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话说一九三四年年初，清华园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为了一个出国名额的推荐，由历史系闹到学校甚至教育部层面。事儿闹得挺大，校长办公处不得不在布告栏中贴出严厉的第一〇〇号通告：

查关于本大学选派研究院毕业生出国研究一节，研究院章程第十四条载有“凡在大学研究院毕业生，其学分成绩至1.05，毕业考试及论文成绩均在上等以上者，得由各系主任推荐于评议会，择优派遣留举”。该条文订定之原意，本为慎重选拔，择优深造。最近本大学评议会讨论本届研究院毕业各生问题时，亦曾根据立法原意，佥认此条乃指各系对于各该系毕业生之进修能力，应先加审核，决定推荐与否，并非指成绩在上等以上者，均须由系主任推荐于评议会。又查本届研究院毕业之推荐手续，约曾经各系教授分别集会，详加商讨，由各研究导师发抒意见，共同议决，然后由该系主任具函推荐。更查历史系最近为推荐本届研究院该系毕业生出国研究事，曾于上年十一月六日召集全系教授，共同商决，只荐邵君一人。近复由该系教授陈寅恪先生来函声明经过情形。事实俱在，不难覆案。现查本届研究院历史系毕业生朱延丰，未经派遣出国研究，有所声辩，曾一再详为解说，恳切劝导，竟不自悟，反肆意攻讦历史系主任，复诬蔑本大学评议会。似此抹杀事实，淆惑观听，殊负本校多年作育之旨，良堪痛惜。是后该生如再有此类逾越常轨之言动，本校为维持风纪计，只得从严惩处，以端士习。诚恐此事经过原委，各生或未深悉，致为所惑。特此详加申告，俾得周知。此布。校长梅贻琦。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一月十二日。（转引自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布告中提到的事情，学者梁晨有专文评述（《一案四史家：“朱延丰出国案”考察》，刊于香港浸会大学《当代史学》第7卷第2期），参考该文及布告中若干细节，这里略做补充如下：当事人朱延丰，一九二五年考入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助教，一九三〇年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为陈寅恪。在讨论出国名额时，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推荐邵循正，并获教授评议会通过。朱延丰认为自己的成绩也符合推荐资格，却被排除在外，他为此多方申辩，上书系主任、校长、评议会，并联合同学上书，给校方施加压力。申述无果，又将此事引到校外，上书国民政府教育部，并约请北平律师公诸舆论，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必要时对簿公堂维护权益。

校方果断干预此事，朱延丰的导师陈寅恪教授的态度至为关键。布告中特别提到：“近复由该系教授陈寅恪先生来函声明经过情形。事实俱在，不难覆案。”陈寅恪的态度，一方面可以影响他的学生，另外一方面对历史系和校方也举足轻重。在当时的历史系，甚至清华大学整个文科中，陈的话语权恐怕少有人可以撼动。不但在教学中陈寅恪具有不可被替代的权威，学问之外，其性格也是说一不二，他要做什么，从不婆婆妈妈，倘要举贤不必避亲。从陈寅恪写给校长梅贻琦这封信（见《陈寅恪集·书信集》）中可以看出，他完全站在系主任和校方一边：

月涵吾兄先生执事：朱君不派出洋事，当日教授会议时，弟首先发表，宜只派邵君一人。廷黻先生时为主席，询问大家意见，益[并]无主张。迨弟发表意见后，全体赞同，无一异议。弟之主张，绝不顾及其他关系。苟朱君可以使弟发生出洋必要之信念者，必已坚持力争无疑也。至谓系主任与之有意见(无论其真与否，即使有之，亦与弟之主张无关涉)，其他教授亦随同系主任之主张者，则不独轻视他教授之人格，尤其轻视弟个人人格矣。总之，此次史学系议决只派邵君而不派朱君一事，弟负最大最多之责任。此中情形经过如此，恐外间不明真相，特函陈述。如有来询者，即求代为转述，藉明真相而祛误会为荷。敬叩

