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讷言思辨的库切，差点儿就成了“被IT耽误的伟大作家”。放弃IBM的程序员工作，转而一边教书一边写作，从34岁发表处女作《幽暗之地》，到短短9年就首度荣膺布克文学奖、59岁破天荒地“梅开二度”，再到2003年63岁时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起跑滞后”的库切，用不到30年时间就一跃登上世界文学的荣誉巅峰。虽然广泛涉足小说、文论、散文、翻译甚至于书信等多文体写作，但库切发表的短篇小说却少之又少，并且这些看似独立的篇章，实际上还承担着为其长篇小说注解和延宕的职责。收录于《道德故事集》的七部作品正是如此。

指涉

“自省”是库切小说的永恒标识，那些无时无刻不散发出来的强烈自省，驱使着库切始终把批判的矛头直指自身。在“自传三部曲”中，库切将那些和自身经历高度重合的主人公们，全都依照着自己的全名“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命名为“约翰”，然后又以写作者的自觉从小说中抽离出来，像审视毫不相关的人物一样，审视着自我的过往，甚至不惜把自己刻画成“死者”，让素昧平生的传记作家来一窥他的“生前身后名”。

而在长篇小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八堂课》中，库切则为自己塑造了第二个“替身”——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一位年迈的、总在负气的澳大利亚女作家，并通过其口，阐释了对于种族、动物、人文、爱欲等方面的哲学思考。恰如《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八堂课》是库切对于4年前出版的小书《动物的生命》的补充，《道德故事集》中的《玻璃屠宰场》等篇目，又可被视为是对《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八堂课》的跟进。

曾经活跃在库切长篇小说中那个反思个人经历的“约翰”、阐述个人观点的“科斯特洛”，如今在《女人渐老时》《老妇人与猫》等短篇小说中，被移位在了同一叙事空间。加上以约翰妹妹身份出现的“海伦”，三个人物虽然以“母子”“母女”“兄妹”的关系处在家庭伦理的三角，并且各有立场、各有观点，时常还会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但又无一不是现实中真实库切的呈现。

正是借助于人物彼此间的审视和质疑，库切操持着有如金庸小说中的“左右互搏之术”，在步步紧逼的对话碰撞中，实现着自我认知的更替和哲学思维的上升。以《老妇人与猫》为例，小说中的科斯特洛、约翰母子仿佛都是“杠精附体”，他们激烈地辩论着“动物有没有脸”、“动物的灵魂可不可见”等一系列看似无聊的问题，骨子里讨论的却是人类和动物的相处——人类应该如何理解动物。不过，库切小说里的唇枪舌剑，从来都没有确切的胜负之分。他把分裂的自我展现给读者，并引导着读者去审视那些人类从未正视过的自以为是和理所当然。

在《女人渐老时》里，科斯特洛对儿子约翰的性格认知是“有点沉闷，平平无奇”、“一个忧郁的孩子，一对忧郁的父母生下的儿子”。小说中忧郁的科斯特洛、约翰母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实中不折不扣的“i人”库切。库切两次缺席布克文学奖颁奖典礼，几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就连参加晚宴也会“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整个房间的生气给吞下去”。虽然并未如同小说里的科斯特洛那样，决意与城市文明、人际交往彻底阻断，但库切与科斯特洛的精神契合，正像他自己经说的那样：“一生中，我一直颇为成功地远离了名气”。

衰老

收录在《道德故事集》中的《虚荣》《女人渐老时》《老妇人与猫》《谎言》等短篇小说，不仅拥有着关联的情节、相同的人物，而且还贯穿着“衰老”这条鲜明的叙事主线——这也是库切多年创作最为重要的母题之一。回溯库切过往的长篇作品，衰老的主人公们无处不在：《等待野蛮人》里的边防长官是衰老的，《铁器时代》里的伊丽莎白·柯伦夫人是衰老的，《彼得堡大师》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衰老的，《耻》里的卢里教授也是衰老的。文学创作正值巅峰、人生尚在中年之时的库切，就已经毫不避讳地开始正视“衰老”；而当真正迈入花甲或是古稀之年，库切对衰老的审视自然更为直白。

在2003年创作的《女人渐老时》中，63岁的库切把主人公科斯特洛的年龄设置在了72岁，就仿佛是在假想着自己10年后的老年境遇。故事里的约翰、海伦兄妹，摆出一副伦理道德和人文关怀的姿态，和母亲胶着地讨论着养老的问题。直到故事最后，激烈的讨论仍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双方各执一词的互不相让，也暗示着写作者库切难解的困惑——步入晚境，面对不可避免的衰老，究竟该如何自持？

