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佚文引出与黄梅之缘
2015年，黄梅石阳艳先生来京，示我《黄梅石氏宗谱》所收王阳明序言。初读之下，半信半疑。不久，中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石佳音教授（原籍黄梅）来京开会，我把此序给他一阅，均未敢轻易论定真伪。当时，我也曾大致翻过《王阳明全集》，包括各种增订本，均未收入此序。家谱一般可信度较低，如果轻易信以为真，或恐贻笑大方，于是就把考证此文之事搁下了。
有幸到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地，感受了阳明心学起源的神奇魅力，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想起了王阳明《黄梅石氏宗谱》序的真伪一事来。最近通过查阅《王阳明全集》《明史》等有关著作，大致可以论定《〈黄梅石氏宗谱〉序》确系王阳明佚文。此序全文如下：
守仁自奉命行抵粵西以来，日与莲峰老先生商酌机宜，筹办剿抚之策。具见瑰奇之抱，俊毅之概，窃谓当代名贤，罕有伦比。惜军务倥偬，未遑一探其家世。兹札来委以续修谱序相諈诿。予为披阅谱稿再四，知君贵胄。族之在今河南者，凡数迁，逮二十四传而迁今江右之都昌，又四十一传而迁今湖广之黄梅，是为君始祖。支繁派衍，溯其渊源，自当以今河南为望。河南自其万石君居温，以驯行、孝悌著闻。后其苗裔之散处各县者，若唐濬川之在洛阳，安贫乐道；宋曼卿之在永城，气节自许，其最卓卓者欤！ 由是以观，知君之所以具此瑰奇之抱、俊毅之概者，盖渊源大有。自君出也，使君由是而加植焉，知后之人必有继万石君而兴者。续修谱牒，尚不过仁人孝子敦本尽伦之一端也。然即案牍余暇，聊缀数语以报命。嘉靖七年七月二十日，余姚王守仁顿首拜撰。
这是王阳明逝世前四个月写就的，涉及黄梅石氏源流等内容固多属客套话，惟提及“行抵粵西”“莲峰老先生”，却事关王阳明生前最后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即平定田州、思恩之叛乱，扫荡八寨、断藤峡。这次军事行动，王阳明的左膀右臂是林富、石金。序言中提到的“莲峰老先生”即石金。石金生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弘治十七年（1504）举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殁于隆庆初年（1568），为明代知名御史。《明史》在《薛侃传》《姚镆传》《王守仁传》《广西土司二》等多处载其事迹，其中一则云：“石金，黄梅人，巡按广西，与姚镆不协。后与王守仁共抚卢苏、王受。还台，值张、桂用事。御史储良才辈争附之，金独侃侃不阿，以是有名。”石金时与汉阳戴金齐名，《一统志》《湖北通志》等称“时人目之曰‘楚有二金，台声铮铮’”，可见石金是刚正不阿的监察御史。《明史》记载石金“立朝敢言”，主要有四条，一为因揭发宁王或将谋反反被下诏入狱的胡世宁辨冤（当时“举朝噤莫敢言”）；二为王阳明丁忧期间，“六载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论荐，皆不报”；三为弹劾姚镆“攘剿无策，轻信罔上”；四为“御史喻希礼、石金皆以言皇嗣得罪”，是以下诏狱，“金戍宣州，久之赦还”。这四条，前三条均在王阳明生前，与之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反映了石金喜好打抱不平的性格。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得有名无实的新建伯，居家六载不召，只有石金和席书为之论荐。嘉庆五年，姚镆镇压田州之岑猛，表面上取得一定成效，却制造了“岑猛之乱”的冤案，导致岑猛余部卢苏、王受于嘉庆六年复叛。姚镆率四十万大军“不克成功”，甚至被叛军包围，大败而回。于是石金弹劾姚镆“攘剿无策，轻信罔上”，这才有了王阳明复出的机会。朝廷为了让王阳明安心复出，令姚镆致仕，并让新建伯“给赐如制”。
在处理卢苏、王受之叛的问题上，王阳明采纳了石金的建议，改剿为抚。《明史·王守仁传》载：“守仁抵浔州，会巡按御史石金定计招抚。悉遣散诸军……”可以说，王阳明能够“不役一卒，不废斗粮”，平定卢苏、王受之叛，与石金早早认识到岑猛之乱系冤案的实质有关，《明史》称石金“巡按广西，与姚镆不协”，或即指此。岑猛、卢苏、王受等并非反叛朝廷，是由于岑氏家族内部矛盾，岑猛被诬告造反，而姚镆任意打压，激化了多方矛盾，导致岑猛死后，卢苏、王受被迫造反。嘉庆七年元月，卢苏、王受正式受降。二月，断藤峡一带瑶民生乱，王阳明以卢苏、王受为先锋，至七月，全面扫平八寨、断藤峡等。石金也跟随王阳明一起参与了这次军事行动。清代文学家喻文鏊在石金传中说：“思、平两江父老遮道，言峡寇猖獗状，金从守仁讨之。连破油榨、石壁等寨，贼奔断藤峡，又破之，进剿仙台等寨，八寨尽平。”平定了卢苏、王受和八寨瑶民之乱后，正值黄梅石氏编修家谱，石金“委以续修谱序相諈诿”，才有了这篇嘉庆六年七月二十日的序言。
结合以上史实的梳理，可以看出这篇序言没有明显的硬伤，应该是一篇王阳明的佚文。倒是一些增订版《王阳明全集》收入了不少家谱序言，有些明显是假冒的。比如《竹桥黄氏续谱序》，落款时间为“正德十六年八月既望”，官衔为“兵部尚书新建伯”，而王阳明被诏封新建伯为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不可能在当年八月既望称自己为新建伯。
如果说，王阳明与黄梅人石金共同剿抚粤西之乱，算是他与黄梅的一段前缘，那么他万万没有想到与黄梅还有一段身后缘。前几年，我读《传习录》有一个发现。在最早的三卷本《传习录》钱德洪跋文中，钱德洪提到“以付黄梅尹张君增刻之”，跋文落款为“嘉靖丙辰夏四月，门人钱德洪拜书于蕲之崇正书院”。很多学者据此认为我国最早足本《传习录》出版于湖北蕲春。其实，准确来说应该是湖北黄梅。当时湖北黄梅属于湖广蕲州（辖境主要为今天的湖北蕲春、武穴和黄梅），既然钱德洪特地指出由“黄梅尹张君”增刻，说明足本《传习录》刻于湖北黄梅。“黄梅尹张君”实为黄梅知县张九一。张九一（1534－1599），字助甫，河南新蔡人，被当时文坛巨擘王世贞誉为“后五子”之一（与汪道昆、张佳胤等并称）。张九一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中进士，即任黄梅知县，一任三年，直至1556年。嘉靖丙辰年为嘉靖三十五年，张九一正在黄梅知县任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