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啸峰：讲述江南城市里普通人的故事
王啸峰，一九六九年出生，苏州人。在《人民文学》《收获》《青年文学》《十月》《花城》《钟山》等刊发表作品逾百万字，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多家选刊转载。出版散文集《苏州烟雨》《吴门梦忆》，小说集《虎嗅》《通古斯记忆》《隐秘花园》《浮生流年》等。曾获紫金山文学奖、《钟山》文学奖、叶圣陶文学奖等奖项。
王啸峰近几年来在短篇小说创作上进入爆发期。二〇二三年，他的小说集《虎嗅》和《通古斯记忆》相继出版。
短篇小说集《虎嗅》脱胎于《青春》杂志连载两年的同名专栏。在书中，王啸峰以二十四节气为切入点，讲述了城市光影下的平凡人生。“江南文化背景下的城市文学写作，是全新的写作，是渐渐脱离农耕时代背景的新概念写作。江南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而是向现代化、国际化迈进的新江南。”王啸峰这样描述自己的文字与江南文化之间的关系。《通古斯记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书中二十余篇短篇小说多是关于城市题材的书写，有的是作者俯身看现实，书写城市中的小人物的生活经历，展现城市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和人生冷暖，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自尊与坚守；有的是作者用印象派的表现手法，营造朦胧而神秘的氛围，探索人性的欲望与人心的善恶；有的是作者以少年视角在现实、梦境和历史的记忆里，在象征与隐喻中，找寻时间和空间维度中的隐秘。王啸峰以细腻的笔触，让城市中小人物的悲与喜、爱与恨、挣扎与释然、迷茫与期望，始终有温暖的底色。
王啸峰认为城市文学写作更重要的是立足于普通人的生活与情感。“当下的城市视角，就是表现一种复杂性。正如量子力学创始人、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所说，‘我们无法掌握的不是未来，也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城市发展速度超过了人们的认知。科技成果最先传导到城市，普通人感到迷惘和恐惧，却又摆脱不了这种影响力。这就是创作的来源。《虎嗅》的文字中有一种中国人特有的平淡特质，讲述的都是城市里普通人的故事，他们既有代际矛盾，也有双向和解的奔赴，小说最终抵达了充盈无限期待的美好生活。我笔下的人物，不管是‘他’还是‘她’，都是‘虽遭受生活百般揉搓，仍在努力使出各种路数应对’的普通人，他们不容易失去希望，眼前总会出现一抹光亮。”
一、南京与写作
张 英：近几年，你的创作从散文转向小说，作品先后在国内重要刊物发表。许多著名评论家、作家，比如范小青、苏童、汪政、曾一果、林舟、方岩等，都对你的作品有过专业、系统的评价。在小说集《虎嗅》中，你观察南京的日常，体悟百姓生活，写就二十四个短篇小说，花两年时间开展“南京二十四节气的城市生活主题书写”。以“二十四节气”这个传统文化主题作为小说的切入角度，你是怎么构思出来的？
王啸峰：二〇二〇年下半年，《青春》杂志主编李樯跟我商量开办一个专栏。《青春》是月刊，按时序安排文章比较妥帖。我们想到了二十四节气，每月两个节气，以此为题，作者也有的选择。体裁上，最先确定为随笔。在网上搜二十四节气，跳出来的诗文不计其数，二十四节气被古今文人反复书写，我必须有所突破。考虑到杂志版面，我跟李樯说想尝试写三四千字的短小说，描写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他非常赞同，并确定专栏名为“虎嗅”，其意在于敏感地洞察城市和人的细微变化。那年是我到南京工作的第九年，不知不觉中，被南京和南京人影响很多，我自身也有表达微妙改变的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虎嗅》属于“南京叙事”。
