年后需要被不断改造。在刘芝明对萧军所作结论中，萧军以往的所有创作都被系统批判一过，指出其局限，继而勾勒出萧军与时代靠拢又渐渐疏远，直至被称为“反苏反革命”的曲线。这种批判逻辑与1949年后批判左翼文化人的思路是一致的，究其本质，是因左翼文学的尝试性、局限性与探索性在“人民文艺”视野中是存在缺陷的、需要改造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48]，构成了建构“人民文艺”的干扰。改革开放后对上述作家作品的恢复与承认也基于相同的逻辑——这些作品都“阶段性地”发挥了作用。值得追问的是，“人民文艺”的实践完全排斥了“消费的魅影”吗？“进城之后的文学”[49]面临着哪些挑战？又内含了怎样的危机？

三、 文艺“进城”：“薄希民”的苦闷与组织化的文学

萧军将《文化报》旗帜鲜明地定位为“市民报纸”，主要读者是店员、职员、学生和教员。这样的说法让人不仅联想起《讲话》对延安文艺脱离群众的批评。《讲话》认为，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的文艺接受者主要是“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而与国统区及抗战前上海的主要读者“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有了很大不同。[50]但《讲话》没有具体回答“进城之后的文学”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萧军或许会就此提问：如果“文艺的接受者”重新换回“学生、职员、店员”，自己的文化构想是否就具有了与“人民文艺”相容的机会？

今日研究者纷纷意识到：《讲话》本身并没有为作家提供具体写法的规定[51]，也没有文艺如何在城市中展开这一问题提供明确的解答。《讲话》更多代表的是“方向”，也包含了留白。借用周展安的概括，“《讲话》中的‘文学’处在一种张力当中，而且也可以说《讲话》本身也处在这种张力当中：一端是推动前所未有的政治进程的创造性，一端是作为一种理论、一种政策的规定性”[52]。

在这个意义上，讨论脱胎于乡村的“人民文艺”构想如何在城市文化空间中具体展开，便成为一个极有意味的话题。“人民文艺”要想实现跨阶层、跨人群的霸权统识，或言，文化领导权，就必须继承城市中既有的各种文化资源，这既包括有形的文化基础设施，如大学、图书馆、剧场、书馆、出版社、图书市场及行销网络，也包括无形的文化资产，如“经典”、教育及科研秩序、观念乃至趣味，以及作为以上无形资产承载者的“文化人”。也就是说，《讲话》所包含的“原点性议题”[53]虽然保证了一个相对明确的排斥机制，但要具体落实上述议题，却是要在旧有的文化空间与既定的物质技术条件中“道成肉身”。在我命名为延安文艺的“全国化”这一进程中，地方文化场域为人民文艺构想及新的文化生产体制覆盖与重塑，与此同时，“延安文艺”也在接触过程中因应挑战，同步发生调整，共和国文艺体制的雏形，正诞生于这一交互过程中。而作为当时全中国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与冷战的前沿，东北事实上成为这一过程的“起点”。[54]

如果将《文化报》整体视为一个文本，那么这则文本的叙事者，无疑是一个进步、然而不无困惑的小资产阶级形象，它好像在不断叩问，如何在革命中安置他们？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场文化事件的“萧军批判”，折射出党在遭遇城市后需要应对的挑战。萧军与《文化报》对“店员、职员、学生和教员”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吸引与整合，某种程度上倒逼着延安文艺道路对这一群体的思想与精神诉求做出回应，这正是这场文化革命面临的“城市挑战”。它最先在东北爆发，又在1949年上海《文汇报》上以“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讨论的面貌重演，又在1951年北京以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形态再次呈现出来。事实上这一问题的谱系还可以拉得更长，从萧军刚刚踏足文学舞台之日起，小资产阶级就一直是他的读者。他们是北平、上海以《八月的乡村》中的角色名彼此相称的学生读者[55]，是投奔延安、参与“文艺巡回讲座”的“三八干部”，是摩肩接踵、迎接萧军讲演的哈尔滨学生、教工、店员。小资产阶级在左翼的视野里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他们在革命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又如何能加入延安革命的大潮？

瞿秋白曾经在《“学阀万岁”》中给予小资产阶级一个相当暧昧的角色定位，他称小资产阶级为“薄希民”（Bohemian）。在瞿秋白看来，在1930年代中国的社会格局中，“薄希民”的定位既不反动也不革命，而是在进步与反动两个阵营之间的角色，占有边缘、独立和自主的位置。这大概可以用早年丁玲的那句“不想要人管，只想自由自在”来描述。瞿秋白认为，像薄希民那样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可以大大的有害于（绅商）民族”[56]。瞿秋白笔下的“绅商民族”，是作为革命阵营对立面的反动阵营的代称。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薄希民”们的个人主义立场，使得他们同样很容易在革命阵营中起到消极作用，“腐化了革命者的叛逆灵魂，通过渲染‘世纪末的悲哀’，动摇了他们的意志和信念”，“他们的怨天尤人是可以被统治者允许、吸收和转化的消极反抗”[57]。因此，瞿秋白对小资产阶级总体上的看法是：“对于咱们（绅商）民族，在他们（即薄希民）的捣乱反动队伍这件事上面说来，固然是‘殊堪嘉奖’；然而在他们的泄露天机这方面说来，又是‘实可痛恨’。”[58]