日安

弟寅恪顿首 一月八日

这是斩钉截铁的表态，陈寅恪认为朱延丰不够出国留学资格，他还强调：如果他认为够的话，也不会顾及各方面关系而必然会推荐的。所以，当日教授会中，他第一个起来发言支持把这个名额给邵循正，邵不是他的学生，却是他赞同的人选。陈寅恪还说明：蒋廷黻作为会议主席，并没有倾向性或暗示性发言，就程序而言，没有徇私舞弊的行为。陈寅恪信中有几句话说得很重，由此我们也会明白，他何以有这样的态度以及他的原则，那不是利益、派别、师生这些具体关系，而是人格。他认为，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人格做支持的，其他教授坚持或放弃自己的意见也是有人格承担的，大家不会为这样的事情失去自己的判断，也不会为此就附和、攀附系主任。

论资历邵循正不如朱延丰，这或许也是朱心里不服的一个重要原因。从陈寅恪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是竭力维护教授评议会的合法性，甚至揽过系主任的责任，“弟负最大最多之责任”，这些是息事宁人、“到此为止”的态度。除此，他对于学生的学术要求的确是严格。有人引朱自清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日记，认为朱延丰的学术水准不低：“下午考朱延丰君，答甚佳，大抵能持论，剖析事理颇佳。陈先生谓其精深处尚少，然亦难能可贵。”“答甚佳”，这个评价不低，也是事实，但这只是朱自清个人评价，其长项并非研究突厥史，而真正的权威陈寅恪虽有“难能可贵”的评语，还是“谓其精深处尚少”，这是有保留的意见。十年后，陈寅恪在为朱延丰《突厥通考》出书作序时，毫不隐讳地提到这一点：“朱君延丰前肄业清华大学研究院时，成一论文，题曰《突厥通考》。寅恪语朱君曰：‘此文数据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请俟十年增改之后，出以与世相见，则如率精锐之卒，摧陷敌阵，可无敞于中原。’盖当日欲痛矫时俗轻易刊书之弊，虽或过慎，亦有所不顾也。朱君不以鄱见为不然，遂藏之箧中，随时修正。迄于今日，忽已十年……”（见《陈寅恪文集·寒柳堂集》）十年后，老师才肯定了学生的成绩；十年后，老师也没有忘记当初对学生的评语。

陈寅恪严厉是一面，暖如春风的举动也不是没有。据梁晨在那篇文章里介绍，陈寅恪对朱延丰的生活颇为关心。朱曾因失恋一度十分痛苦，甚至离校旷课达两个星期之久，陈寅恪为此很是着急，不仅自己四处打听，还特地让朱延丰的同学罗香林去寻找。朱延丰归校后，陈寅恪知道他心情郁闷，便推荐他去胡适那儿做点翻译工作，以为寄托。同时，陈寅恪还致函胡适，希望其能亲自和朱延丰进行一次面谈。给胡适的这封推荐现在也保留下来了（见《陈寅恪集·书信集》），再一次见证大师的人格：

适之先生：昨谈钱稻孙先生欲译源氏物语，谅蒙赞许。近来又有清华教员浦君江清欲译Ovid之Metamorphoses。不知公以为然否？浦君本专学西洋文学，又治元曲，于中西文学极有修养，白话文亦流利，如不译此书，改译他书，当同一能胜任愉快也。又清华研究院历史生朱君延丰（去年曾为历史系助教，前年大学部毕业生也）欲译西洋历史著作，不知尊意以为如何？是否须先缴呈试译样本，以凭选择？大约此二君中，浦君翻译正确流畅，必无问题，因弟与之共事四五年之久，故知之深。朱君则历史乃其专门研究，译文正确想能做到；但能流畅与否，似须请其翻译一样式，方可评定也。匆此奉陈，敬叩

