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杜文娟

李凤群：我刚刚读完《岩兰花开——汶川大地震幸存者生存状况调查》,说实话,非常震撼,震撼于生命的苦难,更震撼于生命的韧劲,还震撼于作者直面痛苦的勇气和能力。读完之后,长时间陷入深深的痛苦,觉得这样的题材不讨好,不好写。写苦了,理所当然,写甜了,与事实不符,我想知道你在访问这些幸存者以及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是如何把握这个度,又是如何管理自己情绪的?

杜文娟：幸福与苦难同宗同族,坛城一样变化无常,历史不单由光辉灿烂扛鼎人物组成,更由巨大灾难连缀。沧海桑田万世千秋,历史是一条河,我们只是世间的一个过客,河畔小草上的一滴露珠。文学是感性人的事业,但只有理性的人,才能走向成功的殿堂。感性决定热情,理性决定高度。伟大的艺术家,都具备这两样优秀品质。激情澎湃又稳重练达,纯粹、好奇,又高屋建瓴。

《岩兰花开》单只一个副标题,就令许多人避之不及。这就是真实的力量吧,也是非虚构的魅力所在。所谓非虚构,就是不能虚构,以事实说话,以真情实感示人,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人物传记有相似之处,也有独特性,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在场和亲历,作者在整个事态发展中不能缺席,注重感受。真实是非虚构的生命线,是一堵坚硬的壁垒,必须面对和攻克,如果矫揉造作,遮遮掩掩,词不达意,就违背了体裁的道义。真实是一把双刃剑,让人勇往直前,直奔主题,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也使人不寒而栗,噤若寒蝉。我不是一位鲜亮的写作者,直至今日常常感到后怕,分不清真实经历,还是梦中幻境。那是因为用情太深,难以自拔。的确,这部作品投入了我真挚的爱,和刻骨铭心的记忆,乃至一去不复返的青春韶华。

汶川大地震刚刚发生的第五天,我只身一人前往震区,震后第一个春节和地震一周年,再次入川。地震十周年刚过,拿着陕西省作家协会和四川省作家协会的介绍信,带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第四次抵达熟悉又陌生的震区。第一站是映秀镇,就产生了放弃的念头,对自己的行为开始怀疑。理由非常直接,介绍信不起作用,有人压低声音对我说,地震都翻篇了,活过来的人曾经都是灾民,尤其在映秀,不管是三口小家还是大家庭,多多少少都受到创伤,心中都有阴影,你就不要揭伤疤了吧。

又一轮阳光洒满山涧,我从已经是地震遗址的漩口中学门前经过,从埋葬着几千具遇难者遗体的山坡前走过。漩口中学大门前房屋林立,还建起了地震体验馆。

选择性记忆是人之常态,创伤会代际传递,如此大的灾难,亲历者不书写,二三十年之后,如秋风过兮。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文献文学的形式呈现,经验和教训同在。正如您言,这样的选题注定不讨好,是一件铁杵磨成针的宏大工程,无法迂回曲折,风花雪月。在后来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经常失控,间或抑制不住心痛,左手擦拭眼泪,右手敲击键盘,至于行文上的度,尽量理性更理性吧。

《北京文学》和《作品》杂志,对我非常厚爱,分别在2019年5期和7期头条节选了两个中篇,并且进入两个年度选本。2020年5月,中国言实出版社推出了单行本,至今畅销不衰。

李凤群：我不仅觉得这部作品的题材非常沉重,而且,在这之前,你也写过《阿里 阿里》《红雪莲》,我觉得这都是高难度的写作,需要实地采访,需要了解与你完全不同的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理念使你执着于去西藏,去灾区,去那些极具意志挑战的地方去采访,去书写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物的?

杜文娟：人在价值观还没有成熟阶段,一般会认为熟悉的地方无风景。所以,对远方的最初关照,是处于好奇和饕餮之心,随着迎面扑来的感动和素材,书写成为一种可能。因为我本人就是边缘人,自然会关注气息相通的群体。

在自生自灭的练笔写作中,常常感到渺茫和弱小,也经常总结失败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阅读和行走。阅读经典真是一件百益无害的事,笃定、丰饶、自信等品质,与阅读相伴而生。浪迹天涯开阔视野,也积累素材。久而久之,我对题材的选择和用力,有了自己的标准。人生并不漫长,精力自然有限。无论是藏区,还是震区,都是我数年关注和行走的疆域,《阿里 阿里》《红雪莲》《岩兰花开》,便瓜熟蒂落自然生成。

李凤群：《岩兰花开》这部作品完成之后,你觉得最遗憾的事是什么?我留意到,你作品中叙述者的视角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他们或许无法定位发生过的以及即将发生的事,并不能完全理智地看透其意义,换句话说,作者的立场有点模糊,你觉得哪一部分你做得比较弱,表达得不够清晰?在生存者的境遇之外,你对这种苦难有什么感悟和表达?