5年后的《老妇人与猫》，似乎表明库切的两难已经得到决断。小说中的科斯特洛坚持己见，既没有妥协地和儿女居住在一起，也没有像《女人渐老时》里坚称的那样留在澳大利亚，而是独自迁居到了卡斯蒂利亚高原上的一座“蒙昧的村庄”。木已成舟的居住归属，不仅没有缓和科斯特洛和子女们的冲突，相反却使约翰更加认定母亲不可理喻。随着故事的演进，开篇处约翰对母亲“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就不能找个文明点的地方定居”的疑惑愈积愈厚，子女孝亲的职责与母亲衰老的自由，成为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又过了3年，在新的短篇小说《谎言》中，重重摔了一跤的科斯特洛已经成为约翰眼中确凿无疑的弱者，儿子对母亲的劝说也因此褪去了含蓄和耐性，并且夹带上了威胁和嘲谑，“真正的真相”横亘在母子之间更加无法调和。

库切既没把各执一词的“真相”铺陈下去，也没在时间线上继续推进约翰与更加衰老的母亲的对峙，而是在自己76岁创作的《虚荣》中，让科斯特洛回到了年轻的65岁。在这篇小说中，约翰、海伦兄妹面对母亲科斯特洛的“变妆”，并没有表露任何反对，而是纷纷表示“我喜欢你的新造型”、“过生日弄一个新造型再合适不过了”，并且还在旁人面前极力维护着母亲“想再次引人注目”的权利。这似乎意味着此时的库切已经从困囿自己13年的“思想死角”中突围了出来，并且意欲乘上时光倒流的列车，从源头上为衰老的人们争取尊重和自由，让《女人渐老时》《老妇人与猫》《谎言》中顶着正义之名的精神施压和道德捆缚不再重演。

文明

在库切的长篇小说成名作《等待野蛮人》中，“文明”和“野蛮”剑拔弩张——所谓的“文明”高举着正义的旗帜，以绝对的优越感，侵袭着所谓的“野蛮”。《等待野蛮人》的场景设置在了小小的边陲要塞，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高高在上的文明驯化也无处不在。《道德故事集》中的第一篇小说《狗》，就讲述了主人公“她（she）”每次骑车经过一栋房子都遭遇“恶犬”狂吠，经与屋主老夫妇交涉也仍然无果的简单故事。延续了库切的一贯风格，小说借助第三人称叙述，更加便利地呈现出作家置身事外的审视视角；而对于狗的指称，库切也没有使用专门针对动物的“它（it）”，而是用了拟人化的“他（he）”。如此一来，作为狗的“他”和作为人的“她”，就被拉到了绝对水平的状态。这正符合库切一贯的观念——人和动物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文明”和“野蛮”之分，应该拥有相同的生存权利。回到小说情节，主人公“她”自然也无法因为自身的恐惧以及假想的侵害，就剥夺“他”吼叫和喘息的自由，更不应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就应该被去世。

库切对于动物权利的声张，还表现为对既有哲学观念的挑战。短篇小说《玻璃屠宰场》就毫不留情地指摘了海德格尔、笛卡尔等人关于“动物的世界经验是匮乏的”、“动物没有理性的灵魂”的论断，并借由科斯特洛，嘲弄了海德格尔“灵与肉”的冲突，表达了对那些被笛卡尔剖胸、断骨、裂心的兔子试验品们的同情。

在库切看来，任何以人类为中心、肆无忌惮地降维贬低和伤害动物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动物与人类，正如强势与弱势的人们一样，本就应该被平等对待，而不是分出贵贱。在《老妇人与猫》中，科斯特洛收留了一个野蛮人巴勃罗，以及一群被遗弃于乡村的野猫。当科斯特洛对约翰介绍起他们的身世时说：“巴勃罗有许多兄弟姐妹，可他们全都去大城市了”，“后来人们去城里闯荡，他们卖掉家畜，遗弃家猫，任猫自生自灭”。同为文明社会的弃婴，作为弱者的巴勃罗和作为动物的野猫，也有着如此雷同的命运，这不禁让人想起库切在评论集《异乡人的国度》里评价《米苔》所说的两句话：“野蛮人是尚未置身堕落状态的大写的人”，“所谓文明才是人类的大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