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家们走过斯德哥尔摩
莫瑟坡景色（油画）， 保尔·埃米尔·瓦伦斯特罗勒1875年作。在莫瑟坡，可以鸟瞰斯德哥尔摩南城
皇后街，斯特林堡的文学路
提起斯德哥尔摩，恐怕不少人会想起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想起他1879年的成名作《红房间》开篇，那是五月初的一个傍晚，主人公阿维德·法尔克在莫瑟坡对斯德哥尔摩南城的鸟瞰。
莫瑟坡
高悬在利里霍姆上空的夕阳，把整束光芒射向东面，穿过贝里松德海峡的烟云，匆匆掠过骑士湾，爬上骑士岛教堂上的十字架，扑向德国教堂的尖顶，与船桥边船只上的三角旗耍逗，照亮海关大楼的玻璃上，辉映里丁岛的森林，最后消失在远方大海上空玫瑰色的云团里。这是一座喧闹的城市：船桥附近的蒸汽船呼哧呼哧地吐气，国王坡上的马拉公共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激流河上、白帆和旗帜飘扬，海鸥嘶叫，船岛那边传来号角声。充满景观、气味和声音，冲击视觉和感官的描绘，让人对当时的斯德哥尔摩有了印象：海边，多岛，有森林、海角、众多教堂以及工业时代的市民。一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
如今在南城莫瑟坡有一座名为“年轻的斯特林堡”的半身铜像，斯特林堡的生前好友、雕塑家卡尔·埃尔德塑造。还有块文学牌，写着莫瑟坡鸟瞰这段文字。
在斯特林堡的一生中，斯德哥尔摩从欧洲大陆观念中的小城镇变成了现代化都市。《红房间》反映着城市变化，聚焦一群追随艺术的波西米亚人，主角阿维德·法尔克在很多地方和斯特林堡很像。小说描绘社会和时代精神，也描绘出了19世纪中后期斯德哥尔摩的新面貌。
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书桌。从1908年到1912年，他在蓝塔住了4年。书桌上保持着作家最后的布局
彭斯沙龙
斯特林堡的小说《海姆素岛居民》中的卡尔松担心城市对女友伊达的诱惑，立刻想到“彭斯沙龙”，那是他心中斯德哥尔摩的光怪陆离的代表。
1862年，点心师罗伯特·彭斯买下斯德哥尔摩城市边缘一块地，打算构建提供酒水和娱乐的咖啡馆。1863年8月1日开张，30人的管弦乐队演奏了歌剧曲目、流行音乐等。在这里能看到猴子戏，甚至中国吞火者。尽管很火爆，却因房屋成本太高，开业三年后破产。债权人认为彭斯是经济不景气的牺牲品，经营理念可以继承。彭斯沙龙几度出售，在不同所有人手中坚持提供娱乐。1944年，这里还开出瑞典第一家中餐馆。
斯特林堡恐怕是彭斯沙龙最著名的客人了，他的两本小说《红房间》和《哥特式房间》都以彭斯的房间名命名。《红房间》第六章标题即为“红房间”，内文写道，“彭斯沙龙刚开始在斯德哥尔摩生活中扮演其文化历史角色”，每晚七点左右，那里便聚集起一群离开了父母、还没自己的小家的年轻人。单身汉们逃出寂寞的卧室或阁楼，好坐在光亮而温暖的地方找人说话。“沙龙主人曾用哑剧、杂耍、芭蕾等娱乐他的观众，但人们明确告诉他，来这里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安宁，他们在寻找一个谈话的空间、一个聚会的场所，在这里，他们确信随时能找到熟人；音乐不妨碍交谈，相反可以接受……沙龙成了整个斯德哥尔摩单身汉的俱乐部。在彭斯，每一伙人都选好了自己的角落”，而法尔克和他的朋友们占据了一间棋室，那里有红色的家具和摆设，渐渐被称作“红房间”。
