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拱廊：通往“立人”之路

五四过后，学界颇有人提倡“踱进研究室”，意即把研究室当作动荡时代的一块飞地。事过多年，胡适曾经对此有所省思。至七十年代，“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余波未了，王得后先生正好这时被调进了研究室。

此研究室非彼研究室，它是以鲁迅的名字命名的。研究对象的人间性，从一般的意义上规定了研究的性质，从而有可能远离象牙之塔。在这里，王先生结合了个人苦痛的人生经验，最早发现“立人”思想，并把它从鲁迅大量——不限于早期——的著述中提取出来，作为鲁迅思想的核心概念，系统地加以学术的阐发。

鲁迅从来主张文艺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这一主张，正好与王先生的学术意向相契合。由于王先生不是那类“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结果在论著之外，接连写起了杂文。王先生有过一段自述，说：“走出研究室，站到十字街头去，做一个鲁迅所说的‘观察者’和‘思索者’，实际检验自己对于鲁迅思想的体会，理应写写杂感或曰短评。”杂文之于王先生，是连接鲁迅与现代社会的拱廊，是通往“立人”之路的必然选择。

王得后近照（刘永光 摄）

二、活是一种意义

以人为中心，一切从人出发。鲁迅的“人论”，给王得后先生的杂文写作提供了一个绝对的视角，一个广阔的批评空间。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王先生讲说人的社会身份、权利、道德义务和责任；以个人为本位，然后说到群体，说到社会和国家。他说的多是惯见的人和事，却触及许多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甚或恶意地加以删改。不妨说，王先生以启蒙者的立场，乃借由杂文，传播有关现代人生存的常识。

生命第一。敬重生命，珍惜生命，可谓常识中的常识。作为人道主义者，鲁迅多次著文反对战争，从军阀内战到日本侵华战争，愤慨于战火对无数生命的蹂躏。当日军攻进华北时，他曾写过《崇实》等文，表面上看似乎反对政府将文物南迁，结果被素以研究鲁迅著称的学者读成鲁迅因为反对政府，便罔顾文物的连城价值，“为反对而反对”了。事实上，鲁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即生命高于文物，主旨正在于维护学生和民众的生命权。

鲁迅多次抗议集体杀人事件，从北洋政府枪杀学生，到国民党以“血的游戏”实行“清党”，以“暗暗的死”消灭政治犯和知识分子，他都写过文章，在政治高压下不曾保持沉默。对于个人自杀，从范爱农投水到阮玲玉自缢，鲁迅一样悲愤于生命的完结，并且将死因归罪于社会，追索背后看不见的凶手。

鲁迅不赞成自杀，还曾说：“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豫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然而，王得后先生恰好在“文革”期间认真自杀过。因为死过，对于生命和生命权，应当是很有点深刻的领悟了，他在《我已经死过三次》一文的末尾这样写道：“要活出意义来，而且活，就是一种意义。”

《鲁迅研究笔记》王得后 著  钱理群 选评

人生的意义就建立在“活”上面，首先要能“活”。不能不顾死活，唯用各种好看的名目随意剥夺生命。王先生写过《“杀盗非杀人”》，指出墨子提出的“杀盗非杀人”，是一种“可怕的逻辑”。这种逻辑，竟然在几千年间，形成某种思想观念，深植于民族文化心理之中。文中描述说：“我们中国人一旦认为某人不是好人，就都一概认为‘不是人’，辱骂、侮辱、虐待、殴打、杀戮、千刀万剐都成了活该，都无所不可。”王先生列举报载艾滋病感染者、人工流产、刑讯逼供，直到上溯“文革”的滥打滥杀种种，总结说，“杀盗非杀人”归根结底是“不把人当人”。何谓“以人为本”？珍惜生命是最基本的。结论明明白白，难怪王先生慨然道：“缺乏对于‘人’的根本珍爱，还奢谈什么人权。”

