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各色怪物书”：《东方奇谭》文本生成史及手稿语境

常被不公正地看作“黑暗年代”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为当代研究者留下了一部短小却精彩纷呈的图文作品，即后世所称之《东方奇谭》或《东方奇观》。这是用英语写成的最早的旅行文学和博物志之一，在不列颠仅有三份抄本存世：一份以古英语写就（维特利乌斯抄本，通称《贝奥武甫》手稿）；一份为古英语和拉丁文双语（提贝里乌斯抄本）；一份仅有拉丁文（博德利抄本）。前两份抄本中的《东方奇谭》文本是古英语散文黄金时代的典范。这三部抄本均配有艺术水准良莠不齐的彩色插图，誊抄年代间隔不超过150年，横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晚期和盎格鲁-诺曼时代早期，背后共享一个庞杂浩瀚的拉丁文源文本传统，并最终可以上溯至某位名叫法拉斯马内斯的伊比利亚国王于公元二世纪写给罗马皇帝哈德良或其前任图拉真的书信体作品。该书信文本在中世纪早期以多种书名、经由多部手稿在欧洲大陆流传，主体内容是一位君主向另一位君主陈述自己在旅途中所闻所见的“奇观”。在上述制作于不列颠岛的三份抄本中，这一书信体叙事框架已彻底消失，一同消失的还有寄信人和收信人的名字。盎格鲁-撒克逊《东方奇谭》文本以描述性罗列为主要叙事框架，在赋予这些东方奇观更加清晰可触的地理定位和空间区隔的同时，在文类上比现已无法全然还原的拉丁文源文本残篇更具异域志风貌，同时又因对怪诞生物的关注而具有普林尼式奇物志的特征。

三份抄本中成书最早的“《贝奥武甫》手稿”或许是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著名的古英语文学抄本。除了长达三千多行的脍炙人口的史诗《贝奥武甫》外，这部别名“诺威尔册子本”的羊皮抄本还包括《圣克里斯托弗殉难记》《东方奇谭》《亚历山大致亚里士多德书信》及《犹滴传》四部作品。纵使分属于史诗、圣徒传、异域志、（伪托）书信等文类，这五部作品都从不同角度聚焦于怪兽与奇人、异域和远游、他乡与奇闻，《贝奥武甫》手稿最权威的研究者之一肯尼斯·西桑甚至还将之称作“［古］英语各色怪物书”,直接将古英语这个不列颠岛上当时新兴的书面语言与志怪写作传统联系在一起。《贝奥武甫》手稿由两位匿名缮写士以工整的岛屿小写体于公元一千年左右合力抄录完成，时值被戏称为“仓促王”的西撒克逊国王埃塞尔雷德（979—1016在位）统治期间。十七世纪时，该手稿由杰出的中世纪手稿藏家罗伯特·柯顿爵士亲手装订，与若干十二世纪古英语作品合订成“维特利乌斯抄本”。虽然经历了几波大规模的维京入侵，但此时不列颠的文化和书籍生产仍然得益于阿尔弗雷德大帝（871—899在位）推进的古英语文化复兴和大翻译运动，且古英语相对于拉丁文的地位持续上升。这一时代背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贝奥武甫》手稿中《东方奇谭》的语言选择（仅有古英语）。此外，《东方奇谭》是整部维特利乌斯抄本中唯一有彩绘插图的文本（在另外两部抄本中，除《东方奇谭》外，还有诸多配图文本）。图文并茂的形式使《东方奇谭》具有显著的百科图鉴性质，暗示它在成书时被认为具有教育和娱乐潜能，正如一个多世纪后旅居英格兰的奥顿的荷诺里乌斯所言，“图像是平信徒的文学”,《贝奥武甫》手稿的制作者或许期待不识字的孩童和平信徒也能通过观看这本“惊异之书”中的怪物图像，获得直观而生动的教益。此外，该手稿中除史诗《贝奥武甫》外的全部文本都具有“东方”背景：《圣克里斯托弗殉难记》讲述“狗头人”圣徒克里斯托弗在萨摩斯岛（毗邻土耳其安纳托利亚海岸）使异教徒国王皈依基督教的故事；《亚历山大致亚里士多德书信》以第一人称描述亚历山大大帝在印度的见闻；《犹滴传》讲述犹太寡妇犹滴将侵略者亚述将军荷罗孚尼斩首的勇举。这些文本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在该手稿内装订位置居中的《东方奇谭》提供了地理框架和文化语境，共同界定着盎格鲁-撒克逊读者眼中的“东方”异域。

《贝奥武甫》手稿中的《东方奇谭》

“提贝里乌斯抄本”誊写年代只比《贝奥武甫》手稿晚约半个世纪（十一世纪后半叶初），但在此期间英格兰（古英语Engla land，即“盎格鲁人的土地”）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环境却发生了一系列剧变，其成书过程可能先后见证了最后一波严重的维京人洗劫以及最初的诺曼人入侵，历经哈罗德（1035—1040在位）、哈萨克努特（1040—1042在位）、忏悔者爱德华（1042—1066在位）等多名国王的统治，直到诺曼征服者威廉终结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整部抄本由一位匿名缮写士以岛屿小写体古英语和盎格鲁-加洛林小写体拉丁文双语誊录。全书配有远比《贝奥武甫》手稿更为精美的彩图，除《东方奇谭》外还包含大量天文历法与地理杂项，包括节历表、黄道星座与十二农事书、三张带状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唯一留存至今的世界地图）、教皇与罗马皇帝名录、不列颠主教人名表、盎格鲁-撒克逊王室族谱等。由此可以推测，在外邦入侵加剧、原先偏安于欧洲尽头的不列颠岛被迫加速融入周边世界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提贝里乌斯抄本的整体内容比《贝奥武甫》手稿更具有世界视野，更关注整个基督教世界普遍适用的科学与历法知识。相应地，提贝里乌斯版《东方奇谭》的语言选择（古英语和拉丁文双语）以及字体选择（诞生于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岛屿体和来自欧陆的加洛林体），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普世化趋势。提贝里乌斯抄本中“奇观”的条目由《贝奥武甫》手稿里的32条增加到37条，而它在语言和字体上的双重性也在书中精彩的怪物插图中得到了呼应。譬如，在该抄本第79页背页的双头蛇图像中，巨蛇的一颗脑袋高昂，舌尖指向右侧的古英语文本，另一颗脑袋则耷拉下来并将信子吐向下方的拉丁语文本，而在英语（tongue）和拉丁语（lingua）中“舌头”和“语言”都各自可以用同一个词来表达。这种巧妙的图文互动直观地呈现了提贝里乌斯抄本的多元混合性：无论是从书志学，还是从语文学或艺术史的角度来看，该手稿本身都可以被看作一种由异质元素混合而成的“怪物”。

