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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侠义,是已消失的情感 ——田耳访谈录
来源:《绿洲》2024年第1期 | 田耳 李徽昭  2024年01月29日07:21

黑书的粗糙感和80年代是吻合的

李徽昭:《秘要》出版后,您在沪宁杭有不少活动,首先请谈谈在三个城市连续活动的感受。

田耳:今天特别高兴来到这里。刚才得到了一份特殊礼物,有朋友拿了本《一个人张灯结彩》的盗版书让我签名。我一直以为市面上没有我的盗版书,结果刚来就看到我一生中第一本盗版书。一部作品能被盗版,也很难得,来这里正好见证了自己的一个突破。

李徽昭:这是一种快乐的忧愁。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作品能被盗版,可以说是一份荣耀,因为市场青睐你。不过,盗版总是不好的,你的版权被侵犯了。回到《秘要》这本书,对于读书人爱书人来讲,看完这本书感触会特别深。正好前几天,我到常州搬家,对着满屋子的书发愁,后来处理了大概有近千本书,其中三大袋卖给了旧书商,不知道这些书以后会流落到哪里。深夜,我就坐在堆满书的房间里,感到虚空,这些书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写书的意义又在哪里?不敢往深处想。所以,我看到《秘要》里写到藏书家、黑书、武侠小说,这么多问题,感触特别深。我知道您读书的重要起点就是武侠小说,很多小说家的起点都是武侠小说,这非常有意思。

《秘要》对图书收藏以及黑书的书写,在题材上是一个突破。此前没有人以虚构的方式写过黑书,甚至根本就没人去关注黑书。是不是黑书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您的一种追求,对收藏而言,人的兴奋点会不一样,您怎么会想到收藏武侠小说呢?

田耳:我不是收藏所有的武侠小说,我只收黑书。我再科普一下,黑书甚至连盗版都不是,盗版意味着你得有正版,我把你的版盗过来,黑书是直接扒港台版武侠小说。1983—1991年,没有出版社参与黑书的生产过程,是黑印刷厂直接把武侠小说排版出来,黑书上标注的出版社大都不存在,是杜撰和臆造出来的。黑书比盗版还要黑,说是盗版都在夸它。1983—1991年是黑书存在的时期,那种混乱现在不可想象。很奇怪的是现在品相好的黑书卖价几十块,甚至几百块一套,有点价位了,但是正版武侠小说大都没有价钱,所以武侠小说收藏形成了一个奇怪现象,就是盗版甚至黑书成为了收藏品,主要是稀缺。因为80年代乡镇里一般人不会花钱买小说,手头没有多余的钱。黑书有流通渠道,直接到租书铺里。那个年代最大的乐趣就是看武侠小说,黑书不像正版书,销售不畅就形成库存。黑书绝对没有库存,都按市场需求定制,卖不出去就直接回浆了。

我真的觉得,80年代盗版书封面比正版书封面要好看,而武侠小说黑书封面的粗糙感、塑料感,天真烂漫,那种80年代的生活质感和黑书是吻合的,我一买就上瘾了,而且我也是很认真地去拜过师,进入黑书收藏群体,这都是真实体验,没有体验我是写不出来的。黑书的缺本很少,但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所以书目特别重要,拜师是想要得到目录,师傅也是卖书的老板,用目录勾引我,不时地给我一点,他决不会把所有的书目一下子给你。

李徽昭:黑书收藏的群体数量有多大?

田耳: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以前网拍的时候,竞争比较激烈,起码有上百人。此外很多人还可通过淘宝和线下渠道购买,中国人口基数太大,形成了收藏的群体以后,人数都不少。最主要的群体是在上海,我以前进的藏家群以上海的藏家为主。

李徽昭:您收藏黑书的起点是什么?

田耳:我最早收藏黑书大概是七八年前的一次网拍,淘书的时候也看过黑书,一开始并不感兴趣,因为很多品相太烂了。结果有一次上拍了九十套,我觉得特别漂亮,那次我买了十来套,可能一千多块钱,那是起点,非常过瘾。这几年新的目录还没有找到,我现在差不多有一千套黑书。我深耕细作,周末没事时,就去找没见过的黑书,在孔网上搜“伪金庸”“伪古龙”,现在基本上很难找到我还没收藏的黑书了。

李徽昭:黑书题材基本上都是武侠小说,没有言情或其他小说吗?

