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与孙犁
在我父亲王林的日记中，涉及孙犁的有280多篇，另外还有一些文章、书评、眉批和“文革”中的交代，也涉及孙犁。2019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林日记辑录之一：《我与孙犁四十年》，尽管删改了30余处，但还是引起学者关注，社会上也有很多评论。我只是从我的角度、从我所掌握的材料，谈谈我父亲王林与孙犁的关系。王林1969年3月20日在干校的交代材料中写道：
一九三八年春初，我在冀中军区政治部工作时，孙犁跟随着我们打游击……一九三八年夏秋间，抗战建国学院成立，大概是由陈乔和吴立人把孙犁拉去当教员。一九三八年底日寇对冀中大举“扫荡”，抗战建国学院结束，他跟着冀中军区政治部坚持反“扫荡”一个时期。一九三九年夏初我见到他，了解他当时无工作岗位，我就找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把孙犁介绍到北岳区工作去了。
王林亲自到七分区向孙犁传达了这个指示，并代办了过路手续，还写了一封介绍信。1941年夏天，《冀中一日》在完成征集稿件后，开始了审稿工作。五万多稿件装了几麻袋，由大车拉着到处“打游击”。《冀中一日》写作运动虽由王林具体负责，但主要工作是李英儒、路一、梁斌等人做的。6月，王林还曾去晋察冀边区出席边区文化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边区文联。等王林返回冀中时，审稿工作大体结束。秋天孙犁回冀中探亲，赶上《冀中一日》正在编辑中，而第二辑《铁的子弟兵》原是由部队负责，因战争频繁，部队无法按期完成，王林便将孙犁留下，负责编辑此辑。工作完成后，根据王林建议，孙犁写作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给〈冀中一日〉的作者们》，即后来的《文艺学习》。1942年4月，孙犁返回晋察冀边区。1943年1月，孙犁以记者身份参加了在阜平召开的晋察冀边区首届参议会，王林是冀中民选的正式代表，但因1942年五一大扫荡之后，冀中环境残酷，王林未能成行。2月，孙犁给王林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会议的情况。此信发表时标题为《二月通信——寄一个没有到会的参议员》。王林是在四十年后才读到此信。1944年孙犁去了延安，直至1945年10月22日，孙犁才穿过封锁线回到冀中。24日王林即到孙犁家看望。以后王林与孙犁的接触就多了，孙犁还曾给王林介绍过对象。这方面王林日记中有详尽的记述，就不多述。1949年1月天津解放，王林和孙犁相继进入天津，王林到总工会任文教部部长，孙犁到天津日报社任副刊科副科长。后他们都进入天津作协，来往就更加频繁。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自1943年创作完成后，一直受到批评。后在黄敬、周扬的支持下，终于在1949年9月30日出版。几天之后的10月6日，孙犁便在读后记中写道：
这是一幅伟大的民族苦难图，作者自始至终亲身经历了这个事变。写“反扫荡”是本书最拿手最成功的地方。……当然，本书最精彩的地方还是真正写出了冀中人民的生活的战斗的情绪。这里写出的情绪，我说是地道的冀中人民的情绪。
1950年3月28日，王林“夜访方纪，闲扯”。方纪说：《人民日报》《人民文艺》周扬亲自编。批评他的那文章，是编者以读者名义写信，又以编者回答。本来北京批评空气很浓，真是山雨未来风满楼……又说孙犁估计他自己和王林《腹地》都要被扫荡一下。“我（王林）说，大扫荡经过不知多少次了，无论如何出版了，再也一手遮不住天，无非再说我个黑暗文学完了，消灭不了就行。方大笑。”（王林日记）这反映出当时王林、方纪和孙犁在这个时期是惺惺相惜的。
果然，1950年3月开始，陈企霞在《文艺报》上连续发表长文对《腹地》进行批判。孙犁对此不以为然，在12月22日给王林的信中说：“有点吹毛求疵之讥”。
孙犁在创作《风云初记》期间，也不断地将自己的感受、困惑写信告诉王林。王林在读了《风云初记》后，“觉得芒种和春儿这两个人物写得特别好”。王林还多次著文高度评价孙犁的《白洋淀纪事》。
