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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王国栋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庐隐全集》收录了庐隐、李唯建的《云鸥情书集》，还辑入庐隐致王礼锡、陆锡祯、黄九如、赵清阁等友人的若干书简。这些函札既是庐隐与各界友朋往来交流的历史见证物，也是庐隐文学著译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民国书刊上尚有一些被《庐隐全集》遗漏的庐隐佚信。本文即披露庐隐致挚友于赓虞夫妇的两通集外书札，并借此简略梳理庐隐与于赓虞的交往史。

1934年5月，庐隐逝世后，好友于赓虞曾将珍藏的女作家的两通遗札交付同年12月开封《文艺月报》第1卷第3期刊出，题作《庐隐女士遗书两通》，以示沉痛悼念之情。王文金的《于赓虞年谱简编》虽对此有过简要提及[1]，但未刊布全文，读者难以看到两函的原文全貌。为保存史料，兹据原刊将两封信札依次整理如下，并略作考释。

一、致于赓虞函

赓虞：

分别后，这约莫是你第一封信，我想你是为了特别的变故冷淡了朋友，谁知竟大谬不然，倘使听差真个如此捣鬼，当然是该做的。

你一切都很胜利出风头，当然是再好没有了。我呢，表面看起来活得够起劲，春天不曾辜负，但是心的靡[2]烂，只有我自己知道——而我从此不愿再以哀调向人间哭诉，我要写我的哀歌在更深人静，到我死的时候才能让人发见。因为人太浅薄，他们只看见了一个人的表面，在我扮着鬼脸在人间戏耍时，我不愿让人们看见我的心。呵，赓虞！现在我是幸福的骄子，我正梦着一切人所想梦到的桃色沉醉，好吧！让它永远罩着我的整个吧！

赴法的手续已渐渐妥稳，日期约在六月底七月初。到法国以后除了为经济的原因而做文章以外——绝不想出风头，我要安息沉默在那繁搅的巴黎。至于我为什么要安息沉默，并不是像你有新发见，我只是倦了！倦了！

我要找一个比较美丽的墓地，我是无时无刻不想埋葬我自己。

赓虞！实话说我并未曾骄傲过一天，我的环境及态度并不如我所希冀，我很知道追求一切奥秘，然而我是懒透了骨，纵使羲和用神鞭来策励我，我也只有向它叹息呵！读书沉默，即使落伍又怎么样呢？人间永远没有理想——事实是运命，越高超越痛苦，越追求越无物，赓虞！我不是灰心，是热火将我的心烧昏了。

北平你不愿住，然则，你还有愿住的地方，我呢，什么地方也不愿住，我只想飞出这个世界！

“牢骚”——我这些话似乎像，然而，赓虞，我愿你不要告诉第二个人，倘有人问到庐隐的近状，你就说她一切胜利，她一切高兴吧！

惟建的书翻了三分之二，还有五六章没翻完，赶快一两星期大约可成，Ariel当于那时寄还你，想你一定不致生气？

你几时来北平，我预备欢迎你，同时也就是向你告别。

两三年日子不多，但再见时彼此的脸上又添上不知道几许什么皱纹了——那要问运命。

幼甫怎样，快乐吗？我很想念她——不是假话，请问她好。

小鹿也许要到日本去参观，幼甫去不？再谈吧！祝你

时刻有所探得！

惟建问候你们

庐隐

从首句可知，本函是庐隐接到于赓虞一封来信后的回复。自从两人分别之后，他们一度失去了联系。因于赓虞一直没有信寄来，庐隐甚至怀疑他“为了特别的变故冷淡了朋友”。而根据于赓虞的解释，实际上他早就寄了书信，只是误付洪乔，使得庐隐怀疑听差“捣鬼”。

