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江南地区自明清以来一直是文化的出版中心。由于经济繁荣，城市生活丰富，市民阶层活跃，对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有极大需求和动力，不论是官刻、私刻还是坊刻，都极为丰富。明代初期江南地区的出版以政治性、教化性读物为主,中后期以后,商业化出版逐渐发展,在清代成为印刷业主流。①而商业化出版的大众读物中,小说曲本等通俗文艺作品占据了重要位置。《红楼梦》即是其中一种。

《红楼梦》经由萃文书屋木活字摆印之后,以相对完整的一百二十回本开始传播。盘点曾经刊刻过《红楼梦》的清代书坊,可以确定书坊地理位置的有江西的文新堂、广州的文畲堂和文玉楼、佛山连元阁、济南的会锦堂和聚和堂,以及北京的聚珍堂,广东的芸居楼等,虽然这些书坊地处大江南北,并不限于江南地区,但他们刊印的《红楼梦》大多以东观阁刊刻的《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藤花谢刊刻的《绣像红楼梦全传》和双清仙馆刊刻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为底本。根据现有研究可知,这三家书坊均位于江南地区的南京、苏州一带。

传统历史概念中的“江南”,定义相对随意,一般是指江浙地区的八府一州。②近代以来,随着中英战争的爆发与《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生活秩序与社会发展失去平衡。战争的失利与西方经济的入侵,改变了原有的经济格局。曾经沿大运河发展繁荣的地区,随着交通方式的变革和机器工业的推广,而逐渐衰落。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受到破坏,大量文化资源向上海地区迁移,使上海开埠后迅速成为新兴的经济发达地区。原本在省港澳地区活动的西方传教士也在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一路北上,开始以上海为中心,创建出版机构,传播教义和科学知识,在印刷传教材料的同时,也将先进的印刷机器和西洋文化带入国内。受此潮流影响,由政府主导的外交机构、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招商轮船局、同文馆、英法学堂等机构纷纷设立,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商人也趁机进入中国内地经营。上海由于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模式成为新的江南经济文化中心。③

尤其随着一系列新兴出版机构的创办与发展,新的出版模式与传播方式的出现,上海开始成为引领全国新闻业和出版业的龙头城市。由英国商人美查兄弟投资的申报馆,不仅创办了《申报》,还创办了点石斋书局、申昌画室、图书集成局等使用铅石印刷技术的出版机构,以新式印刷技术出版中国传统通俗小说,并获得成功,为上海地区其他出版机构提供了新的出版模式。由广东籍商人徐润及其兄弟在1882年集资创办的同文书局即是当时最为著名的一家,不仅与点石斋、拜石山房并称三大石印书局④,它所翻印和出版的各类文献也屡屡成为后世出版社寻找并重印的版本。此外,徐润还创办了另外一家兼营石版印刷与铅字印刷的广百宋斋,出版了大量科举时文和通俗小说。两家书局在业务上各有专攻,又常常合体经营。

同文书局虽然是由徐氏兄弟个人集资创办,但徐润不仅是一个商人买办,还身兼数职,游走于晚清时期的官商之间,与唐廷枢、李鸿章、盛宣怀等人往来密切。在徐润及其同文书局的发展过程中,不难看到其复杂的人生经历为他带来的优势,同时在印刷技术、出版内容与传播模式上,也呈现出了比较复杂的历史状态。

一、印刷技术与小说出版:同文书局和广百宋斋

首先,徐润出身洋行,十五岁便开始在宝顺洋行做学徒。在他跌宕起伏的洋行生涯里,曾深刻体会过市场的复杂与变化。他后来在洋行、地产、煤矿、纺织等领域取得的商业成功,既为他带来了进入近代出版业的现金资本,使他在创办同文书局之初有充分的资金可以购买机器建造厂房,同时也使他对经济文化环境十分敏锐。比如,他对先进的书籍印刷技术有非常敏锐的察觉：“查石印书籍,始于英商点石斋,用机器将原书摄影石上,字迹清晰,与原书毫发无爽,缩小、放大悉随人意,心窃慕之,乃集股创办同文书局,建厂购机。”⑤尤其是他对印刷工业有清晰完整的概念,不仅为同文书局引进了最为先进的照相石印法,还建设了完善的西式厂房：“其屋皆仿西式,坚牢巩固,四面缭以围墙,中有账房、提调房、校对房、描字房、书栈房、照相房、落石房、药水房、印书房、火机房,秩然井然,有条不紊”,“购备石印机十二架,雇用职工五百名,专事翻印古之善本,《二十四史》《康熙字典》及《佩文斋书画谱》等书尤其著者”⑥。同文书局从一开始创办,就已经是拥有先进印刷技术且规模完整的出版机构了。同样,广百宋斋创办之初也是“精选上上纸张墨料,自办各种铜模铸板,经史子集不敢顺惜工本,惟期见当”⑦,对铅字印刷所需要的物质技术和成本都不含糊。

