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大过浯溪
一
乾道八年（1172年）的腊月七日，年关之际，本该阖家团聚，但范成大却从老家苏州出发，前往桂林——南宋静江府所在地。这一次，他是以集英殿修撰出任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一职。按理说，他本为京官，又出使金国有功，应该得到宋孝宗的重用，为什么又被外放呢，这还得从乾道七年（1171年）三月说起。当时，宋孝宗欲重用奸臣张说，范成大拒不草制，自然惹怒了宋孝宗。此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年八月，因宋孝宗被秦桧党徒宋贶巧言迷惑，范成大上《论宋贶召命疏》，历数其斑斑劣迹。因用人问题范成大屡屡提醒宋孝宗，最终却并未采纳，自知在朝廷难以立足，遂萌生去意，于是有了广西此职。当时静江知府李浩尚在任上，范成大就从临安官衙先回到家乡石湖。闲居石湖期间，范成大开始营造石湖别墅。差不多一年多后的1172年腊月初七，他方才动身。
这次赴任，范成大走了一百余天。
他自吴门一路南下，南经湖州、余杭、富阳，入富春江，后取水路衢江、赣江，过袁州（宜春）、萍乡进入湖南境内，泛湘江继续南下，经永州浯溪，直到次年三月十日才抵桂林，“入城交府事”。这趟水陆兼程、行程长达三千余里的赴任之行，范成大像出使金国时用《揽辔录》记录行程一样，也把行程详略有致地记录下来，并给此行文字取名《骖鸾录》——这个书名，取意于唐代诗人韩愈的《送桂州严大夫同用南字》：
苍苍森八桂，兹地在湘南。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柑。
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
临别赠诗，是古人的优雅传统。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韩愈的朋友严谟以秘书监为桂管观察使（桂州总管府的行政长官），上任前，韩愈作此诗以相赠。这首诗，首联点明严谟赴任之地是位于“湘南”的桂林，颔联以高度的概括力极写桂林山水之美，颈联写桂林迷人的风俗人情，尾联说到桂州赴任远胜过求仙学道或升官发财，流露出艳羡之意，也表达了祝愿与不舍。
范成大取尾联之意，命名《骖鸾录》，足见其对桂林之行也是充满了期待。
1174年9月，广西乡试放榜次日，范成大宴请主考官和新科举人，即席赋诗《鹿鸣宴劝驾诗》。图为该诗石刻拓片。
二
然而，这一路却走得万般艰难。
首先困扰范成大的是疾病。在《骖鸾录》里至少有三处提及，分别是：
“九日，大雨。连日小舟趴湾，病倦。”（备注：时在兰溪。）
“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皆泊萍乡，咽痛，缓程以求医。”（备注：时在萍乡。）
“余病寒，不能风雨中登山，遂还”。（备注：时在南岳。）
这些不经意间记录下来的病情，随时改变着他们的行踪与计划。因病而延期，因病而不得尽兴登山，都于不经意间跃然纸上。然而，跟这些相比起来，最让范成大心里难过的则是行至浙江余杭时徐姓乳母的病情，似乎一下子让他乱了阵脚：
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皆泊于余杭。乳母徐，自登舟病喘甚，气息绵惙，若以登陆行，则速其绝，委之，恩义不可。过余杭五日，计无所出。昨夕达晓不寐，往来方寸中，此其势必不可以远行也，且政使嫡母有兼侍，而长子远使，亦当就养他子，况乳保哉。张氏妹从其夫方宦临安，又同乳于徐者，遂决意留之张氏。分路时，心目刲断，世谓“生离不如死别”，信然。
寥寥数语，范成大的情谊流露无遗。
除却病，风、雨、雪等坏天气的干扰也让此行极为艰难，这里稍录几段，即见一斑：
“二十九日，晚复登舟，大雪不可行。”
“夜，大风急雪，顷刻积盈尺。篷窗摇荡震压，终夕危坐，以须其定。”
“自离宜春，连日大雨，道上淖泥之桨如油。”
病，恶劣的天气，让范成大此行颇为跌宕。不仅如此，他在洞庭湖一带还要跟劫匪斗智斗勇。行至邬子口时，他就提及这一带是“匪区”，“非便风张帆及有船伴，不可过。”可偏偏又逢大雪，不得不停下来。次日，发船邬子口后，荡开这样一笔：
或报盗舟不远，夜遗从座热船傍苇丛，作势以安众。
看似闲来一笔，却将行程里的艰难流露无遗。