第三份含有《东方奇谭》的手稿“博德利抄本”成书于十二世纪上半叶（约1120至1140年），此版虽将“奇观”条目进一步增加到49条，但却再次成为一个单语文本（仅有拉丁文）。这或许从侧面证明，在后诺曼征服时代的英格兰，相较于欧洲通用语（拉丁文）和王室官方语言（诺曼法语），作为书面语言的英语相对弱势。事实上，一直到十四世纪中古英语文学的黄金时代，英语才在杰弗里·乔叟及其同辈人的推进下迎来复兴。博德利抄本与前两份抄本同样图文对参，且和提贝里乌斯抄本一样包含诸多历法和天文学杂项，但由于它主要成书于盎格鲁-诺曼时期且并非以英语写就，除了个别涉及图像分析之处，下文将不再对它展开讨论。部分学者认为，古英语《东方奇谭》（下文简称《奇谭》）中对“各色怪物”的描摹旨在通过提供“反常”的例证，参与塑造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中的常情和规范,同时也体现了盎格鲁-撒克逊文本及其插图作者对“人”与“非人”的族类界定；但是，《奇谭》的世界远非一个非黑即白、基于简单二元对立的地域，而是一个充满越界、重叠、疑窦和暧昧的灰色地带，其中的异域和怪物不是确凿给出的信息，而是虚实杂糅、有待解读和反思的叙事。

2

两种“东方”：缺席在场的中心和群魔乱舞的边地

在英国中世纪异域志作者和地图编绘者笔下，“东方”是一个宽泛的文化概念，而非一个精确的地理概念。除亚洲全境以外，包括红海地区在内的非洲东北部也都被归入“东方”，其族裔和物种都被称为“东方人”或“东方造物”。《奇谭》中可见的“东方”主要集中在以巴比伦为地标的西亚，还有以埃及与红海为地标的东北非，偶然也循着亚历山大远征的路径提及印度。除这些地图上可以找到的“真实”的地点外，《奇谭》还涉及了大量无迹可寻的想象之地，其地名与地名间没有一以贯之的方位逻辑，且文本叙事对空间的描述也是非线性的。全知视角的叙事者在亚洲与非洲、真实的城市与虚构的城市之间穿梭跳跃，常常仅以一座众所周知的东方古城为标尺，去界定它周围的陌异之境的位置。玛丽·凯特·赫雷认为，《奇谭》的“词语地形学”本身就是“一张没有铭文、没有比例尺、仅有部分可辨的专名的地图”。图文并茂的《奇谭》犹如一张虚实交织、结点纷纭的奇观之网，与其说是为了给读者提供前往东方探险的导航，不如说是为了诱使他们深入一片广袤无垠、富庶迷人而又险象环生的无坐标之地并迷失其中。

然而，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彻底缺乏定位点和“中心”？答案是否定的，只是这个中心在其地理描述中缺乏直观的在场，而是以一种更隐幽的方式渗透于文本的方方面面。在回答“中心何在”之前，首先需要关注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家乡不列颠在周遭世界中相对位置的理解。最重要的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作者“可敬的比德”于公元八世纪在《英吉利教会史》开篇写道：“不列颠是一个大洋中的孤岛，史称阿尔比昂，它位于西北方，在构成欧洲主体的日耳曼、高卢、西班牙对面，与它们隔着遥远的距离。”比德没有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不列颠家园看作世界的中心，而是和历代罗马编年史家一样，将不列颠看作罗马的遥远边地，称它位于“［罗马的］西北方”，而不是说罗马位于不列颠的“东南方”。对比德及其读者而言，罗马才是人居世界的“定位点”、基督徒世界的精神中心，是基督徒一生必须前往一次的朝圣终点。正如比德为之作传的韦茅斯和雅罗双子修道院历代院长所做的那样，该修道院的本笃院长五次从诺森布里亚前往罗马，为英吉利人带回圣物和祭器、书籍和圣像画、唱诗班领唱、修道院管理法规以及教皇承诺保护修道院的特许信，并从高卢带回能建造“罗马风格”教堂的石匠，雅罗修道院的部分建材甚至直接来自“罗马不列颠”时代哈德良长城的废弃石料。相对罗马而言，不列颠-阿尔比昂-英格兰确如比德描述的那样，是一座与欧陆隔绝的“孤岛”，是昔日帝国最偏远的行省，今日政治、宗教和文明的边地，其建筑、圣仪、知识生产、物质文化都仰仗罗马的支援，以罗马范例为模仿对象，其宗教机构的合法性则直接来自罗马教廷的权威。从比德写作到《奇谭》成书的三四个世纪内，罗马一直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象征意义上的中心。事实上，罗马作为圣彼得和圣保罗遗产的继承者、聚拢了教权与王权的欧洲第一朝圣地，也一直是中世纪早期整个基督教帝国的中心。对新近皈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言，这座东方名城的特殊意义更在于它是将基督信仰传播至不列颠岛的直接源头。公元596年，教皇大格列高里派遣以奥古斯丁为首的传教团从罗马西行至肯特，并向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宣教，在此后约一个世纪内，不列颠岛上的多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完成了自南向北的全民基督教化。该重要史实可以解释为何罗马切切实实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心中的精神首都，以及为何古英语《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诸多条目均以某年罗马发生的大事开篇，且篇幅超过对不列颠本地发生之事的叙述。