著安

弟 寅恪顿首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午后九时

推荐人，自然是希望对方接受，不然就不会推荐了。推荐自己的助手和学生，更是爱护有加，讲一点过头的话，似乎无伤大雅。至于把自己喜欢的人，说得天花乱坠以期对方接受的事情也并不少见，大家也会觉得情有可原。陈寅恪此信，既表现出他对年轻人的关心，以自己的资望为他们谋差事谋发展，又能够看出他的分寸和原则。信中，他比较浦、朱二人，对各之所长，说得清楚，对于可能存在的短板也毫不掩饰。二人中，译书，他认为浦江清比较有把握，不仅是资历，而且浦的专业是西洋文学，白话文亦不错，又做过自己的助手，陈寅恪认为对他比较了解。朱延丰，研究历史，译历史著作，在专业范围内，“正确”当不成问题，然而朱毕竟是新手，翻译上的经验和能力尚缺锻炼，究竟做得怎么样，陈寅恪不能打包票，他建议能够出一试样，以备胡适判断、取舍。

陈寅恪推荐朱延丰是郑重的、认真的，他还有两封信谈到此事。一是给学生罗香林的信中提到：“朱延丰君编译事，待得知详悉情形再面谈。迄转达。”（1931年4月18日致罗香林信，《陈寅恪集·书信集》）这也是对朱延丰请托的回复。到那一年年底，他又介绍朱延丰去见胡适：“适之先生：前函介绍之朱延丰先生欲面谒公，有所承教，敬蕲接见为幸。”（1931年12月3日致罗香林信，《陈寅恪集·书信集》）可见他推荐一个人有始有终，并不是接受请托敷衍一下。不过，还是那一句话：师生之情谊是情谊，学术问题上原则是原则，兹事体大，因为它已经超越个人关系，乃是为天下造“公器”，在这一点上，做老师的不偏袒、不马虎，甚至比别人还严厉些。

二

老师对学生是春风，还是秋风，在一个尊卑有序的社会里，似乎都不要紧。反过来，学生对老师如果不敬，可就是大逆不道了。偏偏有人少年气盛，不能说对老师“不敬”，只能说是有欠恭敬。这人是钱锺书，那老师是行事鲁莽让人窃笑又叹息的吴宓先生。

事情由温源宁的一篇短文《吴宓先生》引起。温源宁，一九二七年起担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算是吴宓的同事。一九三四年，他应上海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周刊（The China Critic）约请，用英文写了一组人物素描，吴宓、胡适、徐志摩、周作人、梁遇春、王文显等十七位名人都被他幽默了一下。翌年该书由上海别发公司（Kelly & Walsh, Ltd.）出版发行。这组文章笔调轻松，文字幽默，写的又是名人，发表出来颇引起知识界注意。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出版的《人间世》杂志上，林语堂手痒亲自翻译其中的吴宓、胡适两篇。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出版的《逸经》第二十四期又重刊写吴宓的这篇（题为《吴宓——学者兼绅士》，倪受民译）。此文温源宁从吴宓的相貌写到性格，通篇都是调侃文字，诸如：“吴先生的面貌呢，却是千金难买，特殊又特殊，跟一张漫画丝毫不差。他的头又瘦削，又苍白，形如炸弹，而且似乎就要爆炸。头发好像要披散下来，罩住眼睛鼻子，幸而每天早晨把脸刮干净，总算有所修整了。他脸上七褶八皱，颧骨高高突起，双腮深深陷入，两眼盯着你，跟烧红了的小煤块一样……”（此据南星译文，见《一知半解及其他》）这也就罢了，我觉得最后有两段话，说得虽然很随意，却是触到了吴宓的痛处：

一个孤独的悲剧角色！尤其可悲的是，吴先生对他自己完全不了解。他承认自己是热心的人道主义者、古典主义者；不过，从气质上看，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这一点，因为吴先生那么真挚，那么表里如一，所以谁都看得出来，除了他本人！他赞赏拜伦，是众所周知的。他甚至仿照《哈罗尔德公子》写了一篇中文长诗，自相矛盾，然而，谁也不觉得这是个闷葫芦，除了他自己！