在王先生的杂文中，从鲁迅那里拈出多道题目，其中一道是《鲁迅为什么憎恶李逵》。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写到李逵，说：他跟《水浒》中别的“强盗”一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他劫法场，不问青红皂白，抡起板斧，排头砍去，所砍的都是“看客”。鲁迅把这种毫无人性道德可言，加以一律打杀的行为归为“流氓”的谱系。至于李逵及其同伙接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鲁迅指出，这时流氓的奴才本性便完全暴露出来了。

自古以来，专制统治者及其奴才无不仇视人类生命。这笔历史遗产，对人民政权来说是不可接受，而必然加以摒弃的。为此，王先生接过鲁迅对“流氓主义”的批判，强调保护人民的生命权和生存权。他认为，这是首要的，也是基本的。而这一切，自然仍当通过人民自身的力量来获取。

三、自由，及自由的限界

鲁迅说，现时代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后来又补充说：“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也许，“奢侈”和“放纵”距离目下一般中国人的生存较远，王得后先生少有议论，提得最多的是“苟活”，还专门写了文章，题目就叫《生存不是苟活》。

王先生说过，活着是一种意义，但是“苟全性命”又远非意义的全部。显然，人生有更重大的意义在。他引了鲁迅的话说，人除了“不吃人”，还要成为“真的人”。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真的人”呢？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王先生写过一篇《“儿子是我的”》，说一位父亲因儿子在小学不用功读书而进行体罚，终至毙命，究其死因竟是：“儿子是我的！”这里说的是人的身份和归属，文章的意思，其实并不限于家庭伦理，它要说的是，必须摆脱这种人身依附性，使人成为独立的个体。鲁迅说的“立人”，首先即立“个人”。人要做到独立自主，不只关乎社会身份，还有一个观念和意识问题。王先生在《反趋风气的古人》一文中，说到“赶时髦”的传统。文末用春秋笔法打岔不说，通篇说的，都是中国人如何爱赶时髦。从身份到思想行为，由于缺少独立性，结果逃避自己，依附团体，趋赶潮流，成为勒庞在群体心理学中所说的“乌合之众”。

《今我来思：王得后杂文自选集》

鲁迅在解释生存不是苟活的命题时，提到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监狱式生活”，调侃说，“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着实是“苟活的理想乡”；但是接着说，这里缺少的就只有一件事：“自由”。自由是同独立紧密联结到一起的。没有自由，就没有现代人的独立的生存。王先生立足于十字街头，观风问俗，从人们日常惯见的饮食、穿戴、出行、娱乐诸事中，随处发现自由的价值。为此，他写了系列短文，平易、风趣、泼辣，文风颇类鲁迅的《准风月谈》。

比喻未必全是跛脚的。以飞鸟做自由的喻体，“天高任鸟飞”，这就很贴切。王先生写了《北京的燕子》，赞美燕子自己选择居处，决不依附于人，成为人掌中的宠物，而是“纵心翱翔”。另一篇《移风易俗话笼鸟》，写的却是“笼鸟”，完全失去自由。王先生不赞成笼养，倒赞成“鸟道主义者”郑板桥的主张：“欲养鸟莫如多种树”，给鸟类提供一个宜于生存的“鸟国鸟家”。《鸽子、梅花鹿和麻雀》同样说到“自由喂养”问题。文章的题旨不全是环境保护，这里不妨看作是一个隐喻：对于飞禽走兽，另一种生命，一样需要爱，需要尊重，需要自由和平的环境。倘若手持笼子、刀枪、绳索，即使高调宣称“爱鸟什么什么”，这些本可以友好相处的生灵，恐怕早已逃之夭夭了。

王先生有多篇文章说到着装，如《着装问题》《唐装与国服》《旗袍与迷彩服》等。所谓“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尊重个性，多元主义，无疑作者是赞成“自由着装”的权利的。与此同时，他引出另一个公共性话题，就是自由的界限问题。人是群居的，人有人的道德，而自由的限度也就包含在道德原则里面。在这里，王先生认为有必要区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他多次提出，要不损人利己，甚至甘愿损己以利人，“这才是一个洗涤了动物性而出类拔萃的人，堂堂正正的人，现代的人”。

