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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王原来不是“龙”
来源:北京晚报 | 蔡辉  2024年02月09日07:33

“忧稼能谁怜及汝,回苏即我未殊伊。最欣入夜息群籁,点滴空林飒沓时。”

这是乾隆皇帝在《喜雨十首》中写下的句子,他的父亲雍正祈雨有效后,辄写《喜雨诗》以致谢,乾隆亦然。清代重祈雨,将雩祭列为国家大祀(元代无雩祭,明代为中祀),同时保留了祈雨(中祀)。在这四句之前,有“幸逢嘉霔(音如树,通澍,意为时雨灌注)敷优泽,一洗纷尘转润姿”,即黑龙潭龙王庙对联,只是略改两字,成“幸逢嘉霖敷优泽,一洗粉尘转润姿”。

清帝祈雨不成功,必来黑龙潭龙王庙致祭,据说很灵验。该庙建于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乾隆写过《黑龙潭》《诣黑龙潭祈雨》等诗,封潭中黑龙为“照灵沛泽龙王之神”。

在老北京,龙王庙是最常见庙宇之一,圆明园中即有多座龙王庙。据《北京寺庙历史资料》,1949年前,北京的龙王庙(或龙王堂)多达80余座。永定河沿线著名的龙王庙就有四座:三家店龙王庙、石景山惠济庙、丰台区南惠济庙、永定河河神祠。

龙王庙有两怪:一是制服不统一,有的着龙袍、戴梁冠,有的穿僧服;二是龙头人身,与龙的造型不同。

这是因为,龙王来自印度,因误译与中国龙混为一谈,致定位艰难。在古代,梁冠的梁数标明官职高低,可龙王庙中塑像,品级高低各异,有的还戴着自汉朝灭亡后皇帝专用的太平冠……

龙王不是龙,但搞错的人多了,也就成了龙,只好承担起旱涝之责。

甲骨文中有大量求雨记录

古代中国是典型的人与谷物相结合的生态联合体。

采集游猎时代,人类食物更丰富(不低于150种),身高较农耕时期高10厘米,骨密度多20%,少疾病,平均寿命长8至10岁。从考古看,先民选择农耕后,很快便放弃。

然而,谷物将先民又带回农耕。

谷物成熟有鲜明的季节性(现代品种已不明显),便于税收。芋头等也能当主粮,但它成熟后可留在地里1至2年,种植者随时收获,无法监控。从结果看,以芋头等为主粮的民族很难发展成帝国。

谷物为早期国家创造了契机,税收有保障,酋长们遂按节气,组织生产,美国学者詹·C·斯科特称此过程为“作茧自缚”。

在人类帮助下,谷物的DNA广泛传播,成优势物种;在谷物帮助下,人类开始定居,生育率提高,随着人口增加,对传染病的适应力大大超过采集游猎人群,渐征服后者。

生态联合体也给双方带来约束:谷物扩张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引发周期性灾害;为应对风险,80%以上的人不得不从事农业生产,即使如此,每代人仍会遭遇一次大饥荒;为免于饥荒,只能诉诸神秘力量,以维持“可以控制自然”的幻觉。

在甲骨文中,有大量求雨记录,且已出现“雩”(音如于,求雨的祭祀)字,据《说文解字》:“雩,夏祭乐于赤帝以祈甘雨也。”学者宋红玉在《中国古代雩祭礼制研究》中认为,雩即呼,甲骨文中有“唯戌呼舞,有大雨;唯万呼舞,有大雨。”巫师们边喊边跳舞,是当时求雨的主要方式;求雨不得,巫师们会被烧死,理由是派他到上天去跟神说情。

董仲舒创造了许多“奇招”

据学者宋红玉钩沉,《吕氏春秋》称:“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由此看来,商王朝建立者商汤就是巫师,“桑林”应是祈雨的祭坛。

周代,巫的地位下降,雩祭由官员主持,“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人“尚臭”,喜燎祀,求雨未成,也会烧死巫师,以其臭气通神,后改成较“斯文”的暴晒。“舞雩”时,女巫挥五彩帗(音如服,舞具,可能是五彩丝绸长条,挑在竿上),帗代表云。