吴宓读到这篇文章后，怒从中来，在日记中大骂：

晚，在图书馆，见《逸经》24期，有倪某重译温源宁所为英文我之小传，而译其题曰《□□——一个学者和绅士》，不曰“君子人”。译笔亦恶劣。尤可恨者，编者简又文乃赘词曰，使吴君见之，必欣然，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源宁也”。呜呼，温源宁一刻薄小人耳，纵多读书，少为正论。况未谙中文，不能读我所作文。而此一篇讥讽嘲笑之文章，竟历久而重译。宓已谢绝尘缘，而攻诋中伤者犹不绝。甚矣此世之可厌也。宓以种种中国之男人女人，比较评量，益觉Harriet之精神感情见解之高尚浑厚，可爱可敬，真天人矣。（吴宓1937年2月28日日记，《吴宓日记》第VI卷）

温源宁在《一知半解》序言中说过：“这本小书里，如有触犯了人的言语，乃是无心之失，希望谁也不见怪。不过，也还可能有一两个人对某些涉及他们的议论产生反感，若果然如此，尚请原谅。”莫非那时候他就听到什么反映，还是对未来的成功预言呢，我不得而知。不过，吴宓的火气还在后面。此时，他的宝贝学生钱锺书出场了。在《一知半解》（钱译作《不够知己》）英文版出版后不久，钱锺书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五日出版的《人间世》第二十九期发表过一篇书评，其中提到吴宓仿佛是替他辩护：“又如被好多人误解的吴宓先生，惟有温先生在此地为他讲比较公平的话：在一切旧体抒情诗作者中，吴先生是顶老实、顶严重、顶没有Don Juan式采花的气息的；我们偶尔看见他做得好的诗，往往像Catullus和Donne，温先生想亦同有此感。”（见《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这是赞扬温源宁的公正，倘若钱锺书知道吴宓对温文的态度，那么这种赞扬不仅完全落空，反而是与温源宁合作起来加倍“攻诋”。

一九三七年，吴宓大骂温源宁之后一个月，收到留洋在外的钱锺书的信和稿子，稿子是英文写的《吴宓先生及其诗》，读后吴宓的恼火再次燃起。温源宁、钱锺书、《一知半解》与钱锺书评论他的诗集的文章，都搅和到一起了，他伤心地写道：

下午，接钱锺书君自牛津来三函，又其所撰文一篇，题曰Mr. Wu Mi & His Poetry，系为温源宁所编辑之英文《天下》月刊而作。乃先寄宓一阅，以免宓责怒，故来函要挟宓以速将全文寄温刊登，勿改字。如不愿该文公布，则当寄还钱君，留藏百年后质诸世人云云。至该文内容，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致，而又引经据典，自诩渊博。其前半略同温源宁昔年“China Critic”一文，谓宓生性浪漫，而中白璧德师人文道德学说之毒，致束缚拘牵，左右不知所可云云。按此言宓最恨……所患者，宓近今力守沉默，而温、钱诸人一再传播其谰言，宓未与之辩解，则世人或将认为宓赞同其所议论，如简又文所云“知我者源宁也”之诬指之态度，此宓所最痛心者也。至该文后半，则讥诋宓爱彦之往事，指彦为super-annulated Coquette，而宓为中年无行之文士，以著其可鄙可笑之情形。不知宓之爱彦，纯由发于至诚而合乎道德之真情，以云浪漫，犹嫌隔靴搔痒。呜呼，宓为爱彦，费尽心力，受尽痛苦，结果名实两伤，不但毫无享受，而至今犹为人讥诋若此。除上帝外，世人孰能知我?彼旧派以纳妾嫖妓为恋爱，新派以斗智占对方便宜为恋爱者，焉能知宓之用心，又焉能信宓之行事哉……