这一暧昧位置在《讲话》中同样被保留。一方面，小资产阶级是与工人、农民、士兵一道，组成了“最广大的人民”，但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一员，他们应该接近工农兵群众、参与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表现工农兵群众。但这一朝向是在战时环境下才得以实现的，《讲话》未能指示的是：这种革命意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以一种非“运动”状态获得？

萧军《文化报》批判、“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我们夫妇之间》论争，都发生在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聚集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文学趣味受到批评，他们的文学审美受到质疑，他们的价值观念受到颠覆。但经此一役，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是否就成了“明日黄花”？[59]我们能看到的是，一方面，知识分子的主体修养是以一次次批判及运动的方式被召唤与锤炼，却始终无法仅依靠文艺的“细腻革命”[60]来养成；另一方面，青年接班人的政治意识问题也持续成为共和国深重的焦虑[61]，“人民文艺”实践在遭遇萧军后遗留下的问题似乎未曾解决，反而一次次复返。

无论如何，东北局文宣系统率先给出了自己的答卷，也正是在对萧军文化报事件的具体处理中，东北局整合城市既有资源，也就此型塑出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文艺管理体制——正是共和国文艺的雏形。

1948年4月5日，东北局宣传部召集各省文工团长联席会议，筹备“东北文联”。

东北文联在全国文联领导之下，成为东北文艺运动最广泛的群众组织，这个组织应成为有实际工作能力的组织，它应有各省市文联一级的组织，以及县文联（或文联小组）的基层组织，这一文联组织成为东北群众广泛的文艺活动的集中点。[62]

这里的“文联”在性质上已经不同于此前的“文协”。作为群团组织，文联的动员力度更强、范围更广。通过“文联”，群众文艺工作者、职业作家、文艺组织工作者、文艺教育工作者、工厂、农村的文化普及工作者五类文化工作者被整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层级体系，这一体系旨在保障文艺工作的组织性、计划性与统一性。文艺创作被想象为像工厂一样可计划、可组织、去个人化的“劳动”，借助“题材杠杆”[63]或者说“政策文学”（用周扬的说法），文艺生产部门根据题材的优先顺序分配发表渠道，提供发表资源，动员作家创作，从而完成全国既有感性资源的计划、生产、分配与再分配诸环节。

在“萧军批判”的个案中，上到东北作家协会，下到矿区文化小组，都学习了萧军与《文化报》批判的各类文件，萧军自己则从生活在哈尔滨的“职业作家”一落为抚顺煤矿的“文化普及工作者”，这无疑显影了这一层级体系的存在。

东北局也就此形成了明确的批判机制。批判不同于简单的文艺批评，这里的批评已经有诉诸作者自我改造的意涵，经过组织酝酿，恰恰反对“众声喧哗”而希望有“一锤定音”之效。在刘芝明的总结中，此前的批评因为观点太过分散，缺乏足够的酝酿因此都不足够让人满意，只有“萧军批判”才真正达到了这种效果。[64]“萧军批判”长时期的酝酿过程、后续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与后续的官方处理意见，正说明了批评机制的形成，这对1949年后的全国性批判运动有示范效果。

这一过程也重新定义了包括批评在内文学内部诸要素的关系。东北局希望依靠批判手段，诉诸创作者的主体改造，以达成“站在工农兵的视角写小资产阶级”的使命，也借此清理读者观念中的“毒素”。这背后包含了多重预设：首先是假设作者意志贯彻够彻底，就能足够清晰地呈现在作品中。其次是假设作品足够清晰、理性，读者就能完全接收作者提供的编码系统并做出相应的反馈。这里还假设批评家的解说足够清晰，批评系统的声音足够单纯，读者就能完全按照规定路向来定位、接受各类作品。读者则被预设为只有“正读”而没有批判性阅读能力的受众。如此形成的“文学”观念，也便是一个透明的“中介”，它上连作者与国家意志，下启读者与主体询唤，构成了可供多种媒介形态不断复制而并不产生损耗的“元文本”。

