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3月7日下午，在上海思南文学之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与中国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孙甘露，以“离散的人，寻着故事回家”为题进行对谈。

古尔纳一直为“离散的人”写作。他说，他的作品不仅讲述留在身后的故乡，也讲述自己生活当下的环境。和世界上的许多人一样，他们离开祖辈生活的地方来到异乡，“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生活经历，这是对我们现在很多人共处的这个时代的描写。”

写作关于“一生的故事”

“我是如何开始写作的，等于要讲我一生的故事，”对于最初的创作动机，古尔纳说道。他在18岁时离开家乡桑给巴尔移民英国，“作为异乡人，周围的环境变得复杂、艰难，我花了一定的时间适应这样的环境，理解自己的处境，梳理自己和环境的关系，”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开始慢慢思考如何去创作。

古尔纳说，作为异乡人的经历对于他的写作有很深的影响。“我离开家乡的年纪也很有意思——如果我在10岁的时候离开家乡，我对从小生活的环境有很多记忆和印象。但是更多的东西是想不明白的。但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已经18岁了，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只不过还没有看透，没有想明白。”他的作品不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也叙述了几百万人离开他们祖先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来到异乡的故事。“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生活经历，这是对我们现在很多人共处的这个时代的描写，”他说道。

孙甘露坦言，写作始终是一个困难的过程，“我觉得写作的困难和人生的困难是一样的，因为写作就是要处理你人生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人生有多困难，写作就有多困难。”

古尔纳也认为，开始写作时非常艰难，“不过，写作对我来说一直是充满乐趣的一件事，没有任何人强迫你成为作家，假如感受不到乐趣，在艰难的写作过程中，很容易放弃这件事。”

古尔纳（右二）与孙甘露（左二）在对谈现场

从《一千零一夜》到莎士比亚

在古尔纳的小说里，常常能看到不同文学叙事传统带来的影响，例如《一千零一夜》和莎士比亚戏剧。古尔纳认为，文学有跨越文化的共通性，阅读文学作品时学到的东西，总是可以和自己的经验联系在一起，这一点非常奇妙。

“歌德发明了‘世界文学’的学派，他的阅读包括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发现这些中国人是像我们一样的人，说明他在读这些作品之前，以为中国人和德国人的体验与感知是不一样的。但是通过阅读，你了解到原来那些不同地方的人，不同地方的事，其实和我们是非常接近的。”

对于古尔纳而言，很难说哪一种文学传统带来的影响最大，“因为我所有读过的东西，所有的经历都已经成为我脑海中共同的影响。无论是莎翁的传统也好，《一千零一夜》也好，还是现代美国文学也好，可能以后中国的文学也是我写作风格影响的来源之一。”来到中国前，古尔纳阅读了孙甘露的小说《呼吸》的英文版。“这本书的结构、架构对我来说是挺复杂的，但是阅读故事本身让我非常着迷。”他分享道。

孙甘露提到了奈保尔对于莎士比亚的评价，“他说莎翁给后世的作家提供了一个范例，他认为怎么样讲述别人的故事，反而能更准确地传达自己的想法。”孙甘露认为，莎士比亚的许多剧作和他自己的生活背景未必有密切的联系，“像莎翁这样的作家是更多地把目光投射到远方去。”另一方面，他认为古尔纳这样的作家经历了从现实世界到精神世界的漫长迁徙，再回望原先的母语、家乡或者童年的生活，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有助于读者更清晰地看待他们自己。

得奖不会让写作变得不同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古尔纳说，得奖首先是美妙的事。“一个作家去写作，你想做的事情就是想你的作品被更多人知道，诺奖可以帮助你做这件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得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有好处。”他不认为获奖自己有作家的“获奖诅咒”，“它会不会让我的写作从此变得不同？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作家的圈子里，大家有时候会说拿奖是‘诅咒’，有些人拿了奖之后就不再写了，但是很幸运我自己不是这样，我自己已经完成了一本书，明年的某个时间将会出版了。”

去年，孙甘露凭借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对于获奖，他打了一个比方，“好像在一个歌剧院里，一个男高音在舞台上演唱，非常热情洋溢，激情满怀。一曲唱罢，底下的听众热烈地鼓掌欢呼‘再来一个’。男高音受到了鼓舞，非常高兴，然后又高歌一曲，唱得非常高兴。听众又在热烈地鼓掌欢呼‘再来一个’。如此三番，一直到这个男高音唱得精疲力竭，他停下来，他冲着底下的观众席说，我到底要唱到什么时候，你们要我唱到什么时候，忽然观众席忽然有一个人站起来说唱到你唱准为止。我觉得写作或者得奖大概也是类似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