其次,徐润虽然放弃了传统的举业,但“不儒而贾,然酷嗜图籍,宜雅宜风”,“以尚友为志,读古人书,必欲知其为人”。因此,在创办书局时,他将现代化生产工艺与传统士大夫文化结合,除了购买先进的印刷机器外,还聘请翰林学士到书局任职,专门负责为翻印古籍提供学术上的保障。芮哲非认为徐润既有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同时也是一个“商人”,无论在金钱还是价值方面,他对印书都非常重视。⑧

再有,徐润在洋行谋生的经历,以及他与轮船招商局之间的渊源关系,使他对现代商业模式和传播渠道有比常人更为清晰的认知。在同文书局创办之初,为了打开销售渠道,他会将缩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和《二十四史》样纸寄存到各埠的轮船招商局,从而给公众留下一个具有官方背景的可靠印象。在翻印出版《古今图书集成》的过程中,由于该典籍前期投资规模就很浩大：“以万余金购得白纸者一部,用以缩印,又以六千金购得竹纸者一部,用以备校,约两年为期,其工可竣。”⑨因此书局想出一个预定股权的方法,类似于现代商品社会中的“预售”制度,来减轻自己的投资压力,提前为市场销路做准备。同时,书局在当时几家大型媒体如《申报》《字林沪报》《大公报》《新闻报》等媒体上持续刊登书局《告白》和销售广告,为那些提前支付现金的股东们通报出版进度,同时继续向市场推销,吸引更多读者购买。这种出版与传播的模式,已经具备相对成熟的现代商业逻辑,不仅为该书局出版的传统经典文献设置了运转良好的出版机制,也为其他诸如科举考试类书籍和通俗文学作品提供了完善的出版流程。

据张秀民记载,光绪年间上海地区石印书局大约有五十六家,而铅印书局较少,还有一些书局兼营铅印和石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广百宋斋。同文书局以石印为主,广百宋斋则两者兼营。⑩鉴于两家书局与徐润之间的关系,两家经营的书目类别既表现了印刷技术与出版内容之间的关系,也透露出通俗白话类小说在当时的文体地位。

以照相石印技术进入出版业的同文书局以印刷经史著作、法帖字画、工具书和文言笔记小说为主,从出版内容来说更倾向于对经典的翻印。除了著名的同文本《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佩文斋书画谱》外,还有《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检辑览》《佩文韵府》《渊鉴类函》《骄字类编》《全唐诗文》《康熙字典》等,都是在原本就有的经典版本上翻印而成的。其经营书目有明确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经部又分正经类、四书类、小学类,史部有正史编年类、杂史类、史钞类、地理类、政书类、目录类,子部有儒家类、释道类、艺术类、杂家类、小说家类,集部有别集类、总集类、制艺类、试贴赋钞类、诗评尺牍类等,总共经营书籍169部。书目中子部小说家类有《增像全图三国演义》《评注图像水浒传》《陈章侯绘水浒图》《水浒图赞》《详注聊斋图咏》《聊斋图》《画家闲谈》《京尘杂录》《谈瀛录》等,并不包括《红楼梦》,基本为史传小说、英雄传奇和文言笔记小说。⑪

而广百宋斋兼营铅印与石印,其经营书目也根据印刷方式分为铅印类和石印类,其中铅版图书45部,除《石头记》外,还有《阅微草堂笔记》《通俗演义》《三国志》《西游记》《封神》《七侠五义》《小五义》《续五义》《镜花缘》等通俗笔记小说,以及《经世文正编》《通商约章》《洪经略奏对笔记》《九朝东华录》《名臣言行录》《庭训格言》等一些由奏章文书时事政策编篡而成的书籍；石印图书27部,除了《段氏说文》《论语旁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外,图像类或图文类书籍尤多,如《云溪画稿》《临文便览》《百美图》《石头记图》《西游画像》《封神画像》等。⑫