又按钱锺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而如此对宓，犹复谬托恭敬，自称赞扬宓之优点，使宓尤深痛愤。乃即以原件悉寄温君刊登，又复钱君短函(来函云候复)，告以稿已照寄。近今宓沉默自守，与人无争，而犹屡遭针刺鞭挞。几于岩穴之间、斗室之内，亦无宓一线生路者，可哀也已！（1937年3月30日日记，《吴宓日记》第VI卷）

批评钱锺书“功成名就，得意欢乐”，看来，吴宓是真的动怒了。钱锺书文中说什么了？他是这样写老师的：

吴宓从来就是一位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肠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之以讥笑。所以，他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像他这种人，是伟人，也是傻瓜。吴宓先生很勇敢，却勇敢得不合时宜。他向所谓“新文学运动”宣战，多么具有堂吉诃德跃马横剑冲向风车的味道呀！而命运对他实在太不济了。最终，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没有哪个正常人能像他那样拥有两颗心灵，尽管一位正常人也会出于实用目的而良心不安，但精神上不会有冲突。

他的心灵似乎处在原始浑沌的状态，以致不能形成任何道德差异——又湿又沾的泥饼是不会被缺乏智慧的灯火烤干的，与其说他的心灵没有开化，倒不如说没有个性。但吴宓先生的心灵似乎又处在一种缺乏秩序的混乱状态——每一种差异在他脑海里都成为对立。他不能享受道德与植物般平静的乐趣，而这些是自然赐予傻瓜、笨伯与孩子的礼物。他总是孤注一掷地制造爱，因为他失去了天堂，没有一个夏娃来分担他的痛苦、减轻他的负担。隐藏于他心理冲突之后的是一种新旧之间的文化冲突。他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他无疑是当代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他通过写诗来寻求解脱……（此文题为A Note on Mr.Wu Mi and His Poetry，现收《钱锺书英文文集》，这里引据沈卫威《情僧苦行吴宓传》译文，东方出版社2000年）

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学生识见之高、目光之敏锐。但是，吴宓痛苦不堪，当天把这些观点说给贺麟听，“贺麟来上课。宓送之上汽车入城，告以钱所撰文。麟谓钱未为知宓，但亦言之有理云云。宓滋不怿。世中更无一人能慰藉、愿慰藉我者也”（1937年3月30日日记，《吴宓日记》第VI卷）。贺听过后认为“言之有理”，这让吴宓更为伤心，更认为除了上帝天下无人能理解他。世人对他尽是“误解”。

吴宓与钱锺书的恩怨有很多人专门研究过，本文不想多做探讨，我重翻旧账，还是关心学生和老师在这件事上的态度。贺麟认为钱文“言之有理”，那么，说钱锺书考虑不周致使老师伤心倒是有可能的，说刻意讽刺老师，“功成名就，得意欢乐”好像过分了。我倒宁愿这么看：这就是钱锺书对老师的真实看法，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就这么说出来了。孟浪了些，却真实了很多。吴宓日记中说：“乃先寄宓一阅，以免宓责怒……”这说明钱锺书并非书呆子，他已经考虑到这些话老师会不高兴，关键是明知如此还是写了，明人不做暗事也寄给老师看了。我感到，文章千古事，文字不是游戏，那里有见解、观点，还有人格、文格，不能苟且也不能对读者、对自己撒谎，关系、情面也就顾不上了。“吴先生对他自己完全不了解”，这是温源宁评价吴宓的话，看了《吴宓日记》后，我愈发相信这话说得千真万确，学生钱锺书一针见血也一文中的。