几个世纪中几度易主的“彭斯”作为大饭店仍矗立在斯德哥尔摩，还能让人辨认出斯特林堡活跃其中时建筑内外的模样。
皇后街和蓝塔
斯特林堡在斯德哥尔摩很多区域的很多房屋居住过，然而皇后街贯穿他的一生。在这条街上，1875年的一个夏日，他遇到挚爱西瑞·冯·埃森。1908年7月，搬至街北端85号近泰格纳街街角，后来他称之“蓝塔”的公寓楼。在蓝塔，他创作了《黑手套》《大路》等作品，度过了最后岁月。
在自传体小说《女仆的儿子》里，斯特林堡呈现了童年时，在靠近北关的几个宅子里的生活。那一带当时还呈现着烟草种植园和风车的乡村景象。他在北关街14号住的时间最长，也在12号住过。1875年，斯特林堡遇到西瑞时，西瑞和丈夫卡尔·弗朗格尔就住在12号的房子里。斯特林堡在北城南部的克拉拉小学和雅各布初中就读，在那里的阿道夫·弗雷德里克教堂受坚信礼。
西瑞是一位说瑞典语的上流社会芬兰人。斯特林堡和她的感情像难以停息的风暴，二人1877年结婚。斯特林堡记录了街头初见：
皇后街
燃烧的六月天
在狭窄的人行道上
你和我，我们遇见。
……
在帽子和阳伞之上
你的蓝面纱浮动。
它掉进人的河流，
慢慢给吞没。
而我，我一直寻找
那曾在高处的幡，
走进风暴，
我总把它悬挂。
而斯特林堡和蓝塔的缘分得从一个叫芳妮的年轻女演员说起。芳妮·法克纳是斯德哥尔摩人，“亲密剧院”的小演员。亲密剧院1907年由斯特林堡和演员法尔克创办，在剧院，芳妮遇到斯特林堡。芳妮在演剧上并无发展，斯特林堡却搬到蓝塔，成了经营家庭旅店的芳妮父母的房客。
蓝塔这座公寓楼1907年新建成，配有集中供暖、冲水马桶、电梯之类当时最摩登的设施。斯特林堡租住4楼的3个房间，没有厨房。芳妮母亲提供饭食等服务。斯特林堡从丹麦监狱名上借用了“蓝塔”二字。蓝塔是斯特林堡在斯德哥尔摩住过的二十多个公寓里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如今按原样保存的。
从1908年到1912年，斯特林堡在蓝塔住了4年。家具和其他物品在1909年和1910年间购得。这里是斯特林堡博物馆。书桌上保持着作家最后的布局，摆放着讲究的书写材料：英国钢笔、法国墨水和瑞典斯莫兰省莱瑟博的手工纸。起居室里有歌德和席勒胸像。钢琴上方有他最喜爱的作曲家贝多芬的脸模。
1912年1月22日是斯特林堡63岁生日，斯特林堡得知这天晚上，人们将举着火把一直游行到蓝塔。在给友人的信中，斯特林堡表示自己会站在阳台上向庆祝生日的人们致意。这样，火把队能“在众多阳台中认出我的那一个，我会把漂亮的灯放在外头，那红色的眼睛朝着泰格纳隆登的方向”。
蓝塔附近，皇后街62号有过一家和斯特林堡关系密切的书店，橱窗里总吊着些书。斯特林堡说过：“一本薄薄的小书/吊在书店的橱窗/是一颗掏出的心/悬挂在钩上。”
雕塑家卡尔·埃尔德比斯特林堡小30岁。斯特林堡在世时，埃尔德已创作了几座斯特林堡雕像。斯特林堡去世后，埃尔德决定给大作家做纪念雕塑。四年后面世的作品高约5米、重约3吨，斯特林堡给塑造成肌肉发达、与阻止他抵达光明和真理的无形枷锁斗争的巨人。这座青铜雕塑1942年在泰格纳隆登公园安放，距蓝塔仅几步之遥。
