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的先知”：革命低潮中的未名社
1928年4月，未名社遭查封，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一同被捕，只有韦素园因身在西山幸免于难。此后两年间，这次长达50天的牢狱经验成了未名社文学活动的一个焦点，最具代表性的是台静农的小说集《建塔者》。柳冬妩的《革命发生时的革命文学——台静农〈建塔者及其它〉与1927年的北京革命》1详细索隐了《建塔者》中情节人物的本事，此外，学界对30年代2未名社与地下党的关系也已有了相当的了解。凡此种种都显示着，与鲁迅所谓“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3极为不同，未名社实则与激进革命有着多方面的联系。
但同样必须承认，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30年代的未名社人都没有成为所谓“革命文学”的作者。另一方面，就职业选择和文学趣味而言，未名社与此时期的京派作家也确实有着更多的形似之处。可以说，在由学院派和激进青年共同构成的30年代北平，未名社人有着某种公约数式的暧昧。正如台静农一生的写作，一面是《建塔者》这样由牢狱、逃亡乃至劳工暴动题材构成的小说集，一面则是从《地之子》一直持续到《龙坡杂文》的写作：饱经忧患，而且不欲明言。也正如未名社人的政治选择，一面是屡次受地下党牵累入狱，一面却从未在革命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作品。透过30年代文学与革命二分法的棱镜看去，未名社的倾向常有忽左忽右之感。
要理解这一状态，必须回到大革命前后未名社的写作语境。20年代的未名社显示着后五四北京文学青年与革命者杂居的一般状况，而其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际遇，则显示着革命不再可能之际，这些青年可能选择怎样的政治生活与文学生活。如果意识到30年代是中国革命事实上遭遇空前挫折的十年，那么未名社的选择至少与左翼作家有着同等的价效。倘使后者可以视为“胜利的歌者”，前者则不妨称作“战败的先知”。
一、“地上的世界”和“往星中”：大革命前的未名社
直到各自前往北京、汇聚于沙滩一带时，未名社人才显示出典范的“文学青年”的特质，在此之前，他们对“社会改造”的兴趣似乎远超过文学。韦素园的蒙学时代就有过剪发、破坏泥塑这类经典的“反封建”事迹，到离开霍邱进入中心城市的高校时，韦顺理成章成为当地学潮中的活动分子。自此以下，韦在安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很快又赴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这是一个以外语学习掩人耳目的留苏预备学校。其后不久，韦即与曹靖华、蒋光慈等一道北上，成为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员。4
尽管在莫斯科只停留了不足一年，1922年回国时韦素园的诗文已是十足的“革命志士”声口：
他们的自由花；/是马克斯主义的成果/是克鲁泡特金学说的发芽。/……我们同志啊：陈东的痛哭流涕是无用了，/一弹胜却千万的张良相，新华门也是博浪涉，/大流血，大开花……5
此诗对十月革命显然怀着无保留的好感，文辞却很难说符合此时白话诗的“诗教”，倒不如说仍是诗界革命的余响。
跟随韦素园，李霁野和韦丛芜在安庆也正式开始了“新青年”的生活，包括办报纸、参加学运、反对军阀。现存两人最早的书信是写给胡适的，信中介绍了霍邱同乡所办副刊《微光》的主旨：“用‘旧瓶装新酒’的法子，实地和平民接触，使他们的思想渐渐转变，不知不觉渐入正规，起社会思想之大革命。”据称其宣传是“像教徒们的传教一样”。6这大体是字面意义上的，即在街头以派发传单的方式赠送报纸，大约内容是反对旧礼教一类。7李霁野此时也在为婚恋问题苦恼，并在早前“写了平生第一首诗”——一首五言古诗，以“无计破牢笼，何处觅蓬莱”结尾。8
可以说，无论反旧礼教或反军阀、反帝，在未名社人置身其间的“五四空气”中，这类政治或伦理议题都并未与新文学发生如何密切的联系，两者只是并置于新青年这一群体的日常生活中，缺乏内在的逻辑关联。
这种状况在这群霍邱青年重聚北京后，发生了急剧的、几乎难以解释的变化。指向十字街头的“社会改造”突然消失了，“觅蓬莱”的愿望却随之膨胀起来，然而同时，其语体文体脱却了晚清文学的遗蜕，一转便彻底新文学化了。
此时的李霁野在鲁迅记忆中是“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9，其作于1924年间的小说《革命者》显示了此地作为“新蓬莱”的情致：
……读书为的是忘记日间的现实和寻觅夜间的幻梦吧。
雪后的黄昏，屋里一时不至暗黑，所以我也不会点灯，只坐在骨牌凳上支着头幻想，两眼凝视着床里墙板上钉着的爱罗先珂的绿色肖像……心里只郁积着一些无名的感伤，只感到一些难言的寂寞。10
尽管《革命者》发生的地点设置在“A城”，但以上所引显然已不是致信胡适时的《微光》编辑会有的心境。作为旨在逃离现实、向虚空蔓衍的幻想，新文学一面显影为“爱罗先珂的绿色肖像”，一面化作难以把握的“感伤”“寂寞”，空气般漂浮在“雪后的黄昏”。
韦素园的转变可能更为突兀，从他为《学生杂志》写的一份关于莫斯科劳动大学的报道看，他们在莫斯科所学的除俄语课外，仅有经济学和俄国革命史，图书馆里的书似乎也不涉及文学作品。11但到韦归国时，据称，他已经有志于“以研究介绍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俄文学为终身事业”12。而事实上，到结核病发往西山休养时为止，韦素园译介的既不是“俄罗斯古典文学”也不是“苏俄文学”，而是居于两者之间的白银时代：“从前棲息‘自我’的‘花窗的楼’，到现在已经变成了岩穴，墓地，葬棺，陷阱。”13对这种新嗜好韦素园自己也感到矛盾，他到北京后不久便接触过苏联的未来派诗人，很可能也间接地阅读过更新近的无产阶级文学，然而他表示自己只能对此发生理性上的认同，在中国他无法复原这些文本提供的美学实感。14
通常的看法中，20年代青年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说是由分离走向结合，但在未名，情况倒像是反过来。未名社成员中，除留苏因病、因事归国的韦素园和曹靖华，其余三人北上或多或少都与因学运而失学有关。15当女师大风潮中刘百昭率众殴打学生时，台静农提到此类令北京学界震动的事，其实“是极其平凡而常见的”16。相较于安徽或长沙，北京似乎确实仍是较优待学生的“首善之区”。17倘使如此，前往北京，固然可说是“追求光明”，但也不妨说是“逃离黑暗”。王凡西便曾指出，此时的北京与其说是新文化前进的先锋，不如说是新文化萎缩最后的堡垒。18
