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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从新知到国故——鲁迅早期学术思想片段
来源:《南方文学评论》 | 孙郁  2024年01月03日08:26

鲁迅是一个常常被世间误解的人,在对国故的态度上,他被人批评的地方很多,几乎成了破坏旧文明的代表人物。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主要可能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其小说影射传统文化的黑暗,有民族虚无主义之嫌。二是讥讽京剧艺术和中医,视国粹为国渣,亵渎了先贤的遗产。三是对于主张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乃媚外主义。至于文章中对于孔子、老子、庄子的描述,都非学界中的雅正、专业之语,过于偏执了。这些看法,还是表层感知的掠影,并未看到其思想的内核。细细阅读鲁迅的手稿和整理国故的资料,会发现他的学问其实很深,并非坊间所说那么简单。和他同代的许多学者,对于其学识与思想,都是赞佩者多的。蔡元培就说:

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鉴赏家所未曾著手。 (1)

与鲁迅思想相左者,对于其学术水准,也是不敢轻易否定的。胡适在文章里,就叹其学问之好。钱玄同、周作人也在回忆文字里客观描述了其整理旧文献的贡献。对于鲁迅的学问,周作人描述较多,《关于鲁迅》就写道:

鲁迅在学问艺术上的工作可以分为两部,甲为搜集辑录校勘研究,乙为创作。今略举于下:

甲部

一 、会稽郡故书杂集。

二、 谢承后汉书(未刊)。

三、 古小说钩沉(未刊)。

四 、小说旧闻钞。

五 、唐宋传奇集。

六 、中国小说史。

七、 嵇康集(未刊)。

八、 领表录异(未刊)。

九 、汉画石刻(未完成)。

乙部

一 、小说:《呐喊》,《彷徨》。

二 、散文:《朝花夕拾》,等。(2)

蔡元培、周作人所列文献不全,遗漏了许多内容。后来林辰、顾农等学者潜心研究,鲁迅与国故的关系得以系统阐释,面目便渐渐清楚了。大致说来,他对于文化遗产的兴趣,主要在经学之外,但对于儒道释都有心得,看法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偏激。他幼时受到良好的教育,喜读《山海经》《花镜》等奇书,钟爱美术,涉猎范围较广。后来受民俗学影响,在整理国故中,看重的是出土文献,和乡邦文献、野史杂记等。而碑学的心得与文字学的修养,亦不可小视。他们那代人研究国故,已经和前人不同。鲁迅所做的工作,都非止于学理的探讨,而是深入其中,又返归到新文学创作中,今而古,古而今。自己又带专业的特点,以小说家和杂感家笔触凝视旧岁遗物,所释之意是深的。

从鲁迅的藏书看,他对于旧学有很浓烈的兴趣。但他的孤本与善本不多,多为常见的著作,但一些内容看出其阅读兴趣。比如,他曾拟写一本《中国字体变迁史》,可见其对于音韵训诂类著述是十分关注的。他也想做一部《中国文学史》,购置了很多古人的文集。那些未能完成的著作的某些观点,后来都散在杂文与书信中,寻其语态,亦可对于那学术品相揣摩一二。我们读他的杂文,也仿佛嗅出书斋的气味,觉得是学人随笔的经典。他晚年所作《门外文谈》《买<小学大全>記》,都是有深度的沉思。关于版本、关于文脉、关于艺术发生学的研究,非一般学人可为。古人的学问是静态的多,鲁迅的思考是与社会和人生密切相关的,所以就没有匠气与迂腐气。一些随感点到了思想要害,也是学问的一种。中国治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思想史的人,喜欢引用其观点,不仅因了学问之好,还由于他的思想里的学术性。郭沫若等人后来在鲁迅缉校古籍面前的赞佩之情,都说明了那学识的专与精。

鲁迅的旧学修养与浙东学派的渊源很深。学界对此曾有不少的讨论。从王充到章实斋、章太炎,都影响过他,这从其文章里也能感知不少。所辑《会稽典录》,就有王充条目,他向青年推荐读书目录,也有《论衡》 。章实斋的《文史通义》,对于六经的理解,以及思想的透视,他也注意过,治学思路有相近的地方,有时候也沿袭了前辈一些思想。他对于黄宗羲、王思任、朱舜水的文本与事迹都熟,文字中也传染了某些慷慨激越的韵致,没有一般江南儒生的柔气。浙东学派的风格与一般地域的学术略有差异,历代学人的叛逆性表达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鲁迅以文学家身份耀世,但认识他,仅仅从小说、杂文、翻译层面展开思路,是有缺陷的。我在《鲁迅的暗功夫》一文说过一段话:

