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大侠”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金庸是武侠小说一代宗师，他在15部小说中，构建了异彩斑斓的武侠世界。金庸小说为什么让人一读再读？
嘉兴是金庸出生地、少年成长地，是金庸的“文学原乡”。金庸的人生体验和乡愁又是如何投射进小说的？
金庸小说从连载开始，经历“六变七版”。新修版是如何修订的？
江南周末记者独家专访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刘国辉、金学研究名家陈墨、金庸关门弟子卢敦基、金庸在浙大的助理何春晖，听大家说说“大侠”金庸。
陈墨：金庸是几百年中国文学史第一会讲故事的人
（文学评论家、金学研究名家）
“金庸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是几百年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会讲故事的人。小说的深度或高度突破武侠小说的天花板。”
从不读金庸，到研究金庸小说文本，到参与金庸小说修订，陈墨说，金庸小说冲击了他对文学史的认识，改变了他的文学观念。他曾受人民出版社之邀写作金庸传记，被金庸拒绝，后来也曾拒绝金庸写作传记的邀请。
江南周末：您曾说，雅文学和俗文学的概念是我们谈论金庸小说的一座大山？
陈墨：金庸小说实际上不是完全的雅文学，也不是完全的俗文学。它起源于武侠这种类型小说，但其深度或高度突破武侠小说的天花板，升到雅文学空间里去，但又不是纯粹的雅文学，根基还是俗文学中武侠类型。
金庸小说创作与众不同。
很多作者找到一个配方就不断生产复制，金庸先生每部小说都在实验和探索新的写法，按照雅文学的方式来创作俗文学。
他不断修改、完善，不断向经典化靠拢。香港学者邱健恩在刚刚发表于《明报月刊》的文章中说，金庸小说经过“六变七版”。
江南周末：金庸先生修订《神雕侠侣》时，曾因您10万字修改意见而暂停印刷，他在修订过程中不断与您沟通。你们沟通的重点是什么，能不能说说其中的故事？
陈墨：我参与金庸先生部分小说的修订，写了超过50万字修改意见。
2002年，张纪中拍《神雕侠侣》，请我做文学顾问和剧本统筹。金庸先生出新修版《神雕侠侣》，他给张纪中寄来校样。我看后，写了我对修订的看法，没想到被张纪中转给在澳大利亚的金庸先生。我记得那天凌晨1点，金庸先生给我打电话，觉得我的意见有参考作用，希望帮他看看后面三十几回。我发了很多Email给金庸先生。
此后，《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金庸先生也把校样寄给我，我看后再发Email，他再定稿，变成惯例。
我们有很多沟通和争论。
比如他最棒的作品《天龙八部》，段誉就像释迦牟尼出家前的乔达摩王子，是深具慧根的人间佛子，在新修版中，他亲手把段誉拉进世俗，成为凡夫俗子；王语嫣是书之精灵，他亲手把她打落凡间，变成追求长生的凡俗女子。
我多次申诉，觉得年迈的金庸先生在伤害盛年金庸的杰作，我们不断地“打官司”，来回三四次。出乎意料的是，他老人家跟我讨价还价。他听取建议，删除新修版《天龙八部》后面上万字补丁《洱海欢歌》，但坚持保留对段誉的修改，理由是要根据人性，服从现实。
段誉两头为难，他要娶王语嫣就必须公布恶人之子的身世。然而，我认为三个主人公虽都是恶人之子，一念慈悲都能自我超度，也能超度别人，这才是《天龙八部》最伟大的构想。
当然，这个权利是他的，他是金庸，是书的作者。
江南周末：您曾说过，有的书很好看，但不耐看，金庸小说开头就好看，越看越好看。金庸小说区别于其他小说的地方在哪里？吸引您一看再看的原因是什么？
陈墨：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我看了很多武侠小说，通常的武侠小说只有一个维度：传奇。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增加了第二个维度：历史。金庸小说从创作开始，特别《射雕英雄传》这部真正的成名之作，增加了第三个维度：成长。三个维度合一，成就金庸小说特别的魅力。在郭靖的成长过程中，金庸先生关于人性的体验和思考，加上历史和传奇的张力，空间不断拓展，结构非常严谨，故事更加精彩。
更了不起的是《天龙八部》，以及之后的《笑傲江湖》《连城诀》《鹿鼎记》等，金庸小说又增加第四个维度：寓言，这是很多纯文学小说家都没有达到的成就。
这四个维度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给了他小说巨大的张力。我读《天龙八部》20多遍，最简单的问题，《天龙八部》到底是什么？我说不出来，也说不透彻。