正是在这种萎缩中，北京的新文学显示出了某种怪异、“反常”19的吸引力。在北京以外，巨大的社会变革与实际斗争正在进行，而在北京，一切政治的、非政治的议题，都被转化进新文学内部：“人们以无限兴趣注意着围绕于文艺与私事的冷战，却在这些上面分清着新和旧，前进和倒退，非正统和正统，革命和保守。”20
李霁野描述了这一时期未名社人沉浸于社务的体验：“校对，发卖，扎包，邮寄，都是我们自己动手，我们感觉样样事都是愉快的工作。”21回忆未尝不是事实，但从未名社此时留下的文字看，未名社此时的事业更像是剧烈但无谓的消耗：“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22这一时期未名社的译作无一不是沉郁的、黑暗的，丝毫不能显示出“工作的愉快”。可以说，即使在新文学内部，“反常”也仍然以曲折的形态显现着，不仅未名社为然。有时它显示为“闲话”式的在琐屑议题上的缠斗不休，有时显示为狂飙式的在超人与神经衰弱者间迅速且频繁的切换，有时则显示为未名式的沉默、刻苦然而虚无。
这使人想起托洛茨基对1905年革命后俄国文学的评价：“为了让个人主义者、神秘主义者和癫痫病患者占据文学的前台，就需要先让1905年革命因其内在的矛盾而失败。……在两次革命之间（1907—1917）的那种企图调和君主制、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尝试中，整整一代俄国知识分子形成了（或曰堕落了）。……旧有的激进主义和叛逆精神，在6月3日的星光下迅速地消逝了。知识分子涂上几乎是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的玄学和诗学的脂粉”23。与王凡西的观点类似，托洛茨基认为白银时代的文学本质上是政治志愿被压抑后的转换性产物，而被作为这一时期代表的，是安特列耶夫。
可能并不偶然，出版安特列耶夫剧作《往星中》的中译本，正是未名社成立的缘起。1924年初到北京的李霁野自英文翻译了安特列耶夫的《往星中》，很快通过此时就学于世界语学校的霍邱同乡张目寒，辗转与鲁迅结识。次年，为出版此书，鲁迅“建议我们试办一个出版社”24，此即未名社。
韦素园在单行本后记中介绍安特列耶夫的创作背景，颇可视作未名社的自我写照：
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开场的俄国文学界有两个代表的人物——高尔基（М.Горький）和安特列耶夫（л.Андреев）。这时期有革命的与反革命的两种精神的冲突，在俄国历史上可以算是多事之秋。忽而“希望”使人们高入云霄，对于将来怀着狂热的企求，忽而“失望”又把人们压入黑暗的深渊里去了；忽而狂欢燃烧着人们的胸怀，但不久忧伤又把人心笼罩住了——这时期社会心情的变迁有如闪电一般迅速。高尔基与安特列耶夫的著作是这些变迁的反照，虽然他们的著作中有着完全相反的情调。“倘若高尔基是海燕，胜利的歌者，那么安特列耶夫便是乌黑的老鸦；叫着‘这样过去，这样将来’的战败的先知。”25
《往星中》讲述的正是革命者及其战败的故事。剧共五幕，全部发生在一个位于高山之上的天文台，天文台入口的铭文写着：“无益的忧虑远离吧！下面的世界在被践踏。从这里人们往星中去。”26
然而除天文学家塞尔该之外，这里的人们毋宁说是被围困在这与世隔绝之地。塞尔该之子尼古拉所从事的革命正在山下激烈地开展，人们则被暴风雪阻隔，只能一味等待着，“心情的变迁有如闪电一般”。一时人们猜测“那里也许已经大获全胜。或者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建立在旧世界的遗址上面了”27，一时又“身不由己地会想：那里的人们还活着吗？”28暴风雪的声音总使人幻听，“好像有什么人哀号，好像埋葬什么人似的”29。可以说，天文台隔离于革命，然而革命却像影一般从天文台的内部升起，天文台上的人所感受到的确实是“静寂”，然而是“可怕的寂静”：“好像拜伦的梦完成了似的：太阳熄灭了，大地上的一切都已死亡了，我们是最后的人了。”30
李霁野晚年回顾了20年代这个剧本给自己留下的冲击：
我曾经有过不活在“有限的人世”，而“生活在无限的宇宙里”的幻想。所以对于《往星中》的天文学家并不感到陌生。但因为接触过一些参加实际革命斗争的人……对他的儿子的未婚妻玛露莎，决心回到“地上的世界”，继续斗争，却极为同情。31
一面渴望着“往星中”，一面又与革命者杂居，此类状态不完全是隐喻。李霁野此处说的“一些参加实际斗争的人”大多是未名社在霍邱的同学和同乡：李何林和台一谷是在南京参加的革命，赵赤坪、王冶秋则是在北京；此外围绕着未名社的革命者，至少还有在北京新结识的刘愈和稍后加入的王青士；如果将没有共产党组织关系的国民党党员也计入，这个名单还应当包括为《地之子》作封面的马慈溪，以及台静农的女友孙祥偈。32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未名社人当然不能说是“实际行动者”，但也并不是“实际行动”的反对者。从根本上看，在大革命前夕，在北京的行动者和非行动者间是没有一条截然的界线的。到北伐开始之后的一段时间，“反常”繁荣的新文学迅速被同样“反常”的政治激情替代，王凡西提到在这革命的“蜜月”期里，人们“一脑子的幻想”，“一个新的、自由的、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甚至是共产主义的中国，在当时我们的心目中仿佛是指日可待的”。1926年一年间，“‘蒙玛区’的小名士们大多入了党，从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了”。33在这一年入了党、很快又脱党的台静农，可能也就是这些“蒙玛区小名士”中的一个。
王凡西用“幻想”描述这一时期投身革命的北京青年的感受，是因为人们此时既不了解革命背后的理论，也不了解前线的分裂，由于“怀了近乎轻松的乐观心情”，甚至“日益疯狂的反动恐怖统治”也并未改变人们对革命前途的判断。34从此后事情的发展看，未名社译作中的虚无感与北伐开始后的“乐观”可以说都带有某种虚假性，与其说它们产生于对历史境况的错误认识，倒不如说，它们是无法介入这一历史境况所产生的症候。不仅天文台上的人隔绝于革命，革命中的人事实上也难以触着革命的实体。