值得一提的是，皇后街的路面事实上也是一条文学路，路面中间嵌着斯特林堡文字。如67和85号间，就有“人真可怜”和“永远爱我，不然我就咬你喉咙直到你死去”这样的句子。
瑟德尔贝里，他和斯德哥尔摩的四季互为证人
格拉斯医生的脚步
“雅各布教堂的钟敲响了五点三刻。我机械地掏出表、看它是否走得对。但我没抓牢，我的手发抖，表掉在地上，表面碎了。我弯下腰去捡表时，看见地上躺着的药丸，刚才我假装吞下的那一粒……”。这是小说《格拉斯医生》中的一段。雅各布教堂脚下是格拉斯医生毒死格雷高瑞尤斯牧师的水店，1850年开业，1933年拆除。如今，同一地点开着“瑟德尔贝里咖啡馆”，1992年，这段文学牌立于国王花园公园的这间咖啡馆边。
小说家、剧作家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1869-1941）是瑞典最伟大的现代作家之一。生于斯德哥尔摩。著有《错觉》（1895）、《马汀·别克的青春》（1901）、《格拉斯医生》（1905）和《严肃的游戏》（1912）四部中长篇小说，约90篇短篇小说，《雅特露德》（1906）等3部戏剧。
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先生在《格拉斯医生》中译本序言中写道：像主人翁格拉斯医生一样，瑟德尔贝里住在首都中心，离皇家公园很近。这美丽的公园的西边有皇家歌剧院，东边有皇家话剧院和大饭店，对着河流那边的皇宫。公园西北角有一家卖水的小铺子。（康有为先生1904年访问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常在那小铺子喝杯水。）那小铺子是小说中戏剧性事件发生的地点。
2002年评选斯德哥尔摩读物，《格拉斯医生》得票数高于《红房间》，居首位。而早在1941年，瑟德尔贝里去世时，诗人和评论家贡纳尔·埃凯洛夫就在纪念文章里盛赞《格拉斯医生》对斯德哥尔摩的描写，称瑟德尔贝里是“伟大的、文学中的斯德哥尔摩描写者”，第一个是贝尔曼（1740-1795），第二个是斯特林堡，接着就是瑟德尔贝里了。
创作《格拉斯医生》时，瑟德尔贝里刚经历了“影响一生”的惨痛婚外恋。这段情对他三部作品、特别是女主角的塑造提供了灵感，她们是《格拉斯医生》里的海尔嘉、《雅特露德》中的雅特露德、《严肃的游戏》中的莉迪亚。
玛瑞·冯·普拉腾，一个19岁成婚、30岁离开儿子和贵族丈夫北上首都的女人，漂亮而有文学梦。1902到1906年间，她和瑟德尔贝里分分合合，这导致瑟德尔贝里很快离开斯德哥尔摩，一直跑到哥本哈根。不久，他抛开对文学和情色的幻觉，写时事评论并研究基督教史。
尽管瑟德尔贝里离开了家乡，他描写过的斯德哥尔摩一直和他的名字在一起。瑞典学院院士佩尔·韦斯特贝里曾指出，瑟德尔贝里不是瑞典的，而是斯德哥尔摩和欧洲的。确实，瑟德尔贝里的第一部小说《错觉》就明显借鉴了波德莱尔徜徉巴黎的方法行走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的街道好比瑟德尔贝里的家常院落，他笔下的首都不仅有地理，也有文化和社区史。在不同天气、季节，在不同地点，多岛湖、饭馆、住房和教堂，每个环境呈现出不同特点。
