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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时代》，作者: 金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知名的比较文学和18世纪英国文学研究专家金雯教授的力作《情感时代：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与现代小说的兴起》即将出版，得知此消息后，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一个在我国长期被忽略却难以躲开的研究课题。大家都知道，18世纪上半叶是英国和欧洲的古典主义时代，强调理性的重要，盛行蒲柏拿手的格式机械的英雄双韵体诗歌。但随着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发展，在图书市场取代了庇护人/提携人之后，现代小说崭露头角，出现了一大批小说家，女性也加入了作家队伍。从现代小说先驱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和菲尔丁的全景社会小说开始，到斯特恩、斯摩莱特、伯尼和19世纪初的奥斯丁，现代小说成为一个羽翼丰满、势头强劲的新文类。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笛福，小说家们几乎没有人能避免对情感的表述，而且按照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展示了对情感的不同理解。特别是斯特恩的《感伤之旅》把“情感”问题赤裸裸地摆在了读者面前，并引向了以世纪末格雷的《墓园挽歌》为代表的直抒感伤情感的诗歌和哥特式小说，为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打开了大门。尽管西方文学中“情感”几乎无处不在，但在我国少有人问津这个厚重又复杂的议题，因此金雯教授这部著作开了一个先河，可喜可庆！

金雯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就读于美国西北大学，获博士学位，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系任教数年，回国后先在复旦大学任教，后转入华东师范大学，成为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18世纪欧亚交流互鉴研究”的首席专家，不仅入选教育 部的青年长江学者，也获得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基金资助。2015年，通过韩加明教授，我才认识了金雯。当时闭塞的我们居然只知道北京的三个18世纪外国文学研究学者，即黄梅、韩加明和我，并为国内18世纪外国文学研究后继无人而焦急。认识金雯后，我们松了一口气，安排会见了她，并且希望她为国内18世纪外国文学研究担负起责任。我们没有失望。这之后，金雯组织了不少活动，并且在国内外发表了许多18世纪外国文学和文化研究成果以及比较文学研究的著述。即将出版的这部关于情感和现代小说兴起的大作就是她多年来这方面研究的一个高峰。

《情感时代：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与现代小说的兴起》定义18世纪为“情感时代”，并从人类科学的角度解释了启蒙与情感的关系。其中对情感术语的辨析、情感的分类以及文学情感的概念解析都十分精到。由于我在自己的《英国18世纪文学史》（增补版）一书里特别加了一章，强调18世纪苏格兰的文艺复兴，其中特别提到了弗朗西斯•哈赤森（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6）对道德美学的探究，因此在金雯著作的第一编第二章中看到对道德哲学和美学的研讨就特别认同。但是金雯著作中极好看，也最接地气的是第二编对18世纪中后期的几位小说大师和作品的“情感”分析。在对理查逊书信体小说的分析中，金雯非常敏锐地指出书信的私密性与书信实际上在把自己的内心暴露在公众的窥视之下形成了一个悖论，并且讨论了女性书写的遮蔽性修辞，始终围绕“内心”做了详细的解析，对18世纪的“浪荡子”现象及其社会性等具体问题也有所交代。在第六章对菲尔丁小说的评介中，作者提出了“聚合式同情”和“间离式同情”的概念。而第七章对斯特恩的奇书《项狄传》和他的离题叙述既是忧郁症的症候又是忧郁症的解药这一看法也十分精彩。

总而言之，《情感时代：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与现代小说的兴起》是首次全面研究启蒙“情感”这一重要议题的专著，是一部熔定义、史料、多种理论、文本细读、宽泛比较、个人见解于一炉的经典之作。实际上，很久以前我就指出过，长期以来我国英国文学界只感兴趣于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和维多利亚小说，然后就跳到了现代和后现代。夹在中间的18世纪，只有蒲柏的诗歌、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古怪的约翰逊和他的词典被零散地一带而过。然而，18世纪是英国走向市场经济形成，资本主义大步发展，各种哲学和社会理论涌现的时代（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洛克的认识论、沙夫茨伯里的性善论、曼德维尔引发众怒的对美德的否定、休谟的政治经济理论等）。因此我一直呼吁国内的外国文学、文化、历史、思想等领域的学者们重视18世纪研究。这也是我为这部著作问世高兴的重要原因。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部力作能开启一个研究18世纪外国文学的新天地，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学者跟进18世纪文学研究。

作品选读

18世纪文化史和情感问题的亲密关系是一部被压抑多年的秘史，由于大众读者对“启蒙理性”的推崇而退守书斋，成为部分学者接力传递的小众知识。现代主体和现代社会的诞生是身体机能和身体实践的觉醒，是心灵内在秩序和无序逐渐展现自身的过程。人的理性在此刻经历了一个变化，不再是与身体相分离的精神禀赋，而是源自身体的自然机制，也因此与情感产生了复杂的纠葛。