在此，“希望”和“失望”，“狂欢”和“忧伤”，乃至“文学”与“革命”都既不对立，也并不结合，而只是错杂并置着，并且快速交替。这种“心情的变迁有如闪电一般迅速”的状态，是理解此时的北京和未名社的关键，也是理解此后30年代革命文学同路人的关键。
这状态一直持续到1927年4月间北方李大钊的遇难和南方的清党。
二、“流血”能否“建塔”？——大革命失败后的未名社
1926年冬，北伐军越过长江，从英国势力范围进入日本势力范围，北方的局势随之紧张起来，此前革命者半公开的工作此刻不得不转入地下，“秘密将人绑走的事情已不断发生”35。1927年4月，李大钊在苏联使馆遭逮捕，月底被杀害。7月，武汉政府由“容共”转向“分共”，南北两面革命都遭遇了危机。到11月，北京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屠杀开始波及未名社的交游圈子。遇难者包括前面提到的刘愈，韦素园在得知消息后为他写了一首诗36，此外还有在台静农和王冶秋小说中化名现身的吴可和颜蔚圃。台静农这样描述当时的恐怖气氛：“大的城中，布满了铁骑和鹰犬……少男少女渐渐地绝迹了，这大的城中也充满了鲜血，幽灵。”37次年4月，未名社自身也因出版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中译本遭查封，到6月，随着奉系败北，始得启封。
但此时，无论隶属国民党或共产党的“蒙玛区小名士”都并不认同革命已经成功，同时对刚刚过去的屠杀耿耿于怀。38另一方面，国共分裂与清党，随之而来的中共武装暴动策略，及暴动的频繁受挫，也都导致相当数量此前南下的共产党员向北京回流。在未名社周围，一度聚集过许多中共党员，包括赵赤坪、郑卫华、王青士、王冶秋、李何林和冯雪峰39，这些人与此前北京的文学圈子或多或少有过文字上的往来。这样，到1928年秋，翻阅未名社及其周边的报刊，会发现此时留京或返京的旧日文学-革命青年中间，出现了短暂的“大革命文学”40热，台静农的《建塔者》就是这一潮流的组成部分。
1928年1月《未名》创刊号上，台静农发表了名为《建塔者》的小说。小说以一个革命者的口吻，向“你”——一个“关着门弄文学”的友人——诉说自己和同伴的狱中经验，其中“D是你的同学，A是你的乡亲，还有E，这位便是你同他初次见面以后，你便向我说，他是一个英挚可爱的少年”。小说的结尾，A、D、E都牺牲了，“从此我们塔的伟大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份新的力量了”。41此系小说集《建塔者》中最早的一篇，此后尚有三篇在《未名》刊行，内容大体都与这一时期的白色恐怖有关。
在《未名》中，再现城市暴动与革命者牢狱经验的，除台静农的小说，还有“荪荃”的《春的前夜》42和饶超华的《第三线》43，以及李霁野所译的东欧小说，此后结集为《不幸的一群》。饶超华的稿件很可能是通过鲁迅自广东转寄到北京的，这是鲁迅在当地结识的青年，似为广州创造社“小伙计”之一，“四一二”后曾一度被捕，不久获释。44署名“荪荃”的其实是台静农此时的女友孙祥偈，这篇《春的前夜》同样也发表在孙此时主编的《新晨报副刊》上。45除了孙自己的文章，这份副刊还发表了《建塔者》中的五篇小说，转载了李霁野译《不幸的一群》中的部分篇目。
《未名》是个专注于文学且颇为排外的同人刊，《新晨报副刊》的政治色彩则要浓厚一些，人员更混杂，所刊“大革命文学”名录也要长得多。既有与《未名》近似的牢狱题材小说，如汪洋（即王冶秋）与《建塔者》中《昨夜》一篇同其本事的小说《陈迹》（1928年10月5日）、起凡的小说《铁门中》（1928年9月25日）；也有指控北伐并未兑现免租赋、均地权许诺的农村题材小说，如止戈的《那一天底下午》（1928年12月8日）；反映北伐军凌虐乡里的小说，如王志之的《风声鹤唳》（1928年11月8日）；还有李竹年（即李何林）形制极端近似于“革命加恋爱”的小说《出发》（1928年8月28、29日）。在小说之外，这类“大革命文学”尚有诗歌（如光君《暴风雨之夜》，1928年8月10日）、戏剧（如马慈溪《努力》，1928年8月11日）和追溯北伐军事生活的回忆录（如陶林《戎装》，1928年9月12日）。
这些文本所呈现的革命经验各不相同，作者的立场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有一个共通的句式是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反复出现的：
……要是没有冬夜的北风，
那里会有春色的萌芽？
我们是遇了时代的北风，
这北风将吹开我们时代的好花！46
这是台静农所写的“狱中草”，韦素园也曾以类似的说法劝慰狱中的赵赤坪。47止戈的《在太仆寺街上》以此模拟了临刑者对街头大众的寄言：“莫用徘徊，面前的血路那是革命必经的过程！”48而在饶超华和孙祥偈的小说中，牺牲直接通约为“伟大的工作之成功”49。
表面上看，这些表述与1926年间“蒙玛区”的政治狂热差别很小，按照《建塔者》中对革命者的描述，受难的“少男少女”直到被捕一刻前，仍然相信“马上一切要属于我们了”，这个“马上”应当就在最近一次武装暴动之后，而非间隔着相当一段时期的未来。50然而必须注意到，与“革命蜜月期”单纯的兴奋愉悦相比，此时在这一没有依据的乐观旁边，同时奇特地并列着一种灭顶的失败感：“这有什么法子呢？时代是这样的，我们能够逃出时代的网罗吗？”“这个时代，是我们敌人的，不是我们的。”51是在两者之间，才出现了那类“没有北风何来春色”52的辩护。
可以说，到1928年，大革命的终结和随之而来的流血都已经是真实无疑的事了，乐观却依旧延续着，方法是将流血颠倒为胜利的前兆。这就是“建塔者”这一意象最核心的逻辑：革命胜利的塔是以革命者的血为砖石的，血流出去，塔便自然更高起来。在这批“大革命文学”中，这一逻辑以文本症候的形式表现出来。饶超华《第三线》的前半部分相当自然主义地描写了狱中的濒死体验，是典型的“流血建塔”的写法。然而在“我”意外获救后，小说画风突变，转向了富家千金舍身搭救革命者的传奇故事。于是，“还不到一个月，我们的旗帜已挂遍了这S市的每一个高耸的屋顶上了”。53无独有偶，李竹年的《出发》也以北伐战事吃紧、男主角与女主角分离为题，在描述了男女主角漫长的忧思后，突然“前方军事在昨天一夜转成很顺利”，男主角自然也无须“出发”了。54革命提前胜利，恋爱紧随而至。
在这批文本中，几乎只有台静农的小说保留了相当不和谐的阴冷气息。《建塔者》中A、D、E就义前，E的情人玛丽像《往星中》的玛露莎一样唱起了《马赛曲》，“这歌声在寒空中孤峭颤栗”。然而紧接着，牺牲者的死和未牺牲者预约的未来，都被“大野”沉默地抵消了：“少倾，大野又将这孤独的歌声吞没了。”55尽管台静农确乎在全力经营“建塔”的庄严意象，但小说的措辞却很不稳定。正如《建塔者》所使用的一系列标题，这些故事总像是被“幽灵”“死室”“白骨”56包围着，“建塔”云云，与其说是生人进军的号角，不如说更像不知自己已经战死的亡灵军队的战歌。
