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艺苑掇英》的日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下文简称“人美”）复社，在上海美术馆工作两年多的我又调回人美。当时人美的社长李槐之是李一氓的侄子，他多才多艺，能写会画，人长得又帅气；听说他在部队当过骑兵，衣着很时髦，还有个洋名——果克。社领导杨可扬分管出版工作，他为人厚道，很早就投身革命，积极响应鲁迅先生的号召，以刻刀为武器向敌人发起进攻。他的木刻作品雄浑大气，我很喜欢。
1977年，人美的同事都回来了，可扬便盘算着做一本新刊物。虽然他是版画家，但对这本刊物的定位很明确——介绍传统书画艺术。“文革”刚结束就提出这个选题，很能体现他的魄力。
第二年，《艺苑掇英》创刊出版，一经问世就受到社会的好评，毕竟当时的美术界一片荒芜，艺术家缺乏创作与交流的平台，民众的审美与阅读需求也在慢慢复苏，期待看到更多高品质的专业出版物。这本刊物旨在“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努力介绍祖国历代优秀的绘画、书法等艺术作品，为繁荣社会主义美术创作、整理祖国艺术遗产，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提供和积累宝贵的资料”。
在《艺苑掇英》创刊前，全国最有影响力的美术刊物当属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美术》，《美术》包含的内容比较庞杂，有段时间它倡导新国画、新风尚，几乎不见传统书画的踪迹。《艺苑掇英》不一样，我们在一开始就把它定位为中国书画丛刊，以推介传统书画精品为主，先出版各大博物馆的藏品，再扩大到海内外的公私收藏。正因如此，全国搞美术的人都知道上海有这么一本刊物，新刊上市一周便被抢购一空，稍微晚几天出版，读者就会打电话到编辑部催问。
《艺苑掇英》之所以热销，一是它满足了大众对传统书画的热爱和追捧，禁锢这么多年，现在总算有一个平台了；二是在作品的选择上，力求全面而精当，兼顾丰富性与欣赏性。编辑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组稿，只为把最精美的作品呈现给读者。
创刊之初，《艺苑掇英》主要由张苏予、杨道敏两位编辑负责，他们原本不从事中国书画的研究与出版，编辑《艺苑掇英》，相对辛苦一些。1978年5月的创刊号封面，选用了边寿民的《芦雁》，很快就有读者提意见，一是画家的年代标错了，边寿民是清代的，误写成明代；再者，创刊号的封面，一定要选有分量、压得住的画家和画作，边寿民虽然是“扬州八怪”之一，排名靠后，不算最出类拔萃的。总之，这幅画放在创刊号的封面上，压不住。
就这样编了几期，社里打算换个熟悉中国书画的编辑接手，最好既能画，又有些专业知识，年龄还不能太大，外出组稿对体力是个不小的考验。可扬对我说：“小龚，你喜欢传统书画，你来搞吧！”我很高兴，进入人美工作整十五年，正是我年富力强的时候，我也想集中精力做些自己喜欢又擅长的工作。
接手《艺苑掇英》后，我开始四处组稿。第一站是四川，四川的艺术资源雄厚，上大四那年为了做毕业创作，我去过成都，印象颇深。
四川省博物馆（现四川博物院）历史悠久，收藏的书画、陶瓷、青铜器、民族文物、工艺美术、宗教艺术、石刻等丰富多彩，文化特征鲜明。特别是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据传他一共临摹了二百多幅，四川省博物馆就藏有一百八十多幅。馆里藏的古画也多，源头可以上溯至安史之乱，玄宗和僖宗入蜀避乱，一些京师画家和宫廷艺人随之到来，故当年有“蜀道僻远而画手独多于四方”的说法。
去四川时，我们是“三人行”，除了我和另一位编辑，还有擅长摄影的平原。平伯伯干活慢，但慢工出细活，水平高，我们要刊用的作品，都由他翻拍。
那时，重庆尚属于四川。在重庆市博物馆（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组稿时，我看到了明代唐寅所临绢本《韩熙载夜宴图》，名家临名家，绝对是传世珍品。我还看到一幅徐青藤（徐渭）的书法。徐青藤的泼墨大写意对后世影响巨大，我跟李苦禅先生就是学的大写意，对徐青藤的书画很感兴趣。
后来，我们又去看大足石刻。大足石刻始建于唐和五代，历代积累而成，比较分散，我们选择了最精彩的两个山头：北山和宝顶山。北山上的一尊宋代石雕菩萨特别迷人，菩萨的面态雍容富丽，神情悠然恬静，王朝闻先生说过，“这是东方的维纳斯！”为了拍摄好这尊石雕菩萨，必须下大力气，洞窟里的亮度不够，我们就用镜子、白纸反射光线。最后印出来的图像不错，清晰又柔和，这尊石雕菩萨看上去更美了。宝顶山的石刻比较集中，佛、道、儒的造像都有，还有三教在同一个龛窟里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没有完成的造像，刚好让今人一窥石刻工艺的流程，我是越看越喜欢。
