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创意写作”是近年来在中国大学文学教育中十分流行的话题，并逐渐成为大学框架内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包括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在内的许多高校通过引进海外的创意写作学科系统，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意写作专业。中国学界对创意写作概念与模式的确立主要受到这一领域的先行者，即美国创意写作学科的启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创意写作模式开始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先在英语国家流行起来，此后更是相继传播到非英语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德国、法国以及魁北克地区。

尽管诞生于美国的创意写作模式影响深远，但当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后，其表现形式和发展方式也发生了一定变化。譬如在法国，创意写作便呈现出其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与实践理论生态，以“写作工坊”、写作教育改革以及乌力波实验等为基础，逐渐走向制度化和学术化的发展道路。

本文从对法国创意写作发展历史的考察出发，探析创意写作在法国诞生的背景、发展脉络、存在现状、与英语国家创意写作模式的异同等，分析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以期对中国高校创意写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建设、教学模式改革以及方法论体系构建等方面提供一定借鉴。在创意写作日益成为世界文学一种独特生成方式的今天，它在法国的产生与发展也成为当代文学世界性生产的佐证。以法国为范本考察创意写作，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创意写作发展的全球性理解，也有助于我们更加理解世界文学的生成，为世界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思路。

一 创意写作在法国诞生与发展的背景

创意写作在法国的诞生较之在英语国家更为晚近，这与法国本身的文学与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在法国，浪漫主义传统长期统治着文学创作与研究领域，作品通常被认为是天才的创作，包括泰纳、圣伯夫以及普鲁斯特在内的许多作家都曾发表过关于“天才作家”的相关论述，即使是信奉科学方法的文学史家朗松也将文学创作视为神秘命运的感召。与此相对应，写作长期以来并不被认为是可以被教授的技能，也一直未能进入近代大学教育的领域。与此同时，在20世纪前惯常的文学教育模式下，大学教育是“自由主义”和“唯灵论”的，且具有选拔性和精英性质，文学教育的本质在于挑选和培养少数天才，偏向对鉴赏力、修辞、口才等的训练，总体指向对能够操纵话语的社会阶层（即资产阶级）的“复制”。正如波德莱尔在《我心赤裸》（Mon c?ur mis à nu）中所总结，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上等人，它体现了一种精英主义的教育观：“纨绔主义。什么是上等人？不是专于某事的人而是通晓享乐与普遍教育的人。”波德莱尔将专业分工视为功利主义的表现，面对即将到来的民主浪潮，带着一种怀旧的情绪，这也是他那个时代流行的观点。尽管如此，在通识教育的背景之下，文学教育反而为小说家的成长提供了一种氛围，修辞学的训练也为作家成长提供了助力。

20世纪初的中学和大学教育改革后，法国的文学教育开始提倡所谓的“真正的现代人文学”，并逐渐增强教育的实用性，借此摆脱通识文化的纠缠，终结那种只培养高谈阔论、游手好闲的才子教育模式。专业化的学术分工逐步在学校里被建立起来，以适应民主化、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社会需求。然而，这种近代大学的文学教育体系建立在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依赖大学知识体制与科学方法，认为只有实证性的“知识”才能成为教学的对象，而“创造”和“鉴赏”并不是一种知识，且不具备实证性，因而在实践层面上并不被视为可以被教授的对象。在这种理念下，文学教育的责任不在于“培养作家”，文学创作长期游离于大学课堂之外。直到创意写作模式从美国向其他国家传播，将写作视作文本处理工具的观念才在法国逐渐得到认可，想象力和语言开始被视作可以被教授的，创意写作率先以“写作工坊”（atelier d’écriture）的形式在法国出现。

1969年，在德龙省一家医学教育机构工作的伊丽莎白·宾（Elisabeth Bing）为所谓“脾气暴躁的孩子”设立了写作工作室，希望通过写作对“问题儿童”进行心理上的疗愈，并从语言层面出发，对儿童的偏差行为进行矫正。宾在其著作《而直到我游出书海》（Et je nageai jusqu’à la page）中讲述了她与儿童相处的经验，并在之后将这套方法应用于成人。她假设语言的使用会带来巨大的乐趣，认为应当鼓励个体与语言建立起一种自由和充满创造力的关系。她在普罗旺斯大学创建了第一批针对成人的写作工作室和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协会，成为法国创意写作研讨会模式的先驱。此后，各类写作工坊如雨后春笋般在法国各地涌现。