再来说说信中的几个人名或书名。其中“幼甫”疑为于赓虞妻子夏寄梅，又名继美，毕业于女师大教育系。1928年7月，于赓虞与夏寄梅正式结合[3]。“小鹿”是女作家陆晶清，1926年毕业于女师大国文系，与庐隐、夏寄梅等是校友。1928年至1929年陆晶清主编《河北民国日报副刊》期间，不仅邀请庐隐、于赓虞等好友撰写文章，而且特约于赓虞、高滔利用该刊发行《鸮》文艺周刊。因而于赓虞在《写在<鸮>尾》中写道：“本来办这刊物是为了晶清的嘱托，并且《华严》月刊尚无消息，就应允她了。”[4]“惟建”即庐隐爱人李惟建，亦写作唯建。Ariel即法国莫洛怀（今译为莫洛亚）的《爱俪儿》，原名Ariel Ou La Vie De Shelly，今译名《雪莱传》，是一本关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传记作品。于赓虞曾以这本书为参考资料之一撰写了《雪莱的婚姻》，并给予它高度评价：“这才是真是一部奇书，以小说体写出雪莱的罗曼史，文笔既艳丽，事实亦确切。”[5]1930年在《<雪莱底婚姻>小引》中再次评赞此书：“例如Andre Maurois所作的Ariel，就是一部不离事实的小说体的雪莱传。这部雪莱罗漫史在雪莱传记的文字中，算是名作。Maurois以其委曲婉转的笔调，把雪莱的一生当作一首抒情诗那样去描绘，处处有诱动人的魔力。”[6]

庐隐与于赓虞的结识时间大约在1926年，正是众多青年作家结集北京的阶段。此时，庐隐、陆晶清、石评梅已加入北大欧阳兰、黄绍谷等组织的蔷薇社，并成为核心人物。于赓虞与胡也频、沈从文等友人则发起成立了无须社。在蔷薇社、无须社周边，还有焦菊隐、于赓虞、赵景深领导的绿波社等文学社团。它们的成员多有交叉，彼此之间互通声气，往来密切，形成了一个文艺团体大联盟。庐隐、于赓虞的作品常常同时出现在《世界日报·蔷薇周刊》《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等刊物上。1927年7月至10月间，庐隐接编天津《庸报·妇女铎》周刊，于赓虞的《寄到天堂》《蔷薇的梦痕何处》《奠于诗人之墓》等诗文作品发表于此。同年初秋，于赓虞前往山西太谷铭贤学校任教。临行前，他写下《别宴——呈庐隐，评梅，冰森，子英》一文，赠别庐隐、石评梅等挚友。不久，熊佛西、焦菊隐等创办古城书社（总店设于北京，支店设于天津），先后印行于赓虞的诗集《骷髅上的蔷薇》、庐隐的小说集《曼丽》等文艺书籍。1928年3月，于赓虞的散文诗集《魔鬼的舞蹈》作为“无须丛书之一”由北新书局出版，扉页后特意印有“献与庐隐女士”。同年，结束了铭贤学校九个月的教员生活后，于赓虞返回北平，曾代庐隐“在某校讲文学概论”[7]。1929年初，于赓虞、庐隐等创办华严书店，并合编文学杂志《华严月刊》。11月，燕京大学毕业生张虹君主编的天津《益世报副刊》问世，积极向许地山、冰心、熊佛西、于赓虞等燕京师生约稿。于赓虞不仅提供文章予以支持，而且热心帮忙拉稿。庐隐将原本答应给《小说月报》的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交给于赓虞，由后者改名为《人间天堂》，连载于《益世报副刊》[8]。庐隐还让于赓虞“写几句话记述本篇的始末”，于氏遂在《<人间天堂>附记》中称这篇创作“就作者个人的作风上说，已到成熟之点，就作者艺术的理想上说，已没什么缺欠，并且作者以象征的文笔，把爱的理想道破了。”[9]这一批评可谓知己之言。