但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局并没有否认文学市场的位置，也整体接收了哈市的报刊资源，这也造成现实层面出现另一种“争夺”文学的力量，阻碍着上述文学观念的落实。比如对于城市读者而言，城市读者不单是意识改造的对象与社会主义事业的拥护者与建设者，由于文学体制与文学市场的存在，他们同时是信息服务的购买者，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也是作者的后备力量。对作者来说，他们不单是社会主义想象的提供者，政策的传达者，同时还是文化科层体制的成员，稿费的享有者与文化服务的提供者。刊物不只是组织文学的载体，还是市场上的文化商品，也是文联作协服务的机关刊物，是组织文艺运动的文件与“样板”。“人民文艺”继承的诸种有形与无形资产，沉淀着特定的文学观念一齐进入“人民文艺”落地的具体环节中，“人民文艺”所包含的文学想象是以一种“重组”的方式落地成为共和国文学。回看七十年的当代文学史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套以文学为本位、规范化的生产机制在发挥作用，它表现为稿酬制度、报刊平台、出版机制、文联作协、研究机构等多个环节。这一体系的存在，既是“人民文艺”确立的象征，又反过来印证了“人民文艺”所遭遇的种种挑战。1948年的东北与萧军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可视作“当代文学”的另一起源？

注释：

[1] 郑治昂：《萧军碰了一鼻子灰》，《申报》1949年3月18日；谢力哲：《1949年香港左翼文坛对“萧军批判运动”的宣传与讨论》，《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5期。

[2] 《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01页。

[3] 包括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章；宋喜坤《萧军和〈文化报〉》，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谢力哲《1949年香港左翼文坛对“萧军批判运动”的宣传与讨论》，《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5期。

[4] “萧军说想来北平写作办出版社”“鲁迅学会暂不办，先写些杂文，或写些小说”。参见萧军《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第12页、3页。

[5] 根据日记，正是因为《闲话“东北问题”》所受到的好评才让萧军下定决心专心创作杂文：“我预备今年尽可能把《第三代》印出来，其余时间多写思想、政治、文化、文艺批评性的杂文，论文，这是需要的，明年再写小说。”参见《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第13页。

[6] 关于延安文艺生产方式在抗战爆发后的演变过程，以及萧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参见刘东《萧军视域下延安文艺的转轨》，《汉语言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

[7] 《延安对文化人工作的经验介绍（党务广播）》，《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 一九四四年》，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版，第326页。

[8] 关于在这一“蜜月期”里萧军基本创作情况的梳理，可参见刘东《萧军在张家口、哈尔滨（早期）的杂文写作》，《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2期。

[9] 《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第13页。

[10] 萧军：《灰败思想底根源一解》，《北方文化》1946年第1卷第1期。

[11] 萧军：《再话“东北问题”》，《北方文化》1946年第1卷第2期。

[12] 《萧军等人发起成立全国文协东北分会》，《东北日报》，1946年10月18日。

[13] 《东北文协总分会发动劳军筹备新年 哈市文艺小组组员已逾四百》，《东北日报》，1946年12月13日。

[14] 侯唯动：《关于诗》，《东北日报》1947年11月9日。

[15] 《东北日报》在这一时期刊登过的陈隄旧作《出狱一年》与关沫南的论文《关于东北新文艺运动》就分别呈现出以上特点。陈隄：《出狱一年》，《东北日报》1946年8月15日。（尾注1935年8月在太阳岛上。）关沫南：《关于东北新文艺运动》，《东北日报》1946年6月9日。

[16] 编者：《读报春秋》，《文化报》1948年1月20日。

[17] 爱群：《读者来信——读完文化报》，《文化报》1948年3月1日。

[18] 编者：《读报春秋》，《文化报》1948年1月10日。

[19] 这类专栏在沈阳本地的报纸副刊中尤其常见，大都以时事辣评为主，短小精悍，文辞锋利，常常以幽默的方式讽刺社会乱象，吐吐市民的苦水。《新报》有《日日谈》，《东北前锋报》有《嚼舌谈》，《东北民报》有《奴化人语》，《前进报（沈阳）》则最为发达，包括古今事、黄豆馆谐咏、红豆馆谐录、绿豆馆谐咏、蘧庐杂咏等多个专栏，整个版面呈现出按专栏排布的格局。

[20]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与文艺座谈会后在延安发生的情况高度相似。借助人力、物力资源的调配，文化生产的逻辑也随之发生转变。在这一体系中，群众文艺活动与文工团被提到重点工作的位置，报纸、杂志等文化资源的角色也在发生调整，大批东北青年知识分子被动员进入这一体制，不少文化人转变身份，放弃文化创作而开始从事具体工作。

[21] 《本报复刊三年来工作的检讨》，《午报》1949年7月27日。《午报》副刊于1948年11月9日改版，参见严从众《批评与建议》，《午报》1949年12月11日。

[22] 《目前文化界统一战线谈》，《文化报》1948年6月5日。

[23] 陈隄：《我们愿意响应这一号召！》，《文化报》1948年6月15日。但从文末落款可知，陈隄的文章写于3日，甚至早于萧军文章的发表，这说明他早就知情并已读过萧军的文章，这是一篇典型的声援之作。