张 英：我感兴趣的是，之前在文学杂志上开短篇小说专栏的，好像只有苏童和朱文，他们在《大家》杂志开个人专栏，也是短篇小说。但像你这样的“主题”写作，散文倒是比较常见，小说并不多见。小说专栏写作，非常考验人，你做了哪些准备？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与障碍？
王啸峰：如果专栏以散文方式呈现，那么依靠搜索工具就能完成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可能还很受读者欢迎。但这不是我想要的文本。“主题”写作、“命题”作文，就像我就职的企业，一个齿轮紧咬另一个齿轮，这是我习惯的节奏和气氛。从那年下半年开始，我着手准备即将开始的专栏写作。最初目标是向埃特加·凯雷特《想成为神的巴士司机》《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之类的短小说靠拢。我大量阅读“短经典”精选，琢磨能够运用到《虎嗅》中来的技法。写之前，我的确没有想太多关于内容方面的问题，以至于第一篇《小寒》写出来，我感到失望，不要说离目标文本有很大差距，比自己平时的小说水平也低了不少。这时候，我才意识到，那是因为“到底要写什么”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小寒》只是抒发主角对母亲的情感，情节冲突少，是散文化的小说。从第二篇《立春》开始，我逐渐将内容提升为主要方面，着力描述城市平民生活中的短故事，比如一次加班、一个约会、一场聚会等。好在从那年秋天开始，我离开了任务繁重的岗位，有了思考、调整的时间，成了按时交稿的基础，也写出了《雨水》《小满》《霜降》《大雪》等较为满意的短小说。
张 英：随着时代发展、城市变迁和人口流动，对城市的描写越来越困难。你往往从小人物、城市平民和个体的角度切入，进行文学的描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王啸峰：从写作之初，我就不会“宏大叙事”。看到文友的长篇宏论，内心总会羞愧不安。这似乎与我生活中的定位有关。我出生在江南城市小街巷里，接触到并影响了我基本价值观的是最普通的城市居民。我喜欢坐地铁、骑电动自行车，这样的自由，正是城市平民的日常。四十年来，城市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洪流中的最小细胞就是普通人，每个人都是一部发展史，将他们的境况、念想写出来，应该能成为城市宏大叙事的补充。通过普通视角进行小说创作时，我也时刻提醒自己：城市中好多事物随着时代发展会变化，但有些东西非但不会变，还能顽强地在人心底扎下根。
张 英：你怎么看待城市的“物和景观”？在很多作家的城市书写中，城市的高楼大厦、建筑地标和繁华场所，经常成为小说的主要书写对象，而你关注的往往是街头巷尾、芸芸众生，你是怎么找到“人”这个角度的？为什么痴迷于讲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
王啸峰：比起《了不起的盖茨比》，我更喜欢菲茨杰拉德的《返老还童》。可能我写作的弱点就是不擅长描写宏大景观和宏伟场景。我擅长的，是观察、描摹细节，很多时候，我观察到其他人忽视的东西。我还对宇宙起源、时空问题等兴趣浓厚。我总是在最细微的和最宏阔的两者间徘徊，思考的结果，往往是感叹人不如一粒恒河之沙。有一个阶段，我写了几篇关于未来的小说，力图阐释我的个人宇宙观。然而，就像投射到池塘里的小石子，没有激起任何反响，证明我脑洞还不够大。我还是回到熟悉的街头巷尾，讲述平民百姓的故事。当然，光凭自己无法真正代入现实社会，我很大一部分创作灵感来自与朋友的聊天。朋友讲述的过程中，会流露与众不同的观点和行为，成为我塑造人物个性的素材。在写作中，我会问自己：这个人物的性格，能用两三句话概括出来吗？可以的话，那就算成功。
二、城市与文学