瑟德尔贝里和他的人物在大饭店、克拉拉教堂等景观中转换。读者知道格拉斯医生在哪儿买雪茄、在哪儿骑马，又在哪儿喝柠檬水、品尝“猎人浓汤”。能听到当时城中的交通工具——马车咔嗒咔嗒奔过，电车摇着铃铛。能看见灯光在黄昏、在水边蜿蜒处渐次闪亮。自然和人文景观描写与人物心理及情感共存共生、水乳交融。
跟着格拉斯医生上瓦莎桥，将胳膊抵在栏杆上看圣灵岛的灰色房子。那摇摇欲坠、古老北欧风的木建筑浴室倒映水中，流水中老柳树垂挂着枝条。而当进入老城，爬上大教堂坡，拐进小小街巷，能看到墙上奇怪的阴影。随格拉斯医生在不自然的苍白夜色中往家走，空气和正午时一样闷热，“渗透了苦恼似的，在国王岛那些工厂的烟囱之上，那聚集的红色尘云，已经转黑，像沉睡的灾难”。走过克拉拉教堂，触目所及是每条长椅上的情侣。
即便在自己房间，格拉斯还是能看到斯德哥尔摩。大风摇动教堂墓园的树，雨泼打在檐槽。雨水从贝尔曼墓边两棵纤细的树上落下来。墓园一角的斜对面，有一间名声不好的房子，一个穿亚麻布衬裙的姑娘鬼鬼祟祟地走到一扇窗前，放下窗帘。
到格拉斯要实施谋杀的时段，现出傍晚时分空旷无人的砂砾的广场；晚夏温暖的阳光照在大剧院生长着古老菩提树的前院；牧师将毒药当作有益心脏的药丸咽下时，格拉斯直直地盯着前方。广场空寂如沙漠。一个威严的警察缓缓巡视，停住脚，掸掉细细刷过的外套上的一粒尘埃，再继续巡视。“这饮料店是个老店了，”牧师说，“显然是斯德哥尔摩同类店面中最老的了。”“是的，是老店了。”格拉斯答。雅各布教堂的钟敲在五点三刻。空寂的广场、警察、尘埃、阳光、饮料店和钟声丰富了事件和人物，充满没让语言诉说得过于直白的情感。少言而有声，空旷却饱满，阳光、沙漠和人一样温柔、脆弱也残酷。钟声敲在城市，敲在生命里。人生像外套上的尘埃，重大也渺小。尘埃落定，格拉斯没再见到暗恋的海尔嘉。他跑到船岛，那最后一次和她说话的教堂高坡。“今晚，我站在教堂边的高坡上，看太阳西沉。这打动了我——斯德哥尔摩是如此的美。”夕阳中斯德哥尔摩的美有无限惆怅。
深秋到来，格拉斯医生窗外的栗子树光秃秃的。厚厚的云在屋顶徘徊。几乎感觉到初雪的气息。“很快，雪就会来，让它来，让它落。”日记从6月开始到10月初结束，从闷热的夏，到萧瑟的晚秋，并且，冬的脚步近了——这是斯德哥尔摩季节的变幻、人生的季节变幻。环境描绘烘托了氛围，加剧了思想、梦境与苦痛的色彩。
“雪，让它来，让它落”——瑟德尔贝里说过，命运，不是选择的，而是得到的。这也是他在《严肃的游戏》里的重要观点。
严肃的游戏
在《马汀·别克的青春》中，瑟德尔贝里将童年时的斯德哥尔摩描述为乡村田园诗。但在他生命的头30年里，城市发生了巨变。世纪之交，居民增加了一倍多，达30多万。
瑟德尔贝里描绘的斯德哥尔摩主要是北城。登场人物偶尔到哈加公园、多岛海，甚至南城，但总体而言主要活动在南至老城、船岛和激流河，北至瓦萨斯坦，西至国王岛，东至动物园岛的范围内。特别是古斯塔夫·阿道夫广场、雅各布教堂和国王花园一带。与瑟德尔贝里关系最密切的是约翰内斯教堂周围。《严肃的游戏》的女主角莉迪亚住在这里。阿维德时常情不自禁地穿过教堂墓园，眺望莉迪亚的窗口，多次路过一座写着“荣誉、责任和意愿”的墓碑。
