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纳与格非对谈：真诚地去谈论痛苦
3月6日下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来到大零号湾文化艺术中心，与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格非展开对谈。
在两位作家的作品中，“痛苦”是一个共同的主题，格非曾说：“生命有很多痛苦，这个痛苦是固定的。”古尔纳则坦言：“你必须谈论那引起你痛苦的事物。”
以“我们必须谈论痛苦”为主题，古尔纳与格非分享了他们的文学世界。
文学里的世界地图
“在阅读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马上会浮现出世界地图。”格非在现场分享了他对于古尔纳小说的印象。
从非洲大陆、亚洲，到西欧，格非认为，古尔纳的小说展现出了社会生活宽阔的视野。在他的作品里，不同文化、种族、民族、宗教与文学有着复杂的联系性。“这也给我们中国当代作家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在今天写作没有一个世界性的视野，是根本不可能的，”格非说道。
在对谈开始前的演讲中，古尔纳分享了“印度洋彼岸的中国故事”。“我从小到大都听说，我们曾与大洋彼岸的地方联系频繁。在海岸的一些地方沿沙滩行走，你会拾到青瓷碎片，它们产自中国，是郑和船队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在一些故事里，中国人没有随舰队离开，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在古尔纳的文字里，世界地图上有着丰富和迷人的往来足迹。
格非将古尔纳的作品与荷马史诗《奥德赛》联系起来。“德国学者奥尔巴赫的《模仿论》里有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荷马不屑于去安排什么悬念，通过戏剧性的冲突吸引大家，然后故意留下一些紧张和暧昧的地方，让大家去猜谜。在荷马的笔下，没有任何事情是昏暗的，一定是清晰的，”格非评论道，“我在读古瓦纳作品的时候，也明确感觉到他作品的这种清晰：有些地方他不止写一遍，有一些很次要的人物，他都逐一介绍这些人物的生平。”格非说，这让他想到16世纪重要的道德原则，“我们把它称为‘诚’。16世纪以后，它被另一个兴起的概念所取代，这个概念叫‘真’。我最近在思考，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追求‘真’的同时，回到‘诚’，它就是我们心底的光明。”格非认为，在古尔纳的作品里能同时看到两者，其中“真”意味着符合现代社会的规则，要去了解真相，与此同时，他的作品建立在“诚”的基础上。
对谈现场
回不去的故乡
在古尔纳的小说里，移民或难民与他们故乡的关系被反复书写。主持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指出，和中国的很多“回乡文学”对于家乡的积极描写不同，古尔纳在《赞美沉默》等小说里既反讽了欧洲，也反讽了非洲，改变了人们对非洲的想象。
对此，古尔纳认为，“回乡文学”的一大特点在于，写作者或是叙事的人都有能力回到家乡，但是在他自己的小说里，有些人物可能永远也回不去，“他有一种罪恶感和背叛感，我相信这是那些主动离开家乡与被迫离开的人共有的感觉，”古尔纳说，“关键是，我们要更加诚实地面对不同的复杂感受，要写你所见到的东西，这样的文学里才有一种原创性。”
从“江南三部曲”、《望春风》到最近出版的《登春台》，格非的小说中同样有大量对于家乡江南的描述。他认为，返乡是传统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共通的主题，例如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里几乎重写了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回乡。“德国浪漫派大师诺瓦利斯说过一句名言：现代哲学其实就是起源于乡愁，尼采也说过他的写作来自于无家可归”，格非说，无论是回乡的自由还是无法归乡的痛苦，“返乡”始终是一个强烈的创作动机。
当代的痛苦与抒情
小说《海边》里，不同的人物对于麦尔维尔的《抄写员巴特尔比》都各有自己的解读。巴特尔比除了抄写以外，拒绝做任何事情。格非认为，巴特尔比是文学史上“最痛苦的人物”之一。而在麦尔维尔的另一部作品《白鲸》里，船只之间会转递信件，有时候会花上两三年的时间才会送到，而当一封信终于送到梅塞的船时，他已经在意外中沉入大海。在格非看来，这些作品描述了现代社会中痛苦的核心，是一种“不可抵达”。
“在《一千零一夜》里，故事的结尾都是一样的，‘他们从此过上了美好的生活，直到白发千古。’每次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世界上所有的苦难不幸纠葛都已经被化解了，这是传统文学的魅力，”格非说，“可是现代文学不一样，按照本亚明的说法，它是致力于解释和寻找生活的意义，而不是给你提供道德教学和智慧。我觉得痛苦就是某种幽暗，你身处其中，不明原因，你要寻求光的话，你必须到幽暗中去寻找。所以我的作品里要写痛苦。”
在古尔纳的小说里，“痛苦”也以各种词汇出现，在小说《来世》里尤其频繁。古尔纳说，对于痛苦的感受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对人生有更多的理解，更多的体会，我可能会阅历更多的痛苦，这和年轻人的那种焦虑不一样，”他回忆自己父亲在生命最后一年的状态，“我看他一个人安静地坐着在看街道，我问他，‘你在想什么呢？’他回答说，‘我在想那些让我痛苦的事情。’从这个例子能看出来，随着你生命经历的累积，你记忆的增长，你的痛苦也会增长。”
在古尔纳的小说中，“痛苦”往往在故事的结尾以忧伤的抒情而表现出来。以《砾心》的结尾为例，主人公的父亲在生命的尽头回忆他失败的爱情，并试图从中找回一些什么。如同他在诺奖演说里所说的，他认为有必要“找回人们赖以生活，并借此认知自我的那些时刻与故事。”而在这样的回顾里，“可能最终也没有什么意义，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会更加勇敢或是更加可敬，只是一个诚实的人在诉说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