在《论不列颠的摧毁和征服》等早期拉丁文历史著作里，这种基于基督教信仰权威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罗马中心观”也有所体现。生活于六世纪的不列颠圣徒吉尔达斯写道：“在这个位于世界一隅、被寒冰和严霜冻僵的岛屿上，基督这位真正的太阳送去了光芒，即他的教义……我们知道在提比略这名恺撒的统治下，尽管死亡威胁着信仰的传播者，信仰还是得到了无碍的宣扬。”在吉尔达斯笔下，罗马这个曾经压制基督信仰的帝国被描述成了不列颠岛上福音的源泉，甚至是历史书写之方法和素材的源泉：“我不会追随我自己国人的书写和记载，它们已在战火中灰飞烟灭，或是被我遭放逐的同胞带去了遥远之地；我只会追随外邦［罗马］作家的记载，哪怕它们残缺不全，多处中断。”对此，尼古拉斯·豪总结称：“耶路撒冷或许是……普世教会抽象宇宙的中心，但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政治与皈教史中，罗马才是英格兰的首都。”这是因为“首都”一词的拉丁词源是“头颅”（caput），古代世界的“首都”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权力辐射的概念：某座城市能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影响辐射到多远（往往通过殖民地和代理人），决定了它能在多大的范围内被视为一个“都城”。

在文化意义上，“首都”所能覆盖的直径取决于圆心的影响力，而罗马则是在《奇谭》的世界中隐形在场的首都，其政体、语言、宗教与文化权威的辐射影响散见于《奇谭》文本及其所在抄本的各处。提贝里乌斯抄本中《奇谭》的拉丁文开篇第一句即“殖民地位于安提莫利玛之地的开端”（Colonia est initium ab Antimolima）,对应的古英语为“Seo landbunes is on fruman from Antimolima”。拉丁文colonia和古英语landbunes均可表示“殖民地、辖区、领地”，但抄本中位于古英语上方、尺寸更大的拉丁文单词colonia则更为醒目地提醒读者，全书叙事的出发点是位于中心的罗马。在公元410年之前，不列颠岛自己也曾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偏远的colonia（“不列颠行省”）。对《奇谭》成书时期的英国人而言，罗马仍然是一切东方之中的东方，是为包括不列颠在内的全世界“定位”的东方（中世纪世界地图上方的“定位点”与“东方”是同一个词：oriens）。就整部提贝里乌斯抄本而言，这一点更加明显：抄本中第一份清单的开头就用红色大写字母写道，“自此开始，依序是罗马城教皇的名字”，接着就列出了从罗马数字I（圣彼得）到CXI（阿德里安）的教皇名录，还留出11个仅有数字的空位给未来的教皇，此后还有从恺撒到埃拉克利乌斯的54位“罗马城皇帝”的名录。

《贝奥武甫》手稿虽然缺少这种罗马中心主义的清单，但其古英语《奇谭》文本同样渗透着罗马的隐形在场。据其记载，罗马主神朱庇特被供奉在一座遥远东方岛屿的神庙里：“贝勒斯国王在位时，建造了一座锻铁和黄铜的朱庇特神庙，从那里往东还有一座献给神圣太阳的神庙。”下文紧接着又出现了“太阳升起之地的葡萄园”这样的表述。这些都表明在《奇谭》的想象中，罗马的影响力是通过其异教时代的神祇辐射到极东之地的。同时，《奇谭》中的不少奇人异兽（如扇耳人、无头人、掘金蚁等）都源自普林尼、索利努斯、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等罗马或罗马化作者的著述，该书对这些“古典的”东方怪物进行盎格鲁-撒克逊化重塑的过程，也是一个持续确认罗马作为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中心地位的过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英语《奇谭》中的大量专有名词都保留了拉丁文或拉丁化形式，如狮鹫（Griphus）、凤凰（Foenix）、狗头人（Conopoena）、“可疑的人”（Homodubii）等。有时候，盎格鲁-撒克逊作者也会将拉丁文专有名词“归化”为古英语中的对等概念，例如，在谈论“掘金巨蚁”时，该书写道：“这条河流叫颅河，流经之地叫戈耳工尼乌斯（Gorgoneus），意思是‘如同［女武神］瓦尔基里’（Wælcyrginc）。这里的红黑两色蚂蚁与狗同大，脚像蚱蜢”；在谈论八脚兽时，书中则写道：“这些兽有八只脚，有瓦尔基里的眼睛（Wælcyrianeagan），以及两个头。如果任何人尝试触碰它们，它们会焚烧自己的身体。那是前所未闻的兽。”在前一个例证中，古英语作者在保留拉丁文本中的专有名词的同时，以文内添加评注的方式（“意思是‘如同瓦尔基里’”）将古典神话中的蛇发女妖归化为日耳曼神话中的女武神；在后一个例证中，其作者则省略掉平行拉丁文本中“它们有戈尔贡的眼睛”（oculos habent gorgoneos，据提贝里乌斯抄本）一句，直接改写成“有瓦尔基里的眼睛”。在希腊-罗马神话中，蛇发女妖戈尔贡姐妹的眼睛能使人变成石头，而在古代日耳曼神话（包括古英语和古北欧语版本）中主要负责将战死的亡灵引渡至英灵殿的瓦尔基里则绝非如此凶险的存在，她们成为蛇发女妖在古英语中的对应物或许仅仅是因为其炯炯有神的眼睛。纵观《奇谭》全书，源自世界“中心”罗马的古典知识一再被作者阐释并吸收为不列颠的本土经验，哪怕是通过这类并不对等的归化，而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书籍和知识重要来源地的罗马——及其所创造的一切——也因此始终维持着幽灵般的在场。