如果从工艺发展史的角度看待写作工坊在法国的出现，似乎可以将其历史追溯到中世纪时期的缮写室（scriptorium），正如写作工坊能够提供文学研究通常无法提供的写作空间，缮写室的工作也具有某种集体性。法国创意写作研究专家安妮-玛丽·佩提让（Anne-Marie Petitjean）认为：“所谓的‘工作室’或‘工坊’都指向一个特定的地方。它并不是浪漫的象牙塔，也不是弗吉尼亚·伍尔夫‘自己的房间’……相反，它是一个工作的场所、工艺的车间，是一个集体的场所，邀请人们沉浸在小行业的历史中（譬如修道院的刺绣师或工匠伙计的行当）。与普遍的将写作视为天赋的观点截然不同，这一类比使我们将文学创作视为一种工作。”

除了写作工坊的蓬勃兴起，创意写作在法国的发展也离不开法国教育改革对写作的倡导，后者将写作视作国民教育的重要议题。1969年，法国新教育组织（GFEN）第一批成员杰奎琳·圣-让（Jacqueline Saint-Jean）与米歇尔·杜康（Michel Ducom）、皮埃尔·科林（Pierre Colin）和米歇尔·科塞姆（Michel Cosem）一起，共同成立了写作研讨会。与伊丽莎白·宾对主体性写作实践与个人体验的倡导不同，他们从写作的教学法出发，提倡分析式、细节式、模式化的写作方式，使“我们—我”的关系转向“我—我写作”的问题。他们将写作视作一种文学行为，并将文学生产与集体伦理结合起来，强调文学作为社会活动的功能，认为“写作行为可以团结一个群体，乃至整个社会”。

最后，大学框架内写作工作室的创立也成为大学创意写作专业成立的先声，并伴随着创意写作的研究及制度化之路而不断发展。1968年，艾克斯-马赛大学文学教授安妮·罗什（Anne Roche）从美国回来后，通过对美国创意写作模式的借鉴，创立了法国第一所大学框架内的写作工作室。此时正值法国五月风暴的自由风潮席卷全国，罗什出于对时代精神的关注，提议以研讨会的形式在大学中延续自由风气。工作室的宗旨是学习写作、教授写作，并将写作视为可以被传递的能力。在安妮·罗什的构想下，学习文学的学生常常拥有创作的潜在欲望，因此，将这种内在动机挖掘出来并加以实施便十分重要。许多学生出于对文学的热爱与成为作家的梦想而进入文学学习的领域，但后者却使他们囿于“对文本的分析与阐释”，反而强化了对写作的抑制，使其与作家生涯之间的鸿沟变得更加难以逾越。在创意写作学科出现之前，大学的文学课程通常使学生扮演着观众或读者（而非演员或文学的创作者）的角色，由此形成了文学领域的固定分工，一些人被置于写作之外，这一现状由于创意写作进入大学课程的框架而得以被改变。

二 创意写作的法国模式：路径与特色

创意写作在法国出现后，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包括写作工坊的蓬勃发展、乌力波实验的兴起，以及大学框架内创意写作的制度化与理论化。

创意写作在法国的诞生是从写作工坊的出现和发展开始的，法国许多城市都提供写作工坊，它们作为中小学教育与课外教育的组成部分，在个人成长、职业发展、心理治疗等诸多领域不断扩展自己的疆域。这种工作坊模式的持久存在构成了法国创意写作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拒绝学校式的写作模式、排斥教授行为，区分概念知识与写作的关系，将个体从学生身份中解放出来……致力于构建一种‘休闲工坊’的模式，反而引起了中学以及大学文化部门的关注，为小组模式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方案”。参与到创意写作培训中的学员普遍具有两种动机，前一种是为了自身的发展，寻求思考能力和自我表达能力的提高，更具主动性。而后者则更多出于职业发展要求，其出发点是技术层面而非个人发展层面的。前者允许更长的训练周期，而后者则希望写作技巧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成效。