田耳:我们说的黑书就是指武侠小说黑书,当年畅销的书只有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没有你想的那么火。

李徽昭:没有那么大的市场。

田耳:对,我记得以前到租书铺只有两种书,大书全是武侠小说,没有别的,其他书你只有去书店买,去图书馆借,租是不租的。

李徽昭:我记得早年接触的租书铺是有言情之类的,可能地域有差异。您有尝试过写武侠小说吗?

田耳:我最早就是写武侠小说,那个年代,我这样年纪的,四十岁以上的作家,年轻时候很多都写过武侠小说,但他们不肯承认,我觉得无所谓。我是初中时候写的,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写武侠小说很过瘾,你看过几百套,把它的套路摸清楚以后,上手也快。台湾写武侠小说的作家,据武侠小说研究专家叶洪生统计有四百多人,他们大多是1949年跑去台湾的老兵,生计有困难,就写武侠小说讨生活,比如说卧龙生、云中岳,都是当兵的,云中岳最早的小说还是趴在坦克上写的。武侠小说不是文人写的,是当兵的武人写的,能卖钱,能改善生活,这个消息一传出来,老兵纷纷写。有点文化的大兵,到台湾以后生活很惨淡,他们就写武侠小说,日子过好以后,互相激励,互相提携。里面确实有一个侠义精神,一帮当过兵的糙人就写武侠小说。

李徽昭:这勾起了我的回忆。我读书时,1994年吧,刚进大学,认识一个校外朋友,他说香港有书商专门来收武侠小说书稿,于是我就约同学一起写,准备卖到香港去,后来开了个头就不了了之了。

田耳:如果1994年我得到这些消息的话,估计就是另外一种作家了。

李徽昭:回到现实问题,您对当下武侠小说市场怎么看?

田耳:前天晚上一个出版社的朋友跟我说,武侠小说市场的萎缩是难以想象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标杆性的武侠小说家,年销量也就几十万册。现在金庸小说基本是大全套出售,一套三十六本,几十万册意味着一年只能卖出一两万套,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当年街头巷尾男女老少都在看金庸的小说,黑书百分之八十都是标金庸的名字,每本销量都是几十万。今天来看,销量能跟余华拼的就是金庸,但这几年金庸的小说也突然萎缩得不成样子了,这说明整个武侠小说市场已经完全没落。

李徽昭:您觉得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田耳:它的替代品是“穿越”“玄幻”这些网络上的通俗小说。

李徽昭:《秘要》里面也提及,早年的武侠读者变成了今天的网络写手,在某种意义上,网络小说取代了武侠小说的市场。

田耳:这是一个定论,网络小说就是通俗小说。

李徽昭:现在网络小说的受众很广,网络写手的产量也非常巨大,您怎么看网络小说,或者说网络小说的前景到底怎么样?从武侠小说视角来看网络小说,有什么看法?

田耳:其实这和我的年纪有关,我当年写武侠小说的时候是90年代,网络文学还没有兴起。如果晚十年的话,我很可能成为网络小说家,因为我写作是很快的,我还有写通俗小说的潜质,但我的年代规定了我只能写武侠小说,而且写不出来,转道写了在杂志发表的小说,这就是年代对人的规定性,没有办法。

现在虚构和现实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李徽昭:讲到黑书,您的小说里有很多虚构的成分,小说就是虚构的艺术,但虚构要基于一定眼界见识,怎么把现实的事情往虚构里面融入呢?

田耳:说得对,我写《秘要》的时候,才真正进入各种因素都是虚构的状态。我写了二十年,难道以前不是虚构吗?前二十年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写实性特别强,特别生活化,特别接地气,之前的小说有点像绘画里面的控笔,任何一个细节我要特别考虑是不是有现实感,合不合逻辑,有没有现实的可能性,如果不可能的话,我就不能写。《秘要》则没有这些考量,比如有一个细节,去地下挖黑书,我对标的是武侠小说的寻宝。如果是以前,我不会这么写,谁会觉得有人真的去挖地寻找一堆书,为什么可以虚构,这个时候我对标的是武侠小说,我才会有这个想法。

李徽昭:您觉得虚构如何回应现实?前段时间跟朋友聊天时,我还说,现在的小说可能已经失去了核心文体的地位,因为上个世纪,小说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回应现实,从茅盾、巴金到八九十年代许多作家,都多多少少借用不同的社会生活来进行小说写作,小说跟现实的关系很紧密,我甚至觉得,小说之所以能够成为核心文体,被很多人阅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趋近现实,但是像《秘要》这样的小说,过于虚构,您觉得它如何回应现实?

