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项静作为批评家的另一面是小说家。她在上海高校任教，创作的源头却在山东老家。其早期小说集《集散地》以城乡关系为轴心，展示了“八〇后”一代的“进城”图景，辐射了一代人的成长历程。近作《清歌》则将叙事空间定格在故乡“傅村”，通过挖掘童年记忆并借助他人的叙述还原故乡的真实面貌。本期对话及评论主要围绕小说集《清歌》展开，我们或许会看到，一位作家面对行将消逝的故土，竭力挖掘其精神内核，寻求乡土再生的可能。

“故乡”：承载着写作者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宗晴：您曾经在一篇谈刘继明的文章中引用过萨义德的一句话，“对于没有故乡的人，写作成为居住之地”，在这方面，您有什么深入思考吗？

项静：对于一个离开故乡的人来说，写作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作用，那就是不断创造和构建自己的故乡。这个故乡，已经不再是你原初意义上的那个出生地，虽然部分外表看起来似曾相识，但它包含了许多其他的原材料和装饰品。它承载着写作者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

宗晴：对故乡的认知，一般都发生在远离故乡之后，拥有一段审视的距离才能获得观察视角。我想了解一下，您重新审视故乡，让故乡成为“故乡”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项静：我2003年离开山东，当时从泰安火车站出发的时候特意买了一份《齐鲁晚报》，那时我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一些预感的，可能自己以后就是一个异乡人了。但在最初的一两年，我是无心留在上海的，总想着还要回来，所以在最初到上海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从来不会留意上海的路牌、车站和街道，总觉得这一切与自己无关。这个时候的我总是关注青春文艺的自我，无暇过多地观照故乡。工作以后，逐渐稳定下来的家庭关系以及生活和工作，慢慢充盈了我的世界，让我逐渐安稳下来。与周边世界建立起稳固的关系，是一个人成长的表现，当下的事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都跟过去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

宗晴：乡土一直是文学写作的重要题材，当代乡土小说中，诸如“进城”“返乡”这样的类型和模式比比皆是。此外，也有一些乡土小说在试图通过使用方言以增强作品的地域性特征。您如何评价乡土小说写作中的这些现象？

项静：这些都是乡土书写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很难想象当代乡土小说写作剥离掉它们之后还剩下什么。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革新乡土生活的表现手法，有的小说虽然写的是当下现实中发生的故事，但我们在阅读中会觉得它陈旧和老套，大概就在于作家被观念和手法中的某些陈旧和老套的东西拘住了。

《清歌》：展示村庄中“可爱”的一面

宗晴：《清歌》写了一个外来乡村教师的生命历程。乡村教师从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村庄的文明代言人，但《清歌》将着力点放在了刘老师被傅村人的重塑上，他向往自由，却无力改变现状，只能被动而努力地融入傅村，尽管如此，他仍然与傅村是有隔阂的。此外，刘老师的去世原因令我感到意外，我想知道您为什么会给刘老师安排一个因醉酒而意外去世的结局呢？

项静：刘老师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他的原型就是因酗酒而意外去世的。小说中，刘老师的意外去世既是一条生命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时间段的终结。我们总是试图积极地融入群体，不融入的话会感到孤独，但真正融入了之后又觉得丧失了自我，这是一种困境。对于小说来说，常常需要一个有力的结尾，也许死亡会让读者感受到这种力量。

宗晴：《清歌》中所写到的傅村人，给我的感觉，他们都是奋斗者和命运的反抗者，身上都凝聚着一种战斗精神。而女性形象也是如此，她们都在努力地挣扎和奋进着，试图把握自己的人生，身上都有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反抗精神。您能谈谈《清歌》中的女性形象吗?比如刘月清、令箭、梁宇和奶奶等。

项静：我比较欣赏女性人物形象性格中的那股特有的韧性。乡村女性们在时代的变迁中，肯定也属于参与者，她们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和阶层，有的甚至选择远离家乡。这样的故事看起来当然更加荡气回肠，但实际上，她们大部分时间其实并不是处在奋进和抗争中，而只是在活着，用韧性对抗生命中的无聊和无意义。尤其是老年女性，她们已经不在奋斗者的序列中了，而是活成了“地母”，无限包容地面对时间、儿女和自己。

宗晴：您在创作谈中曾说，《三友记》中乡村医生的原型是一名基层警察，他既有可爱的一面，同时也有残暴的一面，他因为打死了一个犯人而被解职，后来到处冒充警察行骗。由失职警察到努力追求个人价值、积极上进的乡村医生，这两种形象之间的跳跃性是非常大的，请问您是如何处理的？

项静：那个警察是我童年时代非常出彩的人物，他那时候经常会到我家里来，个性夸张，什么事情都愿意跟一个孩子显摆。整部小说集中，我几乎没有写过特别残暴、邪恶和狡诈的人，这是我的情感和某种偏执在作祟。现实生活中，我当然见证过村庄中的不公与邪恶，但隔着时间的长河去看，你会发现这些都是不足道的，跟外面世界的大风大浪比起来，他们都太渺小了。我选择了他们身上“可爱”的一面，而淡化了与之相反的另一面。

宗晴：《三友记》中您塑造了三位乡村医生的形象，主要是为了突出小说人物的“乡村医生”这一身份吗？

项静：乡村医生是一个行将消失的职业，而这一群体也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的特有人群，在历史上发挥过很多积极的作用。他们不仅仅是医生，还是心理治疗师，小说中我写到过许多乡村医生与村民们闲聊的场面。他们在乡村社会中的作用与价值远远超过了简单的医疗范畴。

