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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问家的“第一篇”
来源:文汇报 | 李荣  2024年02月29日08:43

由本人谈不上丰富的阅读经验而言,有时会产生这样一个可能没什么根据的感想:一些大的学问家,他们最让人心折和佩服的,往往是他们学问长河里面的“第一篇”。

这个“第一篇”,并不一定便是他们巨富的文集或全集中编年上排在“第一篇”的文章,甚至也不一定便是他们公认的“成名作”,而只是在他们的年轻时代,经过了博学深思,由博取约出而“收束”结晶成的“第一篇”。它们往往最是可喜有特色,最为大胆无挂碍却已有了厚重的学问的功力。有些学问家,他们独有的风格,当然一生都是多少隐显地保持延续着,但是最鲜明、最为灵动 的那一种“神气”,却只 有在那个“第一篇”当中,才能寻找得到。

一次,偶在书店看见一套新编的冯契先生的文集,就拿起来随意一翻,却没想到一翻之下,有点放不下来的意思。过去对于冯契先生所知很少,记得他有一本著作,名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多年前曾经略略翻读过一次,内容上似乎留下的印象不深,而行文之中,即使是已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却依然不可免地有一些特定时代字眼语句上的痕迹,略“刺目”。其实,如今能够设身处地为当时学者来着想,总还是能够理解,不能过分地去责怪他们。但当时的自己却是做不到,像吃饭吃到细碎的砂石一样,迫不及待地整个儿“吐哺”出来,废书不观了。

而这一次的翻读之下,却是对于冯契先生有了新的领会,觉得在他那一辈的中国自己的哲学研究者中,冯先生总还是在辩证唯物论的总框架里,多少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希望获得一点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思想之一人,这是可以让人佩服的。根据冯先生自述,他在抗战时的后方昆明以及五十年代的初解放时,都是金岳霖先生的学生及晚辈的同行,得之于金先生的最多,与金先生的切磋也是最频而且最富有成绩的。金先生有名的大作《知识论》曾经留有一个尾巴,总觉得西洋源之于古希腊逻各斯的知识论,太过于客观,有点缺少人性的“温度”。金先生与冯先生这师生两人,对于静安先生年轻时攻读康德和叔本华哲学所得出的一句总括语“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都是印入心间,而且深长思之。他们的燕谭中,时时会说及这样一个命题:世间到底有没有一种哲学,既是可信又是可爱。冯先生从金先生那里得到启发后,可以说一辈子没有忘记这么一个命题。无论环境怎么样的变化,或者在给定的语境中需要作怎么样的适应,冯先生的内心始终忘不了金先生所传给他的那些宝贵的思想火花,终其一生都在努力让这些火花放出光芒来。冯先生后来写出的智慧三论,可以说是他这一辈哲学研究者中难得的独创之论。冯先生认为,哲学说到认识论,还不能完结,还要“说下去”,要由知转智,把知识转化成为智慧,天道与心性会通,知识与理论化作方法与自由的德性即智慧,那才是圆通的境界,也即“可信者亦复可爱”。这一次匆匆翻读新编的《冯契文集》,觉得最吸引我,让我读了喜欢得有点放不下来的,全在他早期于金先生指点下写出的《智慧》这一篇原创的论文,完全可以当得“灵气逼人”这样的赞语和的评。

后来,与一位友人闲谈,偶言及季羡林先生,又引动了我的联想。无独有偶,季先生文章中,最吸引我的,也是他四十年代后期从德国留学刚回国时,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上的第一篇论文《浮屠与佛》。季先生可能比冯先生年岁要大一点,但还应该算在一辈里面的。他们那一辈的学人,这个“第一篇”现象,实在是有意思。

季羡林先生可说是难得的语言天才,语言天分十分了得。留德,却是遭逢二战,滞留长达十年,师从德国东方语言的研究宗师,在东方语言,特别是巴利文、吐火罗文等中亚古语上面炼出扎实的功夫。此一段经历具见季先生后来写作的《留德十年》一书。胡适之及陈寅恪先生赏识季先生,他一回国,这两位老师即举荐其主持开办北大的东方语言系,一个短暂的过渡,季先生即升任北大教授。当时人爱才惜才有如此。回过来说季先生那一篇《浮屠与佛》,实在可说是一篇“灵气之作”,并且有其师寅恪先生之风,从一般人不注意的细小之处,却能见出文化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季先生后来在回忆文中也认为,他得之于寅恪先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中国古来译经里,最早的对译梵文里面表示释迦牟尼名号Buddha的,是两个字的译名“浮屠”。后来出现了“佛”。一般人都认为佛是佛陀之省,根本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季先生却认为,佛教入华,译经者对之崇敬,译释氏名号不大可能用如此省称而行“腰斩”也,一定是别有来源。中亚西域小国各处吐火罗文中对于释氏的称号,都是相当于“天中天、天中王”的这么一个有形容语的词,意思是“神之神”,而落实在那个名词上的“神”(pud)便是单音节,是对于Buddha的对译,这是译经里面“佛”的来源。

由这么一个“小地方”,季先生进而借讨论《四十二章经》的真伪,论及佛教入华的时间及途径的大问题。佛教入华必有前后两个来源和两条途径,一为“浮屠”的路,一为“佛”的路。前者在时代上可能早至前汉,季先生一开始猜测是由印度直接入华,后来在八十年代末再做了一篇《再论浮屠与佛》中做了修正,认为是由居大夏国的大月氏由大夏文译为汉文入华。后一条“佛”的路,则晚至后汉三国经中亚西域小国入华。所谓《四十二章经》真伪问题,实则是“浮屠与佛”两条路径上的两种译本也。

读学术文章,像季先生《浮屠与佛》这样,在人所不经意的细小微末之处,能步步掘进,拈出深者、精者、大者,最能够使人佩服,成为第一流的成果。而那些做足架式的所谓“宏篇巨制”,由“宏大”而至空虚,总还是能力与灵气之所未逮也。季先生的这个“第一篇”,实在是酝酿了这样一派可喜的学问上的“气候”。这之后,季先生也是著作等身,但与那个灵动的“气候”和当时敏悟辨析的原创力量比较起来,当然不能说反而缩减了,也不好说后来的就一定超出当初,无论如何,总是有点可惜。此外如费孝通先生等学问家亦是如此,虽不敢说其后的乡镇工业及小城镇理论不重要,但与《江村经济》这个“第一本”和《乡土中国》这个“第一册”一比,仅就灵动程度和创造力而言,总觉得距离还是不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