紧随写作工坊之后发展起来的是乌力波实验。“乌力波”一词源自法语合成词“Oulipo”，由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的头两个字母组成，后者意为“潜在文学工厂”，是1960年由数学家、诗人弗朗索瓦·勒·里昂纳（Fran?ois Le Lionnais）和诗人、作家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等人创立的实验性文学研究组织，也是一个由作家和数学家组成的国际写作团体，其中知名成员有卡尔维诺、乔治·佩雷克等。“Ouvroir”一词最早指僧侣静思和工作的专门房间，后来慢慢有了“工房”的意思。作为先锋性的文学社团，乌力波致力于“创造出跨越学科边界的‘限制’写作，从而挖掘文学创作的无限可能性”，它自创始之初便被定义为一种文学流派。2020年，法国重要文学奖项龚古尔奖被授予乌力波团体主席艾尔维·勒泰利耶（Hervé Le Tellier）的小说《异常》，引发了人们对该写作样式的新一轮关注。乌力波将数学和实验的方法引入文学之中，注重对文学形式和结构的探索，它最重要的意义之一便是以集体研讨的形式将创作行为具像化，使我们能够“从文学回归到写作，打破了孤独和书写的浪漫主义传统”。它可以被视作写作工坊的特殊呈现模式，也是法国创意写作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框架内创意写作的制度化和理论化之路较之前两种路径仍处于起步阶段，早期法国的创意写作工坊以及具有社会使命的文学讲习班虽然在各地到处涌现，但并没有进入大学的学科体系之中。正如出版商兼作家伊夫·帕热斯（Yves Pagès）所指出的，法国范围内存在着一个“写作研讨会网络，但它们与大学之间并没有过多的联系”。但随着2014年法国正式将“创意写作”纳入大学课程，这种制度性构建在法国不断得到加强。一方面，创意写作硕士和博士学位得到创立，相关文凭也获得了国家的认可，它“颠覆了‘写作工坊’概念的边缘地位，将创作和创造力置于文学教育的核心”，另一方面，与之相关的议题逐渐成为全国大学理事会（Conseil National des Universités，CNU）讨论的核心内容，进一步促进了创意写作在法国的制度性建构。与此同时，创意写作的学科化与制度化离不开对其跨学科发展的考察，以及相关理论研究的开展，因为“只有当我们考虑相关研究领域的出现，在更广泛的整体中定位其边界时，‘创意写作’这一表述才具有它自身的意义”。从“写作工坊”到“创意写作”的转变不仅是表述上的变化，其背后是认知、范式以及教学法的转变，以及“对文学的定义的扩大”。在“创意写作”这一写作模式的概念之下，文学不再仅仅是文本的语料库，而是一种能够调动审美的艺术活动，是在作者伦理框架内进行的模仿。

法国创意写作发展到今天，其模式虽然深受美国的影响，但并不是对美国模式的复制，而是在20世纪60年代文本遗传学（la génétique textuelle）相关理论以及写作工坊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形态。相较于英美模式，法国模式下的“创意写作”代表了一种范式上的转变，正如佩提让在比较了英美和法国创意写作发展状况后所说，“（法国的创意写作）不是一种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法国模式的融合，而是一种向法国式写作工坊的范式转变。它最初被视为一种单纯的教学法，在今天则拥有更加广阔的批判性，尤其促进了教学形式化的确立以及相关研究的深入”。法国的写作工坊以“重读”和“重写”为基础，旨在通过对文本的修改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修辞风格，这也是文本遗传学领域的用武之地，后者将写作视为一个可以在草稿中观察到其生成痕迹的过程。

实践层面上，在美国的创意写作课程中，学生常常从手头已经写好的文本开始，首先对其进行分析和改写，以在此过程中习得创意写作的一般方法。而在法语模式下，学员常被要求根据研讨会主持人给定的主题进行创作，因此主持人所扮演的角色便显得尤为重要。所围绕的主题有时来自对某些文化负载词的阐发，有时源自对知名作家作品的戏仿，譬如“佩雷克、格诺、卡夫卡，还有米肖、杜拉斯、卡弗、普鲁斯特”等，这也体现出法国模式下创意写作对当代作家的偏爱。