台静农并非没有尝试过认同“流血建塔”的逻辑，《历史的病轮》中，主人公在探听了牺牲的女革命者曼乔被捕的经过后，便向自己说：“光明终于会来到的，已经有人作了晨曦的使者了。”然而很快，“我”便为“黑暗的空气重压”，“走投无路地在院中踱来踱去”。当夜，“我”失眠了，陷入了“绝大的恶梦”，看见“六个断头的身躯，微笑着在地上眨眼的人头”。57
这使人想起稍早的《地之子》。《弃婴》的结尾同样写了一个有着过量细节的尸体“恶梦”：“刹那间，那血肉狼藉胎儿的尸体，胎毛黑黑的，放在我的眼前”58。在已被宣布新近到来的“革命文学”时代，“乡间死生”创伤性的一幕再度攫住作者。向着乐观的转化终于还是失败了，小说从空洞的未来又退回了前革命的“恶梦”中，所谓“人生是可怕的……理性是虚妄的……黑暗是有大威力的”59。
包括台静农在内，未名社人几乎从未对革命前途如何的问题做过正面的论述，只能间接地推断他们的看法。倒是在鲁迅，这一度是“革命文学论争”期间他颇为纠结的问题。冯雪峰回忆，鲁迅非常自矜于自己抛给创造社的那个质问：“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60类似的对话在冯雪峰和鲁迅间重复过很多次，冯雪峰认为这根本上是鲁迅的自我驳诘：
……从自身将来的利害计，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只是要问，果真相信自己看准了么？……何况还要看更切近的利害。最后胜利是必然的了，然而倘若还很遥远，眼前却是性命交关的斗争，——怎样呢？61
尽管在人员构成、理论依据和文学风格上，南方的“革命文学”与北方的“大革命文学”几乎没有相近之处，但在朦胧地预设了“最后胜利”、又将之当作自身不加论证的根基这一点上，两者是同构的，所谓“革命文学论争”也是在这一前提之下展开的。然而倘使在前提上便持相反意见，认为不能“保障最后的胜利”，至少不能“保障眼前的胜利”，那么“现代乱世青年”62又应当如何自处？可以说，直到“革命文学论争”结束，这都不是一个得到过解答的问题，甚至不是一个得到过认真对待的问题。在鲁迅看来，这不是因为答案的显而易见，而是因为事实上难于回答——他们“似乎给我难倒了”63。
至少就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而言，所谓“最后胜利”是言之尚早的。台静农女友孙祥偈所参与的“第三党”64在1930年随着邓演达被杀而式微，国民党左派青年麇集的改组派到1932年也基本丧失了与蒋介石竞逐党权的实力；中国共产党方面，城市暴动多数以不对等的组织破坏和人员损失告终，各地苏区也随着蒋介石党内独裁的日渐稳固而先后失守。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对农工大众的动员都最终未能抵消革命形势恶化的消极影响，文字上的“革命高潮”与实际上的“革命低潮”间的反差不难察觉，也不应否认。
倘使如此，如何处理在“革命低潮”中的革命，可以说对革命者与革命的同情者都有着同等的重要性。对前者来说，此时将革命行动抵押在“最后胜利”上注定是盲动的、空洞的乃至“唯心”65的；而对后者来说，也只有理清“低潮”中何种行动仍然有效，退守才不是权宜之计。从更长的时段来看，应当说，革命很少在“高潮”中发生，也往往无法在其中持存，危机和败北才是革命的常态。直到革命成功前，如何在“革命低潮”中维持革命的有效性，始终是真实的问题。然则相比起默认“最后胜利”的人们，未名社这类对未来缺乏信心的群体——可能也包括鲁迅在内——反而对此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方案。
三、“战败的先知”：未名社解散后未名社人
未名社启封后新增设了售书处，并经历了短暂的“黄金时期”66。但很快，随着西山派、“第三党”和改组派的失势，北平不再是有能力与南京对抗的副政治中心，其混乱但也相对宽松的政治生态也趋于消失。而伴随意识形态控制收紧的是出版业垄断程度的加深，1930年后，售书处的生意很快萧条下去，未名社随即陷入经济危机。加上此时李霁野、台静农与韦丛芜的纠纷，到1931年5月，三人共同决定解散未名社。
此前一年，《未名》半月刊已因为稿源不足停刊，韦丛芜一度计划与周作人、徐祖正等《语丝》旧人合作办新的文学杂志，对此未名社的其他成员也感到难以接受，除了政治立场的差异，另一个原因是认为这相当于“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来办未名社出版部”67。由后见之明看，这类经营方式是此时仍能维持下去的新文学出版机构的通例。68在未名社，邀请文学革命时代的明星入社是否算背叛“传统”，各人或有不同看法，但旧日的未名社无法在这一新时代持存下去，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只有韦素园才可能“躺在病院里，以为未名社正在前进”69，在病院外的五四遗民，早已不能不考虑新的出路。1932年8月，韦素园病殁，此时曹靖华身在苏联，台静农、李霁野和韦丛芜也各自在高校觅得教席。一度在未名社售书处工作的李何林开始辗转就食于北方的学校间，同时从事地下工作；王青士则成为职业革命者，并在1931年与左联五烈士一道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
未名社解散后，众人的创作基本上也停滞了。到鲁迅逝世前，台静农只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一篇书序；韦丛芜一度专注于文学史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翻译，稍后从政，失败后转而经商；李霁野的精力从东欧弱小民族文学转向了英国文学，此外开始创作一些《四季随笔》体的散文。就文学实践来说，白银时代的气质可以说已经完全消退，此时未名社的三个核心成员与所谓“京派”已经很难区别。
但是另一方面，大革命时期的激进倾向并没有从他们的社会生活层面消失。这包括深度参与了北方左联成立事宜以至于再三被捕的台静农，也包括与众多地下党维持相当密切的私人关系、并屡次为之提供庇护的李霁野，甚至还应当包括力行其“合作联盟”设想而“神驰宦海”的韦丛芜。70只不过，既缺少组织上党的领导，同时亦未置身于左翼文学的舆论空间中，这一时期未名社左倾的成员，其生活状态更像一个对政府心怀恶感的知识分子，“对政治既无高度觉悟，也不知警惕，只凭一点正义感，随便骂骂官府，发点牢骚”71。此外在社会层面从事一些政治参与，包括为秘密集会提供场地、掩护收容地下工作者、救济政治犯。