下山后步行十几里路，我们看到一座宝梵寺，寺内的明代中期壁画美轮美奂，艺术水准高，难得的是妙趣横生，很多世俗的画面极其生动。这么珍贵的壁画，当时没有人管理，生产队在大殿里堆粮食，壁画下半部分都被麻袋磨花了。我们一边欣赏，一边惋惜，赶快拍摄下来，在这里又积累了不少素材。
我从第七期开始主持《艺苑掇英》的编辑工作，当期便推出了“四川专辑”，出版后很受欢迎，但也有一些读者提意见，说内容太杂，书画、篆刻、瓷器、石刻什么都有，希望集中于书画一项，特别是流传有序的名家名作。其实我本想以书画为主，只是看到大足石刻后被深深打动，认为有介绍的价值，况且雕塑和书画有很强的相通性。从第八期开始，《艺苑掇英》就专门介绍传统书画了。
此后，我又到国内各大博物馆组稿，特别是那些书画馆藏丰富的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我去的次数最多，杨仁恺先生在那里，我们的关系特别好。上海博物馆更是近水楼台，熟门熟路，我们合作出版过好几期专辑。至于故宫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等，《艺苑掇英》也出过相应的专辑。
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一些博物馆的规模虽然不大，却令人眼前一亮。比如扬州博物馆，它的馆藏出一期专辑也没问题。通常一期《艺苑掇英》需要七八十幅照片，这就意味着组稿时至少要拍摄两三百幅。
组稿的过程是相当艰辛的。有一次去安徽拍摄太平天国壁画，当地交通不便，我们要步行十几里路。平伯伯带的设备很重，实在背不动了，大家就轮流帮他。还有一次去陕西省博物馆，为了色彩保真，我们在暗房里拍摄，窗户全部被遮住，不透光也不透风，大夏天的连电扇也不敢吹，生怕画被吹动。就这样拍了好几个钟头，全身湿透，热得几乎要晕倒。
宁波的天一阁也有很多珍贵的书画，比如徐青藤的《行书白燕诗轴》，近三米高；还有一幅陈白阳的山水画，尺幅也很大。我们在馆内拍摄时，因为电压不稳，灯光一会儿明一会儿暗，还不停闪烁，实在是拍不成。刚好我有个同学在宁波东钱湖的东海舰队司令部工作，我想部队的条件应该好些，就把画运过去拍摄，好不容易挂起来了，却发现东钱湖的电压也不稳，只得作罢。多说一句，天一阁收藏了一组铜版画——郎世宁主持的《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共十六幅，乾隆年间送到欧洲制版。这组画表现了乾隆“十全武功”中的“两全”，刻画细致，其中的不少战争场面精彩激烈，故这组画兼具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能反映当时的历史情况。遗憾的是，宁波天一阁专辑因故没有出版。
《艺苑掇英》一直致力于展现灿烂辉煌的传统书画世界。有些古代书画很少公开展出，不要说普通读者，就连专业人员也难得一见，由于这本刊物的影响力大，不少博物馆都允许我们到库房里直接挑选、拍摄，而且免费，顶多送一些杂志。到后来我们再去拍摄时，就要付费了，再后来，有些博物馆即使付费也不让拍，均由馆方供片，这说明大家的版权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了。
各大博物馆的专辑做得差不多了，我开始考虑以画家、画派、藏家作为组稿的重点。藏家方面，比如国内的唐云先生、邓拓先生、周怀民先生，中国香港的刘作筹先生，美国的王己千先生、翁万戈先生、高居翰先生等。而后还拓展到一些来上海做展览的外籍藏家，最具代表性的是阿部房次郎先生捐赠给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藏品，连续出版了两期专辑，都是精品。《艺苑掇英》在海外有一定影响力，很受海外华人的欢迎。
主编《艺苑掇英》二十年，我庆幸我们抓住了时代的机遇，也用我们的心血，为那个年代的读者奉献出一批难得一见的名家名作。在组稿的过程中，我去那么多博物馆看名画、访名家，入眼的都是珍品孤品，听到的都是独特观点，加之虚心求教，这使我的艺术视野越发开阔，对我的艺术创作颇多裨益。对读者而言，《艺苑掇英》起到了艺术启蒙和艺术传播的作用，直接推动了传统艺术审美的复兴。
很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还有人提起《艺苑掇英》，于我实属欣慰。
（邢建榕、魏松岩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