照相石印技术是通过拍摄来完整复制已有文献,其本质是一种翻印技术,以一种机械复制的手法来完成对经典整体性的重现。而铅印是活字印刷,是通过新的排版生产出新的文学作品,因此对小说类通俗作品以及一些带有时效性和随意性的作品来说,更为方便快捷。《红楼梦》虽然此前已经产生过众多印刷版本,但对于近代读者而言,新技术不仅能带来印刷更为清晰的原著,还可以集中阅读几种不同版本的评点,从阅读体验来说无疑是一种创新。同文书局能首先为这种阅读体验提供具体的文本,与书局的地理位置、技术背景和当时报纸媒体的迅速发展有很大关系。

受历史与文化环境的影响,尽管活字印刷在中国出现很早,但中国传统出版业始终以雕版印刷为主。西方传教士在19世纪前期到中国传教时,最初带来的也是铅活字印刷技术。但面对中文铅活字的制作成本和传统印刷业以雕版为主的现实,传教士们选择了石版印刷为传播教义的首要工具。上海开埠之后,大量西方商人与传教士聚居于此,铅版印刷与石版印刷都开始在内地应用传播。根据仓山旧主的描述可知，同文书局紧随点石斋书局而设立，广百宋斋则相对较晚：

上海本市舶所萃经商者多，读书者少，故市中书肆，向来落落如晨星。曾有美华书馆铅字之设，而生意殊不见佳。自申报馆啓，少觉流通。迄点石斋石印之法行，因而同文书局兴焉，继且更分为同文新局。踵此而启者，则曰积山书局、鸿文书局、蜚英书局、大同书局、大文书局、石仓书局、多文书局、清华书局、修文书局、广百宋斋书局，纷纷扰扰，举国若狂。若售书之肆，则更纷如林立，灿若繁星。⑬

在上述记载中，铅版印刷与石版印刷在当时的处境可见一斑。从书局谋利的角度来说，以石版翻印已有经典作品，显然是以最小投资获取最大获利的方式。但新的社会环境也在产生新的文化需求，以铅版活字印刷推出新的作品，更能迎合读者的消费需求。而近代以前《红楼梦》已经出现一系列经典版本及其翻印本，即使有社会环境动荡造成的散佚，也不存在阅读市场紧缺的局面。不过，随着《红楼梦》的阅读群体增加，对其家族本事与艺术成就的评点也逐渐深入，读者对评点本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在一部书中看到几家评点的市场需求也随之出现。清代是小说“集评”出版的高潮时期，许多小说都出现了多种汇评本，而在同文书局之前，《红楼梦》还停留在单一评本的出版阶段。

在现有的相关文献中，《红楼梦》的集评本大致有三种版本状态，其中有两种都与同文书局有关，而又以王希廉和姚燮的合评本《增评补图石头记》为《红楼梦》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版本”⑭。关于该本的出版，徐润曾在其自叙年谱中首先记录了这一点：

广百宋斋经理王哲夫与朱岳生、许幼庄,以钢版、铅版选辑朱批《雍正上谕》《九朝圣训》《四书味根录》《四书文富绘图》《三国演义》《聊斋》《水浒》《石头记》及缩本《康熙字典》,分售于上海,并托抱芳阁寄销,除开销外,所有盈余,清还资本,其余书籍与各书庄相通对调。⑮

吴克歧在《忏玉楼丛书提要》中说：“《增评补图石头记》：每卷首有图卷,中有眉评,清光绪间,广东徐雨之观察润,创广百宋斋于上海,铸铅字排印书籍,爱取家藏此本付印,以公同好。纸墨精良,校对详审,世颇称之。后书贾仿印改名《大观琐录》,脱误甚多。考《红楼梦》最流行世代初为程小泉本,继则王雪香评本,逮此本出现而诸本几废矣。”⑯后来,一粟在《红楼梦书录》中据此著录为：“《增评补图石头记》,王希廉、姚燮评。光绪间上海广百宋斋,铅印本,一百二十卷。”