在此基础上，美国模式十分注重对已有文本的分析和评价，而在法国学者看来，写作活动不应局限于单纯的评价，而应当被视为“文学理解的中心、被视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因此，法国模式的创意写作更加关注文本的生产过程，即“不谈论作品本身，而是文本‘必然’从这种条件中产生的‘心理配置与重构的记忆’。于是我们从受作品固定空间（譬如接受的空间）限制的文学概念，转变为超越文本的动态过程（譬如在生产时甚至出版后作者不断回忆和矫正的过程）”。创意写作的过程也将写作变成一种景观，在这种模式下，充满创意的文本实验成为可能，于是“封闭的文本和作品，以及与之相伴的具有相同价值观的文学群体所形成的文化，正在让位于一种开放的书写和流动性所构成的文化景观”。

三 法国创意写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法国当代的创意写作对大学、中小学教育及课外教育、职业发展、个人成长、心理治疗等领域都有所关注，提供了基于另一种教育模式的文学实验，而工坊的模式使得传统的自上而下进行知识传播的教育过程被倒转过来，使学生通过合作的、人际关系的方式进行知识的积累。与此同时，多样化的课程体系也为学生提供了多种职业出路，除了创意类的职业（如作家、编剧、翻译）之外，其他领域诸如传播、广告、新闻、出版甚至文化机构等的从业者们都从中受益。然而，尽管创意写作的疆域不断发展壮大，它在理论建设、实践模式以及边界拓展等方面仍旧面临着许多挑战：

首先依旧是经常被提到的有关创意写作合法性的问题。出于对写作所抱有的浪漫主义文化传统，法国研究者们依旧对写作可以“学习”这一观点产生质疑。法国传统的写作体系认为创作首先依赖作家的“天赋”，而后者被视为是不可被教授的，这也是法国与美国在创意写作模式上的分野。譬如尽管巴黎第八大学在2005年便成立了创意写作工作室，但在其创始者奥利维亚·罗森塔尔（Olivia Rosenthal）看来，创意写作并不是一门关于书面表达的课程，而是通过对阅读与写作关系的理解，提供一种进入当代文学的方式。在此理念下，创意写作课程的宗旨并非是为了培养未来作家，更多的是为了探索一套关于“当代写作”的理论和实践课程。

据耶鲁大学创意写作教授艾米·布鲁姆（Amy Bloom）的观察，法国人常将教授文学视作“浪漫的愿景”，因为一个注定要成为作家的人是不需要去“学习”写作的：“在法国，人们倾向于认为作家是天生的。”布鲁姆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既然画家可以在美术学院学习技艺，歌唱家可以在音乐学院接受培训，为什么文学是唯一无法被教授、被练习的艺术呢？”如今，随着写作工坊的蓬勃发展，各种写作培训课程的出现以及创意写作专业学位的确立，“写作是否是一种可以学习的技艺”的问题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在有些学者看来，创意写作试图“将写作、写作者与文学‘羞耻的’亲密关系转移到明确的领域从而进行科学的研究”，此类规范性尝试的最终目的却是为了最终实现一种个体化的书写，这似乎构成了一种悖论，创意写作课程设立所面临的合法性挑战以及其实施的困难便在于此。

其次，尽管创意写作已经广泛出现在法国的中小学和大学校园，并被作为一种艺术实践而备受鼓励，但对其运作机制的考察和对其文本特征的思考还尚待深入，对相关实践模式的探索也缺乏理论建构。比如对写作工作室如何处理语言和文本、写作能力与写作行为的关系、灵感与创作的关系，在商业化和文本发生学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创意写作的文学面向等问题，仍缺乏普适性的理论构建。与此同时，创意写作对文学批评也构成了一定的挑战。对创意写作的批评常常与对“极端当代”的文学的位置的讨论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创意写作的框架内，人们需要关注新近出版的著作，而按照法国惯常的文学批评传统，一本书只有在它被出版近二十年之后才会“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因此，创意写作的兴起也对文学批评提出了某种“知识上的挑战”，要求批评不仅能够对作品进行评价与定位，更能够“揭示作品如何进入所属的当代或非当代的问题系之中，以及作品如何被构思、通过何种书写方式达到其预想的效果等”。