由此可见，《奇谭》的世界中存在着两种经过构建的东方。第一种东方是为世界“定位”的东方名城罗马，它在物理上和精神上都距离盎格鲁-撒克逊人更近，是一个在文本中并不直接出现但却以文化“首都”的形式缺席在场的中心。这部分东方的物质遗产（如政体、石材、度量单位）和精神遗产（神话、知识、信仰及其管理制度），可以被移植、挪用、占有、吸收入不列颠本土的地貌风景和文化经验之中。对这部分东方的本地化，既能通过建筑及视觉经验实现，也能通过文学和想象经验完成，后者的一个重要环节即是以阿尔弗雷德大帝推行的大翻译运动为代表的语言转化（从拉丁文到古英语），《奇谭》从散佚的拉丁文书信到两份古英语抄本的文本生成史本身就是对这一实践的见证。第二种东方则是《奇谭》所直接描绘的“奇观之地”，它在物理上和精神上都距离盎格鲁-撒克逊人更远，包括西亚、非洲以及偶尔出现的南亚，是盎格鲁-撒克逊作者笔下的世界边缘和陌异他乡，也是安置继承自古书的奇谭、道听途说的异闻、诞生于想象的“怪物”的地方。通过选择性地吸收、化用和改造来自第一种东方（现实中的罗马）的文化材料，《奇谭》的匿名作者想象和构建了具有不列颠特色的第二种东方（半虚半实的奇观之地）。

然而，由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同样将自己的家园认知为远离世界中心的边地，《奇谭》中群魔乱舞的东方边地又与其文本生成之处“不列颠”形成了某种对称。如果说怪物总是栖居在文明的边地，那么《奇谭》这类古英语“各色怪物书”始终执着于将怪物分派去遥远的极东之地这个特点是否恰恰说明盎格鲁-撒克逊人并不难在自身中辨认出这种“怪物性”？由这个问题还可以引发出另外两个相关的问题，即《奇谭》对东方的构建如何反映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其现实中的近邻与自身关系的焦虑？文学所生产的怪物到底是他者还是自身的隐秘肖像？

3

可读的身体：《东方奇谭》的怪物生产机制及其伦理内涵

对于当代人而言，理解《奇谭》这本“各色怪物书”的最大难点之一在于该书对怪物的描述性罗列几乎完全缺乏能够对应现代观念的语境。文中随处可见“零星散落的事实，这些事实显然彼此相关，却没有被呈现为一种经过整合的综述或逻辑自洽的叙事。读者面前只有互相关联的碎片，却没有被指明如何统合它们的差异”。《奇谭》松散的结构和不连贯的叙事语境，使得当代读者难以确定书中“怪物”对盎格鲁-撒克逊读者具有怎样的“真相价值”。

在现代语境下，怪物的首要属性之一是虚构性，《牛津英语大辞典》对“怪物”的定义是：“一种想象中的动物（比如斯芬克斯、米诺牛、纹章上的鹰头狮、双足飞龙等），其身体若非部分是兽部分是人，就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动物形体的元素组合而成”。然而，对生活于第一千禧年世纪之交的盎格鲁-撒克逊平信徒而言，“怪物”一词又意味着什么呢？希波的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21卷中将“怪物”（monstra）的词源追溯至拉丁文动词monstrare（“展现”），并强调说：“对我们来说，这些被称作怪物、符号、征兆、奇人的事物，应当起到示例、指示、表征、预言的作用，让我们看到上帝将会如其所预示的那样对待人的身体，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止祂，没有任何自然法则能对祂发号施令。”这表明奥古斯丁认为怪物是神意的彰显，异教文学中的超自然之事可被看作万能造物主所展现的“奇迹”。换言之，罗马人所称的“怪物、符号、征兆、奇人”就是基督徒眼中的奇迹。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则在《词源学》第十一卷《论异兆》中将怪物的词源追溯至拉丁文动词monere（“警告”）：“‘怪物’得名于‘警示’（monitus），因为它们指出……很快就要发生的事……因为上帝时不时想要通过新生造物中的某种缺陷，来预告即将发生之事。”这两种看法在《奇谭》成书的年代都很流行，都认可怪物身上存在某种程度的真相价值，正因为当时的人们确定怪物真实存在，它们的身体构造才被中世纪人看作神意的“展现”或“警示”。

对盎格鲁-撒克逊人而言，身体是可被阅读的，其外在审美维度与内在伦理维度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因而对他们当中能够阅读拉丁文的少数人而言，corpus一词既表示可见的“身体”，又表示可读的“文集”，这绝非偶然。怪物们扭曲的身体是其不可见的罪孽的可见符号，虽然被统称为“东方奇观”，它们的栖身之处却绝不可能在前文所提及的第一种“东方”，即作为精神中心和救赎来源地的罗马，而是在基督信仰辐射不到的、真正遥远和陌异的东方边地，这些边地所对应的是T-O地图边缘的“怪物带”（局部覆盖了亚洲和非洲）。对于信徒而言，无所不能的造物主能够创造“正常的”人体，当然也能造出反常或局部失常的人体。在诸多不识字但能读图的中世纪欧洲人眼中，这些身体反常或局部失常的东方族裔是“死亡预警”，他们行走的身体成了可被阅读和阐释的道德教科书。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这种内外对应的罪与罚的逻辑并不陌生，哪怕在后异教时代的不列颠，犯下重罪的人仍会被残害肢体,这不仅是惩罚手段，也是彰显罪迹的可视证据：“看着那些没有眼睛、没有鼻子的面孔，那些无头皮的头颅、无手的手臂、无足的腿，就是在他们的身体上读出对犯罪之惩罚的合法实施。”在一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晚期的古英语忏悔手册中，不仅有如何为眼睛、耳朵、嘴巴的过错进行忏悔的指导，还包括“为皮肤和肉、为骨头和肌腱、为静脉和软骨、为舌头和嘴唇、为牙龈和牙齿、为头发和骨髓、为任何或软或硬、或湿或干的”身体部分进行忏悔的建议。可见，所谓的“肉身之罪”并不是一个笼统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组复杂而有序的子观念，正如身体的部件各就各位，对它们各自犯下的罪过的忏悔也必须对症下药。