田耳:其实不是虚构和现实的问题,是虚构和现实本身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打个比方,以前写机器人,属于科幻,外国所有大片里几乎都有机器人,一般都是要和人类最终大干一场,以人类惨胜终结,这是外国大片的套路。但是阿尔法狗事件后,我们一下子认识到,我们赢不过机器人了,人类最顶尖的天才都输给了阿尔法狗,现在ChatGPT也是。这几年我和学生交流,也大多与机器人有关,以前科幻小说和机器人工智能相关,但今天变成了现实的一部分,成为了现实小说,不再是科幻小说,所以就没有虚构的问题,以前科幻小说要把它转化成现实生活,是非常有难度的。

李徽昭:在《秘要》创作时,您有没有想到要回应现实的问题?

田耳:我在《秘要》里面想表达的,还是有对标一些现实问题的,特别是有两句话,江湖已远,侠义犹在。侠义精神是我们这代人所注重的,相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我们年轻时候的友情肯定来得更为密切,因为我们相互借钱过日子,称兄道弟,相互帮衬。我们当时能得到的教育是什么?武侠小说,武打片,还有评书,评书也是讲武侠讲江湖的,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底色。但是今天,90后、95后,他们的情感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特别在乎距离感。但我们这一代,小时候的环境不可能让你有距离感,以前房子特别小,一家几口人挤在十平方的小房间,哪来的距离感,这就有了差别,很多生活方式、认知方式正在迅速改变。这本书里,我要呈现出以前的很多情感方式,这也是对现实的回应,挽留一些现在年轻人不一定能体会的情感。

举个例子,纪叔棠这个人,是有一个原形的。我一个好朋友,在县文化馆里当创作员。现在我们作家,张口闭口世界文学、国际大师,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全部是世界顶尖的。而他对文学的认知几十年不变,每次和我见面,他就絮叨当年我们几个写小说文友的近况,本地作者的发表情况和生活状态。现在能说得上话的也没有几个,人家要看手机,都很忙。然后他跟我聊,在内刊发了几篇文章。我怀疑他喜欢看,像我们连《收获》都看不过来,他竟然把两个月一期的内刊从头看到尾。他还会给我背诵其中的段落。我为什么喜欢跟他聊?跟他聊我有一种穿越感,他能形成一个气场,把我聊回过去,我很过瘾。他几十年不变,已经消失的情感和交往方式都在他身上,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古董。在他身边,我能够回到过去,所以小说写的江湖侠义,也就是消失的情感,这可能就是您说的回应现实,这是我创作时非常明显的预设。

李徽昭:我明白了。这本书看后有一个强烈感受,黑书这样的类型连盗版都称不上,某种意义上,它在书的门类、书籍序列里,其实是不美、不正规的。

田耳:黑书应该是最邪性的,图书中的邪派。

李徽昭:《秘要》里写到,有人如此去追捧黑书,为之投入时间和精力,并且还有公开拍卖,是真实的吗?

田耳:这个拍卖是我编的。

一个长篇能让人一口气看完是大本事

李徽昭:我很感慨,现实生活中,我们追求一些东西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其一。其二,黑书是不美的,您说它是邪的,在这个意义上,可能您写的黑书其实是对美的惯性的突破,日常我们追求高大上的事物都是对美的喜好。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这些粗糙的事物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秘要》可能彰显了虚构的独特魅力,以此回应了现实。这是我读完这本小说的感受。

田耳:黑书是有意义的,作为一名作家,都喜欢收藏东西、收集资料,收集是作家的一种基本工作方式,所以收集和收藏其实也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性,我发现我认识的作家多少都有收藏的习惯。

李徽昭:不仅是作家,很多人都有收藏的习惯。

田耳:对,或者说收藏是一种文化生活。有一阵子,不少人爱收藏古玉,经常一帮作家聚会,他们不谈小说、不谈文学,都是聊茶、古玉什么的。黑书是不好看,这可能是因为你没接触过。而我特别喜欢粗糙感,或者说,我的小说追求一种粗粝的品质,我特别喜欢那种质感。有人玩古玉,但我喜欢黑书,我想是不是我的品位比他们差一点,人家玩玉,我玩这个,好像人家玩金丝雀,我玩乌鸦,是不是比别人欣赏层次要低点。