瑟德尔贝里和阿维德都喜欢坐在古斯塔夫·阿道夫广场的瑞德贝里餐厅皮沙发上，透过雪茄烟雾眺望这个城市和自己的时代，观看斯德哥尔摩人的皮影戏。并且在一个身影中认出“阴影般的目光和克罗地亚式的胡须——他年轻时的耀眼光芒”，那是奥古斯特·斯特林堡。更能看到同龄人，城里风头正健的男女。
让我们细看《严肃的游戏》里斯德哥尔摩的光影变幻吧。
十月初乱云飞动的一天。阿维德·宣波罗姆沿动物园岛的一条小路往前走，路边是榆树黝黑而倾斜的枝干，树和枝沿斯堪森公园光秃而崎岖的山岩绵延。最西端，太阳刚从云层的一个缺口穿出，在远处笼罩着城市的薄雾边缘射出一道光亮，像陈旧而发白的银色。
阿维德和莉迪亚久别重逢、重温旧梦的那日，恰巧老国王死了，斯德哥尔摩沉浸在浓重的褐灰色雨雾里。到正午，天也几乎是黑的。技术学院前的一排白杨站立如幽灵守卫。国王坡有远处的三座教堂尖塔和皇后街作背景，晴朗的日子能提供一幅迷人的城市风景，这一天，看上去却很糟。
为了和莉迪亚约会，阿维德走向克拉拉山街，转到拐角，走进大陆宾馆。
后来，莉迪亚和丈夫离婚，住进斯德哥尔摩一间位于约翰内斯街的两室公寓。阿维德缓步爬着楼，走到第四层时，莉迪亚开了门，他都没来得及按门铃。“我站在窗边，看见你来了。”她说。每个房间都只一扇窗，视野则很开阔。冰蓝的三月夜空升起了它高高冷冷的穹顶，在教堂红砖尖顶以及墓园里裸露的树干上方。越过斜对面德贝恩街的屋顶，可以一直看到国王岛。
原型人物普拉滕女士在斯德哥尔摩的地址不是约翰内斯教堂一带，而是纳尔瓦街33号，不过，那公寓边的确有座带尖塔的教堂，奥斯卡教堂。
蛇麻公园靠近瑟德尔贝里的童年生活区，北临卡拉街，东靠斯托罗街，南临蛇麻公园街，西接恩布莱克街。自1878年，瑞典皇家图书馆也在这里。2010年，彼得·林德创作的瑟德尔贝里全身铜像安置在图书馆前。穿着他那时代特有的中长外套，手持手杖，拿着帽子，戴红手套，作家正要开始一段斯德哥尔摩漫步。铜像脸上的沉思是瑟德尔贝里的，也是格拉斯和阿维德的。
现代作家中斯德哥尔摩的两个最杰出的描绘者——斯特林堡和瑟德尔贝里见过面。瑟德尔贝里曾回忆那两次会面。1905年10月的一天，斯特林堡想认识“年轻人”，邀瑟德尔贝里和其他五六个人在晚上八点到家中做客，当时，斯特林堡家在卡拉街和纳尔瓦街交界处。斯特林堡亲自开门，热情地问：“我俩怎么没在90年代见过面？”瑟德尔贝里说：“我那时比现在年轻也不起眼。而90年代，斯特林堡先生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和隆德。”整晚，斯特林堡都称瑟德尔贝里“马汀·别克”，显然他知道瑟德尔贝里的书，至少是书名。几周后的十一月初，这几个斯特林堡的客人为斯特林堡举办聚会。除了年轻人，画家卡尔·拉松也在。斯特林堡对大家不吝赞美，为一则19世纪60年代芬兰的故事，在钢琴前自弹自唱。众人乐不可支，卡尔·拉松冷不丁地说：“斯特林堡，这故事你在过去三十年里每次见面都唱过、弹过、讲过！”斯特林堡板起脸孔。瑟德尔贝里写道，“也许是从那时开始，他开始怀疑拉松是个虚伪的朋友。”
