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影响了张謇
张謇（1853—1926）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头顶有诸多光环：清末状元、立宪派领袖、民国“产婆”和民初政府重要成员等。同时，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他兴办一系列实业和事业，创造了十多个耀眼全国的第一，把家乡南通打造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如果把张謇富有传奇的一生“复盘”，不难发现，其身后有这样一群人，在张謇人生的起点、节点和拐点处，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家庭
是怎样的家庭环境，造就了张謇？
张謇之子张孝若把自家的家风，提炼为“安贫乐道、独立自重”八个字。张謇不少个性品质，传承于其务农兼做瓷货小生意的父亲张彭年。他如父亲一样酷爱读书，乐善好施，忍辱负重，豁达大度。在张謇身上不时看到其父的影子，比如，张彭年生性节约，对废铜旧铁、竹梢木段分类储放，“遇有造作，按簿取资”，张謇也是一生节俭，创办实业时去工地巡视，捡起地上的木头废料说，可以做痰盂、粪勺、泥桶。张彭年告诫张謇：“日后无论穷通，必须有自治之田。”这种进而科举入世、退可终老家园的理念，深深影响了张謇的一生。张謇达则从政、穷则经商，进则谋全国大政、退则经营地方。
张謇母亲金氏虽为家庭妇女，却颇有见识，“左右唯吾母是赖”（张謇语）。她重视对子女教育，“夜篝灯，教识字，益拥絮，手衣履针作，且作且覆问謇等。深宵寒风凛冽，室中萧然，顾视謇兄弟，辄泪下”，金氏寒夜教子读书的场景甚为感人。“我一生艰难困苦，就是希望你们成才有为，以实现我的志愿”，母亲的愿景更是激励张謇向上的原动力。“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和父母的期待，支撑张謇熬过30年崎岖而漫长的科举之路。母亲临终遗言，“科第为士人归宿，门户名号，自须求之”。屡经场屋蹉跌，让张謇心情起伏不定，甚至自比“中风狂走人”。到1894年恩科考试时，其实张謇已不抱太大希望，连考试用具都是向朋友借的。“儿试诚苦，但儿年未老，我老而不耄，可更试一回”，76岁高龄张彭年的恳求，促使张謇勉强应试。如果没有这最后的一搏，张謇个人的历史也许会改写。
张謇兄弟五人中，对其帮助最多的是其兄张詧。来南通近距离接触过张謇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有过这样动情的描述，“年逾古稀的张謇对其兄极为尊敬和照顾，每次都亲自搀扶他上下黄包车”。张謇因祖上连续三代无人考取功名，故冒用他人名义获得学籍，参加科举考试，后被人要挟，张家为此债台高筑。张詧自“废举业”，协助父亲种田和做小生意，将读书机会让给比他小两岁的张謇。年轻时，张詧成为张謇情感的依靠对象。游幕在外的张謇，每次辞别家乡，张詧都要相送很远，“弟兄相送远于野，行行且止心旁皇”。张謇为兴办实业、推行地方自治，常年在外奔波，如1910年张謇全年住在家里只有42天，而张詧挑起“内当家”担子。张謇把两人关系喻为“蛩蟨相依，非他人兄弟可比”，蛩蟨各有分工，蛩采集鲜美果实与蟨共享，遇有险情，蟨则背负蛩逃跑。事业初成时，张謇说：“退庵（指张詧）无弟，则创之势薄；啬庵（指张謇）无兄，则助之力单。”晚年他更是感慨：“謇无詧无以至其深，詧无謇无以至其大。”的确，假如没有张詧，张謇的事业很难走远和做深。
二、老师
状元的老师都是些什么人呢？
张謇4岁入塾，先后师从海门常乐邱畏之、通州西亭宋蓬山、宋紫卿父子和宋璞斋、海门师山书院孙寿琪等。张謇跟随邻居邱畏之学习，10岁时读完《诗经》“尚不晓平仄”，可见邱畏之教学平平，张彭年只得延请水平更高的宋蓬山施教，两年多后，宋蓬山不幸病逝。张謇在师从宋紫卿和问业宋璞斋时，两位先生都力主其“冒籍”应试，张彭年“唯两宋先生之言是从”，“冒籍”风波给张謇留下锥心之痛和终生阴影。