这个期间他们和一些文友经常串门、看望、聊天，对创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探讨，对时政交流各自的看法，还曾和方纪一起去逛劝业场的古玩商店……即使1959年王林因“右倾”被批判，下放到天津电影制片厂当编写人员，他们的交往都没中断。
1961年12月18日，远千里对王林说：你的“经验多，见过的阴暗面多，而被阴暗面缚住了。孙犁同志也知道不少这类东西，谈起话来并不少，但他不写。所以青年喜欢。梁斌同志对二师、高蠡起义的描写，也是去掉很多渣滓才发起光来的。”（王林日记）
“文革”初期，王林、孙犁二人各受各单位的冲击，基本上没什么来往，但都关注着对方的情况。1970年我当兵离津那天，父亲专门带我骑自行车去看望孙犁，那时孙犁被赶出日报社，住在佟楼一个简陋的平房里，身体欠佳，头不停地晃动。
“文革”中，王林在造反派的威逼下，写过四篇关于孙犁的交代，除了一些“时代的语言”，没有任何诬陷、不实之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1970年，王林和魏巍还给孙犁介绍老伴张保真。孙犁儿子结婚也把王林请去。
1972年王曼恬主政天津文艺界时，对王林和孙犁还是比较尊重的，她在抓京剧《芦花寨》时，把王林和孙犁都请了来，并指定孙犁负责，他们还随着天津京剧团《芦花寨》创作组一起去白洋淀体验生活和收集素材。在修改过程中，孙犁提出“有点伤筋动骨的意见”，当即就被原作者否定。当然，剧本最后没有成功。
“文革”后，王林和孙犁相继得到平反，之后主要是各忙各的事，但时有交往。1982年孙犁和冉淮舟发生矛盾，王林从中调和。1983年5月14日，冯牧来津，王林还陪同冯牧去看望孙犁。7月天津评鲁迅文学大奖时，孙犁给评委会写信：“不评上王林，我也不参加！”
1984年7月2日，王林病逝。1986年出版《王林选集》时，吕正操写了序。关于这个序，我母亲刘燕瑾在2月14日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我请求吕正操同志给写，他又让我拜托孙犁同志写，当时我很为难（因孙犁同志曾出过不再写序的启事了）。没想到给孙犁写信后，不久他就把手稿寄来了，这真出乎我的意外，我又送吕头那班人。吕头口授，由刘沙和冉淮舟同志执笔，又补充了一些。再寄给孙犁同志润色，后孙犁同志润色完又寄回来，才算定稿，待发。
1942年冈村宁次发动五一大扫荡，冀中军区撤到路西，到了太行山区。冀中成了日伪统治区，日寇大扫荡的残酷，史书是有记载的。五一大扫荡前，冀中军区决定相当一级的干部都要撤到路西去，王林也在此列。为了亲身感受这场战争，他找了老同学、时任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长的周小舟“走后门”，这才留了下来。关于这段历史，李之琏在《怀念程子华政委对我们的关怀和教导》一文中这么写道：“剧社多数同志到路西后，冀中的作家梁斌、孙犁等也到了路西，子华同志发现王林还没有到路西，就派了一个小分队，回冀中专门去接王林。当时王林随同群众打游击，住处不定，有时还钻地道、‘堡垒’。小分队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找到王林，这时，王林已化装得完全像个农民了。”王林对接他的人说：“我是搞创作的，不能离开冀中的土地和冀中的人民。……请你们回去报告程政委：只要冀中还有老百姓，就有我王林，冀中的人民，一定会掩护我！请程政委放心！”（《纪念程子华》136页，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王林留在了冀中，小分队只好返回路西。正是在这种 “端起饭碗，还不知这顿饭能不能吃完” 的环境中，王林在地道口和“堡垒户”家中，像写遗嘱般地完成了长篇小说《腹地》。孙犁是1942年3月返回路西，直至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从延安回到冀中，在河间又见到了远（千里）。他那时拄着双拐，下肢已经麻痹了。……‘五一’大‘扫荡’以后，他在地洞里坚持报纸工作……”“我只有在地洞过一夜的亲身体会，已经觉得窒息不堪，如同活埋在坟墓里。”