如果看鲁迅的藏书,就会发现,他的知识很驳杂,兴趣亦广。除了文学之外,金石学,考古学、科学史、文字学、哲学、美学、民俗学、心理学、历史学的著作都有,这构成他的知识谱系的全部。鲁迅的藏书被完整保留下来,有14000多册。我们翻看这些遗著,内容丰富,好像一个学者的书单一般。但我们读鲁迅的书,不太易发现这些书籍的影子,这些东西都藏在文本的背后。我的朋友刘思源说,鲁迅的伟大在于有暗功夫,确是不凡之论。(3)

不过,一般学者谈论现代学者,不太涉及鲁迅。钱穆《中国近代学术》,现代学者只讲到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并不包括周氏兄弟。我以为钱穆可能觉得他们不过文学写作者,至多是个杂家而已。周氏兄弟译介方面用力过多,成就在另一层面。可另一个事实是,在总结中国学界近八十年的学术引用率中,近代人物著作被引用最多的是《鲁迅全集》,哲学界与史学界也是如此。这里不都是审美思想的参考,而有许多学问的呼应。鲁迅精神指向的是文明的原点,现代人如何面对遗产,他的选择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比如古典学的学者徐梵澄就将自己的学术背景与鲁迅联系起来。他把自己的精神来源看成鲁迅所馈赠的。郭预衡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就受益于鲁迅, 他视鲁迅的思想是研究国故的灯塔。张培恒面对旧的文化遗产,也时常参照鲁迅。鲁迅的研究领域因为集中在较小范围,不及王国维、章太炎广博,但他对于旧遗产的眼光,则是难有人能代替的。

这样说来,走近鲁迅,或者说立体地解释鲁迅,需研究他的学问里的思想才是。鲁迅的学问,大概不能以学界一般的尺度量之,用凝视陈寅恪的方式读鲁迅,就遗漏了现代性的元气。而我们也不能用对待马一浮的视角,对应鲁迅的内在精神,因为他在经学之外另辟蹊径,思想有另一个原点。鲁迅以非学院派的方式,解释了象牙塔內一些学者不能穿透的话题。这很重要,而当我们进入其精神之海时,则会发现,其认知的深度不仅与庄子、墨子、释迦牟尼有所交叉,也与康德、海德格尔哲学构成一种呼应的关系。其精神更带有现代哲学的意味。正像尼采从古希腊文明中吸收了智慧一样,鲁迅的智慧多半来自古中国文明的熏陶。只是他避开了儒学正宗之路,而发现了文明史中的另一种资源 ,即所谓“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正是。而当我们真的沉入他的世界的时候,他的学问带来的冲击力,与其审美中的热流,同样打动着人们,且让人对于一些问题回味不已。

最早显示鲁迅学术思想的,是鲁迅在日本留学中所写下的《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等。这些文字已经不再是梁启超式的简单的东西对比,而是一种文明观的呈现。虽然青年鲁迅对于西方文明的理解还是初步的,但已经接近了其本然之所。他由近代文明,也推演到古代文明,对于古希腊、古印度、古中国的文化形态作了初步的勾勒。不过那时候的鲁迅还不能从更深的文明论中讨论问题,而是经由诗学视角,讨论精神哲学的问题。在《摩罗诗力说》一文里,他说:

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盖人文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閟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不与缄口同绝;且益曼衍,视其种人。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萧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临末页矣。(4)

鲁迅在文中例举古印度、古希腊与希伯来的文明进程与艺术,感慨其“灌溉人心”之美。可以看出,当欧洲文明在自己的世界中出现的时候,他对于故国的旧有的形态才有了另类认识。他感慨于周秦汉唐的浑厚,对于胡气颇多好感。在“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同时,也有着忧思和冷想。他更多的还是考虑旧文化缺失的东西。那些抑制个性生长的思想,成为批评的对象。他对于老子思想的描述,就一针见血:

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其术善也。然奈何星气既凝,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5)

