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杜博妮：我为什么翻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杜博妮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1972至1990年，她先后在悉尼大学、伦敦大学、哈佛大学等汉学研究重镇从事教学、翻译和汉学研究。1990年，她成为英国爱丁堡大学首位中文教授。杜博妮的研究生涯整合了汉学研究与文学翻译，她是第一个系统提出汉英文学翻译理论的汉学翻译家，她翻译了多部著作，在汉英文学翻译界深具影响力。
1958年，杜博妮被澳大利亚共产党派到中国，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学习中文。自此，杜博妮对汉语着迷，回国后她继续在悉尼大学学习中国文学，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75年，杜博妮前往伦敦大学，专门研究朱光潜的写作方式和朱光潜对文学批评的见解。后来，杜博妮在法国阿尔萨斯大区北部城市斯特拉斯堡，也就是朱光潜获得博士学位的地方，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人共同研讨了朱光潜的学术历程与学术著作。197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杜博妮选择来到中国，在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帮助下进入外文出版社工作。杜博妮感慨道：“这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杨宪益和戴乃迭都是非常好的人，给予了我很多学术研究上的指导和生活上的帮助，他们是汉英翻译的泰斗，是一对非常杰出的夫妇。”杜博妮还谈道：“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期间，同事们都很友好，帮助我更加深刻理解了中国文化，我的中文也进步得特别快。我也和后来的外文出版社领导者黄友义成为很好的朋友，他是我最熟悉的翻译家之一，他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做得十分出色。”这段工作经历，让杜博妮深入了解了中国文化，理解了中国人民，她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1984至1986年，杜博妮来到外交学院教书，并从事翻译与写作。这一时期，杜博妮翻译了阿城的作品，还去往西双版纳，参加了电影《孩子王》工作室的会议。后来，杜博妮离开中国，去往挪威，但她依然非常想念中国，一直觉得必须要回到中国，她已经很难把自己从中国分离出来了，也很难适应在挪威的工作与生活。之后，杜博妮搬到了爱丁堡，担任爱丁堡大学的东亚研究教授。在这期间，她完成了《两地书》的翻译，这是一项伟大的翻译成就。后来，杜博妮又回到了悉尼，在母校悉尼大学担任访问教授，继续从事着翻译工作，和其丈夫一起继续翻译董启章的作品。
杜博妮坦言：“我翻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因为我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偶然发现了这本书，这本书解决了中国文艺革命的方向问题，是一部非凡的作品，可以加深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我希望通过翻译这本书让外国人更好地理解感受毛泽东的政策是如何受到中国人民赞赏的。”杜博妮以历史研究为基础展开译介，把翻译与汉学研究相结合，致力于让英语世界的读者明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意蕴。同时，杜博妮提到，毛泽东曾在北京学习了一些西方文学理论，所以西方读者理解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的讲话并不困难。杜博妮的译本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引发了很多人的阅读兴趣，也被重新出版多次，并广为宣传。杜博妮提到，她在选择作品翻译之时完全是出自自身兴趣，她喜欢有深刻内涵的作品，敬佩毛泽东的文字力量。
在悉尼大学求学阶段，杜博妮深受戴维斯教授的影响，戴维斯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翻译家，翻译了许多优美的诗歌，他的翻译作品很受欢迎。正是戴维斯告诉杜博妮应该翻译中国现代文学，戴维斯推荐了诗人何其芳，所以杜博妮选择了何其芳的散文诗歌来翻译。杜博妮的翻译著作《梦中道路：何其芳散文诗歌选》十分尊重原文，但并不拘泥于原文。这本译著是较为系统完整的英文版何其芳诗歌集，翻译精准，不仅成功跨越语言的藩篱，还很好地传达了原诗的内涵。杜博妮在翻译之时，将何其芳散文诗歌置于宏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展现何其芳散文诗歌的美学意蕴。她以汉学家“他者”视阈进行翻译，既有双语的专业素养，又有汉学家独特的文化眼光。此外，翻译何其芳的作品也影响了杜博妮后期的博士论文写作。
谈及翻译，杜博妮说：“人们在翻译过程中的经历是十分迷人的，我喜欢思考并书写这些经历，我对翻译经历的探求甚至比探究翻译的本质更加感兴趣。”2010年，杜博妮搬回了悉尼，她出版了一本关于“翻译领域”的书籍即《当代中国翻译地带：威权命令与礼物交换》。这本书不是一本翻译理论的书，而更像是一本历史书。在这本书中，杜博妮指出，中国文学的外译类型分为四大类，即学术翻译、国家翻译、商业翻译、个人翻译。她还结合自身的翻译历程，来解释自己所处时代翻译的历史现象，主张关注中国翻译活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杜博妮探讨中国应该怎样在世界范围内介绍自己，才能让不同语言国家的人更好地理解中国。她认为，应该让更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生活，源语言国家的生活经验对于译者来说无疑是很重要的。对于想要翻译中国文学的译者而言，能有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当然是更好的。源语言国家的生活经验有助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展现真实的中国，有利于中国文学“走出去”。她认为，如果中国政府能给予这些人帮助，无论是资助译者来中国访问还是助力于译者与出版社进行合作交流，都十分有利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都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徐宝锋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佳熹系北京语言大学在读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