李徽昭:这就是对美的惯性的突破,突破了常规认知中的美。

田耳:其实就是看你怎么回应这些东西,当我把黑书写成小说时,我觉得它就有意义,特别有意义。

李徽昭:这就是回应现实的某种意义。

田耳:而且我也不迷恋它。

李徽昭:迷恋也是让人尊敬的迷恋。

田耳:如果有目录,我黑书收藏的整个过程就完美了。

李徽昭:古玉收藏是在价值体系中被封为有意义的艺术,黑书收藏,经过《秘要》的阐释后,也形成了一种特别有意味的审美,突破了古玉这种单一审美的惯性。

田耳:这本书写得比较快,从阅读反馈来讲,肯定是很好看的。

李徽昭:《秘要》这本书有点像侦探小说。

田耳:它属于悬疑和成长小说,大的故事架构又对标武侠小说,武侠小说由寻宝,到练成真功夫,这些《秘要》这本书里都有。我写的时候,特别有快感,正因为我收藏了七八年的黑书,我就把收藏的情绪都释放到文字里了。

李徽昭:黑书的题材本身就没人写过,所以在审美阐释上,也让我对美的惯性产生了质疑。

田耳:您这么说,我心里就暗自一喜。

李徽昭:收藏黑书有这么大的市场,我没有想到,这非常有意思,这本小说确实拓宽了审美认知。回到一个问题上,我们这个时代,您觉得小说这个文体还能走多远,还有多少拓展的可能性?或者从您自己来说,您觉得您在小说上还有多少雄心?

田耳:一起聚会,能够畅聊的大多是小说,小说好聊因为它有逻辑性。说到小说写作的雄心,我也想开天辟地,写出完全独特的文本,但实在太难了,不是我个人的目标,是整个中国作家的目标。

我本身是相对传统的一个作家,我现在想做到的是回到小说本身,尽量写的得好看。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小的抱负,如今阅读量下降,一个长篇能让人一口气看完是大本事。其实这一点不俗,既是基本的,又是高难度的,我甚至觉得真的没有几个作家能做到。我们知道有些小说家特别牛,但是实际上作品能被看完的很少,一部长篇小说让人欲罢不能地看完很难。所以小说让人看得完,所有的诉求、所有的写作雄心才能附着,要不然谈不上。

李徽昭:在您写作的二十四年中,跟文学形成了非常亲近的关系,包括三百万字的创作体量,都堪称巨大。您还有没有什么不满,或者说以后的突破点在哪里?除了前面所说的把小说写得好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了?

田耳:我当初写作的时候真的是误打误撞,完全没有经验,包括我第一次发表的是内刊还是正式刊物,我都分不清楚。

李徽昭:1999年在文学上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年代。

田耳:我认为我还是有点写作天赋的,没有天赋也写不出作品,勤奋是必然的。我的不满在于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是不修改的,为什么?当时我在贩卖空调,我的理想是做生意,结果毕业后,我做生意进入的时间点不好。我卖空调,半成品,先预付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要后续收回来。进入空调商场,一年到头基本都是去讨债。我当时就想我还能写作,我要多写一点,成为作家,写出来,我再做生意。当时我给自己定的量特别多,一年写十多个短篇,能发就好,所以我对开始写作时的小说是不满意的,对小说的修改是不够的。当时只要能发表,还有稿费就更好了。后面写着写着,就注重修改了,文字变成铅字以后,不要再带给自己更多后悔,这样自我要求高了起来。现在很多作品,我觉得我还没有把能量发挥够,有这种想法的作家,估计也不止我一个人。

我的写法其实有点偏北派

李徽昭:您现在在广西大学任教,您觉得您适应学院生活吗?学院的文学氛围跟您原来的文学氛围有什么差异性?

田耳:我其实没有读过大学,我是地方大专毕业的。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去当大学教授,但是在大学里面我觉得很适应。我原来在小县城,写作干扰特别多,你想不应酬,人家直接到你家里面堵你,躲都躲不了。但是到南宁以后,干扰反而少了,广西人还是比较爱过日子、爱喝酒的,但我到广西的这十年,基本上没有去过一次KTV,回湖南就是喝酒、KTV、宵夜。

李徽昭:现在也是这样吗?