据李唯建《我与庐隐的初次见面》等文，他与诗人于赓虞早就有一定的交情，1929年初因见到刚问世的《华严月刊》而产生拜访庐隐的想法，后通过好友瞿世英的介绍而正式与庐隐相识。于赓虞十分推崇雪莱，曾在给朋友赵景深的信中表示：“我愿专研究雪莱，拟以数年之力，编一本极详细的《雪莱研究》”[10]，为此先后写过《雪莱与萨西》《雪莱的婚姻》等。庐隐曾对崔万秋透露，她“最喜欢王尔德，尤喜他的《道林格雷画像》[11]，雪莱的诗，觉得也好”[12]。无疑，庐隐、李唯建、于赓虞都是雪莱的“拥趸”。于氏借给李唯建的可能是Ariel的法文原版。庐隐写信时，李唯建已将此书译出三分之二。全书译毕后，共三十七章。经由同样喜欢雪莱的徐志摩校定后，1931年4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初版，系徐志摩主编的“新文艺丛书”之一。徐志摩1930年6月29日给中华书局编辑舒新城的信中主要谈论的正是李唯建此书与徐霞村《近代法国小说集》（正式出版时名为《现代法国小说选》）的出版问题：

新城先生：

顷送奉译书两部，一为李惟建译Andre Maurois之Ariel，即《诗人雪梨外传》，乃近年传记小说中之最有名者，前部由摩校过。一为徐霞村译之《近代法国小说集》，徐君译著甚多。□□□□二书如收用，请按每千字三元来计算，让稿呈请从速为荷，因李君即日赴法，待此藉补行资也。专此。即念

撰安。

弟志摩 二月二十九日[13]

《诗人雪梨外传》即《爱俪儿》。信末落款“二月”乃“六月”之误。徐志摩希望舒新城能尽快结算稿酬，理由正是李唯建即日将远赴法国，亟需川资。这与庐隐信中“赴法的手续已渐渐妥稳，日期约在六月底七月初”的说法相印证。不久，在7月28日的信函中，徐志摩向舒新城表示“大示及李惟建稿费单均收”[14]，说明中华书局已支付稿费。

既然1930年6月下旬李唯建已将莫洛怀的《爱俪儿》全书译完，由“惟建的书翻了三分之二，还有五六章没翻完，赶快一两星期大约可成”及“春天不曾辜负”等语推测，庐隐这封信应写于1930年初夏，即5月底至6月中旬间。据王文金《于赓虞年谱简编》，于赓虞于1930年春辞去北京市立二中和其他学校的教学任务，与妻子同赴山东曲阜师范学校任教。此时的庐隐仍在北平生活，因想换个新的生活环境，便起意远赴欧洲，预备在巴黎住上一段时间。写信时，庐隐、李唯建已着手办理赴法的手续，并开始畅想在国外的生活。另一方面，为了筹集出国旅费，李唯建正在赶译《爱俪儿》。

庐隐曾拟赴法的轶事，还可以在一些朋友的悼念文章中找到相关记述。李寒荪回忆庐隐曾在一封北平来函中“说及她不能不离开那座灰色的古城，原因是她感觉得我们这老大国度里太寒凉了”。信中的大意谓：“预计半年后我将离开我们的祖国，目的地是近代艺术之都的法兰西，或者到意大利去拜访诗人Dante之墓。”还说目前的计划是“努力卖稿并节省消费设法筹足三千元以作旅费，《孤雁》原稿已寄神州，将来连《夜的奇迹》出版后，预计可得一笔版税”[15]。《孤雁》由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6月初版。据“预计半年后我将离开我们的祖国”“《孤雁》原稿已寄神州”推测，庐隐给李寒荪的这封来信是在1929年底或1930年初。女作家周蜀云在1947年的散文《忆庐隐》中亦有一段写道：