道德原则不是律令，在相当广大的生活场域里，王先生都是反对禁止，主张利导的。在《且持卮酒食河豚》一文中，他明确提出，一味禁止是不足取的，“不但无益于进取精神的养成，就事论事，只好倒退”。他在多处说到，人要成其为人，不要不把人当人。在公共空间中，人或直接或间接彼此往来，实际上都在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之中。他对人的定义很有意思，说人类是一种歧视成性的动物，但是又反对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当成歧视的理由。歧视，本质上是一种等级观念，它是反平等的，可以毒化人际关系，乃至整个社会。

社会平等是人类的理想追求，平等以自由为基础，与自由同样重要。鲁迅早年提倡“立人”，所谓“自觉至，个性张”，鼓吹自由意志；但是，个体是决不能脱离群体社会而存在，成为“超人”的。所以，后来鲁迅说到尼采式的超人的“渺茫”，说到怎样“做父亲”，怎样“救孩子”，都是在社会进化的链条上，以幼者和弱者为本位，强调平等，强调道德责任。

王得后先生在阐释鲁迅的“生存不是苟活”的思想时，兼顾到自他两面：一方面尽为人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积极进取，大步向前走，不停止，不回头。王先生似乎更看重后者，即人生中勇于实践的精神。什么叫“苟活”？王先生引用鲁迅对古人种种教训的总结，就是：“教人不要动。”人为什么会苟活呢？一是怕失错，二是怕危险，说到底是一种卑怯心理。而老祖宗教给我们的生存法，无论儒道释，恰恰是助长了这种卑怯。王先生一再宣传鲁迅的主张，提醒说，鲁迅的话并非危言耸听：“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

四、不苟活的精神

人要不苟活于世上，谈何容易。王先生本人就曾“死过三次”，而且第三次死并非意外，而是自杀，可见活的艰难。

王先生写过一篇《想起了许先生》，说的是与鲁迅“十年携手共艰危”的许广平。文中介绍说，许广平当学生时，不满当局措施，要求改革，不怕压迫，不怕开除；而且关心国事，参与北京全市学生游行示威，反对政府，为争中国人的自由而斗争。毕业后，她回广州任教，极力扶持进步学生，不受利诱，不惧恐吓，不惜辞职。身为国民党党员，当她目睹国民党镇压学生群众后，随即与之决裂。当遭到日本侵略军的宪兵总部逮捕时，她身受电刑，仍坚强不屈。即便与鲁迅结合，承受家族及社会的巨大压力，也能抱定五四新女性“我是我自己的”那种独立观念和自由意志，坚持既定的选择。所以，王先生称许广平是一个“不苟活”的人。

及至一九四九年以后，王先生说许广平做了一些“错事”：“肃反”批胡风，“反右”批冯雪峰，“抓叛徒”批瞿秋白。王先生说：“这伤害了朋友，也污损了自己，为亲者痛，为仇者快。”王先生说，这是由于许广平的“党派意识过强”，在运动中丧失了“思想自由”，未能“特立独行”所致。他说，这是许广平与鲁迅师生间的“一点内在的差异”。在这里，他避开许广平后来与世推移，终至“犯错”的一段人生算不算“苟活”的话题，而归之于社会环境，称之为“时代的悲剧”。

王先生注重大节，他称颂许广平对鲁迅声誉的维护，晚年为保护、追寻鲁迅书信的手稿而身心交瘁，终至辞世。这也是一种抗争，王先生看重的是这种抗争精神。

人要不苟活，就要追求“生存的意义”，保持“人生的精神”。王先生在题为《自胜者强》的文章中，举了另一个不苟活的例子。邵燕祥先生出版了一本“奇特的书”：《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书中不但编入历次政治运动中有关他的“三反罪行材料”“批斗会的简要实录”，而且，把自己当年低头认罪写下的“意见”“思想检查报告”“交代”“思想汇报”不加修饰，原原本本地编印出来。