[24] 香峰：《略谈文化报》（通信），《文化报》1948年7月15日。编者栏丁回复了这封信：我们把你底来信，有些语气太激愤和太为“文化报辩解的地方”删去了一些，这并非表明我们故意的“仁厚宽大”——而是觉得那样激愤和辩解没多大用处的。

[25] 刘芝明：《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东北书店1949年版，第26页。

[26] 《新年誓辞》，《文化报》1948年1月1日。

[27] 昌群：《怎样做青年领袖》，《中国青年》1926年第6卷第11期。

[28] “今后的大公报，将特别着重于照顾进步知识分子及民族工商界的利益，并努力反映这两个阶级的意见，在毛泽东主席的旗帜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参见《大公报新生宣言》，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7日。关于这一系统的建立，可参看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王芸生章。

[29] 宋喜坤：《萧军和〈文化报〉》，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宋喜坤对侯唯动经历的说明有误。

[30] 《这一期的话》，《文化报》1948年2月1日。受印刷水平影响，文字识别不清处暂用□替代。

[31] 《这一期的话》，《文化报》1948年2月25日。

[32] 爱群：《读者来信——读完文化报》，《文化报》1948年3月1日。

[33] 姬英：《灯下随笔二篇：关于春夜抄及文化报二三事》，《文化报》1948年4月25日。

[34] 《饿死人的现象》，《文化报》，02版，1948年4月25日。

[35] 《通信》，《文化报》，02版，1948年3月1日。

[36] 刘芝明：《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东北书店1949年版，第14页。

[37] 刘芝明：《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第23页。

[38] 刘芝明：《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第17页。

[39]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东北日报》1949年4月2日。

[40] 《通讯：文化上的死财产与活财产》，《文化报》1948年5月20日。

[4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876页。

[42] 贺桂梅认为《讲话》的根本意旨，是通过建构“人民文艺”，确立共和国的文化领导权。参见贺桂梅《〈讲话〉与人民文艺的“原点性”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6期。

[44] 陈隄：《谈文艺批评者的任务和态度——兼以此文就商于刘和民同志》，《文化报》1948年3月5日。

[45] 马双翼（袁犀）：《网和地和鱼》，《东北文艺》1948年第6期。

[46] 刘芝明：《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东北书店1949年版，第6页。

[47] 李国华：《生产者的诗学——鲁迅杂文一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1期。

[48] 这里化用的是丁玲批评萧也牧的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文艺报》4卷8期，1951年8月。

[49] 此概念源于罗岗对周展安长文的点评。参见周展安《行动的文学：以鲁迅杂文为坐标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5期，注释1。

[50]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5-876页。

[51] 何浩：《“搅动”-“调治”：〈暴风骤雨〉的观念前提和展开路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7期。

[52] 周展安：《行动的文学：以鲁迅杂文为坐标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5期。

[53] 贺桂梅认为《讲话》包含了解决革命中国文化领导权、文艺家的自我改造、文艺工作者的主体修养以及实践“人人都是文艺家”的理想状态几项原点性议题，但也将对于文艺的“本体论”讨论完全放置在文艺家的“内部”。参见贺桂梅《〈讲话〉与人民文艺的“原点性”问题》。

[54] 看上去是延安文艺的“全国化”塑造了东北地域文学，但首先，无论是延安文艺还是东北文学，都不存在一个先在的“实体”，延安文艺事实上也在这一过程中被反身塑造。

[55] 洛斯：《大学时代的李昌》，《大公报》（香港版）副刊《青年群》1949年6月14日。

[56] 《学阀万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页。

[57] 本段引自Luka Golež的论文，《同游、召唤与改造：瞿秋白视野下丁玲走向“革命道路”的曲折进程》（未刊稿）。有关瞿秋白对“薄希民”思考的概括，均受惠于同Luka Golež的讨论。

[58] 瞿秋白：《学阀万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93页。

[59] 黄源在评论1949年《文汇报》兴起的“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讨论时特别提到，“上海这个特殊的城市，还不只是城市而已，而是一个遭受殖民的，西方文化强行输入的城市。沦陷区，还与国统区不太一样。这样的地方要贯彻老解放区的毛主席文艺方向的精神，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参见黄源《剧影协昨开会欢迎返沪文代》，《文汇报》1949年8月22日。

[60] 张炼红：《历炼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绪论部分。

[61]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七章与结语部分。

[62] 刘芝明：《将文艺提高到人民建设时期的新水平》，《东北文艺》1949年1期。

[63] 郭垚：《下岗题材小说的“隐身”与“复出”》，《文艺论坛》2020年第6期。

[64] 刘芝明：《将文艺提高到人民建设时期的新水平》，《东北文艺》1949年1期。

（作者单位：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