我这两天才想明白，《鹿鼎记》有四个名字，代表着四个维度。“逐鹿中原”，是历史的维度；“鹿鼎山夺宝”，是一个传奇的名字；“鹿鼎公记”，是鹿鼎公韦小宝人生成长的维度；第四个寓言的维度，叫“人为鼎镬，我为麋鹿”，我们每个人都在鼎镬中，受文化的制约，所以《鹿鼎记》是反武侠小说，是文化小说。
所以，我认为《天龙八部》和《鹿鼎记》这两部书是旷世杰作。
金庸小说不是线性的，也不是平面的，甚至不是简单立体的，它有很多平行空间。这就是了不起的金庸小说。
江南周末：您曾答应人民出版社写金庸传记，但因金庸先生拒绝而搁浅。后来，他邀请您写传记，又被您拒绝。金庸先生已离去，您还会写金庸传记吗？
陈墨：当时很多出版社邀请我写金庸传记，一开始我拒绝了。后来，人民出版社邀请我时，我答应了。但金庸先生拒绝了，说陈墨先生不了解我，怎么能写我的传记？
金庸先生发生转变是在2003年，我发表《1959年：金庸小说“革命”的开端》，我从传记研究的角度，把金庸小说《神雕侠侣》的写作、《明报》的创办和金庸人生的重大转折，联系在一起来讨论。
2003年嘉兴研讨会期间，金庸先生约我聊天，我们聊得很深，说了很多他从未发表过的经历、故事，也聊了他的情感。
他希望我能写传记，并提了三点约定。
前两条我都能理解，但第三个约定是写完传记要经他审查过目。我尊重金庸先生，但我不能接受。我的想法是要保持传记作者的独立性，传主来审定，会影响我的独立判断和分析。
可能，我那时也信心不足，害怕被金庸先生强大的气场所淹没。再加上我已确定新的学术方向，实在抽不出时间去写传记。
回头来看，我深感后悔。那些约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跟金庸先生有更长时间、更深入的交流，听他口述经历，解释创作理念。哪怕不写传记不发表，至少金庸先生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内心留在这个世上。
我今后不会写金庸传记。我曾托人和金庸家人及秘书沟通，想看看金庸先生的笔记，他们都很为难，好像也不想公开。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再写也不会比已有传记更好。我希望的并不是要出传记，而是希望无论用哪种方式，把金庸先生口述的记忆和丰富的内心信息留下来，那才是无价珍宝。只怪我年轻气盛，跟金庸先生擦肩而过，现在永远没有机会了。
江南周末：金庸先生的女儿曾说，她的父亲小说中有他的影子和传记的信息在里面。你也曾分析，杨过身上有金庸的影子，您觉得金庸是如何映照在他的小说中的？
陈墨：1959年金庸先生离开长城公司，创办《明报》，写《神雕侠侣》，在论文《1959年：金庸小说“革命”的开端》中，我分析了《神雕侠侣》的杨过跟金庸先生的几点相似之处：都曾两次被退学，都对父亲情感复杂，关键证据是，金庸先生跟池田大作对话中说，年轻时性格非常冲动，甚至偏激，杨过也是如此。
写作《神雕侠侣》实际上是金庸的自我疗救，治疗他内心深处的伤痛，之后，他才敢真正面对自己，接受真实的自己，从而变成成熟、健康的金庸，势不可挡。
金庸先生笔下很多人物都投射着他的人生体验，他可以是任何一个人，郭靖是他向往的人物，郭靖的价值观也是他的价值观，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江南周末：在您心目中，金庸先生是怎样的人？
陈墨：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几百年来中国文学史上或者文化史上第一会讲故事的人。
他故事的价值远远比我们所估价的和想象的多得多。故事才是稀世珍宝，是人类的精神食粮，是文学、史学和哲学的共同源头，没有文字的时候就有故事存在，金庸先生提供了这套稀世珍宝，他对人性有非常深的洞察。
江南周末：金庸百年诞辰，嘉兴提出“金庸先生的文学原乡”的概念。他的小说里留下很多嘉兴痕迹，您觉得“文学原乡”对他来说是怎样的概念？
陈墨：“文学原乡”有两个层面。显在层面，包括你刚才说的小说中的明显印记，譬如“江南七怪”，也许“江南七怪”武功不那么高，但每个人都是大写的人，他们身上那种尊严和守信，是金庸先生对家乡人的充分肯定。他的情感还有隐性的存在，包括那些他没提到的文化名人及对他的文化滋养。
毫无疑问，嘉兴养育了金庸。他的文章中，甚至闲聊中，都提到家乡对他的人格养成，对社会历史的评判，有着无形的影响。
隐性的存在比显性的表达价值更大。
你如果把金庸先生的全部文字找出来研究，他在各个门类的论文和随笔，小说后记、回目等，或直接或间接提到家族和家乡。这都是孕育天才非常重要的部分。
南湖的水，烟雨楼的风，嘉兴这块人文沃土养育了这样一个天才，当然值得骄傲，也值得家乡人去发掘、去证明、去讲述。
刘国辉：当下我们更需要侠义精神