在这些老师中，张謇心里最为感激的，是在其最困难时期帮助过自己的赵菊泉。“冒籍”风波发生后，张謇举步维艰，故而寻求归籍海门。1871年初，张謇师从时任海门厅训导的赵菊泉，3年间学杂等费用均由后者资助。赵先生将张謇过去所学的功课全部废弃，重新确定桐城派方氏所选四书等为新课讲授学习。张謇初作制艺文，被赵先生涂抹修改过半；重写后，依旧如此。张謇用心苦读，反复揣摩，半年后，文笔渐佳。在赵菊泉的严格训练下，张謇学业长进不少，课业中需要修改的地方越来越少。当然，这个时期他还谈不上真正的治学，只是从内容到形式上更加符合科举应试的规范。此后，张謇科试取中一等第十五名，取得参加乡试资格，在科举道路上向前迈了一步。
后来，张謇来到六朝古都和东南文化中心的江宁（今南京市），如饥似渴地学习“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开始和许多有声望的师友结交。当地钟山书院山长李小湖、惜阴书院山长薛慰农、凤池书院山长张裕钊，都是知名学者，其中又以桐城派大师张裕钊对张謇的影响最大，1885年张謇中“南元”后，第二天就写信给张裕钊报喜。张謇逐渐接受其集义理、词章、考据为一炉的理念，慢慢摆脱制艺文章的套路。他平素读的书不限于经类，而是扩大到子、史、集部，甚至连有些禁书也去浏览。随着学风变化，张謇在思想上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有意识地寻求治国平天下方略，藏器以待来时。
这时期，张謇在科考时写下“学以务实为归，极千秋不朽之事功”，反映了他学以致用的宏大抱负。看来，大师们不仅仅“传道、受业、解惑”，更带给他经世致用的学习力、思考力和变通力。
三、官员
张謇不是行走于江湖的独行侠。在其人生之旅中，有哪些人提携过他，他又得到过怎样的帮助呢？
张謇的社会交往极其广泛。在科举求仕、兴办实业、推行地方自治的过程中，他同形形色色的人打过交道，包括清末民初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光绪帝、摄政王载沣、孙中山、袁世凯，还有很多朝廷重臣和封疆大吏。不过，在张謇人生关键处能给其帮助的，盘点一下，却也屈指可数。
孙云锦算得上是给张謇命运带来转机的第一位官员，他帮助张謇走出人生困境。当张謇为“冒籍”风波所困时，怜士惜才的通州知府孙云锦对张謇施以援手，为张謇归籍海门起了决定性作用。1874年，已调任江宁发审局的孙云锦邀张謇到江宁，帮助办理文牍，兼教其两个儿子学习，从此张謇开始游幕生涯。孙云锦为张謇提供了了解社会、展示才能的机会。张謇曾随孙云锦到淮安办理疑难案子，了解民间疾苦，拓宽社会视野，后来又作为开封知府孙云锦幕僚，为河南巡抚代拟治理黄河方案，提出“治水、务工、理农”对策，出手不凡。经孙云锦推荐，张謇结识并师从张裕钊等一批学者，更重要的是与淮军儒将吴长庆相识。
吴长庆是引领张謇走向更高平台的关键人物。吴长庆仗义疏财，礼贤下士，赏识张謇的才华。在吴长庆再三邀请下，张謇加入庆军幕府。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张謇随吴长庆赴朝东征，在处理棘手问题和复杂军事斗争中，显示出应变处置、组织协调、化解危机等实际能力，引起张树声、沈葆桢、张之洞、夏同善、潘祖荫等枢臣疆吏注意，连李鸿章也有意把他招为幕僚。吴长庆对张謇愈发信任，就连被提拔为浙江提督赴京城拜见光绪帝时也带着他，张謇因此结交了不少政坛高层，崭露头角。
翁同龢更是鼎力相助，直接将张謇推上历史舞台。张謇在“壬午之役”中声名鹊起，在《代吴长庆拟陈中日战局疏》的观点给翁同龢留下深刻印象。翁同龢在致吴长庆信中，时常附笔问候张謇，视其为不可多得的“奇才”。1885年顺天乡试，33岁的张謇高中“南元”，作为南派清流领袖的翁同龢有心要把他拉入自己的阵营，考前亲自去张謇下榻处看望他。张謇能够状元及弟，和两朝帝师、朝廷重臣翁同龢三番五次的争取是分不开的。翁同龢在光绪帝前称赞：“张謇，江南名士。”不夸张地说，没有翁同龢的极力栽培，也就没有状元张謇。两人志同道合，交往密切，张謇逐渐成为以翁同龢为首的“帝党”骨干，后来翁同龢支持张謇舍弃仕途，投身实业。多年后，为了纪念葬于常熟虞山的恩师翁同龢，张謇特地在长江对岸南通黄泥山上修筑虞楼，“以示后之子孙”，他自己时常登楼远眺。