《世纪末杂言》王得后 著 

对此，王先生写道：

试想，把“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这样的“驯服工具”的心迹，也即不自觉其为奴隶的出身履历，在觉醒之后披沥在觉醒的人们或似醒未醒的人们面前，实在无异于煮自己的肉。

觉醒的标志是什么呢？王先生说，就是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与大众，以及相关组织的关系，能够像鲁迅那样，“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觉醒不但需要理性，而且需要勇气，需要付出痛苦的代价。为此，王先生极力称赞邵先生的这部《实录》，认为“最可贵的正是拥有鲁迅的这种精神，付出半生‘挣扎’的血泪，从几乎‘灭顶’的时代的‘浩劫’、国家的‘浩劫’中抬起头来，站稳脚跟，挺直脊梁，蔑弃‘原罪’的说教，打破做一个驯服奴隶的理想，挑战后半生的命运”。

王先生还写过系列忆述师友的文章，其中如蔡元培、马寅初、启功、吴祖光等，都是著名的知识分子。在王先生眼里，他们身上都有一种不苟活的精神。

《我想蔡校长》说蔡元培掌校期间，整顿腐败，锐意革新，创建了一种“北大精神”。文章不满于“新新一代学者教授”对蔡校长“古今中外”“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的歪曲性诠释，指出在“古”和“中”为主流的状态下，兼容“今”与“外”，无疑是一种斗争策略，体现了一位改革家的激进立场。蔡校长的革新主张与实践，在当时，不但为“国粹派”所反对，而且受到政治及军阀势力的干预，然而终不为所动。五四运动期间，政府出动军警，大肆逮捕学生，蔡校长挺身而出，与当局说理周旋，终使学生获释。王先生有感于蔡校长这种不畏危难、勇于担当的精神，对于北大与学界纪念五四而不念及蔡校长爱护学生，力抗暴政的作为，表露了个人的不满。

《还想马校长》，所谓“还想”，应当是继续“北大精神”的话题。马寅初是一九四九年后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一九五八年“反右”时，据《光明日报》统计，在两个月内，即有两百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但是，他不敷衍，不屈服，公开发表声明，名为《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自然，他即被打入“另册”，直至活到百岁的上寿才得见“平反”。

王先生满怀敬意地写道：

我以为马校长也是伟大的，这伟大，就在身处一批就倒，一批就投降的时代，马校长不顾利害，不怕压力，不讲情面，坚持独立思考，坚持自己的思想和学说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北京大学；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中国的学术……

仅仅为这种独立坚持的精神，王先生使用了“伟大”二字。

《再敬吴祖光先生一杯酒》，说到剧作家吴祖光为声援两位被国贸员工非法搜查的女大学生，与国贸打官司一事。文中说一敬再敬，都因为吴祖光“为人是一个大写的‘真’字”。

鲁迅说的立人，首要是真，所谓“始自有己”，“朕归于我”，坚持完整的自我。

王先生据此引了鲁迅的又一段话说：

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

从自我出发，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不顾利害，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

五、法与法治

王先生多篇文章谈法，有一篇叫《不读书，得读法》，其中的主张颇有点“不读法危险论”。他提出，在建设中，法“虽然不尽如人意，必待时时完善。但必须读，必须用，必须遵守却是义务，也是权利；是公德，也是社会责任”。他把法和法治的重要性上升到关乎国家存亡的高度，说：“以法治国就必须‘一断于法’。法制的最大危险在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违法，违法不究。当刘少奇同志手捧《宪法》而得不到保护的时候，天下大乱则势不可遏矣。”