那么，作为未名社曾经唯一事业的新文学，此时是否仍存在着某种介入政治的可能？在李霁野那里，所有政治行动都不曾显示在他的文学实践中，大体可说，他是一个倾向无产阶级革命的个体，但并非左翼作家，较复杂些的是台静农。一方面，未名社解散之后，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转移到了与此前未名事业了无关系的领域，“将治学研究作为生命的寄托，理乱不闻，自得其乐”72——似乎是信取了鲁迅的建议，所谓“趁此时候深研一种学问，既足自慰，将来亦仍有用也”73。但很难说“将来亦仍有用”和在当下“既足自慰”完全化解了“革命低潮”中的困顿，《龙坡杂文》中仍时时能听到白银时代“绝望厌世”的回音，只是文体上改换了面目。1949年后，台静农困居台湾，不难想象一个左倾的作家此时的心境。可以说，相较于其他成员，他是在“革命低潮”中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从留下的文字看，他确实也是未名社人中文学实践与政治志向纠缠最紧密、关系最复杂的一个。
1937年1月，搁笔六年的台静农写了一篇名为《登场人物》74的讽刺小说，小说发表在胡风主编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上。此后台静农与胡风系刊物还有过几次合作，曾在《七月》发表《纪钱牧斋遗事》75，在《希望》发表《锢党史话》76。相较于《未名》时期感伤气的文字，此时的台静农变得尖锐起来。这些文章大体以读书笔记为衣，以迻录原文为体，主旨则是曝光“专制主的荒暴”，借以影射时局。如《锢党史话》引《列传》绪论：“忠良怀愤，时或奋发，而言出祸从，旋见孥戮……凡称善士，莫不离被灾毒”77，多少可与台静农三次被捕的经历相印证。除了胡风系杂志上的这两篇，《抗战文艺》上的《读〈日知录校记〉》78也属同一系列。此后《龙坡杂文》中《辽东行》《诗人名士剽劫者》等篇，无疑都是这种写法的继续。
比起显豁的政治批判，值得关注的是这批文章中迂曲、刻意言不及义的自我消解：
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不外自家恭逢民主时代，而同情到未曾沾到民主光的古人，只是自家读了一过，不禁失笑起来，这似乎在指明专制主的覆亡之路……这不仅无此必要，更如何可以？
……传道者说：“风往南飐，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这古老的传道者的话，我不是历史还原论者，不会相信的；因为现在已经是民主了。79
因为历史“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因此作读史的札记，然在即将煞尾时，又忽然一转，称“五行志可不必读了，科学昌明时代，代替的自有学者们《贞元三书》之类”，80显然用的是冯友兰的今典。
无论此类谑而近于虐的拗折笔法，还是“历史还原论”的解嘲，都使人想起周作人30年代的写作。在台静农写作《建塔者》的1928年，周作人已经宣布将要“闭户读书”，因为世事已不可为，而“历史的人物亦常重现于当世的舞台，恍如夺舍重来，慑人心目”81。“文抄”的动力，即在寻得历史中“可怖的悦乐”——一种在历史中意外遭遇当下时的惊悚体验，也就是《锢党史话》所谓“历史上的人可以活起来，活着的可以等于腐尸”82，或安特列耶夫所谓“乌黑老鸦的叫声”：“这样过去，这样将来。”83
显示着这类过往与现在反复重叠的极限的，是台静农台湾时期名为《辽东行》的一篇。文章以王建诗名为题，讲述唐人刘樊氏为征辽的亲人祝祷平安造像的题记拓本。题记曰“咸亨元年四月八日，弟子刘玄母樊为夫征辽，愿一切行人平安，早得归还，径造弥陀像二铺。”从时间看，咸亨二年高宗已平高丽，丈夫在造像时仍未归来，应当已经不存于世，造像者当然也是千年以前的人了。造像亦已消失，唯留下祝词的石刻，“经过八年之久被侵略的战争之后，看到这一造像人的祈求，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感触”84。
大约很早前，战争悲剧就给台静农造成过相当强的刺激。《辽东行》末尾引《挽舟者歌》“安得义男儿，悯此无主尸。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85颇使人想起台静农初到北京时的小说《途中》——一个山中偶遇伤兵的小品。伤兵一面夸耀阵前杀人的事迹，一面请求“我”将自己的死讯设法带回家乡，因为他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终将客死异乡的命运。在小说的结尾，“天真未凿的弟弟”因伤兵的话精神失常，被送进了疯人院。86台静农也称不堪细写这类“人间的酸辛和凄楚”，终止了《地之子》的写作。87看上去，痛苦始终没有消失，一直持续到了《辽东行》的时代。在这里，“文抄”像逐层分泌的珍珠质，用以一再包裹这类长久持存的创伤，然而同时放大它。
台静农对历史的想象其实与周作人差别很小，在他看来，“任何一民族的历史，总不会被切断被抹杀的”，即使最激进的政治实践如革命，也难以中断这一宿命的连续性。因而历史“好像一根辘轳绳子，虽然落到几丈深的水井里，仍旧可以汲回去”，这也就是“文抄”得以可能的原因。然而他否认这是历史循环论，因为他同时认为，“暴力与正义，在任何时代，都是相胶着的”88。固然与左翼文学者的历史想象不同——台静农并不赞成时间是线性的，但同时他也并不是循环论的。相比起循环论，这类表述也许更使人想起“俱分进化论”，即一方面不能认为历史被担保了不断前进，以至于经历过五四或北伐，世事便将大为不同，但另一方面，这也不意味着历史的停滞乃至倒退，任何行动都没有意义。另一种可能是，“曩时之善恶为小，而今之善恶为大”89，“光明与黑暗，迈进和后转”，往往“相映成趣”。90
李霁野提到《出了象牙之塔》中关于勃朗宁的一节，在当时曾对自己产生过很大影响。在厨川白村看来，完善意味着灭亡，“正因为是活着的，所以便不完全，有缺陷”，“因为有黑暗，故有光明；有夜，故有昼。惟其有恶，这才有善。没有破坏，也就没有建设的”。91在此，恶与善、过去与未来都并非静止存在之物，不如说，历史存在于两极相互召唤和抵拒的运动中。并非打开过去的记录而照见了当下，而是过去在每一个当下闪回时，作为拯救的未来也就同时从后门悄然步入。倘使如此，“恐怖的悦乐”所带来的震惊就更像是将方生方死的当下破开的一瞬，是在“突然的一声鬼的叫喊”中，听见沉沦其中的“生力和人气”。李霁野用了“阴凉的快意”形容这种体验——一个显然带有鲁迅风格的措辞。92