（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现为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
“作为中国的文化精神，（侠义精神）一直源远流长。”
从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金庸等武侠文学作家的读者，到后来的出版人和研究者，刘国辉可以说是中国新派武侠小说这一文学潮流的参与者和亲历者。
金庸诞辰百年系列纪念活动，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是支持单位，在纪念活动新闻发布会上，刘国辉谈到弘扬金庸武侠文化的谋划和设想。其中，他提到了“侠客梦”，也提到了要“不断挖掘金庸武侠的文化价值”。
江南周末：金庸小说进入内地是20世纪80年代，到了90年代，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金庸热”已经逐渐形成。从您的视角来看，金学的形成是怎样一个过程？
刘国辉：我是1982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读大学时，读到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第一部是《射雕英雄传》，书是同学的姑姑叶嘉莹从港台带回来的繁体字版。
大陆最早出版金庸作品，应该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但是我没有看到过那个版本，是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出版的，再有就是当时的报刊连载。
金学的形成，有特殊的机缘：1949年后几十年间，武侠小说在大陆基本处于绝迹的状态，但在港台地区一直保持一脉，20世纪50年代还形成了新派武侠小说。改革开放后，港台武侠小说进入大陆，金庸的武侠小说因为文学水平高，给读者一个强烈的冲击和震撼，形成一个阅读的热潮，被高度关注。作为文学现象，引起评论家的研究，又经过学院派的号召，最后形成金学的热潮。像冯其庸、严家炎、陈墨等，他们一直在研究金学。当然了，说到底，如果没有金庸的小说写得好，也不可能形成金学。
江南周末：我们读金庸小说，会觉得他的小说里有历史小说、言情小说的影子。您也在出版领域做过很多年，在您看来，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派武侠小说、五六十年代的新派武侠小说相比，金庸小说为何更有生命力？
刘国辉：为什么金庸先生成为大家，为什么武侠小说能“登堂入室”，获得方方面面的接受，就是因为金庸武侠小说超越了前代所有的武侠小说，它已经不单纯是武侠小说。
金庸先生的伟大，在于他在生前，就靠自己15部小说为通俗文学正名，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王一川先生当年评20世纪小说家的时候，给他列为第四位（编注：仅次于鲁迅、沈从文、巴金）。
像你说的，言情的、历史的、传奇的这些因素都融到金庸武侠小说中，为什么大伙喜欢看？见仁见智，横看成岭侧成峰，他的读者从上到下，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每个人都从他的小说里读出自己的感觉和认识，这就是经典。他把通俗的武侠小说变成了经典文学作品，从小说艺术的角度看，无论是人物塑造的丰满立体、作品结构的复杂宏大、语言应用的形象精准等，还是作品里所蕴含的思想性，都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江南周末：金庸先生也写出属于中国人的武侠精神，“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中国人骨子里面对侠的认同，也可以说是跨越了阶层和年龄。
刘国辉：侠义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也不能说是中国独有的，但中国人更注重侠义精神。
秦以前春秋战国时期，就强调侠义精神，中国传统的五德中，“仁义礼智信”中的信，作为中国的文化精神，一直源远流长。金庸小说中，把这个精神上升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个高度上。
江南周末：金庸先生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我用中国语言写中国故事。金庸、古龙这些新派武侠小说家等，特别强调侠作为个人的价值、立场和追求。