《是非和标准》一文拉得很远，从动物到人类，从“素王”孔子到辜鸿铭到弘扬“国学”的后进，最后仍然回到中国人关于是非的标准上面。王先生强调观念的更新，凡事“以宪法为根本”，“以法律为准绳”，“从根本上建设法治国家”。他指出，“宪法危机是国家最大的危机”，接着列举报载某大学公然非法侵犯公民住宅，以及作为执法者的警察、法官等给予支持的著名案例。这算不算危机呢？仅是改变个人的是非观念，就可以避免危机的产生了吗？

说到法，难免比较中西文化。王先生有一些短文，如《总统是靠不住的》，说中国人由来相信“性本善”，好人占多数，尤其相信官愈大人愈好；美国人则“怪怪的”，都以为“总统是靠不住的”，不相信总统。《刀客有道》从国际电影节获奖的惊险武打片《双旗镇刀客》说起，比较影片与“美国西部片”的异同。文章不完全赞同评委的看法，却说《双旗镇刀客》中的刀客之道是“防身和运气”，颇符合中国百姓的人情心态；而“美国西部片”虽然一样有荒原、骑士和搏斗，却在在彰显那种执行法律、维持法律的精神。

《刀客有道》王得后 著

总之要读法，懂法，重视法的实践。对于这实践，王先生说得较多的有三项：（一）维护人的基本权利；（二）限制不受限制的权力；（三）守法既针对个人，也针对政府。《我哪里去了》《化名与逃名》《说怕与不怕》等，都涉及问责求实的问题。王先生常常谈到名与实的关系，强调正视事实真相，不苟且，不欺瞒，不逃避，维护社会的公正性。当他谈论所有这些时，难得的地方是能够随处把法律同人性道德联系起来。

也许王先生从乱世中来，尤其经历过“文革”，所以对于社会秩序，始终表现出一种关注的热情。他写过不少文章谈城市治理，希望小百姓能过上安定的日子，反对多种人为的政治运动。其中，有文章专谈传统的“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在近今的一大变迁，就是使之“运动化”，最后说：“用先生的‘文武之道’，求今日的经济建设，城市管理，社会服务，难矣哉！”

有意思的是，王先生平时总爱称引鲁迅，唯独说到法和法治时，却不见鲁迅的形影。原因盖出于鲁迅本人，与他对国家的性质、国民的身份，以及法律的本质的认识有关。鲁迅确认“中华民国”已经蜕变，人民从前是奴隶，后来仍是奴隶，而且成为奴隶的奴隶了。这样的专制主义国家，不可能为人民制定法律，所有那些写在宪法上的条文，统统都是空话。他在一则小杂感里写道：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所以说，“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面对这样一个鲁迅，想来王先生根本无法使用他的思想言论，就时代与法的变异做出恰切的说明。

六、传统与改革

鲁迅太彻底。他不信任他的国家，不信任政府，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他觉得一切都要从头来过。他从来拥护革命，不会告别革命，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说到“革命”，不免使一些号称“自由主义者”生厌。其实，在鲁迅的认识中，革命的范围广大得很，说是“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他说：“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革命更不可怕，“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在鲁迅那里，改革，是包括在革命的范围之内的。鲁迅关于改革的思想，有几个重要的观点：一、必须改革，“维持现状”是进步的大害；二、改革阻力大，“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三、改革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四、改革的阻力除了直接来自黑暗势力，也与“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的人民”有关；五、改革必要采取“激烈”的主张和手段，有个“开天窗”的比喻是有名的——大家不允许给黑屋子开窗，但如果主张连屋顶也拆掉，就都表示愿意了。

王得后先生完全接受鲁迅关于改革的思想。在他的杂文中，说得最多的是传统问题。其中有一篇《传统三题》，对传统的阐释颇为详尽，在传统那里，随处隐藏着改革的机遇；正如改革，无处不受传统的阻遏和纠缠。

王先生这样理解传统：一、传统是一个民族、一个地方人民凝聚的力量，但也是最坚固的阻碍发展的力量。二、传统是多元的，有正统，有“异端”。三、传统的变异有两种：一是反复，一是羼杂，都属常态。