在北平住了大半年，我为了去法国留学，于十六年七月离开了那处处令人留恋的故乡和许多朋友与英莪回到上海，庐隐仍留北平，我于十月出国，初到巴黎和她通过一两次信，中间曾经中断，十七年我忽接她一封长信，大意说她也想来巴黎，问我每年大约要用多少钱，同时她表示积蓄不多，出洋路费外，所余无几，问我能否在巴黎替她找个事情做，如报馆之类，就可以维持住上几年，我接信后真是既喜且急，她如能去欧洲再研究几年，游览名区，对于她在文学上的造就，一定更大，而良朋聚首，天涯相依，更为人生乐事。可是她不知道法国情形与美国不同，美国华侨多，有历史，有事业，留学生很容易找工作，获贴收入，补助学费，法国情形，则完全不然，除了第一次欧战时期出国去的华工及少数学生可以获得工作外，中国女学生在法国做工的几乎没有一个，那时巴黎的《先声报》和《国民日报》为青年党及国民党机关报，但服务的人都是尽义务的，尤其是《先声报》，完全靠大家掏腰包出来维持，时刻闹穷，我将这些情形写信回复庐隐，她的计划，当然就此打消了，后来从朋友处得知她去日本了[16]。

据引文所述，作者于1927年秋前往法国留学。庐隐于翌年曾有一封长信给当时在法国留学的周蜀云，打听巴黎的生活费用，并嘱托她在巴黎帮忙留意工作。周蜀云将法国情形详细函告庐隐后，庐隐最终打消了赴法之计划。假如周蜀云回忆可靠，庐隐可能早在1928年就已萌生远行欧洲的念头，与李唯建为此事积极筹备了一年多，但由于种种缘由终未成行，改去日本了。

二、致夏寄梅函

寄梅妹：

在北平时，常常聚会，别后当然也是思念弥深，不过各为事忙，书信苦稀。今天无意中得到你由济南的来信，看过之后，知道我们别后，你的生活又经过许多变迁，人生为吃饭忙，我们彼此都尝过这种苦痛，当然我能体验出你怅惘的心情。不过苦中寻乐，差足自慰，望你好好的札挣[17]吧。

我东来以后，生活自然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正如你来书所说的种种。在这些剧烈的变化中，我的确捉着些从来所未曾捉着的零感[18]，然而同时我也更认清人类的浅薄与无聊。

欧洲我不曾去过，倘使我到了欧洲，是否也和到日本一样的使我感觉不安，我虽不敢必，不过日本的确不足使人留恋。生活苦且贵，而且东京又是东亚第一大都会，生活之紧张十倍于上海，以我们这种精神脆弱的人，担受了许多不可避免的刺激，便连个平安的梦也作不成，因此我在日本不想久住。

至于说求得一个留学生资格回去，眩耀乡愚，更是再无聊也没有了。不瞒你说，留学生十个至少有八个是草包，不但一无所长，便连我们的乡愚，恐怕他也赶不上吧——每月拿了官费在破破烂烂的大学里，挂上一个名字，谅[19]也不正经上，只是在咖啡店里调下女，公园里吊膀子，混上三五年便整装归国，于是在那些国货面前，大摆其留学生架子也不觉羞，更可怜的那些国货，也就把他捧得高入云霄呵：多么滑稽的人生呢，你还是劝赓虞不再作外国梦吧，祖国有的是好文化，也有好河山，只要自己能把气沉住，好好的修养几年，还能创造不出伟大的作品吗？何苦紧紧张张凑拚得几个辛苦钱，结果买来一腔子失望呢？尤其一个诗人或者创作家，不需要那些一文不值的头衔，如读那些毁性灭灵的死书——真的我现在才大大的觉悟了，所以我在年内也许就回国了。我打算把余下的几百元钱到西子湖滨租了小房子，好好的消受个一年半载，极力使生命美化，也极力创造美的文学，等到那一天钱用尽了，再出来干他几年，然后得了机会再修养年把。倘使这个计划能实现，我敢相信一定可以写出比较好的东西来，你说是不是？

我们在东京市外，租了一所小房子就算是我们的家，因为人工太贵也未用下人，吃饭自己作，衣服拿出去洗。宝宝每日上幼稚园，我同惟建就到补习学校补习日文，下午多半在郊外散步，生活倒没什么不好，不过太稀奇我只想回国。