（见《远的怀念》）他的这次亲身体会，是指1944年3月在曲阳（路西）为期一周的生活体验（见《游击区生活一星期》）。即便没有亲身经历五一大扫荡，他也是知道冀中的艰苦环境的。孙犁在文艺界的名气远大于王林，对此王林是有自知之明的。早在1981年，有人写了本《孙犁传略》，前九章只提了王林一句，王林认为：“这太好了，以免有‘附骥尾而上青天’之嫌。”（王林日记）2006年我开始整理父亲的遗稿，准备重出1949年版《腹地》和《抗战日记》，我母亲和耿叶阿姨等人又去找吕正操写序，在谈到王林和孙犁时，吕正操说：要知道冀中的残酷，看孙犁的不行，一定要看王林的。这是她们回来给我讲的，没有文字记录。其实这不重要，现在研究孙犁的学者很多，只要对比一下就清楚了。目前王林的日记、交代、检查、书信绝大部分都没有出版，有些正在筹备之中，早晚会陆续与读者见面，历史的真相也会进一步显露出来，任由学者去评论。我想起父亲在《腹地》一书后面，用钢笔抄写的郑板桥的两句诗：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这是五十年代王林对批评《腹地》的心态，也是当今我对评论王林的态度。
2022年9月10日 中秋
2023年11月6日修改
补记：
前不久，时海燕突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发现我父亲王林给她父亲时达的一封信，时间是1943年4月15日。1943年的信居然密封了80年！同时还发现孙犁的一封信和几本日记。
11月10日我去海燕家，见到这些遗物。我们谈到父辈之间的许多事，临告别时，她将这些遗物全部给了我。
孙犁（右）、时达（左）、王林夫人刘燕瑾1954年夏于天津水上公园。王林摄
时达是河南省封丘县人，1933年加入共产党，抗战期间曾任冀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大约在这个时期和我父亲相识。1941年编写《冀中一日》时，时达曾写过一篇《阵地》，收于第二辑《铁的子弟兵》中，此辑我父亲交由孙犁编辑，由此他们也成为朋友。新中国成立后时达曾任空军轰炸十师师长，1962年转业地方，任吉林省林业厅副厅长，他们三人的交往就更多了，直至他们相继去世，这里不多述。
一、孙犁贺信
时达、王岫天同志：
昨天发出一信，因为这里的交通不便，我想你们收到是很慢的。今天我翻这里的书，抄惠特曼诗一节，聊表我对你们结合的庆祝，这诗我觉得很好，如你们读来，它是会更好的。这里面有爱，有力量，和爱的力量的根基。请想一想我是弄这一行的，对于你们这样的盛典，抄一节诗，遥遥寄赠，自己是不觉得寒酸，而充满热情的。
因为一些事情，我那天只好来了，在十四日晚上，我也没忘记遥祝你们的伟大幸福的夜晚，特别是因为我在途中，想起你们加军用地图的喜帐内的结合，深深感觉有趣味。今天刘毅同志来了，我跑去打听她参与婚礼的热闹，可惜她也一知半解，只说时达同志精心写了约请信片等等。
敌人已侵入南店，我们可能转移，在时达兄回冀中以前，我想信是不能写了。这边学校的事，高中队课程已经进行一半，外国语和算术补习很难，刘毅已决定入普通科，王岫天同志来，我想也是这样吧？学校生活作风都很好，勿念。
敬礼
孙犁
三月十六日夜
孙犁致时达、王岫天的新婚贺信（1943年3月16日）
压紧吧，裸着胸膛的夜。压紧吧，诱人的，眷人的夜！
南风的夜！大大几颗疏星的夜！
沉静的，下垂的夜！风狂的，赤裸的夜！
微笑吧，啊，肉感的，风凉的地！
瞌睡而流漾的树木的地！
落日已去的地！雾罩群山的地！
受满月晶莹的照注，刚染了蓝色的地！
光明和黑暗，斑驳了河潮的地！
看我份上再亮些再清些的，白云清澈的地！
远远突袭，受了排挤的地！富丽的，苹果花开的地！
微笑吧，因为你的爱人来了！
Walt Whitman：《自己的歌》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晚在阜平河西村抄赠 时达同志婚礼纪念
孙犁
二、王林贺信
时达同志：
祝你燕尔新婚！英雄美人，自古为然。
你最爱写信，竟托老孙代问一句，我不挑理。大事在身，能不集中火力于一点乎！
我于上月草完了《腹地》，约有廿五万字。最近又可从北平寄来几本名著，于岗楼公路旁边，于敌伪大骂喝叫声中细玩佳作，亦滑稽事也。一友寄来英诗集Golden Treasury，细加推敲，如入异境，因为和周围的现实空气太不调□了。