上述记载都认为《增评补图石头记》首先由广百宋斋铅版印刷出版,但由于《增评补图石头记》没有任何牌记或版权信息,无法确定其具体年代,除徐润本人的自叙可以推断至少出版于1885年前之外,对其记载多数为“光绪间”。而对于首部合评本究竟是铅印本还是石印本,前辈学者观点稍异。阿英描述为：“《红楼梦》百二十回,广百宋斋藏同文书局石印本,光绪铅排本,年代不详,图石印,甚精。像十九幅,有诗赞。每回插图二幅。十六册。”⑰而杜春耕根据某部自藏版本上“光绪十年甲申孟冬上海同文书局用石影印”的字样推断：“光绪十年,同文书局用铅字排了《增评补图石头记》,后来用照相制版方法,制版于石头上,用石印法使之面世。但由于书禁的原因，印有出版时间及印制书局名称的本子没有上市。第二年，广百宋斋铅印书局撤去了版权页，用铅印的方式出版了该书。”⑱曹立波由此进一步推断同文书局石印本与广百宋斋的铅印本相隔一年先后问世，也可以说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结合西式印刷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来看，由于中西方文字特点与文化环境的不同，铅活字印刷最初的推广应用并不理想。与之相比，石版印刷更符合中国以固定权威为趋势的印刷文化，尤其是在照相技术与石印技术相结合后，“通过摄影来完成绘石过程，使其不仅可以复制新鲜原稿，更可以通过摄影翻拍来复制已有图像”⑲。这对于拥有浩瀚典籍的中国文化而言，能够更便捷地将传统经典复制出版，显然更为有利。但正如《红楼梦》在木活字本刊行之后，才很快进入木刻本时期一样，对于需要重新排版的书籍来说，活字印刷无疑更有优势。因此，以铅活字排印后，再以照相石印技术复制，对书局来说，确实更符合其实际利益。同文书局与广百宋斋都有徐润参与创办，在同文书局出版的其他书籍以及同文书局发布的新闻广告上，也经常会出现“广百宋斋”的名字。对于拥有两种印刷技术的同文书局而言，采用哪一种印刷方式更方便，取决于具体的文本状况。

二、底本与绣像:新版本和新技术的共同影响

光绪年间由于铅石印刷技术的普及，大大促进了《红楼梦》的出版。特别是同文书局《增评补图石头记》出版之后，上海书局、章福记书局、江东书局、文选书局等也都曾出版过。吴克岐在介绍《增评补图石头记》时曾说：“考《红楼梦》最流行世代初为程小泉本，继则王雪香评本，逮此本出现而诸本几废矣。”⑳而同文书局之所以能取代此前流行的王希廉评本,并不单纯因为它集中了多家评点,还因为它在王希廉评本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版本进行了认真修订,同时又增加了新的人物绣像和回目插图,为小说叙事的情景化提供了典范。具体来说,同文书局出版《红楼梦》时,修订了回目与正文,增加了姚燮评点,扩充了王评本的卷首“音释”,并对每一回的关目情节都进行了场景再现。因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曾经有书局在报纸刊登广告说：

红楼梦即今金玉缘。昔年有同文书局印本最精,因其绣像绘画皆出名人手笔,多至数百帧,其书照王雪香批本端楷写印,珍贵非凡,现在无论何处书店,欲觅购此项印本,实不可得。㉑

同文书局原版大字红楼梦一书,字大行疏,不损目力,全集计有一千一百余页,分订十六巨册,附有绘图二百四十幅,大观园全景图一幅,并增评加注、音释摘误……。㉒

大致来说,同文书局出版的《红楼梦》有《石头记》与《金玉缘》两种版本,《大观琐录》一般认为是为避免禁书查抄而临时改名,实与《石头记》版本相同。由于各本都没有交代底本,只能根据当时流行的版本以及同文书局各评本的评点、回目与正文来推断,同文书局至少参照了双清仙馆刊本、藤花谢刊本与卧云山馆刊本,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修订与增加。

1.回目

双清仙馆《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刊印于道光十二年(1832),是继程甲本、东观阁本出版后最为流行的版本。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到,双清仙馆本的印刷数量极大,由该本翻刻或盗印的数量也很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道光十二年(1832)双清仙馆刊印《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之后,翻刻、合刻王希廉评语的版本便成为《红楼梦》评点本的主流,仅现存的本子,就有二十余种之多”。㉓王希廉在刊刻双清仙馆本前,曾经“下大工夫详细阅读、评点、校勘《红楼梦》,所以‘双清仙馆本,便改正了许多‘脱漏纰缪及未尽人意处,,从而使该版本成为一个较好的本子”㉔。