此外，法国的创意写作是一种在世界性背景下出现和发展的写作模式。对创意写作的参与者而言，文学资源以共享的形式存在，其写作主题、素材与技巧都是全球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写作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但同时为写作的同质化埋下了一定的隐患。与此同时，一些批评者谴责法国创意写作的教学模式过于“格式化”，认为在这种模式下写作是可复制的，而过多技巧性写作方法的教授会扼杀写作的独特性。总之，创意写作模式的世界性发展带来了某种“对于文学创作标准化和工业化的恐惧”。对此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尽管创意写作打开了许多流派、技巧、主题的大门，但个体依旧会走向自己的独特性。正如“每个人尽管使用同样的乐器，但他们在学习和演奏中逐渐能够找到自己的风格”。

最后，对创意写作边界的理论研究亟待深入。在法国，创意写作不仅被视作一种文本生成行为，同时也被认为具有社交属性，能够在个人成长层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创意写作的组织过程对参与者与他人关系的问题提出了挑战，在小组讨论与写作过程中，“除了写作方面的收获之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发展”。与此同时，创意写作能够充分发掘语言强大的承载力与感染力，对个体的人格成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后者使创意写作回归到其发轫之初所具有的“疗愈性蕴含”，即关注写作对人内在心灵成长所发挥的作用。在法国，无论是伊丽莎白·宾对于问题儿童的关注，还是弗朗索瓦·邦对于社会边缘人的研究，以及他为“在监狱中服刑的犯人、有精神疾病或社交困难的人所设置的写作工坊”，都体现了创意写作边界的不断拓展。然而，他们对创意写作这些方面的研究通常是基于实践经历而进行的简单阐发，仍旧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构建。

四 余论

法国创意写作的诞生与发展反映了创意写作在英语国家之外更广阔的语言和文化空间中的旅行与变异。与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的创意写作模式相比，法国的创意写作无论是从其文化社会背景、发展历程、实践应用、理论生态以及学科构建等方面都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对法国创意写作发展史的考察也体现了一种比较的思想，有助于使创意写作研究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提供了建构一种世界性关联研究的可能性。

从大卫·达姆罗什关于世界文学的理论视野出发，一位作家的作品实际上是在他之前的各种文学资源的回响，这一点在创意写作上的呈现尤为突出。出于其诞生之初对传统文学样貌和文学学科建制的反叛，以及其发展过程中的世界主义倾向，创意写作可以被视作当代文学写作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世界文学生成的重要模式之一。一方面，创意写作参与者的身份通常是多元的，其文学资源、写作背景、主题、素材与技巧都是全球性的，且许多作者在创作之初便具有比较的视野，他们的写作也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写作，消解了文学创作中基于民族和语言的中心主义倾向，并就此产生新的连结与共振。因此，创意写作可以被视作一个重塑边界的过程，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写作。另一方面，创意写作的参与者们往往自发地将自身创作置于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之下，由于出版与阐释的国际化链条，他们的作品也常常被置于开放的世界文学场。创意写作在此层面上是一种“世界中”的写作，由于其创意性、开放性和交流性，从写作本身、创作交流过程、阅读过程等都具有向外在世界“敞开”的特征，在此过程中生成的文本从而具有了彻底的世界文学的内涵。

正如葛红兵所说，“‘此前的学界普遍认为，除了像荷马、维吉尔这样的作家，其他人的作品根本不值一提’，创意写作学要反抗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的轻视”。这一观念与美国世界文学研究的理论范式不谋而合，即挑战经典、创造新的经典。可以说，对创意写作的关注体现了研究者们对“当下时代命题和当代文学”的兴趣，将创意写作视作新时代背景下一种独特的文学生成形式来进行研究，可以成为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有助于打破文学教育中依赖经典作品研究为基础的学术价值秩序，深化对文学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全球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