结婚是件大事，英国Oscar Wilde说过：Between men and women，there is no friendship but love or hate.（这剧本中国译编为《少奶奶的扇子》。）这话虽然是个资产阶级出身兼世界闻名的玩世作家说的，也含有不少真理，不可不慎加体贴。万不可发作丝毫裂痕。我与刘毅同志正式宣布各奔前程了。因为我在她病中积聚反感过多，若不是有黄敬警告我不可给她过大刺激，我早公开宣布了。我后来虽多次努力想恢复好感，竟皆归失败。勉强无益，不如分道扬镳。
不多分散你的精神了。
此祝
婚祺
林
四月十五日
王林致时达的新婚贺信（1943年4月15日）
Golden Treasury即《英诗金库》。Between men and women，there is no friendship but love or hate.（男女之间没有友谊，只有爱或恨。）——王林引用王尔德（Oscar Wilde）名言不完整，原文应是：
Between men and women，there is no friendship possible.There is passion，enmity，worship，live，but no friendship. （男女之间没有友谊可言。有的是激情、敌意、崇拜、爱，就是没有友谊。）
刘毅曾任冀中七分区妇救会常委兼青年妇女部长，1942年9月随八路军22团到路西， 1943年1月出席在平山温塘召开的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并代表冀中青年妇女发言。孙犁1943年2月13日写给王林的《二月通信》中说的“来了你的女朋友”，即指刘毅。
三、时达、王岫天结婚申请书
时达、王岫天结婚申请书（1943年3月11日）
我俩于一九四二年开始认识，继之发生通讯关系。我们因志趣一致、性格吻合、学习爱好更多融洽，因之爱情日益加深，中间经过将近两年岁月，双方统感觉并承认爱情已达成熟时期。刻在
党上级的允准下我们根据——：双方自愿互相挚爱，及年龄适当的原则，约定三月十四日结婚。
时达 年26岁，河南省封邱县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王岫天 年22岁，河北省完县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谨此报给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并转区党委
男 时达
女 王岫天
三月十一日
批准 李梦龄
照准 张国坚11/3
李梦龄（1903—1985），河北省晋州市人。192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相继任北师大中共支部书记，东北军学兵队第2营政治教官。抗战时期任冀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政委。
张国坚（1912—1962），原籍福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吴淞区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干事，福建省委秘书长，长征中任国家保卫局部长，红西路军三十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保卫部长。抗战时期任冀中区党委社会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第六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我父亲于1984年7月2日在天津去世，生前常住北京。父亲去世之后我们全家赴津，只在门上贴了一张字条。正巧那天时达来访，爬上四楼，看见门上贴的字条，顿使愣在那里，站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遗憾的是，当年12月他回老家，在封丘县招待所因煤气中毒，辗转送回北京，抢救无效去世。
2023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