我们的日文现在已能勉强看书，我打算到杭州后试着翻译的工作——山东地方风景好不好？将来明年北去时也许要找你们玩几天。

此地旧书非常便宜，我们已经买了一百多本的文学书，预备到西湖去读（英法日文皆有），赓虞，大可以托人在此地买书——可惜我们不久就回国去了，不然当然要效劳呢。

我近来东西写得不很多，有一部分没发表，一部分登在《妇女杂志》上了，题目是《东京小品》，将来你也许看得着吧。

写得不少了，再见再谈。祝你们

快乐！赓虞不另

庐隐海外

惟建宝宝都问你好

据信文内容，本函是庐隐在日本期间接到夏寄梅自济南的来信后的回复。庐隐、李唯建于1930年8月东渡日本，最初住在东京市区，后搬至市郊。信中最后言及的《东京小品》是庐隐旅居东瀛时期所写的系列小品文，原拟二十题，但只写了九篇，前四篇初刊1930年12月1日叶圣陶主编的《妇女杂志》第16卷第12号上，后五篇1931年发表于该刊第17卷第5、6、7号和第10号（其中第八篇《井之头公园》1931年1月10日初载《北平晨报·北晨学园》第16号）。庐隐在《庐隐自传》中言道：“在《云鸥情书集》以后，便是我所写的《东京小品》了，这本东西，是我同李君旅居日本时所写的小品文，共拟了二十个题目，而我只写了十一篇，便回国了，其余的九篇虽有题目，还没有工夫把它写齐，那已经写好的，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过，将来或能收集成册。”[20]实际写的共计九篇。直至庐隐逝世后，这些小品文方与小说《秋光中的西湖》等汇为一集，交由北新书局出版。庐隐信中说“有一部分没发表，一部分登在《妇女杂志》上”，已发表的“一部分”应指《妇女杂志》登出的前四篇。由于她明确表示“我在年内也许就回国了”，我们推测这封写给夏寄梅的信当作于1930年冬。写此信时，庐隐夫妇已作好“不久就回国去了”的打算，并购买了一百多本英、法、日文的文学书籍，准备住到西湖之畔后慢慢阅读。1930年12月初，作家王礼锡赴日[21]，“抵东京后即因病入帝大附属医院”[22]。12月14日，庐隐在给王礼锡的信中道：“我们已决定本月十六赴上海，不但不能看樱花，连你们的喜酒都没份喝一杯。”[23]显然，由于庐隐回国在即，将无法参加王礼锡、陆晶清的婚礼，因而特意致函向王礼锡解释。庐隐写此信时，大概已经购买12月16日的船票。1931年2月1日上海《读书月刊》第1卷第5期“文坛消息”栏《庐隐女士已归国》谓：“女小说家黄庐隐氏，东渡已有数月，岛国风光，已经尽量地领略一过；近以渴念祖国，已于日前携其爱人李维剑及五岁之子束装言旋，闻归国后拟往西湖，小住半载云。”[24]虽然个别表述不够准确，但“庐隐女士已归国”的消息还是可信的。由此可进一步推定庐隐上述信函作于1930年12月上旬至14日间。庐隐、李唯建在上海小住后随即移居杭州，于西湖之滨暂时过起了“半隐居生活”。