田耳:我每年回老家,朋友聚会还是会去KTV。

李徽昭:我们这代人可能对KTV已经疏远了。

田耳:南京毕竟是省会。你想隐居的话,以前说要去深山老林小地方,其实小地方无法隐居,很少有人不认识,地方小了你反而是无法隐居的,真的要隐于市才行。

李徽昭:大城市里住房也都是独立的。

田耳:大城市里有充分的个人空间。

李徽昭:你在学院有没有感觉到学院生活、或者学院气息对审美有种压抑。上课时我经常讲,学院文化有时过于规整,过于强调文学的某些律法,您从小在县城,这样的写作空间转换到学院,是不是会有一种反差?

田耳:很明显,我现在当老师,我负责的是创作,教的是戏剧影视,分工明确以后,我不操心学术,学术对我干涉也不多,我还是按照我的方式来教。可能在学院里,我也是一个另类老师,我讲的课都是从我的经验出发,学生觉得挺有用的,领导也认可。我有时候感觉,我是假装在大学里面教学。

李徽昭:您怎么看待文学批评,怎么看待批评家与小说家的关系?这个批评是指的文学批评,不是指批判,包括赞扬也是文学批评一部分。

田耳:我觉得这是不同的工作,我写我的,对评论家的文章能分得比较开,评论家怎么说我,对我的写作也没有很大的指导意义。现实生活中,我有几个朋友,我的小说会给他们看,他们有的是评论家,也有作家,我要他们看完以后给我提意见。这些年,我不断得到一些批评家反馈的意见,都是在作品出版发表前,我吸收修改,把作品完善得更好。

李徽昭:作为一个作家,您认为理想的文学批评是什么?

田耳:文学批评还是要达到一种彼此的呼应,我写作的时候,不知道什么理论的指导,但我回头看别人评论文章,他把我懵懂的东西清晰化了,这点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批评让我明晰了。明晰之后,我就知道以后发力的方向,如果不明晰的话,写作起来发力还是有点困难的。

李徽昭:最近两年,有的刊物和批评家提出新南方写作,您认为您的小说,跟新南方写作有怎样的关系?您怎么看待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

田耳:说到新南方写作,我大概知道有几个作家:朱山坡、林森、陈崇正、王威廉他们几个。我对新南方写作也很感兴趣,他们说以前南方是江南,但是新南方是指岭南一代,广东、广西、海南、香港,这样的概念还是有划分地域当诸侯的感觉。我感觉我的写法其实有点偏北派,他们的新南方写作,特别是广西的写作确实有特点,比如说鬼子的作品,包括李约热、朱山坡。李约热和鬼子可能更加明显一点。我觉得北方的写作语言表达相对成熟,文本交流因此特别充分。南方比如广西作家要表达的意思总是欠一点点,这不是贬义,欠这一点点,正好构成了不一样的语境。

比如鬼子写的《瓦城上空的麦田》,父亲出走五天十天以后,几个子女去县城找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在一个垃圾堆旁边坐着,几个子女走过去,都没有认出来。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当你父亲丢了五天十天,如果垃圾堆旁边有老人坐着,你肯定要多瞅几眼,怎么可能认不出来,但是鬼子的语言语境,有一个氛围以后就合理了。如果让一个北方作家写这样的情境,是不成立的。新南方写作不好说,太宽了。武侠小说中说的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广西的写作中就属于一寸短一寸险。小说写作上,南方人为什么偏短篇,北方人为什么长篇厉害,因为北方有一个特点,不同地域的人,大家坐下来聊天都没有什么问题。南方人不可能,因为口音差异太大,当然现在有普通话,以前不同地域的南方人之间很难沟通交流的,这造成南方人的口头表达能力天然是要弱一点,当一个南方作家要想写作,要想表达,古怪甚至艰涩的字句段落肯定是要比北方作家多一些,所以南方的环境特别,而且越往南这个现象越明显。

举个例子,大概是2011年,我坐夜车从湖南去南宁,那是一次旅游专列,一个东北的老年团从张家界去桂林,北方老太太们不停地聊。一帮人玩了好久已经聊烦了,就想找别的人聊天,于是盯上了一个桂林老太太,北方老太太问她漓江有什么好玩的。老太太可能本来不想说话,就说漓江是一条江,然后没话了,停了一会又来了第二句,游漓江要坐船。一共就这两句,一听就是废话,非常干净的废话,再一想又没毛病,她其实有表达,有情绪,甚至让我感觉到非常到位,越品越精彩。可能这也是广西作家的风格。

李徽昭:是的,南北文化有着巨大差异。谢谢田耳老师的分享。

田耳:也谢谢你,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