关于社会改革，王先生在网上见到一位名人诘问道：“鲁迅为什么不谈民主？”于是一连写了几篇以鲁迅为专题的文章：《鲁迅说“专制”的祸害》《鲁迅又出状况了？》《鲁迅与愤青》《再说鲁迅不想做皇帝》等。王先生指出：民主与专制是硬币的两面，鲁迅谈民主有他独特的方式，就是谈专制，通过否定专制以肯定民主。

《我哪里去了》王得后 著

王先生说中国帝制历史悠久，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专制以后，有“暴君的专制”，有“愚民的专制”，花样繁多。他说鲁迅对“专制”的祸害的总结是“冷嘲”是外国货，“死相”“沉默”则是“中国制造”。鲁迅还说“死相”和“沉默”是比暴君的屠杀更深、更广、更惨烈的祸害。在题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讲中，鲁迅说的“无声”，其实并非真的没有声音，而是只有一种声音。中国的专制，大到国，小到家，鲁迅及身而见，乃确认专制把人变成奴隶，乃至于奴才。所以，在论及改革的时候，鲁迅极力主张根除奴隶性，做一个人，做国家的公民、国家的主人。

说到传统，除了体制的沿革，王先生尤其重视民俗，和人们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他说，变革传统，移风易俗是永恒的主题。又说，观察传统，不能只看表面现象，听口头宣言，要深入民众的生活，观察人际交往的规则和潜规则。他所评议的养鸟遛狗、分餐、着装、端盘子、戴口罩等，都为平时大众生活中所习见，然而都与社会的改造密切相关。其实，重视民众的风俗习惯，深入研究，分好坏，立存废，正是鲁迅的思想。鲁迅谈改革，强调说：“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

周作人曾说鲁迅对国人的看法是悲观的、绝望的。但是，他没有说到的是，鲁迅同样反抗着绝望。他相信民魂的发扬是将来的事，却自始至终从事启蒙社会、壮大民魂的工作；这看起来很迂远，实际上是切实的。总之，他一直坚持反对“好政府主义”，不相信依靠专制的政府可以进行改革。时过境迁，及至今日，王先生在改革问题上，似乎与鲁迅的死硬立场有些不同，就是看重政府的责任，说：“移风易俗的改革，我以为根本在政府的决心和措施。”他举历史上的例子，证实行政手段的作用，说：“胡服骑射，不是皇帝下死决心，力排众议，身体力行，哪怕关乎国力国防，我想也不会成功，并流芳至今。”

对于传统，王先生颇注重保守、滞重的一面，所以，与传统决裂，即所谓“断裂”是他乐见的事。他反对数年前勃兴的“国学热”，以为明明白白是拉车屁股向后的事，而在多篇文章中予以讽刺。

鲁迅指出，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是无法遏止的。自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斗争。这是对旧势力的斗争，旧势力的根底非常坚固，改革运动非有更大的力量不能动摇它什么。在改革艰难进行的时候，竟然有人对斗争感到厌倦，甚至憎恶，岂非咄咄怪事。主张所谓“宽容”，同这些貌似公允其实极其有害的论调是一气的。王先生撰文予以驳斥，一针见血地揭露说：“借刀杀人，才是宽容的要害所在。”

“斗争呢，我倒认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这是王先生引用最多的鲁迅的一句话。

斗争是同改革连接在一起的“关键词”。如果取消斗争，改革根本无法进行，自然，如果不是为改革而斗争，就是为斗争而斗争。几十年来，我们已经尝过这种以斗争为目的，意在“整人”的政治运动的况味，应该不难领会鲁迅在一九三四年间写下的一段话：

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

为改革而斗争，是鲁迅的结论，也是王先生的结论。

七、鲁迅之影

鲁迅早年倡言“立人”期间，呼吁“精神界之战士”的产生。这种“战士精神”，正所谓“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挑战旧制度及一切不合理的事物，目的在于改造社会，促进新人的产生。