刘国辉：用本民族语言写本民族故事，这是所有的作家之选。金庸小说既继承传统的一方面，在艺术上，吸收了很多西方成熟小说的创作手法和艺术手段，这也是金庸先生这一代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跟旧派武侠小说有很大区别的原因。
江南周末：很多人读金庸小说都读到了乡愁，不仅是他故乡的风物，还有像长城黄河，属于中国人共同的乡愁。
刘国辉：每一个作家都对自己的故乡眷恋，尤其像金庸这样迁居香港，他对故乡的怀念很深。
古代所谓“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故乡有他的亲人，他骨子里的东西，他的文化、他的情感都是从故乡那块土地生长出来的，但他见不着，一年二年三年四年，故乡的情积累得越来越多，他就用笔墨来反映，由于真切深沉，也吸引到更多的读者。
江南周末：所以金庸小说不仅是故事之书，同时也是情感之书。他的作品里，您在情感上被深深打动的是哪本？
刘国辉：金庸很多作品都不知不觉涉及海宁，涉及嘉兴，涉及故乡最多的，首先是《书剑恩仇录》，以海宁的陈阁老为故事的重要起源。包括乾隆被困在六和塔里头，包括在看西湖盛大“文艺”演出，包括故乡的一些民俗，我觉得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金庸对故乡的怀念。
从《书剑恩仇录》一直到《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包括写醉仙楼，写烟雨楼，他有意识把一些武侠中的约会安排到嘉兴、到故乡，一方面是他熟悉这里；另一方面也寄托了他的希望，希望更多的读者，不知不觉通过阅读小说，了解他的家乡、认识他的家乡。
江南周末：北大的陈平原在《另一种大侠精神》中讲过，金庸有很强硬的内核，一生不服输，面对非议，他笑傲江湖、特立独行，这便是大侠精神的精彩呈现。您同意陈老师的说法吗？
刘国辉：他确实有侠义精神，这点毫无疑问。无论是他在小说中张扬这种思想，还是他自己在工作中创办《明报》，为家乡捐款，做这么多好事……这些当然都是一种基本侠义精神的体现。
江南周末：侠义精神在当下的意义是什么？
刘国辉：其实“侠”这个字最早的本意是轻财和轻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后来它的含义越来越丰富。在当代，我们当然需要侠的精神。
比如说助人为乐，比如说一个老人倒了，有人去扶起来，比如说看到别人生活不好，我们去救助，比如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这些都是广义的侠义精神。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从某种角度，雷锋舍己为人也是一种侠的精神的体现，当然雷锋有更高的共产主义理想。
社会应该提倡弘扬侠义精神，在和谐社会文明社会里，我们每个人能为别人做一点事儿，不在大小，而在于有这么一颗爱别人的心。侠的基本精神是利他，我们能为别人做一点事，我们有满足感，我们有自豪感。
卢敦基：他小说的经典化已经完成了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金庸关门弟子）
“金庸让不同的读者去喜欢不同的小说，然后组成一个空前巨大的读者群。”
在他心目中，这是老师最厉害的地方，也是他的文学跟别人的文学不同的地方。35岁那年，卢敦基第一次见到金庸。41岁那年，已经是教授的他成了金庸的关门弟子。在他心中，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已经完成了。
江南周末：请谈谈第一次见到金庸先生的情景。
卢敦基：第一次知道先生的武侠小说，是1981年我去黄山旅游。前座男人低头苦读金庸，不理女伴的拉、扯、嗔、怒。黄山归来，有同学神秘兮兮地给我一册书，正是《书剑恩仇录》上册，作者为金庸。读了两三页，真好比林黛玉读《西厢记》，直觉“辞藻警人，余香满口”。
第一次见到金庸先生，是十多年后了。
1997年春，他为浙江大学中文系设立奖学金。我素喜金庸，名声在外。那天是4月4日，上午在浙大举行仪式，我的大学同学、系主任徐岱让我代表发言。下午在杭州植物园草地上座谈，气氛特别轻松，参加者以青年教师为主，我提了两个久思不解的问题。
其中一个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情节发展总是出人意料，但又合情合理，这些情节是怎样写出来的？有小报说：先生写作，碰到写不下去的难关，便召集众友，让大家谈情节发展的设想。夜深人散，先生下笔时，却避开所有人的建议。
金庸先生听罢大笑：“那怎么可能？哈哈哈哈！”我后来才知道，当时办报、经营，他的写作只能放在忙完诸多杂事之后，很多时候排字工人候在门外，哪来这么悠闲？