张 英：评论家潘凯雄认为，城市文学仍然是当下文学创作中的短板，因为很多小说表现的题材是城市，但支撑文学的核心价值仍然来自乡村，而你的《虎嗅》已经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回应了“都市文学应该是什么样”。你眼里的城市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王啸峰：现实主义是城市文学的主基调，最终还是要回到探寻人性幽微的道路上来。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城市叙事。然而，我也认识到只写城市，还不能称之为城市文学。更为重要的是透过复杂的社会现状，发掘人们的精神世界，探索城市与人当下及未来的际遇和思想。每个市民的喜怒哀乐，都应该成为城市文学的内容。相比农村，城市人际关系更微妙、工作更烦琐、生活更无奈，这需要写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世情百态和世道人心。城市文学就像一张蜘蛛网，结网、俘获、拆网的过程，就是我眼中城市文学的真实样貌。
张 英：你怎么看待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不同？
王啸峰：对我而言，乡土文学是一个陌生领域。我从没在农村生活过，但凡写作涉及乡村的人和事，我都请教有生活经验的朋友。即便这样，描述也很苍白，缺乏鲜活灵性。最近看了几篇关于乡村的小说，发现乡土文学也在城市化，至少在物质层面，城乡差距在缩小。这与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有直接关系。城市元素已经渗透到当下的乡土文学，或许若干年后，“乡土文学”这个名词将成为历史。
张 英：在很多小说里，城市人的外在得到了大量的书写，但内在的复杂度和繁复性，并未在今天的小说里得到应有的呈现和刻画。你的小说对人与城市的情感和体温、脉搏和心跳，往往有很深入的挖掘，这样鲜明的艺术目标和追求，你是怎么考虑和实施的？
王啸峰：在我看来，城市表面平静、有序，但所谓“人海阔，无日不风波”。城市人就像一个个充气滚筒球，表面大多一致，也朝着前方滚动，内心却被摔得各形各色。我们看老电影，格里高利·派克总是西服套装，领带加分头，这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城市人形象。当今城市生活中，很难将人简单归类，更难表现人的真实内心。城市与人的冲突在加剧。变化的城市与原生市民之间、现代城市与城市移民之间、城市与外来务工者之间等的矛盾，成为我观察城市的切入口。很多时候，高速发展的城市对平民是不友好的，但是他们都很理解、包容，兢兢业业做着模范市民。对于他们来说，城市就是家，来之不易。
张 英：《虎嗅》中书写的普通人里，有本地人，也有外来打工者。你在书写城市外来者的时候，采取的是统一、平视的视角，城市发展到今天，本地人与外来者，随着城市的发展水乳交融，他们的价值观以及对生活的态度，已经真正属于城市。在小说以外，你怎么看待这几十年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以及随之而来的“世道人心”的变化？
王啸峰：城市化发展，是现代化必由之路。城市管理者、企业经营者、科技精英等群体流动性强，超一线城市、一线城市汇聚了大批优秀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现代化进程就是各类人才集聚的过程，他们的潜力和能力只有在现代化都市才能被发掘。城市的外来者在各自领域发挥着作用，传播异地文化。《虎嗅》中写到的普通城市人，都与城市高度融合，他们深谙生存之道：“生活如果一直在犹豫，生命就会把你一带而过。”他们是“虽遭受生活百般揉搓，仍在努力使出各种路数应对”的普通人，他们不容易失去希望，眼前总会出现一抹光亮。