经过王希廉修订发生较大变化的回目有：程甲本第七回“宁国府宝玉会秦钟”,程乙本为“宴宁府宝玉会秦钟”,王希廉则修订为“赴家宴宝玉会秦钟”；第二十一回程甲本、程乙本均为“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王希廉则修订为“俊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庇贾琏”。同文书局出版《增评补图石头记》和《详注足本全图金玉缘》,接受了王希廉对上述回目的改变,也对个别回目做了重新修订——

由上述回目修订可以看到,同文书局延续了双清仙馆的某些修订,表现出对人物批评的认同,如都以“俊袭人”代替了“贤袭人”；同时也掺杂了藤花榭本的痕迹,如第七十四回程甲本、程乙本、双清仙馆本均为“矢孤人杜绝宁国府”,而同文本则与藤花榭本一样为“避嫌隙杜绝宁国府”。还有一些是与诸本都不同的修订,如第二十七回诸本都是“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同文本修订为“滴翠亭宝钗戏彩蝶 埋香冢黛玉泣残红”,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同文本修订为“宝哥哥品茶栊翠庵”,第一百二十回诸本都是“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而同文本为“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石头记”。这些修订暂时没有底本来源,无法判断是否有所依据。当然也存在由于《红楼梦》在清代一直位列禁毁书目,频频遭到查处,为求安全而修订的可能。

2.音释

同文书局在刊印《详注聊斋志异图咏》时曾经强调：“不但无一差字,即破体俗字亦皆悉心勘正,尤为出色。”㉕这一点在同文书局对《红楼梦》的修订中,也有所体现。对小说中的生僻字词进行注音与释义的做法,在以前的通俗小说出版中比较常见。书坊主往往会在书名中加以强调,以表明该版本经过仔细处理,可以吸引更多读者阅读,如《新刊音注出像韩朋十义记》《新刊重订出像附释标注音释赵氏孤儿记》《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新刻全像音诠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等。尤其是对明代书坊来说,为小说增加注音释义以吸引文化程度较低的下层读者,是书坊主和刊刻者需要自觉考虑进去的问题。而下层读者的参与,也促进了小说创作与刊刻的通俗化甚至是俚俗化的趋势。㉖

但就《红楼梦》来说,其创作与传播的时间,城市化已经有一定的发展,阅读群体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对清代读者,尤其是清中期以后的读者来说,为小说增加注音释义已经无法成为吸引读者购买消费的号召。特别是从抄本到刻本,《红楼梦》的消费群体主要以知识阶层为主,因此很少出现以“音释”为卖点的版本。双清仙馆在重新修订刊印时,不仅增加了王希廉本人对《红楼梦》的评点批序,还附加了大量当时在江南地区流行的其他文人及其妾室周绮对《红楼梦》的论赞、评论和题词,从女性教育的角度来理解,对“音释”“摘误”的增加,或许也有推动女性阅读小说的一种考虑。

然而,即使双清仙馆增加了“音释”部分,也并未像前代小说出版一样,在书名中加以强调。同文书局在双清仙馆的底本上,基本接受了王希廉评本的文本形式,同时在“音释”部分又增加了大量表达语气、形容动作的字词,以及一些方言俗字的解释,显示出他们对小说中日常白话语言的关注和地方风俗的深入解读。王希廉评本原有音释49条,由于版面限制,文字极为精炼,如“羼,音铲,相杂也”,“靥,音叶,颊辅也”,“齁,吼,平声,鼻息也”。同文书局增加了66条内容,大部分与日常动作相关,如“呫、舀、睓、诌、啍、喇、趔趄、唏、搋、咇㘉、镟、嘁、㖪、唰、喽、咈、哧”等,部分为俗字,也有一些不太常用、涉及地区方言风俗的字词,如“喒,子感切,音给,上声,俗云我也”,“甩,俗字,读作豁”,“葳蕤,音威蕊,丽草也,江浙呼为娃草”,“揌,北音读作顋”,等等。

与王希廉评本的音释相比,同文书局石印本显示出近代书局对小说语言尤其是白话语言更为细致深入的阅读理解和梳理,也反映出当时对小说文体的日益关注,或许也成为后来民国时一些出版社愿意寻找和征求同文古本的理由之一。