宗晴：《宇宙人》的灵感是来自《霹雳贝贝》吗？在我看来，马林和马山其实是一个人物的两面，马山作为一个幕后人物，却一直盘旋在马林的世界里。您是如何定位马山这个角色的？

项静：《霹雳贝贝》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部电视剧。作为普通人，我们可能会经常幻想自己拥有贝贝身上的那种神奇的超能力，去行侠仗义，去除暴安良；然而贝贝又是痛苦的，他拥有了超能力，却失去了跟好朋友们一起自由快乐玩耍的机会。马山是一名参加过越战的士兵，他的故事我经常听爸妈讲起，他就像一个不属于我们村庄，而是属于荧屏上的人物，生命那么华彩那么绚烂，却又那么短暂，令人扼腕叹息。

宗晴：您小说中的很多细节读来都特别生活化和具体化，比如饲养家畜方面的很多细节。您为什么会选取这些生活细节呢？

项静：小说需要细节，有些细节是功能性的，有些则不是。非功能性的细节，我偶尔也会用，因为它们是生活的一部分。细节会让小说的时代感更可信。

宗晴：《集散地》写的是不同空间里的故事，从老家到小镇、县城、中等城市，最后到上海，地域不断转换，您描绘了一幅城乡两个空间转换下的人物动态图。在《清歌》的后记中您也提到，截至2020年    ，您在城市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乡村生活的时间。我想问一下，在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您有过疏离感吗？现在这种感觉有没有得到缓解？

项静：每个人在生活中多少都会感受到疏离感，跟时间、地点和当时的境遇都有关系。现在我偶尔也还有这种感觉。

写作：有其乐趣，但需严谨

宗晴：是什么契机让您从文学批评领域转入了创作领域？

项静：实际上我最早写的就是小说，大学时代就写过，也发表过，但我不是一个勤奋和有恒心的人，也不执着。读了博士，自然而然要写论文，虽然不喜欢，但也不想辜负导师和时间。从2012年开始，因为受到师友们的鼓励，我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在文学的圈层里被命名为青年评论家。与此同时，也有出版社和杂志社看到了我的小说，在他们的鼓励和邀约下，后来陆续又写了一些。

宗晴：您作为“八〇后”作家，如何看待“八〇后”作家的身份问题？

项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除了最初写评论的那几年使用过“八○后”这一概念，之后基本不会在这个概念的框架中思考问题，所以很难讲什么身份问题。“八〇后”这个说法在当时的文化传媒、出版市场上有其具体语境，放在更长的时段和更宽广的文学语境中，比如网络文学、科幻文学、非虚构写作等，这个概念可能是无意义的。

宗晴：您最近在阅读哪些书？

项静：暑假在家经常会听《追忆逝水年华》的有声书；现在在看一些新出版的小说，比如《流俗地》《晚春》《有人跳舞》《再见，群星》等。

宗晴：您认为对您创作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谁？他(她)在哪些方面对您产生了影响？

项静：门罗。很多作家朋友都喜欢门罗。她的《岩石堡风景》，写家乡故事的，我非常喜欢。我有时候非常矛盾，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去看，我并不是特别欣赏门罗，但落实在写作上，我承认她能给我带来无尽的启示。对于写作来说，有一些东西的确是靠天赋和天启的，可遇而不可求；但在另一个方向上，比如在处理细部的时候，门罗是迷人的存在。

宗晴：您创作小说集《清歌》用了多长时间?能否说说具体写作的过程。写作时有没有遇到写不下去的阶段？

项静：前前后后用了一年多时间。非常感谢我的责编，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刘丛。她约稿的时候，我有一个大体的想法，想写一本关于故乡的书，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动笔。我们经常聊天，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有了一些基本的框架和构想。

经常有写不下去的时候呀。写作有其乐趣，但大多时候不免枯燥，因为它需要很多准确而具体的资料来支撑故事的可信度。我经常会为一些简单的细节去查阅大量的资料。比如，为了落实好民办教师这个身份和形象，我要去查当地的教育志，还要去查询当时的天气情况，虽然这些实际上可能用不到。

宗晴：有没有特定的时间段或者特定的几天，你的写作状态会比平常好些？

项静：我是一个太没有纪律的写作者了，荒废时间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我经常会从早到晚一整天一个字不写，突然想写了可能一天能写一万字。总体来讲，我喜欢在熟悉的书店或者咖啡馆里写作，可能是因为想象着自己的书有可能会被陈列出来，从而觉得更有动力吧。

宗晴：您有改稿的习惯吗？如果要改，您主要是修改哪方面的内容？

项静：经常改。稿子只要不交，我一定会不断修改它。主要是故事情节方面的修改，写作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枝杈，枝杈多了当然会让整个小说比较有生机，但也会让文本显得比较凌乱。

宗晴：您以后的创作会转向城市题材吗？

项静：会的。我其实并不特别强调题材的差异，主要是写人。

受访者

项静，评论家、作家，现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出版专著《韩少功论》，评论集《肚腹中的旅行者》《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在结束的地方开始》《徽章与证词》，小说集《集散地》《清歌》。

采访者

宗晴，河南濮阳人，中共党员，山东师范大学2022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