张 英：在绝大多数的文学书写里，城市是天堂，也是地狱。在茅盾、巴金等人的笔下，城市是冰冷和灰暗的，人与人的关系，充斥着隔绝、孤独和冷漠；但你的小说里，城市是温暖的，人是温暖的，城市色彩是明亮的。你小说里描写的城市，依旧有中国人传统的情感结构，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落脚点一定是和解、妥协与平衡，这很特别、很“中国化”，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啸峰：我想用《虎嗅》中的二十四个故事、二十四个主人公告诉读者：光明就在前面，城市灯火就是温暖港湾。事实上，我发现，这个时期我写的其他小说，比如《依靠》《耳中双明珠》《致爱丽丝》《通古斯记忆》等，结局都选择了与人和解、与社会和解、与生活和解。这似乎成了我的一种写作习惯。与我受江南文化浸润密切相关。江南文化形式上表现为昆曲、书画、园林、美食等，内涵则是崇文、含蓄、包容、创新。因此，小说里的和解、妥协，并不是软弱、退缩，体现的是肚量和智慧。正所谓大家都是“喧嚣城市孤独人”。
三、地域与写作
张 英：作为一名长期生活在苏州、南京两地的作家，你写过几本关于苏州的系列散文随笔集，也写过几本以南京为背景的系列小说集，这两个城市给你的写作带来了什么？
王啸峰：事实上，在苏州生活时，我只出版了散文集《苏州烟雨》，其他的《吴门梦忆》《异乡故乡》《不忆苏州》等散文集，都是在南京生活期间出版的。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忆”苏州的迹象。在生我养我的苏州，虽然现在必须靠着导航才能摸得着道，但还是我熟悉的气息和味道。因此，我写作的“根”在苏州。十多年的南京生活，让我早已习惯用普通话表达，说几句苏州话，就会夹杂上普通话。在南京，我的写作经历了蜕变。工作生活环境变化、朋友同事影响、师长文友教导等，都让我从更新更高的角度审视以前的写作，不断挑战新高度、拓展新维度。因此，我写作的“变”在南京。
张 英：小说家为什么都那么看重童年和成长？童年的生活经验对你的小说影响有多大？
王啸峰：海明威曾经说过：“当一个作家最好的条件是有个不幸的童年。”不幸的是，我正好拥有这样的童年。我父亲在我十岁那年病逝。童年的我时常呆呆地看着操场上玩耍的一群群同学，又抬头望着天空，反复问自己：“为什么不幸偏偏就砸中我。”后来，母亲改嫁，我进入再生家庭。再生家庭的生活滋味，于我来说真可谓一言难尽。这也是我特别喜欢托拜厄斯·沃尔夫《男孩的生活》的原因，阅读此书时，我数度流泪，并敬佩沃尔夫说真话的勇气。成长过程中，我对周边关于我的议论特别敏感，而越敏感，似乎获取的信息越多。储存的情感、集聚的想法像一个庞大气球，急需要出气孔。暨南大学曾一果教授的说法是“窥探与想象：一个街角少年的隐秘花园”，他点明了我写作最原始的视角。而且，这样的视角还在继续，最近的中篇小说《回到那个初夏》，我仍在探索再生家庭的各种可能性，也是我童年生活经验的延续。
张 英：你认为耽于读书和冥想的小说家与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的小说家谁离成功更近？
王啸峰：我一直认为写小说想要成功最重要因素是天分。比如苏童，他比我大七岁，但是我在少年时就看他的作品，其中的语言、气氛、情调都让我着迷。不能说当时的他就读过万卷书、拥有丰富生活阅历，他凭借的可能就是天分。我认为，“一万小时定律”不适用于小说家。有好多小说家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创作巅峰，之后再难超越，也有小说家写了“十万小时”，作品仍平平。
张 英：和刘心武、邱华栋、徐则臣写北京的小说，王安忆、金宇澄、西飏写上海的小说相比，你一直在书写以苏州、南京为城市背景的“新江南文学”，你怎么看待不同地域对小说的影响？你觉得自己的小说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王啸峰：江南文化背景下的城市文学写作，是全新写作，是渐渐脱离农耕时代背景的新概念写作。江南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而是向现代化、国际化迈进的新江南。以苏州、南京等为城市背景的“新江南文学”，是向刘心武、邱华栋、王安忆、金宇澄等作家学习的写作。我所希望创作出来的新作品，就像新江南城市一样，带有强烈的先锋性、浓郁的地域性、诚恳的包容性。
张 英：作为一名苏州作家，你怎么看陆文夫的小说作品对苏州文学、对你的影响？