西汉只在夏季雩祭,由太常(九卿之首)向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等祈祷。董仲舒据五行说,称旱灾、水灾源于阴阳错行,他创造了许多“奇招”。如:夏季挖一条沟,从土地庙通村外,抓5只蛤蟆,放土地庙的池中(必须方七尺,深一尺),穿红衣服,跪拜祈求。

此外,雩祭时“不得举火,抑阳助阴也”、不砍伐山林、不兴土木、不冶炼、不改水道、禁男人5日内入市场、暴晒巫师和面有疾者、在祭坛上晒锅和臼杵(农具)等。

东汉国力下降,防灾减灾无能,只好加强雩祭力度,皇帝亲自参与,大旱时“避正殿请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轻系”,“人和谷物联盟”有所松动。此前,节日是官方发布的节气,东汉时节日与节气开始分离,节气渐退出,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等新节出现。

一方面,东汉推行阴阳合历,用数字代干支,不便记忆;另一方面,灾害多,靠“一三五七九”等阳数避灾。

蝾螈代替龙受罪

魏晋南北朝时,受佛教影响,巫祝渐少,且“今之女巫,并不习歌舞,方就教试,恐不应速”。据学者宋红玉钩沉,时人更相信人,如晋朝著作郎束皙“为邑人请雨,三日而雨注”,众人感激,作歌:“束先生,通神明,请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畴之?报束长生。”

隋文帝恢复先秦雩制,遇旱“行七事”,即“理冤狱失职,存鳏寡孤独,振困乏,掩骼埋胔(音如紫,意为腐烂的肉,全句意为收葬暴露于野的尸体),省徭役,进贤良,举直言,退佞谄,黜贪残,命有司会男女,恤怨旷”。

到了唐代,龙与祈雨的关系变得更密切,增加了投龙祈雨、画龙祈雨等。

投龙祈雨即“投龙简”,皇帝斋戒后,将文简和玉璧、金龙、金钮用青丝捆扎,分称山简、土简和水简,在正月十五日(天官)、七月十五日(地官)、十月十五日(水官)时,投入水中。本是祈福,唐高宗始用来求雨。

画龙祈雨则是请名家画龙,唐玄宗曾让吴道子“图写镜龙,以赐法善(即道士叶法善,擅求雨)”。

唐代还会鞭打蝾螈,因它长得像龙,疑似龙的亲戚,方法是:“欲雨甚易耳,可求蛇医(又写作虵医,蝾螈的别名)四头,十石瓮二枚,每瓮实以水,浮二蛇医,以木盖密泥之,分置于闹处,瓮前后设席烧香,选小儿十岁以下十余,令执小青竹,昼夜更击其瓮,不得少辍。”

唐代佛教祈雨开始盛行,唐太宗曾令天下僧尼每年正月和七月转经行道,唐廷常招高僧进宫中祈雨。五代时,雩祭已不在郊庙,而是转到寺院。

龙王跟着节日走

宋代多干旱,雩祭列为大祀。据学者宋红玉钩沉,宋太祖至宋英宗时,皇帝皆亲祭;宋神宗后,才由官员替代。在印度,干旱时众生依法唱神咒祈雨,据说很灵验。宋代引入诸多佛教方法,总称“法华法”,据学者李思颖在《宋代官方佛教祈雨仪式及相关问题研究》中钩沉,包括:

水天法:包括水天呼召印咒法(手指做出特殊姿势,诵咒一千八遍),造水天像法(用白檀木刻水天像,像高五寸或二寸半。造像须三只眼,身形头面似天女,头戴天冠,身着天衣,衣上有瓔珞)和水天身印法(起立,并双脚,在眉间合掌,两个食指押在两个大拇指上)。

千手供养法:结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碎三千大千界灭罪印,把乌麻子和稗麻子油混合、搓成丸,念诵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陀罗尼后,将丸投入河中。