3.图像

从程甲本开始,到藤花榭刊本,再到双清仙馆刊本,《红楼梦》绣像系统基本形成三种类型,构成了小说在早期传播中的视觉想象。随着新兴印刷技术的推广使用,图像的复制与表达逐渐增多。尤其是照相技术与石版印刷的结合,许多原本无法复制出版的名人画作,也得到了大量传播的可能。同文书局在创办之初,便购买了最先进的印刷技术,在其厂房设置中,不仅有“校对房、描字房、书栈房”,还有“照相房、落石房、药水房、印书房、火机房”,有非常完善的照相石印设备装因此在出版《红楼梦》时,可以方便迅捷地增加大量图像内容。它所设立的人物绣像加回目插图的模式,也成为清代末年《红楼梦》石印版本的经典样式。简单来说,同文书局出版过的《红楼梦》文本中图像有两部分内容：人物绣像与回目插图,而人物绣像在不同版本中差异较大,回目插图的区别较小。

从现存文献来看,同文书局出版的《红楼梦》情节插图基本相同,而卷首的人物绣像相差颇大。以往的木刻本系统中,人物绣像大致有程甲本的24幅、藤花榭15幅和双清仙馆64幅三种类型。而《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绣像19幅,《详注足本全图金玉缘》人物绣像却有120幅,不论是数量还是内容,都相差很大。《增评补图石头记》前图后赞,人物略显平淡无奇,缺少背景,赞语有部分来自小说原文,如警幻仙子、贾宝玉、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大部分来自于程甲本或东观阁评本的图赞。在人物选择上与藤花榭本有些相似,除突出女性悲剧主体的“金陵十二钗”和带有神话色彩的“警幻仙子、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以外,还出现了象征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青埂峰石绛珠仙草、通灵宝玉、辟邪金锁”等图像,尤其是对两种人生选择一合一分的设计,暗示了出版者对小说人物情感结局的理解。

《详注足本全图金玉缘》的人物绣像仿自王墀《增刻红楼梦图咏》,尤其是人物选择、顺序和构图设计都极为相似,但在某些人物的姿势、取景等构图设计上却又大为不同。如宝玉、黨玉和贾母,在场景和人物的总体设置上,以及构图的细节处都是相异大于相似。王墀《增刻红楼梦图咏》出版于1882年,当时申报馆因改琦的《红楼梦图咏》在战乱之后“传本绝少”㉗,而由淮浦居士重刻的版本销路很好,于是推出了王墀的《增刻红楼梦图咏》石印本,以照相石印法将画作缩印成书,订成两本销售。

没有文献记载同文书局在出版《红楼梦》时对图像有过何种考虑和选择,但《增评补图石头记》出版时,双清仙馆刊本无疑是它的主要底本。同文书局没有选择其64幅人物绣像,而是在藤花榭刊本15幅绣像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符号象征式的图像描绘,成为19幅绣像。就图像而言,简化了小说的多重主题,强化了小说关于爱情主题的探讨。随着《红楼梦》及其他通俗小说石印本的流行,各书局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

当时的上海地区正处于近代社会结构与经济关系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沪上近当南北要冲,为人文渊薮,书画家,多星聚于此间。”㉘特别是由于石印技术对绘画图像的友好,上海地区近代以来书局林立,出版印刷业日渐发达,从江浙一带汇集沪上的画家们,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海上画派。申报馆不仅专门创办点石斋书局,刊登广告聘请画师,还创办了《点石斋画报》,开创了以图像讲述新闻的公共表达途径。尤其是吴友如、陈作梅、陆鹏等画家为通俗小说《西游记》《儿女英雄传》《今古奇观》等绘制绣像插图,恰逢当时通俗小说的翻印进入鼎盛时期,从而掀起近乎白热化的竞争。㉙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下,同文书局顺势在旧有版本上增加新的图像内容,以此应对新的市场需求。

与《增评补图石头记》相比,同文书局在1889年出版的《详注足本全图金玉缘》的卷首绣像极大地拓展了小说人物的阵容,将两家评本中对19位人物的想象增加到120位,并且不再局限于女性角色,增加了大约36位男性人物,单纯就人物的展示而言,《详注足本全图金玉缘》的人物绣像能更全面地反映小说描述的社会背景。不过,虽然小说卷首内页并没有《增刻红楼梦图咏》内页的“愿天下有情人终成了眷属”,但从其人物排序,以及对“通灵宝石绛珠仙草”合为一图同时又没有金玉良缘的设计来看,它对宝黛爱情的重视,以及对小说爱情主题的理解依然延续了《增评补图石头记》的暗示。