按生成原理，《奇谭》这部并不长的散文作品中的怪物可以被粗略地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怪物诞生于物种混合，其中又可分为“兽兽混合”（如狮鹫、驴耳羊角兽等）与“人兽混合”（通语者、狗头人、猪牙女等）。第二类怪物诞生于身体的局部错位或失衡，具体包括身体部件的缺失、重复、过大、过小、扭曲等，其产物就是所谓的“异形人”，如无头人、扇耳人、巨唇人、双面人、灯眼人等，或“异形兽”，如双头蛇、掘金巨蚁、巨（羊）角蛇、巨（牛）角驴等。第三类怪物是所谓的神奇动物，其下又可分为出自古书传统的幻想动物，如凤凰、龙、自燃鸡，以及出自往昔传说但今日已被证实为真实存在的动物，如大象、河马、犀牛。第四类“怪物”是因奇风异俗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看作怪物的异域种族，主要包括打破了某种文化禁忌（饮食、婚俗、待客礼仪等）的异族人，如“敌人”“好客者”“野蛮者”，以及昔日被视作传奇但今日已被证实存在的真实种族，如埃塞俄比亚人。当然，《奇谭》中还有一些生成原理横跨两个或两个以上类别的怪物，如巨（羊）角蛇和巨（牛）角驴就同时属于第一大类（物种混合）和第二大类（身体局部失衡，即生有巨大的角）。

这样的粗略分类主要是为了提供一幅《奇谭》内容的鸟瞰图，并界定下文将重点讨论的对象，即主要属于第二大类（身体失衡型怪物）的异形人、少数被归入第四大类的异族人，以及个别被归入第一大类的混合兽人。也就是说，下文将聚焦于文本中的“奇人”而非“异兽”，因为这些与人相似却又异乎常人的怪物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最熟悉的陌生人，也是他们最恐惧的亲密者，他们对这些怪物的生动想象体现出了中世纪早期英吉利人对自身政治与身份危机的焦虑。通过呈现东方他者的怪异身体，文本的盎格鲁-撒克逊作者和读者可以将自己的主体意识嵌入西方的整体历史中，并建立起自身文明与普林尼等古代博物志作家笔下的古典文明之间的连续性。

4

作为他者的“奇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自我认知

“因其多元性以及可渗透的、持续被侵入的边境，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不列颠无情地反思着这些问题：身为一个战士、基督徒、英雄、圣徒、法外之徒、国王、有性别的以及性别化的存在，意味着什么？……怪物成为其身份建构过程中各类问题的一种文化缩写符号。”在对古英语文学中的“东方”形象进行精神分析解读时，凯瑟琳·鲍威尔指出，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眼中的他者，东方造物身上充满了拉康所谓的“外亲密性”：“某种于我陌生的事物，却又位于我的核心。”在《奇谭》中，或许没有哪种怪物比来自非洲的“通语者”更能体现这种“外亲密性”了：

红海中有一座岛，那里有一种人类（moncynn）被我们称为“通语者”（Donestre），从头到肚脐长得像预言家，其余部位似人形（mannes licegelic）。④他们会所有人类的语言（eall mennisc gereord）。当他们看见外族人（fremdes kynnes mann），就用熟人（cuðra manna）的名字呼唤他和他的族人，用谎话欺骗和逮住他，把他头颅之外的全身吃干净，然后坐在［吃剩下的］头颅上哀哭。

短短数行中，作者多次使用古英语中表示“人”的单词mon/man及其派生或异文形式（mannes，mennisc，mann，manna）来描述“通语者”及其行为。身为怪物的通语者被确凿无疑地称为“一种人类”（moncynn），而他们以“人类的语言”捕猎的受害者也同样被称作来自异邦的“人”（mann）。研究者该如何解读文中将食人的怪物本身也归为人族这种设定？《贝奥武甫》手稿和提贝里乌斯抄本的插图都生动地捕捉了通语者的“食人”特征，且在插图中通语者都位于画面左侧；差别在于前者将他呈现为一种人鸭混合的鸭头人，后者则将其呈现为人狮混合的狮头人。前者聚焦于通语者撕下一名人类女性的左脚这个画面，邀请读者直面人体可分解性这样骇人的一幕，“很少有什么比我们自身的可分解性更令人恐惧和引起厌恶”；后者的视觉叙事则兼具戏剧性和历时性，按顺时针次序描摹了三个场景：占据画面中心的是通语者与一名即将成为受害者的“外族人”用“人类语言”进行交谈，右下角和左下角则分别描绘了这名外族人的头颅被通语者扯下，以及其躯体被吃干抹净后受到通语者顶礼膜拜的画面。

或许，对盎格鲁-撒克逊读者而言，通语者身上最可怖的特性并不在于“食人”（《奇谭》中并不缺乏其他食人族），甚至也不在于其所展示的人体的可分解性，而在于“通语”这一全然人性的能力与“食人”这一非人风俗的结合。这种结合能引起深层的精神焦虑，因为这种焦虑有充分的历史与现实起因：《奇谭》的两份古英语抄本成书之际，正值以丹麦人为首的维京人入侵和殖民日益加剧之时。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丹麦人的母语同根同源，属于古日耳曼语的不同分支。在九世纪后半叶英格兰东北部划分出“丹麦法区”后，北欧殖民者与本地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几乎占英格兰一半面积的领土上共居并通婚，一两代人后甚至可以无障碍地交流。在彼时生命、财产和国土都正在被丹麦人蚕食、语言也受到同化威胁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通语者的这种用“外族人”的母语诱骗并吞食“外族人”的能力不可能不引起警惕和回响。追根溯源，相对于岛上说凯尔特语的原住民不列颠人而言，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丹麦人都是外族入侵者，均属于在不同年代跨越同一片北海海域、从今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前来不列颠岛殖民的日耳曼人。如果说昔日（五世纪）“撒克逊大进取”中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曾被岛上的凯尔特不列颠人看作不可抵挡的陌异“他者”，今日（十至十一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则不得不在已被他们认作家园的同一座岛上奋起抵御丹麦人这个并非全然陌异的新来的“他者”的吞噬。当外表半人半兽却被称作“人类”的通语者吞下普通人类的肢干后，后者也就化作了前者身体的一部分，这种主体与客体的混淆同样是引起焦虑的源泉：被近似自身的他者吞噬后，自我是否还有可能保留一部分主体性？这个问题也适用于多次因外族殖民而险遭北欧和诺曼语言同化的英语本身，《贝奥武甫》手稿和提贝里乌斯抄本成书时代与博德利抄本成书时代分别面临的维京入侵和诺曼入侵对古英语构成的语言文化威胁恰好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例证。