借《雅特露德》剧中人之口，瑟德尔贝里说过一句名言，“我相信肉体的欲望，也相信灵魂不可救药的孤独”，瑟德尔贝里描摹时代画卷，人的行动与情感、还有国内外时事，他和斯德哥尔摩的建筑和四季互为证人。克拉拉教堂的钟声今日依然轰响，阿维德和莉迪亚等人走过的动物园岛的小径仍是最美丽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莉迪亚的父亲、画家斯蒂勒一直在斯德哥尔摩多岛海深处租住一座渔民的红色农舍度假，跟斯特林堡一样。那里的环境和斯特林堡在《海姆素岛居民》及《在遥远的礁岛链上》里描绘的一样迷人。斯德哥尔摩的多岛海也是斯德哥尔摩人心中紧密不可分的风景。
贡纳尔·埃凯洛夫与卡玛卡街8号
贡纳尔·埃凯洛夫（Gunnar Ekelöf，1907-1968），瑞典诗人和散文家，1958年当选瑞典学院院士。生于斯德哥尔摩的埃凯洛夫，其父是金融家，其母出生贵族。埃凯洛夫最初受法国超现实主义影响，转而关注自己的感知并搜寻内在而神秘的真实。成名作是1932年的《迟暮地球》，另有诗集《献词》《渡船之歌》等。埃凯洛夫曾说：“我所写的，我写在字里行间。”他的诗歌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在现当代瑞典诗人中有公认的最高地位。诗人也是散文大家，在散文中，埃凯洛夫常回顾童年和少年时光，与约翰内斯教堂一带关联密切。卡玛卡街8号是他在1914至1923年的居住地。
在《漫步》中，他提到：“我的整个童年都受到约翰内斯教堂钟声的影响……约翰内斯钟声如此之高，从未真正触及地面，总留下缝隙。在春天的礼拜六的黄昏，读完礼拜一的功课后，我迎来几小时自由，钟声可以真实讲述人的故事，更确切地说，不是钟声本身，而是之后突然出现的寂静。”在《局外人之路》中，埃凯洛夫反思成为诗人的因素：窗外那座深红色教堂——斯德哥尔摩的约翰内斯教堂——投射出狂热、病态、仿佛失去的日落余辉，深长地潜入房间。在这红色黄昏中，我父亲阴影一样游荡，他罹患精神疾病已多年……对我来说，记忆总和红色的日落以及教堂钟声不可分割。后来，我常带着少年人的胆大和心细，爬上屋顶看太阳下山……一直爬到屋脊，在那里我吸着被禁的香烟，隐士一样凝视太阳。高度令我眩晕……下边，整个城市展现在我眼前……
因为父亲早逝、母亲改嫁，诗人的心很长时间都在不安宁的状态中。埃凯洛夫喜欢涂鸦，涂得最多的是船和房子。“漂泊”和“家”是他潜意识中的关键词。一首题为《斯德哥尔摩的街道》的诗从一个侧面折射着诗人的幻梦：
一个简单的姑娘
一条另外的街道
一间别处的屋子
在另一座房里
那儿从没有人住过
是另一个街角
在那儿
从没有人等待过什么人
一个简单的姑娘
说另一种语言
用另一种视线
看她唯一的人生
有另一份工作叫另一个名字
有另一条街道可走
另一条街道好想象
想象人们永不能有的
别的一些什么
年轻时有意在巴黎专攻钢琴的埃凯洛夫，终其一生都是古典音乐的热爱者。可惜，从我听到的一段录音看，他的弹奏不成调，和他倾注的热情毫不相称。但埃凯洛夫对音乐的激情恐怕成就了其诗歌的乐感。比如《斯德哥尔摩的街道》，有老街石子路上的行走之声，像城市人群中寂寂无闻的个人，不知深浅地走在现实和怀想之间，走在无奈的有限性和憧憬的无限性之间，走在单调乏味也可能变幻多端的命运的街道上。这个简单的姑娘是他人，更可能是平行空间的自己，走着可能是别人、更可能是自己的命运。