除了对人物绣像的增补,同文书局还开创了《红楼梦》回目插图的先河,将每一回关目由文字转变为图像,使绣像人物成为活动在具体的空间背景、情感关系之中的个体,对于以往单纯阅读文字的读者来说,有了更为直观的想象与回应。值得注意的是,同文书局本的回目文字在目录、正文与图像之间出现的差异,似乎也反映出在出版前的整理工作中,书局是采用不同的小说底本,分别进行的工作。比如小说第七回与第二十一回回目,如前所述,《增评补图石头记》《详注足本全图金玉缘》在目录与正文的回目上与双清仙馆刊本相同,都是“赴家宴宝玉会秦钟”和“俊袭人娇嗔箴宝玉”。但《增评补图石头记》的回目插图却都采用了程甲本或东观阁本的回目“宁国府宝玉会秦钟”和“贤袭人娇嗔箴宝玉”,由此形成回目插图与回目之间的抵牾,直到《详注足本全图金玉缘》时,目录、插图和正文才统一起来。

同文书局对《增刻红楼梦图咏》接受与模仿,以及240幅情节插图的增加,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石印技术为绘画作品的复制带来了更为便捷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对小说的图像化呈现从单纯的人物绣像进化为对故事场景的细节再现,使读者对小说的人物关系与情感逻辑都有了更为具象的理解。而同文书局能同时集中程甲本、双清仙馆本、藤花榭刊本以及后来的卧云山馆刊本进行校勘,与其地理位置和人文渊薮有直接关系。

三、同文书局的报刊广告与《红楼梦》的消失

近代以来上海地区的都市化进程十分迅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经济环境为出版业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社会环境,同时又有技术与资本的支持以及都市化发展带来的读者消费市场,因此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西方传教士和中外商人创办的出版机构不仅改变了上海出版业的印刷形式和生产模式,由他们创办的英文报刊也改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及书籍的消费市场和传播渠道。而随着中文铅字印刷技术的逐渐成熟,中文报刊媒体也日益成熟。尤其是进入19世纪70年代之后,以《申报》《汇报(彙报)》《字林沪报》《新闻报》等报纸为代表,中文报刊开始真正进入都市的日常生活中,对出版机构的发行销售和读者的阅读习惯与阅读心理都产生了影响。很多出版机构都会在这些综合性报纸媒体上刊登出版新闻,发布销售信息。

检索19世纪最后二十年上海的《申报》《字林沪报》和《新闻报》,不难发现同文书局和广百宋斋都曾经在上面刊登过大量新闻和书目信息。尤其是同文书局对《古今图书集成》和《二十四史》等大型丛书的出版,不仅在报纸上介绍了丛书的来历和现状,以及重印古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将丛书的出版进度逐一刊登在报纸上,以便那些交付现金预定图书的读者们可以随时掌握出版信息。粗略统计在1882—1895年期间,《字林沪报》刊登了3355条与“同文书局”相关的新闻和广告,《申报》刊登过1099条,《新闻报》约50条。广百宋斋相对较少,在1887—1891年期间,只有《申报》刊登过135条相关新闻和广告。但奇特的是,同文书局和广百宋斋刊登的广告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红楼梦》或《石头记》的名字。直到同文书局停业之后,关于《红楼梦》的信息才渐渐多了起来,而相对于书局出版的其他书籍,其相关信息依然寥寥无几。

事实上,同文书局自1882年创办,到1895年停业期间,不论是《增评补图石头记》,还是《详注足本全图金玉缘》的出版,都一直受到其他书局和读者的关注。有学者统计,在《增评补图石头记》出版后,27天内印了22批纸,其印刷数量十分可观。㉚古越诵芬阁、日本帝国印刷株式会社、金港堂、商务印书馆、亚东图书馆、文明书局、世界书局等都曾经此为主要底本重新修订,或直接翻印,或改头换面,甚至抽取其中部分内容重新组成新的版本出版㉛。