通语者在古典博物志中没有来源，这一怪物形象的多重混合性——身体外形的、语言的、风俗的（食人但不食人头）——体现着特定历史背景下盎格鲁-撒克逊族群的危机意识，以及尚在不稳定地构建和商榷中的“英吉利人”主体身份的暧昧性。通语者既能让盎格鲁-撒克逊读者联想到正在骚扰不列颠海岸线的同根的异乡人，也能让他们联想到同样蕴含着多元混合性的自身：从他们移居不列颠岛伊始，语言的（古英语与拉丁文）、宗教的（日耳曼异教与基督教）、族裔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不过是后世用来指代“撒克逊大进取”中先后登陆不列颠的十数支日耳曼古族的统称）杂糅特质就定义着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如杰弗里·哲罗姆·科恩所指出的那样，“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人与通语者……并没有那么不同：［两者都］熟悉且陌生，混合而非同质，一种合成的身体，吸收差异，却没有彻底减少或消化这些差异”。在《奇谭》中，像通语者这样被称为“人类”的怪物比比皆是，如“双面人”——“那儿住着15尺高的人……一个脑袋上有两张脸”、“巨唇人”——“那里的人生来有三种肤色，头上有狮子那样的鬃毛，高20尺，嘴唇巨大如扇……逃跑时会像流汗那样流血，他们被认为是人类”、“猪牙女”——“还有另一些女人（wif）生着野猪的獠牙，长发披到脚跟，腰后生着牛尾巴。这些女人高13尺”，等等。他们是“阈限的生物”,打破了已知物种的分类，混淆着人与非人、自我与他者的边界。

蕴藏在通语者形象中的危机意识和主体身份焦虑更直接地体现在《奇谭》对另一类食人族的描述中：“布里克松河的东岸有一些又高又大的人（men），他们的脚连小腿有12尺长，胁腹加胸则有7尺长。他们肤色黝黑，被称作‘敌人’。他们一抓住什么人（mann）就会一口吞下。”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布里克松河位于非洲，具体位置不详，附近集合了《奇谭》中一些最具威胁性的奇人异兽，在此处引文中这些奇人更是被直接称为“敌人”。约在《贝奥武甫》手稿成书同时，“仓促王”埃塞尔雷德下令在英格兰全境清除丹麦定居者，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本所载：“那一年［1002］国王下令杀死生活在英吉利人（Angelcynne，直译为“盎格鲁族”）中的一切丹麦人（Deniscan men），在圣布莱斯节执行，因为国王被告知，丹麦人图谋他和他所有谋士的性命，还图谋他的国家。”这条极端法令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过去几年内丹麦船队加剧入侵不列颠并大肆烧杀抢掠的直接回应，其结果即为惨烈的圣布莱斯节大屠杀。《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对“英吉利人”和“丹麦人”采用了不同的古英语名称（Angelcynne，Deniscan men），这种措辞上的区分在语言上加强了对敌族的他者化。两年后（1004），埃塞尔雷德为重建位于牛津的圣弗莱兹怀德修道院而签署的一份拉丁文宪章见证了该法令的践行：“由于朕曾下达法令……要歼灭这座岛上如麦子中的稗子般破土而出的丹麦人，要秉着最大的公义斩草除根，且这条法令至死都要实施，住在上述城镇的丹麦人为逃命进入了这座基督的圣所……当所有追兵都无法赶丹麦人出来，他们就点燃木板烧掉了修道院，连带其装饰品和书籍一起烧掉。”

正如现实中国王的宪章将丹麦人形容为绝对不同于英国人、理应如庄稼中的野草般被一把火烧光的异类，差不多同一时期成书的《奇谭》也将“敌人”的形象他者化，赋予其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形成鲜明对比的黝黑皮肤以及非人性的食人特征（“一抓住什么人就会一口吞下”）。然而，即便“敌人”的形象能够在《奇谭》的盎格鲁-撒克逊读者心中唤起对此刻正在蚕食他们故土的丹麦人的愤恨和恐惧，他们仍然不可能忘记自己本与丹麦人同为日耳曼人的事实，这或许正是《奇谭》的作者使用了同一个古英语名词mann及其复数形式men来指涉吃人的“敌人”以及被吃的受害者的原因。换言之，《奇谭》终究将身为食人怪的“敌人”称作了一种“人”，为他者身上亦可能包含的那部分“我性”保留了解读空间。