半个多世纪以后，一九九三年，钱锺书有机会读到吴宓日记——里面有对他的不满，也有很多赏识他才华的记录——此时，已为“文化昆仑”的他以非常谦恭的态度把一切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深悔少年孟浪，赶紧要填补这个道德的大窟窿。他给吴宓的女儿吴学昭的信中写道：“余卒业后赴上海为英语教师，温源宁师亦南迁来沪。渠适成Imperfect Understanding一书，中有专篇论先师者；林语堂先生邀作中文书评，甚赏拙译书名为《不够知己》之雅切；温师遂命余以英语为书评。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先师大度包容，式好如初；而不才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倘蒙以此书附入日记中，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吴宓日记〉序言》，《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这样的“补悔”，至少能证明钱锺书在当年的无心之过，也符合当今大儒的慈祥、和善的公众期待。

总之，以吴宓和钱锺书这段关系为例，他们处理得还不错。吴宓虽然一辈子对钱锺书不是很痛快地满意，但那都是日记里的话，表面上恐怕还是君子依旧。钱锺书晚年的检讨总算一洗刻薄之名。不过，有时候我也怀念那个少年孟浪的钱锺书，他更真实，他也让我看到，老师和学生本来是为了传道、求知所结成的自然、平等的关系，不能畸形化为主奴关系，更不能变成江湖老大与众小弟的关系。

三

周作人的文字，多给人以平和、冲淡的印象，这种印象未免失之片面，周作人火气大的时候比钱锺书直接多了。钱锺书对老师，无非是借书评微讽，是忍不住开开玩笑，而周作人则直接炮轰，来个《谢本师》，而且登载在公开发行的杂志《语丝》上，等于昭告天下。

关于此事的背景，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是这么写的：一九二六年，正当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酝酿北伐之际，章太炎突然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打得火热，组织所谓“反赤救国大联合”，自任“干事会”主席，发表宣言与通电。通电一出，全国舆论大哗。周作人立即在《语丝》第九十四期发表《谢本师》，文中首先回溯十八年前在东京师从章太炎的一段，并强调：“虽然有些先哲做过我思想的导师，但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接下去笔锋一转：“……这十几年中我还没有见过先生一面。平常与同学旧友谈起，有两三个熟悉先生近状的人对于先生多表示不满，因为先生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总之先生回国以来不再讲学，这实在是很可惜的，因为先生倘若肯移了在上海发电报的工夫与心思来著书，一定可以完成一两部大著，嘉惠中国的后学。”（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这好像与他老哥鲁迅在章太炎去世后的评价正相反。鲁迅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唉，一个老师吧，如果教了一群寂寂无闻的学生，会觉得一辈子没有成就感；可是教了些名声太大、主见太多者（如周氏兄弟），麻烦也太大。

周作人在晚年的《知堂回想录》中有一节《章太炎的北游》，提到他当年写《谢本师》的事情，学生又承认孟浪了：“后来又看见论大局的电报，主张北方交给张振威，南方交给吴孚威，我就写了《谢本师》那篇东西，在《语丝》上发表，不免有点大不敬了。但在那文章中，不说振威孚威，却借了曾文正李文忠字样来责备他，与实在情形是不相符合的。”周作人说话是曲曲折折的，在这里只是说文章一个细节不当，并没有说这文章不该写。问题是，他就此便与太炎先生撕破脸皮、老死不相往来了吗？非也。时间不太久，六年后的春天，太炎先生北上讲学，他们就见面了。从他文章中引旧日记看，第一次（1932年3月7日晚）他是“被通知”太炎先生来了，大家要一起招待先生，既然马叙伦（夷初）能喊他去“接驾”，证明章太炎对周作人已没有什么想法。钱玄同的日记中也记太炎先生这次北上和蔼多了：“午回家，饭毕，即访幼渔，与同至花园饭店访老夫子，别来十六年矣。近来态度如旧，益为和蔼，背颇驼，惟发剪极短，与当年披发大不相同。季刚亦在，检斋亦在。政客一大帮，与辛亥冬与哈同花园时颇相像。询知师实避沪难而来也。四时许，朱、马、钱、黄、吴、师六人乘汽车逛中南海公园。”（1932年3月2日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益为和蔼”越发有师尊的样子了。