李霁野称读厨川此文，“像雨后新晴一样，心里明朗爽快多了”，是自己“人生观的一大改变”，93“摆脱了安特列耶夫悲观绝望的影响”94。倘使这次挣脱也同样发生在台静农那里，那么可以说，“文抄公体”除了再度验证“人生是可怕的……理性是虚妄的……黑暗是有大威力的”95这一绝望结论，同时也是一种能动的过程。它放弃了黑暗与光明的静态对立，而致力于就谛视这黑暗，一再去经验这黑暗，直至在无限扩大的失败背面，看出就事实而言尚未存在的胜利，所谓“凝视人生而看见了全圆”96。
事实上，就在《往星中》这个最初的剧本里，天文学家塞尔该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进研究室”式的学者。对塞尔该来说，为革命牺牲的儿子是被交还给了“永恒的火”，这回收了死者的火仍将无止尽地在新的人里面燃烧，星乃是火的象征。是在这样的对话中，玛露莎才最终表示要“回到人世生活”，因为她要使死者的火燃烧在自己之中，要逼视尼古拉的尸体，“要像保存圣物一样，保存尼古拉所留下的东西——他的思想，他的敏感的爱情，他的温存”。然后，再度投入革命，“让他们重新地，重新地在我心里把他杀掉”97。在这第二度的被杀中，死亡和行动之间，有了某种无须预设“最后胜利”的可流动性。如“文抄公体”一般，再度返回创伤，再度复活创伤，同时也就再度召唤着与之相胶着的战斗和未克抵达的胜利。
在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的讲话上，台静农曾谈到鲁迅辛亥之后的抄碑时期。他强调鲁迅此举是“从古人的著作中来寄寓他的热情”，因而“不单是文学的学术的，而是政治的”。98“热情”意味着某种向外的、进取的姿态，仅以“自慰”“有用”云云，是无从解释这种政治性的。事实上鲁迅本人也从未正面阐述过“深研一种学问”是否仅仅是一种退婴的选择，尽管晚年再三在书信中向友人宣告自己要脱离上海混乱的舆论场，鲁迅最终也没有展示过在这一舆论场之外，战斗是否仍然可能。在此意义上，倒是未名社人，是按照鲁迅这未曾实现的安排选择自身道路的。抄碑如何是“政治的”，只能从台静农自己的实践中寻找线索。
如果这也可以称为战斗，这一战斗并未试图将自己描述为“前进”，因为它已经确认“战败”乃是无期限的事实。无从走出“战败”，无从坐等“胜利”，于是转而就从这“战败”中分离出与“战败”对抗的东西，大体上这是大革命失败后未名社人文学-政治实践背后的图式——尽管这图式远非清晰阐发过的，甚至很难说是自觉的。无须援引本雅明关于新天使的描述，在最好的状况下，这种战斗应当是向后回返，却是自前方归来的。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后五四时期北京新文学出版文化研究（1920—1936）”（编号：21WXC00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柳冬妩：《革命发生时的革命文学——台静农〈建塔者及其它〉与1927年的北京革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4期。
2 本文所使用的“20年代”指1917—1927年，“30年代”指1928—1937年。
3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4 韦素园的早期经历参见李霁野：《忆素园》《五四时期一点回忆》（《李霁野文集》第1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4、156—161页）、《我的生活历程》（《李霁野文集》第2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53—492页）；钟子硕、李联海：《曹靖华访问记（一）》，《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1期；韦顺：《韦素园传略》，《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黄圣凤：《韦素园传》，安徽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5 素园：《血花》，《今世》第2卷第2期，1922年5月。
6 韦丛芜、李霁野：《致胡适》，《李霁野文集》第9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7 李霁野：《流落安庆一年琐记》，《李霁野文集》第2卷，第468页。
8 同上，第466页。
9 鲁迅：《忆韦素园君》，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页。
10 李霁野：《革命者》，《李霁野文集》第1卷，第725、726页。
11 素园：《调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生活状况》，《学生杂志》第10卷第3期，1923年3月5日。
12 李霁野：《厄于短年的韦素园》，《李霁野文集》第2卷，第139页。
13 素园：《俄国的颓废派》，《晨报副刊 · 文学旬刊》第29期，1924年3月21日。
14 韦潄园：《校了稿后》，《莽原》第1卷第21期，1926年11月10日。“未来派诗人”指铁捷克。
15 李霁野和韦丛芜因与保守派学生冲突，1921年自阜阳三师退学，辗转安庆求学未成，于1923年前往北京。台静农系因汉口中学学潮离校，于1922年前往北京。
16 静农：《压迫同性之卑劣手段》，《京报副刊》第158期，1925年5月24日。
17 直至“三一八”，北京的学生运动始终没有遭遇过造成死伤的武装镇压，但五四以来军阀直接杀害学生的事件在地方上却并不罕见。关于各地军阀与学生冲突导致流血事件的情况，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104—111页。
18 参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0页。
19 “当时北京蓬蓬勃勃的文艺活动，仿佛是也有点反常的。”参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18页。
20 同上，第16—17页。
21 李霁野：《忆素园》，《李霁野文集》第1卷，第38页。
22 鲁迅：《忆韦素园君》，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6卷，第273页。