与作为危机表征的各类黑皮肤奇人相反，《奇谭》中的浅肤色人种几乎总是无害的，哪怕后者同样具有超常身高和巨大体格。例如，从通语者之岛继续向东，住着“扇耳人”：“人们（men）出生时高15尺，宽10尺。他们有巨大的头和扇子般的耳朵。夜里他们把一只耳朵铺在身下，用另一只耳朵裹住自己。他们的耳朵非常轻，身体洁白如牛奶。如果他们在那土地上见到任何人（hwylcne mann），就会把耳朵捧在手里溜走，速度快到人们以为他们在飞行。”扇耳人15尺（约4.6米）的身高使他们成为《奇谭》中体型上最具威慑力的奇人之一，但他们却没有被赋予任何威胁性的行为特征，反而被塑造成一种腼腆、胆怯、息事宁人的傻大个。在成书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拉丁文史书中，不列颠岛上更早的原住民（凯尔特不列颠人）时常被赋予“巨人”的血缘。例如，在被列在九世纪威尔士僧侣涅尼乌斯名下的《不列颠人史》中，不列颠人的起源和词源被追溯至埃涅阿斯的后裔布鲁图斯，并可进一步上溯到诺亚的第三子雅弗。雅弗也是常被看作北方巨人玛各的父亲，这就使得不列颠人成了末日审判时被撒旦召集前来灭世的歌革和玛各之巨人后裔的堂亲。由于后世注经家常把歌革和玛各与东方强大的巴比伦人和西徐亚人联系在一起,这些不列颠人的巨人近亲也就成了中世纪“东方奇人”中的常规成员。在十二世纪蒙茅斯的杰弗里的《不列颠诸王史》中，歌革和玛各合体为一名住在不列颠的名叫“歌革玛各”的巨人，整座岛上除他之外“只有一些巨人居住，没有别人”。与《奇谭》写作时间接近的古英语智慧诗《箴言II》如此开篇：“国王应当坚守疆土，从远处可以看见城市/巨人们精心建造的杰作（orðanc enta geweorc），存在于此世之城/以精美的墙石砌成。”挽歌声调的头韵诗行间回荡着对昔日“巨人”（ent）的追忆。如果说凯尔特不列颠人常被想象为巨人，那么对前来岛上殖民并在公元五世纪至《奇谭》成书之际完成了对不列颠人的驱逐和边缘化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言,把这些凯尔特原住民设想为虽高大却胆怯、遇到危机就飞快开溜、不具备任何威胁性的扇耳人之流似乎合情合理。

除了巨大的体格和耳朵，扇耳人最显著的体格特征还包括“身体洁白如牛奶”，这又是一个令盎格鲁-撒克逊人安心的符码：白色不仅是接近盎格鲁-撒克逊人自身皮肤的颜色，也是基督教语境下与撒旦和罪恶密不可分的黑色的对立面。中世纪盛行某位娶了基督徒公主的撒拉逊苏丹在接受洗礼时皮肤由黑转白的故事；在另一则流传甚广的故事中，塔尔斯的异教国王与基督徒妃子生下了左半边黝黑、右半边洁白的孩子，在接受了洗礼后，孩子变得全身洁白。在《奇谭》的象征语言中，身体之“白”是道德“清白”、行为无害的外在标记。书中与扇耳人同样高大、白皙且无害的还有“双面人”：“那儿住着15尺高的人，周身白皙，一个脑袋上有两张脸……当他们想生儿育女，就会坐船旅行到印度，在那儿传宗接代。”

依据前文的四分法，“通语者”主要属于物种混合产生的怪物（第一大类），“敌人”属于因奇风异俗、打破（饮食）禁忌而被归入怪物的异族（第四大类），而著名的“无头人”（Blemmyae）则和“扇耳人”一样，是《奇谭》中身体错位或失衡所致的“异形人”怪物（第二大类）的典例，古英语文本并未命名他们，只是如此描述：“布里克松河以南还有一个岛屿，上面的人（menn）生来没有头，他们的眼睛和嘴长在胸前。他们身高8尺，宽亦有8尺。那儿还生有龙，身长150尺，粗壮如巨大的石柱。由于龙数量众多，根本没人能在那片土地上随意游荡。”不同于混合怪物，无头人全身并无任何部件来自“非人”之物，但却在人之为人最具可识别度的部位发生了错失和偏离。“人体是一个解剖学差异的系统。残疾……给人一种不稳定的动力感。它似乎威胁常在的系统……使周围的差异失控，变成怪物，猛冲、相撞、混合，在非常情况下濒临毁灭。系统外的差异非常恐怖，因为它使人想起系统的真实性质：相对性、脆弱性、必死性。”“无头”并非普通残疾，无首而活是一种人体解剖学上不可能的处境，因此无头人必然被象征性地削去人籍，并作为一种“系统外差异”的丑怪表征，和恶龙这种盎格鲁-撒克逊神话中的终极怪兽一起，与世隔绝地居住在无人岛上，尽管作者依然称他们为“人”。恰如断头是最高级别的体罚，头颅的缺席意味着最严重的伦理僭越和人性缺失。当中世纪解剖学象征体系中对应精神性的头颅陷入对应物质性的躯干，无头人就形同一具失魂落魄的活尸，一种理性堕落后“类人”的粗劣肉身。无头人形象因而也成了《奇谭》中最醒目的死亡预警，在提贝里乌斯和博德利抄本中，它们甚至用手指扒住分割图文的画框，仿佛随时要从羊皮里爬出。

阿萨·西蒙·米特曼指出，在《奇谭》的三份抄本中，无头人都是第一种正面朝向并直视读者的怪物，其余绝大多数怪物都避免正面凝视读者。但这种直视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大格列高里以拉丁文写就、由阿尔弗雷德大帝译为古英语西撒克逊方言的《教牧关怀》曾提到：“盲人无法理解神圣天启之光，只是被现世生活的黑暗侵袭，他永远无法用心灵之眼看见未来之光以致能热爱它，他也不知道他将跟随自己的步伐前往何方。”在此，心灵的残缺由肉身的残疾来象征，肉身视力的缺失被等同于精神视力的缺席。《奇谭》中的无头人虽然有眼，但那双眼睛却偏离了应在的位置（头颅），其视力因错位而被判为无效。在三份抄本的插图（以《贝奥武甫》手稿为甚）中，无头人的眼和嘴都被放大，并被紧挨着错置于胸腹间，仿佛司掌高等灵性感官（视觉）的眼睛已与司掌低等肉身感官（味觉）的嘴不复有别。此外，陷入胸腹的双眼以一种“视觉性的吞噬”攫住读者，近乎直观地传递着失衡、错位与贪婪的恶果。假如《奇谭》中残疾的身体可被盎格鲁-撒克逊基督徒看作“写在一个民族身体上的糟糕的统治，对统治者身上无节制的欲望之后果的警告”,那么作为“身体失衡型”怪物代表的无头人就是典型的类我的他者、熟悉的陌异者，它们以一种随时准备打破界限的威慑力提醒读者：如果不对自己的道德和行为加以规范，那么人与非人和怪物之间的距离，或许就会像我们在无头人的错位解剖学中看到的那样，只有“一头之遥”。