杜文娟：初稿在杂志上发表以后,我以为单行本同样受欢迎,没想到原来答应的出版社爽约了,原因是读者不喜欢灾难题材。以稿费很低的条件,签了出版合同。拿到样书的时候,沉默良久,牵了一头牦牛,驮回一粒黄豆。

烦恼过后,思考良久,自己做得实在不怎么样。首先是素材不够丰满,地震十周年之后的2018年,也就是第四次入川采访,只待了27天。采访常常受阻,搞得我心灰意冷,热情消遁。文学带给我的一点点尊严,在这部作品的采访和出版过程中,灰飞烟灭,荡然无存。甚至,感到了巨大侮辱。

作者立场模糊一说,我是承认的,但不认为这是缺点,就是一种写作方式吧。《史记》是中国最优秀的非虚构作品,按照严格区分,项羽和吕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皇帝,进入本纪有些牵强,但司马迁就这么安排了,这就是作者的立场。叙述者占主导地位,也是想尽可能地还原历史,抵达真实,剖析人性的善与恶,呈现人物命运的喜乐与悲伤。

十余年关注这个群体,对自身也是洗礼和反省,对人间冷暖体味更深。灾难让一个民族成长,也让关注幸存者生存状况的我,逐渐成熟。

李凤群：在你所有塑造的人物当中,包括虚构和非虚构,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是柳渡江,还是南宫羽,或者柳巴松,抑或是王秋阳、明子、黄晴?为什么?

杜文娟：感谢您对我作品的熟悉,您列举的人物,前面是虚构中的人物,也就是无中生有,塑造出来的。后面几位是非虚构作品中的人名。虚构的人物,包括姓甚名谁,都是作者反复斟酌,构思良久的产物,且要与家庭背景、时代特色、风土民情等诸多因素相辅相成。小说中的人物是根据故事情节应运而生的,没有喜欢与不喜欢之分,只能说哪个人物塑造得比较成功,形象立起来了,哪些人物塑造得不够理想。

柳渡江、南宫羽、柳巴松是长篇小说《红雪莲》的主人公。柳渡江这个名字,就是他母亲在渡江战役的黄金江岸,在他奄奄一息起死回生之后,情绪高涨,脱口而出的名字,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由于我有游历藏北的经历,采访和查阅了大量资料,柳渡江的援藏冲动、支教过程、逃离心理,路途中捡拾藏族孩子柳巴松等细节,自我感觉还是开阔和恢宏的。南宫羽这个形象不够立体鲜明,包括柳巴松,都有些扁平化。

小说中有一个次要人物秦姨,她和老白是生活上的伴儿,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在青藏高原茫茫雪原上,有一间土坯房子,一盘关中农村的大炕,一年四季烧着牦牛粪,给生者以温暖,给逝者以临终关怀,还是新生儿的降生地,不但是长途旅行者、朝圣喇嘛、说唱艺人的驿站,还是濒临死亡的犯人和押解人员的救助站。

无论秦姨、老白、土丹卓玛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次要人物,还是柳渡江、南宫羽、李青林这些命运并不顺达的主要人物,都饱含着我的热情和真诚,都是我喜爱的。

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小社会,每个人有各自的命运,也有不同的性格,英雄、懦夫、平民、政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纷繁复杂,多姿多彩,才构成一部或伟大或平庸的作品。人物是作品的命脉与核,只有人物才能支撑作品这个舞台,故事才会灵动活跃,人物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相互关联,都有自己的规律和逻辑,把握和导演整场剧目的,就是作者本人。作品也是作者的孩子,哪有不喜欢亲生孩子的人呢。

李凤群：你的一个朋友说过,作品是作家的面孔,作品展示了作家的终身形象,对此,你怎么看待?

杜文娟：我对这个观点越来越认同。

作家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职业,有人类以来应该就存在,从口耳相传到诗词歌赋,从神话传说到白话小说,堂·吉诃德、冉阿让、安娜·卡列尼娜、林黛玉、阿Q,这些栩栩如生耳熟能详的人物形象,不但丰富了世界文学画廊,将作家拥进金色殿堂,最终成就作家的高度,更是作家的终身形象。

尽管我是陕西人,因为长期工作生活在秦巴山区,无论是饮食习惯还是思维模式,受楚、巴、蜀文化影响多一些,灵气有余,厚重不足。即便是现在常住西安,对身边的城墙、古寺、石刻、帝陵,叹为观止。经常有梦幻般的感觉,好似进入了异国他乡。唯一聊以自慰的是,尚且好奇,对新鲜事物满怀憧憬,明白了一些为人之道,对人物形象和作品精髓越来越清晰。

作家注定是淘汰率极高的职业,信念意志往往会变成一地鸡毛。作家在众生舞台上,有些悲壮,不用功超越不了自己,用力过猛,会英年早逝。在主题先行的当下,幸运者各领风骚三四年,不幸者永无抬头之日。既然把自己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别无技能,只能如僧道一样修行,无问西东,塑造辨识度强的人物形象。

李凤群：事实上,你的短篇小说,以及你的散文,给我以多情、浪漫的精神气质,但是,对于非虚构,这些未必不是障碍,你是如何平衡作品和个人气质关联的?