先生风度很好，思维非常敏捷，说的是南方普通话，对待青年非常和蔼，回答问题恰到好处。
金庸小说作品质量很高，但当时社会评价没有这么高，对我来说，有研究的必要。我在撰写《金庸小说论》过程中，遇到问题向他请教，先生很快委托秘书给我回信解答。两年后的同一天，我的《金庸小说论》初稿写完。
江南周末：2003年，您成为金庸先生的博士生，他是如何指导您的？
卢敦基：当时，我已经41岁，已经是正教授，却还没有博士学位。我崇拜他的武侠小说成就，想多接触接触他。我记得考卷是他从香港传真过来的。
第一次是正式上课，他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是对三个学生的小范围授课。后来再上课，就没有这么正式，一般他从香港飞过来，住在宾馆里，把我们喊过去，喝咖啡，问学业，评时贤，也答疑解惑。
我记得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交给他时，金庸先生阅后，写下长篇批语，提了很多意见，指出研究方法方向。那是一封手写的长信，非常细致。
江南周末：作为一位学者，您怎样看待金庸小说，您最喜欢他的哪一本书？
卢敦基：喜欢哪本书，作为爱好者，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但作为研究者，我的态度比较多元化。金庸先生讲过一句话，人家经常会问他哪个小说写得最好，他觉得是长的比短的好，后面的比前面的好，但很多读者不同意，我很喜欢他们的不同意。
这句话他讲得真好。
江南周末：今年是金庸先生的百年诞辰，嘉兴的学术交流活动，您受邀参加，打算谈哪方面的话题？
卢敦基：我主要谈的就是你刚才提的问题，最喜欢哪一部小说。金庸先生的方法是让不同的读者去喜欢不同的小说，然后组成一个空前巨大的读者群。我觉得他的想法非常多元化，很少有作家能够做到用不同的人物和故事来吸引不同的读者。像他这样大师级的作者，能够写出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读者会喜欢他，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也是他的文学跟别人的文学不同的地方。
江南周末：您对金庸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在您心目中，他是怎样的人？
卢敦基：“华山论剑”我印象比较深，对他现场应付复杂问题的能力，特别佩服。
2003年，金庸先生受陕西邀请“华山论剑”。他希望是一次文化人之间的对话，没有太多的商业广告。他吃饭、坐车、住宿都自己掏钱。
10月8日，他连闯三关，登上华山。当谈到今天之侠时，金庸先生说自己不是侠，“侠要牺牲自己利益，主张公道正义，打抱不平，就算倾家荡产，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他说自己做不到，但他坦然承认自己有侠气，性格刚强，要是被别人压迫，则绝对不会屈服。
四场论毕，正在直播的活动中，有人超越安排，宣传自己，滔滔不绝。气氛尴尬，大家束手无策。这时，金庸先生说：“这位先生的问题我听懂了，让我来说一下……”他向主持人要过麦克风，谈笑之间巧妙地解决了问题。在场的人，无不佩服先生的应变能力。
我最佩服的肯定是他的写作能力了，在历史上长久留存的也是他的文学作品。
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大师，这是没有疑问的。10年前，我不一定敢这么判断，但现在他的作品被广泛喜爱，在不同场合被不同的人引用。譬如奥密克戎流行，很多段子都出现金庸元素。这也是一个象征，我认为他小说的经典化已经完成了。
我在一篇追忆文章中曾借用晚清吴汝纶谈其恩师曾国藩的一段话：“文正公之为人，非一世之人，千载不常遇之人也。”
简单说来，在我眼中，先生当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持续绽放异彩。他不仅创造了中国武侠小说的高峰，而且他的武侠小说完全以现代思想为内核，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
如果按中国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雅俗共赏，先生的小说毫无疑问已在杰作之列。试问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又有谁能够以笔下的人物、故事、词汇、场景等，如此直接、如此频繁地进入大众生活？先生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自1955年以来，已超过一个甲子，超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轮回。