23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24 李霁野：《未名社始末记》，《李霁野文集》第2卷，第484页。
25 韦素园：《序〈往星中〉》，《莽原》第1卷第12期，1926年5月25日。
26 安特列耶夫：《往星中》，李霁野译，《李霁野文集》第4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27 同上，第7页。
28 同上，第6页。
29 同上，第12页。
30 同上，第48页。
31 李霁野：《未名社始末记》，《李霁野文集》第2卷，第486页。
32 参见李霁野：《赵赤坪同志纪念》《悲欢离合话南京》《记李何林同志》《忆王青士同志在未名社》（《李霁野文集》第1卷，第104—111、271—275、262—267、162—165页）；另参见王冶秋：《忆青士同志——一九二九年北京团的市委书记》（《狱中琐记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26—33页）；包子衍等：《李何林谈他的生平经历和文学生涯》（《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2期）；柳冬妩：《革命发生时的革命文学——台静农〈建塔者及其它〉与1927年的北京革命》；马慈溪事参见张敬之：《安阳最早的话剧团体——江枫剧社》，文称马系“国民党四十军政训处人员……思想较进步，善于书画，酷爱戏剧”。（政协安阳市文峰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峰文史资料》1988年第1辑）。
33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30页。
34 同上，第33页。
35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29—30页。
36 素园：《忆亡友愈》，《未名》第1卷第7期，1928年10月1日。
37 台静农：《春夜的幽灵》，《台静农全集 · 建塔者》，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
38 如《新晨报副刊》上一篇纪念“三一八”的文章便称：“谁知道北伐成告（引按：应为“告成”），民众不得到甚么幸福，反且增加了无限痛苦……对于北洋大军阀，破坏国民革命，与本党政府为敌残民卖国的段祺瑞，而任其逍遥法外，此何以自解？！……如此演译（引按：应为“绎”）下去，本党至某时期，或可毅然决然把我们参加反对任何人的老夫子的甚么争国权运动的民众处以乱徒之罪，起将要长眠圆明园的甚么烈士烈女，鞭尸三百。……中国革命至今日，已以种种证明其失败了！”参见许梯云：《我对“三一八”纪念的愤懑》，《新晨报副刊》1929年3月17日。
39 郑卫华、冯雪峰事参见李霁野：《践踏未名社的屠伯——北洋军阀》（《李霁野文集》第2卷，第71—81页）、《悼念冯雪峰同志》（《李霁野文集》第1卷，第178—181页）。
40 这里使用“大革命文学”的提法，以区别于同一时期创造社、太阳社鼓吹的“革命文学”。本文中的“大革命文学”仅指1928—1930年间北京报刊上出现的以北伐为题材的写作，其作者大多是北伐时在北京、或北伐后流亡北京的革命者，这些革命者既包括国共合作中的共产党党员，也包括纯粹的国民党党员。这些写作没有明确的理论旗帜，大体延续着20年代新文学的形制，文体包括自叙传、书信体、问题小说等，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见闻，尤以牢狱和军旅题材居多，其预想中的读者也是青年知识分子。尚无证据证明这些写作背后是否有政党组织，即使有，也可以确定并非统一的组织。
41 台静农：《建塔者》，《台静农全集 · 建塔者》，第2、6页。
42 荪荃：《春的前夜》，《未名》第2卷第3期，1929年2月10日。
43 饶超华：《第三线》，《未名》第1卷第3、4期，1928年2月10日、3月10日。
44 饶超华事见鲁迅1927年9月25日致李霁野信（鲁迅：《致李霁野》，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8页）、周全平：《小伙计创业三部曲》（俞子林主编：《百年书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47—61页）。
45 参见荪荃：《春的前夜》，《新晨报副刊》1929年3月5日。孙祥偈与台静农关系，参见柳冬妩：《革命发生时的革命文学——台静农〈建塔者及其它〉与1927年的北京革命》。
46 静农：《狱中见落花》，《未名》第2卷第5期，1929年3月10日。
47 “不要悲伤，/不要愁虑，/今日的牢狱生活，/正是未来的甜蜜回忆。”参见李霁野：《厄于短年的韦素园》，《李霁野文集》第2卷，第141页。
48 止戈：《在太仆寺街上》，《新晨报副刊》1928年10月25日。
49 荪荃：《春的前夜》，《未名》第2卷第3期，1929年2月10日。
50 台静农：《死室的彗星》，《台静农全集 · 建塔者》，第27页。
51 台静农：《死室的彗星》《建塔者》，同上书，第18、2页。
52 静农：《狱中见落花》。
53 饶超华：《第三线（续）》，《未名》第1卷第4期，1928年3月10日。
54 李竹年：《出发》，《新晨报副刊》1928年8月29日。
55 台静农：《建塔者》，《台静农全集 · 建塔者》，第6页。
56 《历史的病轮》一篇发表时题作《白骨》。
57 台静农：《历史的病轮》，《台静农全集 · 建塔者》，第46、49页。
58 台静农：《弃婴》，《台静农全集 · 地之子》，第41页。
59 鲁迅：《致许钦文》（1925年9月30日），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页。此系鲁迅对安特列耶夫三则“思想的根底”的介绍。
60 鲁迅：《“醉眼”中的朦胧》，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
61 冯雪峰：《触到他自己的谈话片断之二》，《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 · 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62 周作人：《〈大黑狼的故事〉序》，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 · 本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对大革命后道路选择问题的看法也很类似，即认为“现今革命已经截止”，大革命中北京青年从文从武的路皆已不能原样维持下去，新兴的“革命文学”则是可疑的，这大体可说是《语丝》圈子对大革命失败后时局的共同观感，鲁迅此时依旧是这个圈子的意见领袖，而未名社应当被视为这个圈子的外围。