一个月之后，周作人去拜见章太炎，有“谢本师”事件在前，没有什么尴尬事发生吧？周作人所记十分平淡：“四月十八日，七时往西板桥照幼鱼之约，见太炎先生，此外有逷先玄同兼士平伯半农天行适之梦麟，共十一人，十时回家。”（《章太炎的北游》）有人批评周作人“薄情”，看来不假，要么就是他善于伪装。钱玄同的日记虽然也是所记不多，却有细节，且事关周作人：

午后一时半至马家，移时半农乘汽车来，偕往迓师，盖中国文学系及研究所国学门请他讲《广论语骈枝》也，我翻译，建功写黑板，三时到，先看明清史料，四时讲，讲了一个多钟头毕。六时许，一行人至幼渔家，他赏老夫子吃饭也。启明亦来，不“谢”了，不“谢”了。很好，很好！十一时，我与半农、建功送他到家。（1932年4月18日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

这一句“不‘谢’了，不‘谢’了。很好，很好！”就是专对周作人（岂明）讲的。从语气上感觉有一种如释重负后的欢快，也就是说“谢本师”这事情毕竟是一个心结，两个人具体见面怎样，钱玄同没有记，但是面对老师和同学冰释前嫌，大家都轻松愉快。从这文字语气，以及前面宴会曾有请过周作人来看，此事，太炎先生可能早就过眼烟云了，周作人或因尴尬或怎样，总是不能不心存芥蒂，所以才有钱玄同“不‘谢’了”之谈。之后还有相见，周作人去听过章太炎的演讲，还邀请老师到他家吃饭。五月十五日，太炎先生和一帮弟子相聚于周家，先生兴致不错，又写字又照相，相见甚欢：

[周作人记]五月十五日，下午天行来，共磨墨以待，托幼渔以汽车迓太炎先生来，玄同遏先兼士平伯亦来，在院中照一相，又乞书条幅一纸，系陶渊明《饮酒》之十八，“子云性嗜酒”云云也。晚饭用日本料理生鱼片等五品，绍兴菜三品，外加常馔，十时半仍以汽车由玄同送太炎先生回去。（引自《章太炎的北游》）

[钱玄同记]我下午四时至周宅，今日启明赏饭于其家，日本与绍兴合璧，日本菜极佳。同座为朱、马、沈三、俞、魏也。大家均请老夫子写字，他称平伯为“世大兄”。十时许毕，再回家，毛似略瘥。（《钱玄同日记》整理本）

周作人在后来的文章中提到两件事，都跟“同门录”有关，这关系到太炎先生是不是把他当弟子的问题。一件事情是苏州国学讲习会方面有人刻了一种同门录，周作人大名在列，而鲁迅等很多人被漏了。钱玄同在一九三二年七月四日有一封信给周作人讲过此事：

此外该老板(指吴检斋因其家开吴隆泰茶叶庄)在老夫子那边携归一张“点鬼簿”(即上边所说的同门录)，大名赫然在焉，但并无鲁迅许寿裳钱均甫朱蓬仙诸人，且并无其大姑爷(指龚未生)，甚至无国学讲习会之发祥人董修武董鸿诗，则无任叔永与黄子通，更无足怪矣。该老板面询老夫子，去取是否有义？答云，绝无，但凭记忆所及耳。然则此《春秋》者，断烂朝报而已，无微言大义也。（转引自《章太炎的北游》）