1980年，在北城马姆斯辉纳德街竖立了一座雕像，恩斯特·诺丁的作品“Non Serviam”雕塑呈现的是阅读埃凯洛夫诗句的女孩。诗句摘自埃凯洛夫1945年推出的题为“Non Serviam”（拉丁文，意思是“我不侍奉”）的诗：“我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但这片土地在我心中并不陌生！/我在这土地上没有家，/但这土地在我心中和家一样！”雕塑家在雕塑上做那么大的一块写着诗句的盘子，为的是让人们坐下来和女孩共度一些时光。两年前的九月，我在斯德哥尔摩，偶然瞥见一直想看到的这座雕像，立刻奔去、坐下，和女孩一起看那四行诗，在默默无言里，感觉我的、她的、还有埃凯洛夫的心完全是相通的。
遍布城市的文学牌
有众多走过斯德哥尔摩街道的著名文学家，也因此，由斯德哥尔摩人提议、管理部门设立的文学牌遍布城市各处。
“街道腾起又落下”
也是马姆斯辉纳德街，在23号路边，1999年竖立起一道文学牌，上头有这么一段文字：“就这样，她第一次看到了萨迦。她看到它的那个瞬间，脚下的大地开始摇晃。整条长长的马姆斯辉纳德街从港口山一直到消防站都在空中升腾，而后落下，升腾又落下。她不得不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直到街道平静下来，她惊讶地看着路过的人，他们走得那么平静，竟没察觉到发生的奇迹。那一刻，年轻的姑娘决定书写韦姆兰侠客的故事，并且她从未放弃过这一想法。”文字摘自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1858-1940）1882年的童话集《关于一则萨迦的萨迦及其他》。拉格洛夫是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位当选瑞典学院院士的女性。1882年的一个秋日，在首都参加师范训练班的她，走在马姆斯辉纳德街上。她刚听完一场文学史讲座，讲座谈到贝尔曼和鲁内贝里。她琢磨着两位作家及其诗歌中的人物，一个声音出现了：“我生活过的韦姆兰不亚于他俩所描写的对象——只要我学会处理。”脚下的地面开始摇晃。1891年，拉格洛夫借《尤斯塔·贝林的萨迦》登上文坛。
“甚至没有”
还有这样的文学牌“甚至没有”：“甚至没有一只灰色的小鸟/在绿色的枝头唱歌……”选自尼尔斯·福林（Nils Ferlin，1898-1961）1938年的诗集《护目镜》中的诗《甚至没有》。2000年设在克拉拉山街、克拉拉教堂脚下尼尔斯·福林小广场。
福林眼神忧伤、身材瘦削，不算高产却为大众喜爱，是瑞典被谱曲最多的诗人，曾获贝尔曼奖等多项重要文学奖。1898年生于卡斯塔德的福林中学毕业后没想好到底做什么，于是学演艺、踢足球、写歌词。1915年随家人移居斯德哥尔摩，踏入克拉拉教堂一带的波西米亚文人圈，成为中心人物。
克拉拉教堂紧邻中央火车站。那时的报纸靠火车运往地方城镇。克拉拉教堂一带自1871年下半年发展为报业聚集地，吸引了撰稿人和插画家。不同价位的酒吧、餐馆和咖啡室，让文人骚客能在酒水中找到灵感，住廉价旅店，甚至露宿街边灌木丛下。