张之洞称得上是张謇兴办实业的领路人。张謇和两江总督张之洞交往，始于1895年。这一年的张謇日记，直接记载两人的交往就有14次之多。在与张謇的接触过程中，张之洞认为丁忧在家的张謇是办实业的合适人选，称他“向来讲求时务，情形较熟，当经函商，力筹护持小民生计，杜塞外洋漏卮之策，属其邀集绅商，剀切劝导，厚集股本，就地设立纱丝厂”。在办厂过程中，张謇得到张之洞的帮助。1897年4月，张謇赴武昌考察，对已回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兴办实业的气魄极为倾倒，“于此见西人艺学之精，南皮要是可人”。在晚清高官当中，张謇觉得很少有人像张之洞这样和自己谈得来，“今天下达官贵人能知言可与言者，无如南皮”。
刘坤一是给予张謇有力支持的另一位“父母官”。在其接替张之洞回任两江总督，到1902年去世5年多时间里，做了不少实事。为解决缺少资金难题，在推动大生纱厂由“商办”到“官商合办”、再改为“绅领商办”的过程中，刘坤一起到积极作用，同意“听商自便”。1899年10月，当大生纱厂走出重重困扰正式开机，刘坤一对张謇拱手称庆，“俯首拊掌，嗟叹久之”。张謇创办的我国第一家农业股份制企业——通海垦牧公司，也得到刘坤一的支持，刘坤一奏请朝廷撤销盐场禁垦规定，并批示道：“举办垦牧，增课惠民，天利公溥。际此时艰财匮，有此自然之利，岂容听其废？”在离世前五个月，刘坤一批准成立我国最早的民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称赞张謇此举“用意深远”。
四、偶像
古今有哪些人，能进入张謇法眼，为其推崇？
张謇精心挑选刘向、诸葛亮、颜之推、胡安国、朱熹等7位古贤的诫子名言，集成《家诫》，示范后人。他亲笔书写《家诫》，请人刻于石质屏风上，起初立在别墅东奥山庄的庭院内，后移至另一住所濠南别业的厅堂里。东奥山庄厅堂，正面挂着翁同龢画像，两侧另挂有16幅先贤像，包括李白、颜真卿、王安石、文天祥、范仲淹、包拯、史可法、徐达、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
张謇对顾炎武、颜习斋经事致用的主张十分认同，痛斥“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他对辞官不受、遁居僻壤、匠心营国的田畴大为景仰，其地方自治的最初灵感，源自1700多年前的“无终山都邑”。张謇立志不做官，办厂种田兴教育处处以田畴自况，把垦牧公司厅堂题为“慕畴堂”，还写下“雄节不忘田子泰”诗句，发动通师和农校学生探讨田畴现象。
不难看出，这些人身上承载着张謇的家国情怀，体现其价值认同，寄托了他的精神追求。综观张謇的一生，他正是在汲取这些民族精神养料的基础上前行的。当然，张謇景仰的不仅仅是故纸堆里的先贤。在内忧外患、列强环伺之时，年轻的张謇就为晚清中兴名臣左宗棠所感动。19世纪70年代末，张謇就尖锐地指出：在手握重兵的权臣中，坚持民族大义死战到底的唯左宗棠一人，其他的人都是纸上谈兵，而不能让天下人信服。
能让张謇视野大开，给他带来启迪的，不仅仅只有国人。信奉“开放主义”的张謇，与上百位国外人士有过交往。在他创办的大生纱厂、通州师范学校和牵头的水利工地上，活跃着一群不同肤色的异域人士。有这么一个“老外”，虽和张謇仅一面之缘，却让他长久难忘，常常念及。1912年3月30日，张謇在上海与来华传教40多年的李提摩太见面，请教中国通往“发达”的路径，李提摩太的见解独特：“中国如不能实行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跻一等国；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国。”李提摩太一席话，引起张謇共鸣，他“很为感奋激动”，思考了一夜。次日，挥笔写下《感言之设计》一文，从教育、卫生、实业、慈善四个方面入手，为将南通建成“中国之模范”进行筹划“设计”。此后10余年，张謇都在为这个目标而孜孜不倦地努力。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张謇试图将泰西学说与中国传统精神结合起来，探索“建设一新世界雏形”，志在“以一隅与海内文明国村落相见，不辱我中国”。
张謇之所以能够成为张謇，除了时代因素和个人努力外，还有伴随其一路走过来的那些亲情的温暖、恩师的点拨、伯乐的提携、偶像的激励。当我们观照站在历史舞台上的张謇时，千万不要忽视其幕后的那些人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