纵然有疾病、劫匪以及腥风苦雨的重重困难，但范成大不失赤子之心，仍然如期走完了这段行程。
三
尤为一提的是，途经祁阳时，范成大游览浯溪，写下《书浯溪中兴碑后》一诗，后来成为浯溪碑刻的一段“公案”。
浯溪，是发源于湖南永州阳明山的一条小溪。它流经祁阳盆地之后在祁阳县城南郊汇入湘江，溪水两岸怪石林立，似狮如虎，景观独特。然而，让范成大停下来的不仅是这里的美景，还有一块闻名天下的碑：
《大唐中兴颂》！
这还得从唐代诗人元结说起。763年，元结出任道州刺史时，乘舟逆湘江而上，路经浯溪——彼时，浯溪还不叫浯溪，只是永州大地上的一条无名小溪。元结一见倾心，将其命名为“吾溪”——颇有点据为己有的意趣。之后，他自造“浯”字，命为“浯溪”，撰《浯溪铭并序》，浯溪之名由此而来。元结还将“浯溪东北廿余丈”的怪石命名为“峿台”，撰《峿台铭并序》，在溪口“高六十余尺”的奇石上筑一亭堂，取名庑庼，撰《庑庼铭并序》。元结的这三篇铭文，表达的是对此地山水的偏爱和陶醉其中的悠然之情，当然也是以山水喻己，感叹怀才不遇之情。正是这如痴如醉的欢喜，让他萌生了将一篇旧文勒石于此的念想。旧文，是他两年前在江西九江任上一挥而就的《大唐中兴颂》。这一年，史思明为其子所杀，安史之乱宣告结束，这对于荆南节度使判官任上的元结来说，仿佛再次看到了国家强盛的希望，于是欣然写下《大唐中兴颂》。颂前有序，交代了安史之乱的来龙去脉：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陷洛阳。明年，陷长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明年，皇帝移军凤翔。其年复两京，上皇还京师。於戏！前代帝王有盛德大业者，必见于歌颂。若今歌颂大业，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
颂曰：
噫嘻前朝，孽臣奸骄，为昏为妖。
边将骋兵，毒乱国经，群生失宁。
大驾南巡，百寮窜身，奉贼称臣。
天将昌唐，繄晓我皇，匹马北方。
独立一呼，千麾万旟，我卒前驱。
我师其东，储皇抚戎，荡攘群凶。
复服指期，曾不逾时，有国无之。
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
地辟天开，蠲除妖灾，瑞庆大来。
凶徒逆俦，涵濡天休，死生堪羞。
功劳位尊，忠烈名存，泽流子孙。
盛德之兴，山高日升，万福是膺。
能令大君，声容沄沄，不在斯文。
勒石之意冒上心头，恰好挚友颜真卿前来拜访，两人一番长谈，一拍即合。于是，元结将浯溪最适合刻字的一片山崖留给了《大唐中兴颂》，还即兴在颂文后面加了几句：
湘江东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齐。可磨可镌，刊此颂焉，何千万年！上元二年秋八月撰，大历六年夏六月刻。（引文据《元次山集》中华书局2022年版）
至此，被后世誉为“石奇、文奇、书奇”的《大唐中兴颂》凌空出世。似乎是冥冥之中天意相助，颜真卿写此碑时也是大胆创新，一改古代从右到左的书写顺序，而是从左到右——不仅如此，颜真卿写此碑时还创制了十一个简体字，让碑文的空间错落有致，腾挪有序。
据《金石萃编》记载，《大唐中兴颂》“碑高丈二尺五寸，宽丈二尺七寸”。此颂以如此巨大的骨架面世，可谓“鹤立鸡群”，格外引人注目。在宋代和明代两朝，受《大唐中兴颂》的影响与启发，也分别刻写了《大宋中兴颂》和《大明中兴颂》——至此，在浯溪形成了一个跨越唐宋明三朝的中兴颂石体。而且，据不完全统计，自唐、宋、元、明、清以来，在浯溪留下的诗、词、赋、文等摩崖石刻多达505方，为史学、文学、文字、书法研究保存了珍贵的资料。1988年，浯溪摩崖石刻群也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南方最为重要的摩崖石刻之一。
四
《大唐中兴颂》碑刻甫一问世，历代文人学士都有到此一游的念想与冲动，并且吟诗作赋，铭刻石上。
崇宁三年（1104），大诗人黄庭坚也来了。
他是因“幸灾谤国”之罪从鄂州（今湖北武昌）贬往宜州（今广西宜山）。是年春天，他途经祁县，泛舟浯溪，岂能错过亲眼一睹“中兴颂”的机会呢。其实，他到来之前，在北宋元符和崇宁年间的短短六七年里，张耒和李清照都曾写过相关的诗文。
黄庭坚游完，写了《书摩崖碑后》一诗：
春风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读中兴碑。
平生半世看墨本，摩莏石刻鬓成丝。