《于赓虞年谱简编》在1931年内著录：“一说本年7月，于赓虞应母校河南省立第一师范的邀请，辞去曲阜师范教职，与妻子夏继美一起回开封任教。”但又补充说本年“究竟在何处，因文献有缺，疑莫能明，附志此疑，以待考证”[25]。不少资料显示，于赓虞1931年在济南山东省立高级中学（今济南一中前身）教书。本年3月1日《读书月刊》第1卷第6期上的《济南的文坛消息》透露：“于赓虞——是中国诗界巨子，著作甚富。今年被聘为省立高中国文教师，昨已由青来济。”[26]两个月后，《读书月刊》第2卷第2期（5月10日出版）上的《青岛作家零讯》说于赓虞（原刊误为“王庚虞”）“现已应山东省立高中之聘，入该校为国文教师，已由青去济一月矣”[27]。9月10日，该刊第2卷第6期一则文坛消息再度提及诗人：“诗人于赓虞氏，暑假来平度夏，现已启程赴济南。”[28]次年刊出的《最近济南的文艺界》（本文作于1931年10月）也提到于赓虞在山东省立高中教国文，“除去努力雪莱的研究之外，并努力于散文诗之创作”[29]，同时担任山东《民国日报》副刊《文艺评论》（每周四以炬光社名义发刊）的实际主编。综合上述讯息可知，于赓虞约于1931年2月来山东省立高中任教，暑期曾回北平，秋季仍在该校工作。1931年2月前曾在青岛，具体事由与时长待考。1933年，有位作者专门撰文讲述于赓虞在济南高级中学（即山东省立高中）国文课堂上大讲“诗的批评”而受到学生欢迎的情形[30]。曾在该校学习的刘国俊在《怀念母校济南高中》一文中写道：“三年级时于赓虞老师来高中任教,他身材不高而且消瘦，留着长发。他消极颓废，似乎对现实社会不满。”[31]王昭建在《我在济南高中时的回忆》中回忆：“第三任校长张默生（名敦讷）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专研究先秦文学，原是早期教育家，临淄张雪门先生的弟子，本即家学渊源。在他任校长期间兼教选修课‘先秦文学’深受学生欢迎。他对高中的特殊贡献是办学主张开放，思想力主自由，当时不少新文学教师如董每戡、于赓虞、董秋芳、楚图南、胡也频、夏莱蒂等进步教师都是在他任期内延聘到高中的。从而培育了不少倾向左联的学生。”[32]楚图南、胡也频于1930年春在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执教，因宣传进步思想而为当局所不容，约5月中下旬离鲁，这是目前学界已知的史实。于赓虞来山东省立高中任教时，旧友胡也频已于一年前离职。

庐隐在《东京小品》中描绘了她在东京的见闻与感受，表现了对于日本社会文化的观察与思索。在上述给夏寄梅的回信中，为了介绍自己的近况，庐隐再次以旅日生活与观感为主要话题。我们不难发现她此时已经厌倦了在东京的旅居生活。紧张的都市节奏，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得庐隐不想在日本久住，已经决定“不久就回国去了”。此外，在日经历也让她认清了“人类的浅薄与无聊”，这其中包括那些金玉其外、不学无术的留学生们。值得注意的是，由“你还是劝赓虞不再作外国梦吧，祖国有的是好文化，也有好河山，只要自己能把气沉住，好好的修养几年，还能创造不出伟大的作品吗？”可以推测，夏寄梅应当在来函中谈及于赓虞出国留学的打算。庐隐则希望她能劝诫于赓虞在国内好好努力，一样可以创作出伟大的作品。直到1935年夏，于赓虞终于下定决心，远赴雪莱的故乡——英国留学，两年后才回国。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结语

庐隐的书信大多直抒胸臆，袒露心扉，既与她的散文风格具有一致性，又体现了其率真、朴质的性格与为人。她还擅长在小说创作中使用书信体的形式，被学者杨义称作“日记书信体专家”[33]。庐隐常常直接将自己给友人的书翰揭载于报刊，如《寄天涯一孤鸿》《灵海潮汐致梅姊》《寄燕北故人》《寄波微》等篇便是她写给石评梅等挚友的笺函。本文整理的两封佚信，同样属于书信体散文。作家赵景深曾说：“常得到诗人于赓虞的信，说起他和庐隐时相过从，饮辄大醉。”[34]可惜在近十年的交往中，庐隐、于赓虞的通信多已散失。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两通遗简如吉光片羽，无比珍贵。它们不仅见证了庐隐与于赓虞夫妇跨越多年的纯挚友谊，而且真实地敞现了1930年间庐隐丰富而敏感的精神世界，对于了解庐隐当时的心境及其旅日期间的生活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注释：