杜文娟：我差不多十年没有好好写中短篇小说,散文也是完成约稿,虽然短短几千字,尽量写得温厚纵深,上下千年,如同一条宽广的河流,多些沉稳、练达、思辨,少了些许蹦蹦跳跳的浪花。从语言文字的风格变化,不难看出心理年龄确实大了。文字成长总是伴随着天真遗失,这是无限伤感的现实,而我常常,眷恋那条流淌在生命最初的河流,肆意汪洋,锦句连连。

写作是阅读的孩子,阅读一定要逐渐丰满、经典、高端,写作要愈加精良。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法则和规矩,在未来的阅读和写作中,尽最大能力,平衡个人气质在作品中的弥漫和张扬,规范不同体裁的写作方法,谦谦君子,从头再来,努力写出有自己风格和标签的作品。

李凤群：你第一篇作品发表是什么时候,换句话说,你什么时候热爱上文学,并决定为她奉献一生的?

杜文娟：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大概16岁的时候。那是一篇写我二哥文涛在除夕夜还用功学习的短散文,发表在岚皋县文化馆主办的《岚水》油印杂志上。

那天晚上我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第一次感到血在周身涌动,脖子根都滚烫灼热,越走越亢奋,这份沾沾自喜保持了很长时间。1997年第一次在《延河》发表短篇小说,1998年1期《延河》推出“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我在这个12人专号中排名最后,年龄也是最小的。如今,排在我前面的红柯追日而去,有两人坚持在写,跟我一样,既没有红也没有紫,其他几位失踪了一般。

我热爱文学吗?当然是的,尊重内心的感受,对得起自己的署名。

李凤群：你从一个电力系统的员工蝶变成一位知名作家,这个过程,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愿意从事什么工作?

杜文娟：我人生第一个职业是公务员,后来到了电力系统。当读到茨威格的这段话,不由得笑出声来。“德国作家克莱斯特在欧洲动荡的年代,还东奔西跑,就像法国诗人兰波,德国诗人莱瑙,就像尼采和贝多芬,不停地从一个洲搬到另一个洲,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从一地换到另一地,从一个寓所换到另一个寓所。他们心里有一根鞭子,那便是生性可怕的动荡不宁。”

我心中也有这个妖魔,只是含蓄保守得多。如果当时领会精髓,一定会干柴烈火,奔往更大的宇宙空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人有千面,个性不同,有一类人,就是这般把地球当成自家的后花园。

自由是人生最高境界,写作能抵达这个王国,更需要极大智慧,那是另一个话题。

性格一般会决定从事的工作,环境会决定成就大小。假如生活重新开头,我的青春我的天赋,都会合理安排。我肯定是有天赋的,尽管不够丰饶。

李凤群：你最欣赏的文学作品有哪些?它们在你的写作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杜文娟：最开始对文学是没有野心的,更没有想过能专业写作。在战战兢兢又激情满怀的春光与秋阳里,读到了多位大师的作品,《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追忆似水年华》《包法利夫人》《英国病人》《2666》等。要说震撼,莫过于《罪与罚》了。记得当时家里装修房子,我抱着这本姜黄色封皮的厚书,坐在阳台上的一块砖头上,被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案深深吸引。一位邻居从客厅进来,转了几圈,才发现我,大呼小叫道:天啊,电钻山响,粉尘满天,甲醛味道这么浓,你咋能看书呢。这句话她好像重复了几次,显得特别夸张,我才抬起头,惊恐地看着她。她吓着我了,心快提到嗓子眼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关上老太婆的房门,正找躲藏的地方呢。我没有掩饰住愤怒,仰起脖子,哼了一声,继续低头阅读。

优秀的作品不仅滋养人心,安顿灵魂,更是一面镜子,一个标杆,一座灯塔,引领后来者前仆后继,去往未来。这样的阅读逐渐改变着我的价值观,对人性的认知更加细腻、真实、复杂,为我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性光暗,袒露个人思想,起到了催化剂的作品。

李凤群：我注意到你2010年左右转型写非虚构,现在在非虚构的领域也有一定的建树,相当多的作品已经译介到海外。那么,你现在的创作方向是什么?有回头继续写小说的计划吗?

杜文娟:2010年之前,没有写过非虚构,后来去了西藏阿里,接触到大量感人的事,原本想写成长篇小说,但无法把几十个人的故事,连缀到几个主人公身上,只能贴着人物写纪实,这就是长篇非虚构《阿里 阿里》。从诗歌、散文、小说,再到非虚构,每次转型,都非常吃力。年复一年中,为我赢得了一些读者和荣誉。

一个人一生写不了多少字,能存世的几乎没有,想在大历史中彰显个人气质的作品,更是臆想。小说一直是我心心念念的事业,《红雪莲》便是新篇章之一,我为这幸福的开端欢欣鼓舞,心存感激。

(李凤群：中国作协会员,著名作家、安徽省作协副主席。杜文娟：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安康籍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