王啸峰：少年时，我经常看到陆文夫先生沿着临顿河骑车慢行，有时手指间还夹着烟。我只是默默目送老人悠然远去，心想他大概又在构思新作吧。他的《美食家》《小巷深处》等小说我都读过，对我写作影响最大的就是将苏州传统文化融合在小说中，比如《美食家》的主角朱自冶喜食苏式头汤面的情节，已被全国读者熟知，成为苏式生活的经典场景。还有他散淡简洁的笔法，也给我写作技法上的启示。
张 英：我读过你的《苏州烟雨》等散文集，你花了大力气，满怀深情地对你生长的城市，对苏州三十年的变化发展进行浓墨重彩的勾勒和描写，用工笔、白描的手法，描绘出一幅完整的烟雨江南图。长三角、江南、城市等关键词与你的小说有什么关系？你怎么理解“江南城市小说”？
王啸峰：有人特别喜欢温润的江南气候，来了就离不开；有人讨厌漫长的梅雨季，说连心里都长出了霉斑。不过，长三角、江南、城市等因素汇聚到一起，每个人眼前都会出现这么一幅画卷：经济发达、环境优美、人文荟萃。写作者该如何切入？很长时间，我都有意回避对当下现实的书写。我总有这种想法：过去的才是真正属于江南的，也是经过时间沉淀的，在我心头盘桓已久的。《隐秘花园》《浮生流年》两个小说集中，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城市故事。不过，这些小说也存在问题。与当下结合不紧密，导致所言之事与欲言之意产生矛盾。我后来醒悟，写作还应坚持当下叙事，在场总比缺席来的好。后来的《四时成岁》完成了向“在场写作”转型。
张 英：想写好小说得从遣词造句开始吗？语言对你的小说很重要吗？
王啸峰：我做了几十年的文字工作，工作养成的习惯牢牢刻到我的散文、小说中。对秘书工作来说，一篇文稿，如果压缩一半，可以挤掉水分，凝练语言，突出主旨。散文和小说，我也会反复推敲文字，这是文章的基础，好不好看，还是要好文字支撑。小说语言，我认为郁达夫、沈从文、汪曾祺是我学习的榜样。比起“有没有意义”，我一度还认为小说更重要的是“必须好看”。
张 英：有时候，你写人们熟悉的生活，读者反倒轻看作为小说家的你；你写人们不熟悉的甚至陌生的东西，反倒容易被读者叫好。面对这样的局面，你有什么看法？
王啸峰：这大概跟“人人都是思想家、哲学家”有关系吧。当下的国际国内大事，都能成为出租车司机、公园练功大爷、理发师傅等的评论对象。熟悉的生活，各人有各自的理解，见仁见智，有些见解甚至超越小说家。这就给小说家带来难题。如果写作者一直坚持写陌生的人和事，的确能够异军突起。比如我从散文向小说的转型期写的短篇小说《井底之蓝》，将井底的幽深世界与张士诚的传说结合起来，营造神秘气氛。不过，此类题材总会用尽。写作还是要回到日常生活。从熟识的生活素材中，发掘不一样的东西，才是对小说家的真正考验。
张 英：你的某一部小说被广泛称道，而你在写它时也许漫不经心，你刻意为之的小说反而不受欢迎，你对此作何感想？
王啸峰：城市生活的特质似乎也是如此。刻意努力争取，机会往往擦肩而过；探究生活本质，离真相却越来越远。城市文学写作，也存在“刻意为之”“随性而为”两种写作状态。“刻意为之”很容易走极端，被自我思维限制住，不接受、不包容其他思想。“随性而为”的放松写作往往会取得很好效果。我当时工作很忙时坚持写作，把写小说作为自己的一个情绪出口，并没有太多考究，写出了《抄表记》《米兰与茉莉》《双鱼钥》《四时自成岁》等一批较好作品。“刻意为之”的小说我也写了不少，往往是生活或者工作中的一件事情触动我，沿着一个方向执着去写，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小说是有灵性的，写作者应悟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道理。
四、短篇小说与创作
张 英：我发现你很多作品都有一个视角，就是少年视角，比如《麦田里的守望》《井底之蓝》《独角兽》。很多作家，比如苏童、《沉溺》作者胡诺特·迪亚斯等，也喜欢采用少年视角。为什么选用这个视角？这个视角对于你的创作有怎样的作用？
王啸峰：一般被问到人生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大家基本都会认同人生痛苦论。我们回溯它的本源，那就是人出生以后，会用最本真的视角看人生。成人的眼睛已经沾染很多灰尘，看到东西是不真实的、变形的，因此真相往往会被隐藏。少年时期的主观好恶不明晰，他所看到的世界和成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这样也便于写作叙事。刚才，我已经强调了间离感。我作品里的少年不属于我们这个年代，他获取资讯很少，于是他喜欢窥视，喜欢钻小弄堂，喜欢从门缝里看世界，恰好他看到的可能就是真实的，第二世界也因此浮出水面。