《奇谭》中还有一种虽然诞生于“人兽混合”却被显著地描述为动物的奇人：“那儿也生有半犬（Healfhundingas），名唤柯诺佩纳（Conopoenas）。他们长着马鬃、野猪的獠牙和狗头，呼出的气如狂暴的烈焰。这些土地邻近那些充满尘世财富的城市，也就是说在埃及人土地的南半面。”古英语“半（healf）犬（hundinga）”在提贝里乌斯抄本中对应拉丁文词汇“狗头”（Cenocephalus），Conopoena则同时见于古英语和拉丁文版。因此，狗头是《奇谭》中名字最多的物种（两个拉丁文名，一个古英语名）。

不过，这些名字里无一包含“人”的成分，而残忍如通语者和敌人、怪诞如扇耳人和双面人、扭曲如无头人的异人却都被称为了“人”（moncynn/mann/men/menn）。狗头的居所与“尘世财富”紧密相连，毗邻丰饶但盛产怪物的埃及，仿佛“东方”的财富本身就会吸引兽性和堕落。在《贝奥武甫》手稿中，装订于《奇谭》之后的是以第一人称写就的古英语旅行散文《亚历山大致亚里士多德书信》，在描写印度的狗头时，作者同样强调了其攻击性和兽性：“那之后，我们在茂密的林地里看见一大群半犬（healfhundinga），他们前来，想要伤害我们，我们用箭射他们，他们很快逃回了树林里。”在装订于《奇谭》之前的文本《圣克里斯托弗殉难记》中，其主人公克里斯托弗则是一名生着狗头（hunda heafod）、来自东方食人国度的基督徒，通过自己的殉道，成功地使得萨摩斯岛上的异教国王达格努斯皈依基督教，尽管他在此之前被后者斥为“你这最糟糕的野兽”。

于是，在试图判断狗头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人性”时，读者将面临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文本证据：狗头不被称作人类，但却比显然是人类的异教徒达格努斯具有更高的灵性；纵使狗头能像使徒般令外邦人皈依基督教，它自己却依然保留着半兽半人的丑恶外表；狗头的家乡丰饶富庶，其物质文明却似乎与精神堕落相连。在《奇谭》三份抄本成书前后，科比的拉特兰姆努斯、圣奥默的兰伯特、黑尔斯的亚历山大等中世纪神学家都详细讨论过狗头是人还是兽，显然它在整个欧洲范围内都是令人困惑的问题，没有任何人找到了令所有人信服的答案。惜字如金的《贝奥武甫》手稿中至少三个文本连续出现了对狗头的白描，表明其盎格鲁-撒克逊作者对这一形象高度关注，这与三位神学家的关注点是否全然是巧合？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在盎格鲁-撒克逊族的起源传说中找到答案：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第一卷中写到最早率领部下登陆并移居不列颠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首领名叫“亨吉斯特”和“霍萨”，并将他们的世系追溯到古日耳曼神话中的主神沃登（即北欧神话中的奥丁）；然而，这两个人名在古英语里的含义却是“种马”（Hengest）和“马”（Horsa）。后世文本如《不列颠人史》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纷纷追随，奉亨吉斯特和霍萨为全体英吉利人的祖先。以比德为首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为自己挑选或塑造的祖先竟是类似“混合怪物”的存在：一半似兽一半似人，一半野蛮一半英武，一半亵渎一半神圣，与《奇谭》及其前后文本中的“狗头”异曲同工。正如狗头圣人克里斯托弗，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先信奉异教后皈依基督的信仰混合者；也如《奇谭》和《亚历山大致亚里士多德书信》中的“半犬”，他们有动物的名称和人的习性，外貌凶狠而骁勇好战，故乡富足却热衷抢掠，是跨物种者和多种矛盾习性的混合者。因此，对盎格鲁-撒克逊读者而言，在狗头人这种表面陌异的他者身上辨识出熟稔的自我或许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虽然这种辨识结果也最让他们焦虑不安。这种边书写边辨识的过程一千多年来从未中断，或许至今仍在英国文学的舞台暗处如幽灵般上演。

从“撒克逊大进取”时代开始，盎格鲁-撒克逊不列颠就是一片边界不确定的国土。从七国时代的列国相争到来自海峡彼岸的维京侵略，从西撒克逊扩张到丹麦法区危机和诺曼征服，无论是“英格兰何在”的领土概念还是“何为英吉利人”的族群身份认知，都处在不曾间断的变动和商榷中。相应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体认同意识也处于持续的自我质疑中。在包括《奇谭》在内的十至十一世纪古英语文学中，异域志和志怪录中的东方奇人常常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眼中的他者出现，被表现为“缺乏”某物（正确的信仰、明智的统治、战斗的勇气、符合人伦的风俗等）。这些奇人怪物身上体现的是被不列颠置换到了遥远东方的缺乏，掩饰了作为一个尚在不稳定地形成中的共同体的“英吉利人”对自己过去缺乏这些事物的创伤回忆，以及对未来可能会再次缺乏这些事物的担忧。通过将缺乏和疑虑转移至幻想中的东方，看似整全的“英格兰”形象背后掩盖着引发“英吉利人”焦虑的普遍缺失感，而《奇谭》中随处可见的残缺的身体则是这种普遍缺失感的具体表现。在十一世纪前后深陷政治、军事、语言、文化之多重动荡的盎格鲁-撒克逊读者眼中，类人但非人的怪物可能是犯下罪过而遭到肢体混杂、变异、错位、扭曲之罚的曾经的同类或祖先，阅读怪物的身体也就是在阅读自身的欲望、嫉妒、恐惧和焦虑，因为“为了成为人，人必须在非人当中辨出自己”。始于主体的异域想象的“东方”造物向主体举起了一面镜子，使后者能够在更辩证和丰盈的维度上体认他者，并同时定位自身。因此，以《东方奇谭》为代表的古英语“各色怪物书”绝非仅具有文学猎奇和古书新探的价值；相反，它们是当代读者深入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心智及其仍在建构中的主体身份意识的隐秘而宝贵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