何春晖：看破放下自在，他是一个参透人生、参透世界的人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策略传播系主任，金庸浙大任职时的院长助理）
“他让我看到这个世界的博大，也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有趣。”
金庸称她“春晖小妹”或者“春晖小友”，她称呼金庸“大师兄”或“查先生”。1999年，金庸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能成为金庸助手，是她一生之幸。他们曾经与金庸相约，陪他去黄山，完成梦想，但最终未完成，留下遗憾。
江南周末：您曾经写过一封信记述您和金庸最后一次相见，谈谈当时的情景？您在信中自称“小妹”，平常您是怎么称呼金庸先生的？
何春晖：他称呼我“春晖小妹”，有时也称“春晖小友”。我们都称呼他“查先生”，有时也称“大师兄”。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14年7月。
我们曾经相约，陪他去黄山，因为他没去过黄山，一直有一个登上黄山的梦想。当时，我们说，就是抬也要把他抬上光明顶。
然而，2007年他辞去院长一职，受聘担任名誉院长后，我们虽有电话联系，却一直没看到他本人，陪他去黄山的约定也成了终身遗憾。
那天，我们来到他在香港太平山顶的家中，查太给我们开的门，说春晖他们来了。
当时，查先生的老年痴呆已经变重了，他被扶着入座，人微微胖一些，也有可能是有点浮肿，还是跟以前一样，笑眯眯的，很儒雅的样子。
我们汇报工作的时候，他还是点头笑眯眯，但我们明显感觉到反应和对话已大不如前。令我感动的是，他居然还记得我，能叫出我的名字，他还能写我的名字，只是“何春晖”三个字，他已经不能并排写在一行上，字与字之间也叠在一起了。
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这么一位睿智、渊博的人，老天为什么那么早就收走他的这些记忆。
告别的时候，他非要叫阿姨扶着到门口送我们，这个场景我现在都历历在目。
真正的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18年11月12日追悼会上送他最后一程。我看着他，那样安静地睡着了。灵堂正中“一览众生”的横幅是他的好友蔡澜题的，对联是他自己写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纪念册封面的“看破放下自在”是他自己的字，我的理解是，像他这么聪明绝顶的人，对自己的后事肯定有所考虑，我觉得他是世间那个最参透人生、参透世界的人。
江南周末：金庸先生对您有何影响？
何春晖：“看破放下自在”，这六个字对我影响特别大。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够做到，是幸福的，也是宁静的。
他让我看到这个世界的博大，也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有趣。他的那些故事不仅是武侠小说，也包括他的人生体验，让我们能够多一个视角去看这个社会。
阅读他的文字，先生的文心侠骨是力透纸背的，他的侠骨柔情、家国情怀，与我于世间都是巨大的精神财富。
江南周末：您对金庸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是怎样的人？
何春晖：他经常说是我们的大师兄，对我们来说，他既是长辈，也是大师兄，特别慈祥、和蔼可亲。他从没有说，我是院长要来指导你们，他对我们所做的工作都很信任。
这么多年我唯一一次看到他发火，是有人利用他的名义去赚钱。他说，你们抢钱也不是这样抢的，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他特别爱憎分明，也是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眼里容不得沙子。
他才思敏捷、知识广博，关爱年轻后辈，是一个特别侠骨柔情的大家。
他曾到我家做客，和我先生相谈甚欢，我真没想到，一个人文的学者，居然和他这个工科人，谈自动化、谈电子科技。查先生通晓人文地理历史，博大精深，他好像无所不知。他的思维不仅停留在人文世界，也非常关注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趋势。我记得有一次他还和我先生聊起人工智能，老先生当时已经80多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