除雨障真言法:念咒。

白芥子护摩法:护摩即“烧”,烧白芥子并念咒。

黄色净衣感雨法:祈雨时穿黄色净衣,使雨被感召。

唐宋时,祈雨中佛教元素增加,因东汉灭亡后400多年,大多数时间战乱,人民苦痛,创造大量的节日,多针对厉鬼,比如:十二月八日驱疟鬼、魍魉鬼和小鬼,他们是颛顼(上古五帝之一)的三个早死的儿子;七月七日吞红小豆,驱共工的“不才子”;正月初六送“穷鬼”,也是颛顼的儿子;九月九日悼丁姑,她活活累死,所以此日女性不劳动……

这些节日大多来自佛教,也有少数来自祆教(又称拜火教),比如人日(正月初七)奉火德星君。

随着这些节日普及,印度龙王被中国民众接受。

那迦只是一条蛇

印度龙王的记载出自佛经,本名那迦,长身无足,原型是蟒蛇,译成汉语时,为便理解,直译成“龙”。

据学者沈梅丽在《古代小说与龙王信仰》中钩沉,那迦属畜生趣,人间行恶之人所化,归西方守护神水天领导后,成崇护佛法、降雨救济的好龙,在“天龙八部”中排名第二。

那迦与水关系密切,与中国龙近似。唐代时,出现了“四海龙王”的说法,并被道教吸纳,直到明代《西游记》,才有姓名,即“东海龙王敖广,南海龙王敖钦,西海龙王敖闰,北海龙王敖顺”。龙王姓敖,可能源于水天“戴五龙冠,乘龟”,龟即鳌(敖)。

印度龙王“龙头人身”,与中国龙不同,学者苑利认为:“龙王的拟人化始于唐代,是印度文化影响的结果。在此之前,龙在中国人心目中只是一种虚拟动物。”

太多外来文化因素,让民间搞不明白,龙王算几级干部。

学者苑利研究了山西河曲岱岳殿龙王庙中的五龙王塑像,发现它们戴的梁冠仅2至7道梁,而皇帝是24道梁,可见“龙王品级大致相当于五六品官员”。宋后历朝均将龙王列入国家正祀,民间有“龙王节”,“每逢赛社,必定有剧目演出”,但各地日期不同。学者沈梅丽认为,这导致“在民间信仰中,又存在着龙王神像的亦帝亦臣、亦佛亦王的糅合现象”。

皇家神话龙王,民间却未必当回事。据唐代小说《卢氏杂说》:“(黎干)造土龙,悉召城中巫觋舞于龙所,干与巫觋更舞。观者骇笑……弥月不雨……上闻之曰:‘丘之祷久矣。’命毁土龙,罢祈雨。”

清代雩祭越来越草率

元代废雩祭,因取包税人制,国家较少干预农业生产,破坏了“人与谷物联盟”,带来恶果。据邓拓《中国救荒史》,“元代一百余年间,受灾总共达五百十三次”,远超历代。元顺帝时,平均每两年即遭一次极寒天气,引发大饥荒。朱元璋一家在大饥荒中,9口死了4口,他后来写道:“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

明代恢复雩祭,但无常仪。据学者宋红玉钩沉,明神宗时,皇帝不再将干旱归于自身,他说:“天旱,虽由联不德,亦天下有司贪婪,剥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后,宜慎选有司。”

清帝重祈雨,据学者尧蓝在《清代雩祭礼制研究》中钩沉,顺治十四年(1657年)首在天坛雩祭,皇帝“前期斋三日,冠服浅色,禁屠宰,罢刑名”。康熙时,几乎每年都亲自祈雨。一次官员预测将雨,请致祭,以示灵验,康熙予以拒绝,认为不虔诚。

清朝初期天坛管理松散,“乐舞生等居住天坛之内,造卖药酒酱菜等物,或将房屋赁与来京赴试举子、候补候选官员,或于院内种植花草招引游人,其中均颇得利益”,雍正时严禁,才有改观。

清廷听说邯郸有井,井中铁牌灵验,京师干旱,常请铁牌到京致祭,雨后送回。清中期后,皇帝较少亲自参与,随着财务紧张,祭祀开支一减再减,雩祭越来越草率。

与元朝不同,清朝努力维持“人与谷物联盟”,却一叶障目,屡屡错过近代化机会。祈雨目的是促进农业生产,变成为祭祀而祭祀,便离题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