王得后先生自觉走近鲁迅，也就在青年时期。对鲁迅的发现，激发了他的人生热情，教会他独立思考，并且以独特的深邃的思想给他以启迪。他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加深了他对鲁迅的认知。当他跟随鲁迅探求真知与真理时，发觉鲁迅思想无与伦比的有效性。他每到思考、观察和分析问题时，鲁迅便应时出现。鲁迅的思想成了他的思想。

事实上，鲁迅早已进入他的灵魂，参与了他的日常生活，包括写作。

譬如杂文，这种王先生称为杂感与短评的混合文体，就是从鲁迅那里学来的。他在一本杂文集的后记中说：“当我体验到杂感式的短评的根本特性是话里有话、意在言外的以后，我自以为更能读懂鲁迅的杂文了。”当他为鲁迅杂文的魅力所诱惑而从事写作时，可以看出，他的杂文，从思想内质到语言形式，都带上鲁迅的鲜明的印记。

看看《我已经死过三次》中的一段：

“大跃进”过后是大饥荒。我们在“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地吃了七十天野菜之后，人胖得像当时发明的新技术蒸出的馒头。原来十六个中专学校，合并成两个，又合并为一个，统名之曰工业学校。一部分老师和大部分学生在“你们来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青海，你们走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青海”的口号和鼓动下，打回老家去了。留校的白天不再上课，晚上常有舞会。当时毫无知觉，回想起来，也算是歌舞升平了。

《垂死挣扎集》王得后 著

《以狗为鉴》讲说更久远的历史，却见调皮了许多。开头说，阳历新年一到，报纸便抢先归入“狗年”大谈其狗。所谓狗年，即戌年，是中国传统的农历纪年才有的。以此推算，狗年也要在阳历元旦后四十天才到。这种误记，盖在于包括“国学家”在内的人们，早已忘记农历从辛亥革命时起即被废弃而改用公历，以致新旧不辨，混淆在一起了。王先生写道：

今天爬格子的人中大概也还有年届耄耋的寿星，但多数恐怕还不及古稀，未能躬逢当年关于纪年法的革命的盛举，于是淡漠了，也隔膜了。而我们的高等学府没有早早高扬“国学”的义旗，大搞“国学年”“国学月”“国学日”，恐怕也难辞其咎吧？

这些“国学家”连未及一个世纪的事都懵然无知，居然有勇气提倡读古而又古的“经”。正所谓“不知有汉，遑论魏晋”，文章绕了个弯子，痛斥“国学热”的荒谬。笔之所至，静水深流，波澜不惊。

再看王先生致敬吴祖光的一篇，其中说：

我们中国像吴先生这样的人太少了。难道天佑我中国，怕一多真会引发地震！

鲁迅深通中外历史，尤洞悉世道人心，每每有老吏断狱式的评论，更多的见于讽刺性杂感。鲁迅的讽刺艺术可谓出神入化，手段繁多。至于王得后先生的杂文，由于多取材于生活日常，极少涉及重大的政治事件，不像鲁迅那样陷于私人论战，故而少有那种偏激之谈，以及反语的使用。王先生也论辩，也讽刺，“话里有话”，但多的是一种明朗、通脱、平易的风格，没有特别的“吞吞吐吐、曲曲折折”，很少见到鲁迅式的峭厉和隐晦。

这里有时代的因素，也是个性使然。王先生从鲁迅中来，同鲁迅一样，到民众中去。这中间，王先生很难摆脱鲁迅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自然，这首先是因为他甘愿接受这种影响。他是独立的，自觉的，他保存了他自己。在杂文中，可以看到，对于鲁迅，他只有景仰，却没有宗教式的膜拜；极力追慕，却非依附而趋同。王先生是鲁迅“立人”的鼓吹者，但同时，也是坚定的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