从17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叶，不论物质性身体还是观念理性，都没有战胜对方的动力和可能，双方达成了一种动态平衡，学者与文人对两者同样重视，构想了双方实现自发和谐的愿景。道德哲学和美学、社会学、政治学，无不围绕着身体与理性的关系这个问题展开，文学作品也核心地参与这场讨论。“情感”在有关身体与理性关联问题的探讨中扮演了一个核心角色，“情感”正是两者可以协调一致的征兆，也凸显了两者难以完全兼容的难题。随着19世纪实证主义和之后的精神分析理论的进程，身体与理性的冲突对抗愈发激烈，至今没有和解的迹象。但与“启蒙”相连的18世纪恰恰是两者势均力敌且试图对话与和解的时期。西方步入现代性的时刻，正是万物悬置的时刻。

这篇相对简短的弁言致力于对情感、文学情感研究和18世纪的意义做出初步陈述，旨在对本书涉及的关键词汇做出提纲挈领的梳理。如果绪论和正文中的铺陈和细究是一座密林，那么这篇弁言就是敞亮的林前空地。

何谓“情感”

何谓“情感”？这种不可言说之对象正是情感研究的难点所在，我们只能说“情感”是人们对事物的直接而主观的评价，是人们所谓主观性的最重要征兆。感官知觉捕捉到的信息对人体产生某种影响，呈现为一种主观感受，这种感受与判断和评估过程相结合，也经常呈现为某种行动力或行动倾向，这种与判断和行动相连的主观感受就是情感。我们可以说“疼痛”是一种感觉，与此相伴生的恐惧或憎恶就是情感，因为恐惧和憎恶代表人对外界事物的主观反应和态度。这种主观反应可以直观显现为观念，也可以经由更曲折的过程转化为有关情感的观念。比如许多人即使不反思自己所处的心理状态，也知道自己正在经历愤怒或恐惧等情感，但也有些人一时难以定义自己的主观感受，只能陷入沉默或借用通行的语言模式和文化脚本来尝试表达。焦虑和抑郁等词可以被认为是难以名状情感的替代性表达，难以穷尽主观层面的感受，也经常导致后者的屏蔽和异化。未与观念和语言相连的感受很难称之为“情感”，也就是说，即便没有“愤怒”这个表述，与“愤怒”相似的生理变化和应激行为还是可能发生，但没有转化为观念的“愤怒”很难称得上是主观性感受，与日常语言中对“情感”的理解相悖。

无意识的情感与主观性情感类似，也体现了身体对内部或外界环境的评估和反应，但也有重大差别，因此不同的学者以不同方式对其进行命名，将其区别于主观性、观念性情感。情感神经学开创人之一勒杜（Joseph LeDoux）在1996年提出情感发生的两条回路：一条从丘脑通向杏仁核，快速简易，直接产生身体反应；另一条从感觉皮质通向杏仁核，进程较慢，与意识相通，形成情感观念。二十年之后，勒杜建议将由下皮质回路引发的人体抵制外界威胁的自动反应称为“防御回路”（defensive circuits），与依赖前额叶回路和顶叶回路生成的主观性“情感”进行区别。在哲学领域，德勒兹使用“情动”（affect）这个词汇来表示身体强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凸显了身体与外界不间断的物质交换过程，不会凝结为观念或成为稳定意识的一部分，也不会被语言和社会规范捕获。Affect一词源于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他用affectus表示情感，即与身体“努力”（conatus）的强度变化相对应的观念。德勒兹借鉴斯宾诺莎，强调情感与身体强度变化的关联，并对斯宾诺莎将身体与观念相连的早期现代观念做出了后现代的改造。

何谓文学情感研究

德勒兹在主体性和非主体性之间的滑动暗示了一种融通的情感论，催生了许多标志性著作，这些著作都将情感视为身体实践和语言系统以不同方式发生交接的产物，是这种交接产生的特殊动能。这种立场可以被认为是对后结构转向的一种拨正，后结构主义将“语言”，可以认为是将语言——或拉康所说的“象征体系”——抬高至意识形态决定性力量的地位，将意识变成了话语的产物，而人文社科研究中的“情感转向”就是从话语分析转向对“身体”的物质性境遇和运动的关注，转向身体实践和话语实践的交接方式的关注。从整体上说，德勒兹情动理论是在承认主体外在规定性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主体性”，通过重新建构存在的本体而赋予其内在性和能动性，让个体失去的主体性以一种新的方式重现。人文社科“情感转向”从分析不同历史阶段日常生活经验及其文学表达入手，其政治旨趣在于改造当代人意识的底层逻辑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