63 冯雪峰：《触到他自己的谈话片断之二》，《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 · 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第73页。
64 孙祥偈通常被笼统地称为“进步人士”，但就1928—1930年间的情况看，孙应当属于有明确反共倾向的国民党左派。《新晨报副刊》1928年11月23日刊孙署名“荪荃”的社论《罪言》，称“我们睁开眼睛看看国际间的局面：资本的帝国主义作一个联盟，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作一个联盟，他们虽不相容，可是都向中国进攻；这两种势力，都压迫中国的国民革命；……那末，我们知道非建筑三民主义的东方国际联盟，不足以自存。……要脱去国际上的压迫，先要振起党纲建设整个的三民主义的立场，整个的党。……先要大大的团结真正的革命分子，澈底澄清的解散一切小组织”。《新晨报副刊》的作者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孙祥偈同一立场的，但也同时有一部分可以确定有共产党背景，尽管党籍不同，两派的思想也不总是泾渭分明。而仅从文学写作看，则几乎很少差别。因此，也很难断定台静农、李霁野等人是否有明确的共产主义信仰。可以看得出，无论相比于王冶秋、孙祥偈还是王凡西，未名社人对政党政治都只有很浅的介入。他们此后对地下党的庇护，应当更多地是出于“自己也受压迫，为反抗起见，或者只为了良心，愿意帮助被压迫者”。关于孙祥偈与“第三党”的关系，参见邓昊明：《“本社”的创立及其归并于“第三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 · 派系纷争混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161页。
65 这是鲁迅“革命文学论争”期间屡次使用的一个词，如“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0页），“踏了‘文学是宣传’的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堡里去”（《〈壁下译丛〉小引》，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0卷，第157页）。前者就发表在《未名》上。
66 李霁野：《未名社始末记》，《李霁野文集》第2卷，第490页。
67 韦丛芜：《读〈鲁迅日记〉和〈鲁迅书简〉——未名社始末记》，《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2期。
68 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书业的变化，见教于首都师范大学何旻老师，特此致谢。
69 鲁迅：《致曹靖华》（1931年9月27日），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9页。
70 关于韦丛芜从政的经历，参见史挥戈：《韦丛芜“合作同盟”问题辩析──从新发现的两件韦丛芜的史料说起》，《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71 李霁野：《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李霁野文集》第2卷，第505页。
72 台静农：《北平辅仁旧事》，《台静农全集 · 龙坡杂文》，第123页。
73 鲁迅：《致台静农》（1933年12月27日），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
74 孔嘉：《登场人物（小说）》，《工作与学习丛刊》第2期，1937年3月25日。
75 孔嘉：《纪钱牧斋遗事》，《七月》第5卷第4期，1940年10月。
76 释耒：《锢党史话》，《希望》第2卷第4期，1946年10月18日。
77 同上。
78 孔嘉：《读〈日知录校记〉》，《抗战文艺》第7卷第2/3期，1941年3月20日。
79 释耒：《锢党史话》。
80 同上。
81 周作人：《闭户读书论》，张菊香编：《周作人代表作》，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8页。
82 释耒：《锢党史话》。
83 韦素园：《序〈往星中〉》，《莽原》第1卷第12期，1926年5月25日。
84 台静农：《辽东行》，《台静农全集 · 龙坡杂文》，第28—29页。“题记”标点为引者所加。
85 同上，第35页。
86 静农：《途中》，《小说月报》第15卷第8期，1924年8月。
87 台静农：《〈地之子〉后记》，《台静农全集 · 地之子》，第144页。
88 释耒：《锢党史话》。
89 章太炎：《俱分进化论》，《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05页。
90 释耒：《锢党史话》。
91 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第67页。
92 霁野：《乐观主义》，《莽原》第4期，1925年5月15日。
93 李霁野：《未名社出版的书籍和期刊》，《李霁野文集》第2卷，第106页。
94 李霁野：《未名社始末记》，同上书，第487页。
95 鲁迅：《致许钦文》（1925年9月30日），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第353页。
96 李霁野：《未名社出版的书籍和期刊》。
97 安特列耶夫：《往星中》，李霁野译，《李霁野文集》第4卷，第75、77—79页。
98 台静农：《鲁迅先生的一生——在重庆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的一个报告》，《台静农全集 · 台静农遗稿辑存》，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