明皇不作包桑计，颠倒四海由禄儿。
九庙不守乘舆西，万官已作乌择栖。
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
事有至难天幸尔，上皇跼蹐还京师。
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
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
臣结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
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
同来野僧六七辈，亦有文士相追随。
断崖苍藓对立久，冻雨为洗前朝悲。
此诗当中，黄庭坚显然放大了一朝二主的事实，并对唐肃宗即位之事，颇有微词。
五
话说范成大碑林之行结束之后，大有不吐不快之感，于是结合元结和黄庭坚的诗碑，在《书浯溪中兴碑后》一诗中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三颂遗音和者希，丰容宁有刺讥辞？绝怜元子春秋法，都寓唐家清庙诗。歌咏当谐琴搏拊，策书自管璧瑕疵。纷纷健笔刚题破，从此摩崖不是碑。
诗前有序：
乾道癸巳春三月，余自西掖出守桂林。九日，渡湘江，游浯溪，摩挲中兴石刻洎唐元和至今游客所题。窃谓四诗各有定体: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商、周、鲁之遗篇，可以概见。今元子乃以鲁史笔法，婉辞含讥，盖之而章，后来词人，复发明呈露之，则夫摩崖之碑，乃一罪案，何颂之有？窃以为未安，题五十六字，刻之石傍，与来者共商略之。此诗之出，必有相诟病者，谓不合题破次山碑，此亦习俗固陋，不能越拘挛之见耳。余义正词直，不暇恤也。
范成大在交代了游览的时间及缘由之后，表达了自己对《大唐中兴颂》碑及后来者纷纷题诗的感慨，大致提出如下观点。一，颂为歌颂、颂德，“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譬如《诗经》里的“三颂”，均以颂德为主。元结《大唐中兴颂》的本意是想为唐朝作颂，却运用了《春秋》笔法，“婉辞含讥”，真正的颂文应该像“歌咏当谐琴搏拊，策书自管璧瑕疵”所说的，有抚琴一般的和婉肃穆，即使对朝政瑕疵有所批评，也应以策书来论。二，黄庭坚对《大唐中兴颂》的解读，结合个人遭际，进而悲叹宋代时局，如此“以颂寓规”是一己之见，并不妥当。三是他以议论的笔调提出了“摩崖不是碑”的观点，且表明“与来者共商略”、不畏指责的鲜明态度。
显然，范成大是一个较真的人。他甚至担心有人对此不能完全理解，除了在浯溪刻石之外，还在此行中完成的《骖鸾录》里再次大谈“从此摩崖不是碑”的主题：
夫元子之文，固不为无微意矣。而后来各人贪作议论，复从旁发明呈露之，鲁直诗至谓“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又云“臣结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鲁直既倡此论，继作者靡然从之，不复问歌颂中兴，但以诋骂肃宗为谈柄。至张安国极矣，曰“楼前下马作奇祟，中兴之功不当罪”，岂有臣子方颂中兴，而傍人遽暴其君之罪，于体安乎？夫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别无他意，非若风雅之有变也。商、周、鲁三诗，可以概见。今元子乃以笔削之法，寓之声诗，婉词含讥，盖之而章。使真有意邪？固已非是。诸公噪其傍又如此，则中兴之碑乃一罪案，何颂之有！
本是记录行旅之文，范成大又以略长的篇幅重申了《书浯溪中兴碑后并序》一诗的主题，围绕《大唐中兴颂》之刻石展开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基本否定了《大唐中兴颂》刻石的意义，认为“中兴之碑乃一罪案”，不该刊石。
六
如果在历史的漫长河流里，回望和审视这段姑且算作公案的中兴往事，也许，各有其理。
从元结的角度讲，他认为唐朝克难中兴的“盛德大业”值得歌颂。因为他这样的认知来自于他当时投身于反乱的战争当中。乾元二年（759），这位身体里流淌着少数民族血液的诗人得到举荐，获得唐肃宗召见，他上书时议三篇，得肃宗大喜，授为左金吾兵曹，到山南东道节度使史翙那里做参谋。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元结自告奋勇做歌颂德，就是想让后人不忘这段历史。