张 英：如果把《虎嗅》改为《南京二十四节气》，整体也可以看作一个网状的长篇小说。未来会进行长篇小说的写作吗？
王啸峰：至少目前我还没这个打算。首先是关于长篇小说的题材，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因为我这些年来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几乎用尽了自己生活、工作中可写的题材，要再发掘一个值得书写又避开其他作品的题材，恐怕还得好好准备和思考。还有就是写法上的考虑。每次翻阅期刊，都有这样的感觉：长篇没有中短篇考究，有些作品几乎单一铺陈、叙事，缺乏魅力。我心目中的优秀长篇小说，应该写成《八月之光》《押沙龙》那样，多角度、多线索，采用意识流、象征等手法，形成独具艺术特色的文本。要写，就写成福克纳式的长篇小说。
张 英：短篇小说对作家把握叙事结构的能力要求很高，十分考验和锻炼一个作家的写作水平。至今为止，你的小说创作限于中短篇小说，为什么？
王啸峰：到目前为止，中短篇小说是我重点写作的体裁。短篇小说相对来说，我用力更多。短篇小说似乎是最适合我写作风格的体裁。我的判断依据两个事例。一是在《吴门梦忆》这本散文集的序言里，范小青老师说：“但我却无法断定这应该算是一本散文集还是一本小说集。”十年前她的这句话，给我写小说的希望，无意中我正在打开短篇小说这扇神秘之门。二是那些年南京师范大学的何平教授一直帮我投稿，结果一篇发给刊物的散文稿，编辑用在了小说栏目里，何平便认为我可以转型写短篇小说。前面谈到过，我缺乏宏大叙事的能力，长处是观察细节，研究从另类角度“不露痕迹”的叙述，构建起一个“巨大彩蛋”，并在结尾处敲碎。我认为这种能力适合短篇小说写作。
张 英：在你眼里，优秀的短篇小说应该具有哪些艺术要素及特点？
王啸峰：短篇小说有点像传统相声，一个精彩的、出其不意的包袱一直被背着。小说家还不断地往里加“作料”，包袱越填越大，最后抖出来。如果没有特别精彩的包袱，比如讲述一个事件、一次遭遇，也要使读者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写短篇小说我坚持最大限度的“不交代”，这个写作习惯，拿到中篇小说就有点困难，到了长篇小说几乎不可能。但也正是略微地设置了阅读障碍，会使短篇小说更具魅力。
张 英：你喜欢的短篇小说家有哪些？哪些人是你写作上的师傅？
王啸峰：我喜欢的短篇小说家名单很长，有契诃夫、博尔赫斯、胡安·鲁尔福、胡里奥·科塔萨尔、海明威、雷蒙德·卡佛、川端康成、鲁迅、汪曾祺等。雪莉·杰克逊称得上是我构思短篇小说情节上的师傅，《摸彩》教我如何在看似平淡无奇的铺陈上实现逆转，取得惊心动魄的效果。施维伯林是如何精彩叙事方面的老师，《空洞的呼吸》教我运用所有看得见的素材，讲述隐藏在暗处的情感和真相。胡安·鲁尔福使我懂得如何营造气氛，打通现实与未知领域的通道。《燃烧的原野》里的故事，隔着书页，都闻得到炽焰燃烧的气味。
张 英：你会经常读自己以前的小说吗？自己感觉是进步还是退步了？如何看待别人做出这些评价？
王啸峰：我的小说都存在随身携带的电脑里。写作时遇到问题，比如素材短缺、情节雷同等情况，我会去以前的小说里找。有时一篇小说竟然就这样读了下来。早已遗忘的情节、细节以及当时的写作状况，重新在我眼前浮现。我也发现了一个趋势，那就是自己在向“通俗易懂”妥协。正如身边朋友说的那样，我的小说现在变得“看得懂”“接地气”了。我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不过，我想今后还是会坚持短篇小说创作的“先锋性”，在我看来，短篇小说失去“先锋性”，艺术性就会大打折扣。当然，写作与生活类似，产生矛盾后，总是寻求妥协；达到平衡后，又产生新矛盾。在不断地循环往复中，我相信自己小说的质量也会攀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