“老夫子”是他们对章太炎的称呼，同门录名字不全，乃凭老夫子“记忆所及”列出来的，所以也漏了很多不该漏的人，但是，“大名赫然在焉”，这可是老师记着你，老师没有忘，周作人应该放心了吧。学生太多，老师要一口气想个周全也不容易。比如对鲁迅，他也没有忘。一九三二年春，“太炎先生最后一次到北平，门徒们公宴席上，问起鲁迅先生，说：‘豫才现在如何？’答说现在上海，颇被一般人疑为左倾分子。太炎先生点头说：‘他一向研究俄国文学，这误会一定从俄国文学而起。’”（孙伏园《惜别》，见《孙氏兄弟谈鲁迅》）老师不仅关切，还为学生开脱，可见这个老师的心胸是开阔的，是大度的，哪怕学生不大想起老师，一想起来可能还要嘲讽他两句。另外一件事情是一九三三年六月七日，为刊刻《章氏丛书续编》，经钱玄同之手，周作人捐资一百元，“因为出资的关系，在书后面得刊载弟子某人覆校字样，但实际上的校勘则已由钱吴二公办了去了”（《章太炎的北游》）。

一九三六年，章太炎去世，周作人“早就想写一篇纪念的文章”，过了半年之后，才写出《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这次是高度赞扬：“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天语，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我于太炎先生的学问与思想未能知其百一，但此伟大的气象得以懂得一点，即此一点却已使我获益非浅矣。”（《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一九四三年四月，已经事伪的周作人去南京办事顺便去了苏州一趟，只有两天时间中，他拜访了太老师俞曲园的春在堂，又拜谒了老师章太炎的墓地，第二年写文章这么说：“我又去拜谒章太炎先生墓，这是在锦帆路章宅的后园里……章宅现由省政府宣传处明处长借住，我们进去稍坐，是一座洋式的楼房，后边讲学的地方云为外国人所占用，尚未能收回，因此我们也不能进去一看，殊属遗憾。俞章两先生是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却都别有一种特色，俞先生以经师而留心轻文学，为新文学运动之先河；章先生以儒家而兼治佛学，倡导革命，又承先启后，对于中国之学术与政治的改革至有影响……”（《苏州的回忆》，《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这些都能表明他对老师的感情，做一个章门弟子自然也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耐人寻味的是一九五〇年周作人以“鹤生”笔名在《亦报》所写的一篇短文《章太炎的弟子》，他说有传闻认为章门是分门人、弟子、学生三种区别的，“但照他老先生的性格看来，恐怕未必是事实”，他认为老先生并无等级之分。讲到具体的人，大弟子当然是黄侃了，但是周作人认为“真是敬爱老师的”还是钱玄同，我们注意他怎么写钱玄同与章太炎的关系：

虽然太炎曾经戏封他为翼王，因为他“造过反”，即是反对古文与汉字。玄同对于汉字知道得太深了，他从文字上觉得楷字之不合理，所以结果到了两头极端的理论，即写篆文或废汉字，虽然事实上知道都难做到。经学方面太炎主张古文，玄同则是从胡适主张今文的，也是相反，可是他对于先生的尊敬三十余年如一日，民报社讲学时期，钱粮胡同幽囚时期，不必说了，末次北游时期差不多每日随侍在侧，有一天到北大研究所来讲《广论语骈枝》，学生听不清南方话，临时由玄同翻译国语，这件小事也很有意思。爱真理时尽管造反，却仍是相当的爱吾师，这不是讲学问的人最好的态度么。（《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

知堂乃作文高手，我简直怀疑这是通过写钱玄同在不露声色地表露自我的心迹。“爱真理时尽管造反，却仍是相当的爱吾师，这不是讲学问的人最好的态度么。”写这句话时，是他想起了当年“谢本师”的事情吗？

学生尊敬老师，天经地义，可是奉老师为教主，在老师面前咳嗽一声也不敢，这就不是尊敬、敬畏了。跟老师探讨一下问题，有什么大不了。至于写过《师门五年记》的罗尔纲，转过身再写批判胡适的文章，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样的事情最好不要再有。

现在听学生口口声声喊老师为“老板”，我觉得师生关系变味了，于是不禁想起这些老旧故事，再做老生常谈。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零点，六月一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