从黄庭坚的角度讲，一心报国却被贬往南蛮之地，自然对时政充满不满和抱怨。因此，从碑文里读到的也是对时局的不满，这也是人之常情。
从范成大的角度讲，虽然此前两次遭被贬，但对朝廷仍然信心满满，因为他恰逢宋孝宗的中兴之时，只身出使金国，担任处州大员，总是以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仁政和邦本为要。所以说，他是站在极力拥护一个王朝的角度来观赏碑文的。况且，他此行履职桂林，也是担任地方大员。
所以说，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心境不同，出发点也就不同了。
值得一提的是，范成大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范成大年谱》载：经浯溪，赋诗谓颂体不宜涉讥讽，郡人以为妄。据此看出，范成大的观点明显带有历史局限，且没有得到普世大众的认可，就连当时的大儒朱熹也站出来撰文批评：
唐肃宗中兴之业，上比汉东京固有愧，而下方晋元帝则有余矣。许右丞之言如此，盖亦有激而云者。然元次山之词，歌功而不颂徳，则岂可谓无意也哉？至山谷之诗，推见至隐，以明君臣父子之训，是乃万世不可易之大防，与一时谋利计功之言，益不可同年而语矣。近岁复有谄子妄为刻画，以谤伤之，其说之陋，又许公所不道，直可付一笑云。
也许，是范成大作为地方大员，位高权重，朱熹也不方便直接点名，用词比较委婉，但朱熹之论明显是冲着范成大来的。在朱熹看来，范成大争的是一时是非，元结和黄庭坚争的是千秋功罪。换言之，前者维护的仅仅是某个皇帝或者某个朝代的权威，而元黄两人维护的则是封建时代不变的伦理道德准则。
朱熹毕竟是一代理学宗师，在当时很有影响力，他对元结、黄庭坚观点的肯定，自然让范成大《书浯溪中兴碑后并序》的石刻“凶多吉少”，后世者将其铲除。《浯溪志》里就有记载，“此诗碑在石屏，被后人铲削，石沿尚存‘吴郡石湖范’五字。旧溪志、县志均不收录。”
七
其实，范成大这次游浯溪，除了《书浯溪中兴碑后并序》之外，还写过一首《题摩崖碑》：
浯溪一峰插天齐，上有李唐中兴碑。
肃宗勋业愈烜赫，次山文字真崛奇。
我昔为州坐两载，吏鞅缚束马就羁。
咫尺名山不可到，抱恨常若有所遗。
兹游得遂偿素愿，况有文字古一夔。
周遭岩壑寻胜迹，摩挲石刻立多时。
野僧半解知人意，满卮笑岘酒一杯。
遗憾的是，此碑已残。
据湖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与祁阳浯溪文物管理处合编的《浯溪碑林》介绍：“此诗系残碑，碑高35厘米，宽29厘米。题隶书，字大8厘米，诗行楷，字大3厘米。范成大工诗能书，为南宋大家。师法黄鲁直、米南宫，而自变其体。遒劲可爱，生意郁然。”最有意思的是，诗中的“我昔为州坐两载”，貌似范成大自叙曾在此为官两年，但其年谱和史料均语焉不详，不知何故。
抵达桂林后，范成大以追求事功的巨大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改革盐政、马政，兴修水利，兴办教育，开发旅游资源，政绩颇佳。一年后，擢为四川制置使。他与桂林子民情谊甚长，留任之请未获准许，不得不在黎民百姓的依依相送中离开桂林：
承诏征镇全蜀，亟上疏固谢不能。留再阅月，辞勿获命，乃与桂民别。民觞客于途，既出郭，又留二日，始得去。
这是他在《桂海虞衡志》序言里记录下来的话别场景。
在“航潇湘、绝洞庭，激滟、驰驱两川”的行程中，范成大再次途经浯溪，心中不免感慨万千。他想起对浯溪情有独钟的元结，以及无数名人雅士留下的摩崖石刻，尤其是自己的题刻引起了较大非议，于是再次上岸观摩石刻。重游此地，范成大写下了《浯溪道中》：
江流去不定，山石来无穷。
步步有胜处，水石清玲珑。
安得扁舟系绝壁，卧听渔童吹短笛。
弄水看山到月明，过尽行人不相识。
这一次，范成大只字不提中兴碑事。他一定在想，所有的功过是非还是留给世人去评说吧，自己也是一介过客，匆匆来，又匆匆回，只留下浯溪的水在静静流淌不息。就是在这次归程中，范成大不计舟车劳顿，撰写《桂海虞衡志》，这既是留给桂林大地的一册方志大书，也于方志之余记录了追忆逝水年华般的万千心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