推究当时报刊绝少刊登《红楼梦》广告的原因,大概与当时《红楼梦》多次被地方政府查禁有关。《红楼梦》正式刊行后,一方面是在读者群体内的迅速传播,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官方的不断查禁。从1807年玉麟在安徽省内严禁刊刻,到1838年江苏按察使裕谦查禁的小说116种中都有《红楼梦》,直到1892年还有管斯骏向上海知县举报万选书局刊印《红楼梦》等禁书的事情发生。因此,虽然同文书局和广百宋斋出版的《红楼梦》对当时和以后的小说出版与传播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真正带有其版权痕迹的文本却极少,在公共媒体上公开销售的信息更是绝无仅有。

可以说,从同文书局创办到其停业期间,书局依靠其先进的印刷技术和地处江南、人文荟萃的地理优势,为当时越来越活跃的大众阅读提供了更多角度和批评的小说文本。不过,虽然印刷技术为小说出版带来的极大方便,但由于小说出版中所用纸张质量低廉,晚清时期小说地位依然处于末流,导致很多小说出版后,流失散佚得也很快。而同文书局之所以还能在停业几十年后,依然有出版社愿意求购,与书籍质量有关,也与其当时的翻印数量和速度有很大关系。

同文书局是第一家由本土资本家出资创办的近代书局,拥有强大的照相石印技术,以翻印传统经典的类书、丛书而知名,通俗小说与科举应试书是其中占比较小但盈利颇高的书籍,《红楼梦》是其中较早的一种。从它出版的其他绣像小说来看,同文书局对小说绣像的复制在当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依然是极为出色的。比如其《增像三国全图演义》“画法精美,纸张洁白,远胜应时画图三国之上”㉜,《详注聊斋志异图咏》“不惮笔墨之劳,务餍阅者之意”,“图画荟萃近时名手而成”㉝,尤为出色。同文书局出版的绣像小说作品数量虽然不多,却是晚清时期上海地区众多书局中的佼佼者。由同文书局和广百宋斋出版的《红楼梦》第一次将先进的印刷技术与经典的小说版本结合,并对小说回目进行了场景化再现,集中了各家评点,大幅增加了对文字的注音释义,客观上为读者提供了获取更多知识与阅读感受的可能,也为进一步理解小说人物的情感关系和社会背景提供了具象客观的文本。同文书局对《红楼梦》的出版,迅速引发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对传统通俗绣像小说的翻印出版,为近代小说的创作和白话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文本阅读的基础。

注释：

①参见刘天振《明清江南城市商业出版与文化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参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③参见熊月之《城市比较优势与江南文化中心转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④畹香留梦室《淋南梦影录》,上海新文化书社1934年版,第14页装另有学者认为当时三大石印书局为点石斋书局、同文书局和蜚英馆(参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⑤⑮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44、54—55页。

⑥参见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载于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57页)。

⑦《广百宋斋新出书籍》,《申报》1887年8月2日,第5版。

⑧芮哲非《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16页。

⑨《同文书局小启》,《字林沪报》1883年7月16日,第8版。

⑩张秀民《中华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91页。

⑪⑫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401—409、622页。

⑬仓山旧主《论车书之盛》,《申报》1887年9月21日,第1版。

⑭㉚曹立波《〈增评补图石头记〉的传播盛况述评》,《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1辑。

⑯⑳吴克岐《忏玉楼丛书提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2页。

⑰阿英《清末石印精图小说戏曲目》,《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5期。

⑱杜春耕《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

⑲唐宏峰《透明:中国视觉现代性1872—19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第80页。

㉑《同文书局印本红楼梦出现》,《新闻报》1928年9月8日,第21版。

㉒《同文古版红楼梦说部廉售》,《新闻报》1929年10月22日,第13版。

㉓㉔孙玉明《〈双清仙馆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序》,《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1辑。

㉕上海同文书局《详注聊斋志异图咏》,《申报》1886年5月4日,第5版。

㉖参见程国赋《明代书访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

㉗《增刻红楼梦图咏出售》,《申报》1883年2月17日,第1版。

㉘王帮《瀛壖杂志》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

㉙潘建国《近代海上画家与通俗小说图像的绘制》,《荣宝斋》2007年第3期。

㉛在由蝶芗仙史评订的《全图增评石头记》等版本中,部分章节回首都有“增评补图石头记卷x”的字样。

㉜《申报》1886年1月4日第5版。

㉝《申报》1886年5月3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