[1]参见于赓虞著，解志熙、王文金编校：《于赓虞诗文辑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77页。

[2]“靡”应作“糜”。

[3]王文金《于赓虞年谱简编》中认为于、夏两人在1928年春结婚。据1939年6月2日《迅报》第1版《戴望舒·叶灵凤·于赓虞·章克标·黎锦晖的文艺柬帖》披露的于赓虞结婚喜柬，他1928年7月18日与夏氏完婚。

[4]于赓虞著，解志熙、王文金辑校：《于赓虞诗文辑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5页。

[5]赓虞：《雪莱的婚姻（四）》，《庸报·妇女铎》1927年第17期。《雪莱的婚姻》未见收入解志熙、王文金辑校，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于赓虞诗文辑存》。关于此文，笔者拟另作专文讨论。

[6]于赓虞：《<雪莱底婚姻>小引》，《益世报副刊》1930年第47期。

[7]于赓虞著，解志熙、王文金辑校：《于赓虞诗文辑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3页。

[8]小说后恢复原名《地上的乐园》，1931年4月再刊《新月》第3卷第5、6期合刊。

[9]于赓虞著，解志熙、王文金辑校：《于赓虞诗文辑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62页。

[10]赵景深：《于赓虞及其诗》，《北新》1927年第28期。

[11]今译为“《道林·格雷的画像》”。

[12]崔万秋：《西湖之滨的庐隐女士——北人南游之一段》，《星期文艺》1931年第5期。

[13]韩石山编，徐志摩著：《徐志摩全集·第八卷·书信（二）》，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21—222页。

[14]韩石山编，徐志摩著：《徐志摩全集·第八卷·书信（二）》，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23页。

[15]李寒荪：《旧时代的女孩儿之死——从时代观点批判女作家黄庐隐》，《新蜀报》1934年6月2日第8版“新蜀报副刊”。

[16]周蜀云：《忆庐隐》，《青年生活》第1卷第19期，1947年9月1日。

[17]“札挣”应作“挣扎”。

[18]“零感”疑为“灵感”。

[19]“谅”应作“课”。

[20]庐隐：《庐隐全集》第6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73页。

[21]潘颂德《王礼锡传略》、龚联寿《王礼锡年谱》均认为王礼锡1930年6月中旬赴日，似不确。1930年12月13日《草野》第4卷第1号“文坛新讯”之“十二、王礼锡赴日研究”（署“晴云”）中明确透露王礼锡于12月2日赴日。

[22]《留日作家零讯》，《读书月刊》1931年第1卷第3、4期合刊。

[23]庐隐：《庐隐全集》第4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24]理青：《庐隐女士已归国》，《读书月刊》1931年第1卷第5期。

[25]王文金：《愧书庐诗歌论稿》，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92页。

[26]赵真：《济南的文坛消息》，《读书月刊》1931年第1卷第6期。

[27]谭春岩：《青岛作家零讯》，《读书月刊》1931年第2卷第2期。

[28]秋风：《北平文坛杂讯》，《读书月刊》1931年第2卷第6期。

[29]小三：《最近济南的文艺界》，《读书月刊》1932年第3卷第1、2期。

[30]之文：《于赓虞讲诗 学生颇欢迎》，《庸报》1933年12月2日第9版“另外一页”。

[31]转引自魏敬群：《“恶魔诗人”于赓虞 与济南寿佛寺里的徐志摩》，《齐鲁晚报》2015年5月28日第A20版。

[32]济南一中校友会编：《悠悠母校情：济南一中建校九十周年校友征文选》，出版社不详，1993年版，第59页。

[33]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34]赵景深：《文人剪影 文人印象》，三晋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