1920年代末，福林开始写诗，常在瓦萨街7号欧洲大陆风的世界咖啡馆写诗，兴之所至则即席朗诵。人们认为如果不是他对自己过于苛刻，他可以更早登上文坛。1930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忧郁者之歌》出版。以民谣为基调的福林诗歌贴近心灵，讲述人生的脆弱和无意义。如今，克拉拉教堂脚下，克拉拉山街福林广场有座立像，福林正点燃一根烟。三联版《看得见的湖声》中，我写过这样的话：“一个斯德哥尔摩的平常的仲夏的白天。一位瘦削的老人照常站在闹市，嘴里叼着烟。他以这样的姿势站立了许多年。铜像脚下总留着两三根烟头……铜像边有一把躺椅，路人在那儿坐着，观看其他的路人。”
皇后街83A
皇后街当然也少不了文学牌，83号A，距蓝塔实在不远。“白天，我在皇后街83A过着安静的生活……我是一只从未变成天鹅的丑小鸭……”摘自索尼娅·奥克松（Sonja Åkesson，1926-1977）1963年的诗《自传》，该文字牌2002年设立。
把自己看作癫狂而语无伦次的乐观主义者的索尼娅·奥克松，1926年生于哥特兰岛，后移居斯德哥尔摩。31岁携诗集《境况》登上诗坛；后来以诗集《家庭和睦》奠定1960年代诗坛代表人物地位，对直至今日的瑞典诗人尤其女诗人有重大影响。奥克松以诗描写家庭生活的灰暗童话。《自传》更从个人经验出发、反映女性群体状况。背景是1950年代的瑞典，女主人公的生活普通而乏味，平静水面下是主妇内心翻滚的波澜。诗是锅台边反弹的低微而沉重的回响：白天，我在皇后大街83号A/过着安静的生活/擤孩子们的鼻涕还擦地板/和铜壶/做萝卜土豆洋葱泥和杂烩。近300行的文字里有镜头的变换：我在最早的暮色中跑出去/想把手戳进天/却匆匆回家/以免土豆烧焦。/我看见了自己/和土豆间的相似性/微弱的地窖光和摸索中的发芽/不过，小心碰伤/小心冷霜。《自传》有众多女性的影子，成为瑞典女性主义诗歌里程碑，标志着20世纪60年代现实主义诗歌的“新简约”风格出现。
斯德哥尔摩的激流
还有太多当代文学人物在斯德哥尔摩的踪迹，如特朗斯特罗姆等，但因篇幅有限，也因他们并非斯德哥尔摩的描绘者，不及展开。斯德哥尔摩文学地图细密而繁复，怎能几笔画完？每一次走在斯德哥尔摩，我都有不同感受，曾在不同年份和不同季节前往斯德哥尔摩。2012年夏和父母再度同游，就有这些记录：
散步后回宾馆，晚夏的天依然亮着。我房间的阳台正对皇后街。皇后街是条步行街，也是商店街。晚夏的气温在一天里有鲜明变化，皇后街也是。早晨，人的脚步渐渐从无到有，从疏到密。拖行李的不少，结伴的多，也有单身的。我从阳台上看去，看到一个表情绝望的中年男人，再看到几步外走来一个穿着过时、过了美好年纪、看起来焦虑的女人。这一男一女几乎紧跟着走，几乎就要邂逅，说不定就此成为一对。我在阳台上清楚地看到邂逅的可能性，像看到命运，他俩却只顾低头拖着自己的脚步。
阳台下是一家糖果店，能看到店招牌“西维娅糖果店”。既是皇后街，这店似乎当仁不让地用上了当今皇后的名讳“西维娅”。店内货品估计不错，因为无论男女老幼走到这里必猛然扭头，朝它盯上好几眼。
黄昏，街头的人声弱些，街头艺人的音乐清晰地传来。有天夜里，我突然被一阵黑管声揪住。第二天特意下楼去看，从声音中辨出，那躲在一家打烊的店铺檐下的，就是前夜吹黑管的人……
斯德哥尔摩是流动的，不单是河水，还有那些街道，国王大道也好、皇后街也罢，也像流动的水。作家们走过斯德哥尔摩的街道，心里的梦想和呐喊一定汇成了激流，并不停注入不远处的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