先秦诸子的思想本是多元的 ,灿烂明快的精神亦常可见到。但中国社会逆淘汰的力量,毁良苗于雨日 ,长稗草于风中。旧文化中压抑人性的传统,是青年鲁迅最为不满的部分。这造成了精神的凋零和创造性表达的委顿。受章太炎影响,那时候意识到重返“固有之血脉”的重要,年轻鲁迅自觉于两个使命。一是“取今”,即摄取外来思想。二是“复古”,即回到被遮蔽的旧文明形态里。他认为,自己这个时代的文化选择,仅仅在单一维度上是存在问题的。可惜在基本问题中,许多难题在那时还没有得到认真讨论。

那时候他的文字还看不到沉郁、悲慨的调子,内心有着梦想,一下子就能让人感到。他对于国故的热情,从其文字中可以看出。用的既不是桐城派的语言,也非晚清流行的士大夫之语。受到音韵训诂影响的鲁迅,创造了一种古奥而舒朗文体。自创了诸多格式,用语多带奇意,辞章健劲、超迈,可与先秦文体媲美。不妨说,行文的高傲与峻急,衔接了遥远的元气,既无低眉,也非自恋,与时代的语境已经很有距离了。

选择这样的明快的表达,可看出其“取今复古”的深深用意。所以,从那时起,谈论国故,已经不再是乾嘉学派的语态,也非洋务人员的辞章,有了新的面貌。典型的例子是他与周作人所译的《域外小说集》內俄国等东欧作家作品多多,而表述则是六朝的格式,非深通音韵训诂者,难以有此类辞章。在为小说集所写序言中,有这样的文字: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此则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6)

研究者早已发现,鲁迅在章太炎那里得到了重要的文脉,辞章里的要义与思想的深浅与之不无关系。慢慢地,以最为古雅的文言来对应西方小说的情境,是一种创造。与林纾那时候的翻译文字比,他们的文体里的古风并不弱,有时甚至更为诘屈聱牙。越古越雅,古而雅,雅而古 ,这样的书写,也有几分前卫意义。

之所以如此古奥地行文,有意与清儒的辞章隔离开来,与其说是一种先锋式的尝试,不如说是一次带着新风的访古。他们觉得汉语表达是走过弯路的。回到远远的起点重新起飞,看到的图景将是不同的吧。这其实也是对于现实的一种批判。说起来, 对于清儒的不满,是从清代知识人自身开始的。龚自珍《与江子屏笺》就指出学界“浑浑圜无一切语弊矣”(7)。多年后,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就说:“明儒之学用以应事,清儒之学用以保身”(8)。严复则以为国人病态甚多,主要是“苟利而自私”(9),说的都很确切。章太炎对于康有为、梁启超学术观念的微词,根本的差异在于对文化之本的理解有不同路径。细想一下,鲁迅的批判意识,一部分是从儒之内部延伸过来的。留学后,西方思想刺激了这一传统的流动,许多灵思被渐渐召唤出来。不久从尼采和克尔凯廓尔那里受到启示,觉得清代知识人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自我。于是提出精神界战士的概念,希望从昏暗中走出。这和《民报》上的文章,多有呼应,那时候的流亡知识人,多见奇绝之语,冲荡之气缭绕,庄子之意与墨子之神都有,古朴之音与灿烂之语飘荡其间,造出恢宏之气象。鲁迅一开始就从中得到教益,其风格受改革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诸多行文里,一洗明清文人柔软之语,刚健之气袭来,在思想中有了现代性的元素。什么才是今人应追求的精神呢?他的答案是个性与灵冥。个性乃本我的率性,灵冥是对于神思的召唤,不囿于旧习,思接苍穹,意回万里,飞于尘世之上。这就回到老子与孔子之世,在原点上重启思与诗。我们会发现,他善于从人类文明初始状态考虑精神路径的多种样式。汉代以后,文人们是接着孔孟思路说下去,有一种惯性的推力在,到了鲁迅那里,这种惯性终止了。“从来如此,便对么?”于是回到与孔子、老子同行的位置,考察思想的起落,文明的兴衰,笔法与韵致都区别于儒道释的套路,那起点的辞章,是元气淋漓的。

一个青年人初涉学林,就已经出笔不凡,在那时是少有的。一面呼唤远古的遗风,一面批判陋儒的思想,这是青年鲁迅文章显著的特点。这个特点一直延续到了后来,所以,他面对国故时,总有清儒少见的神理在。锋利的词语在那时候已经萌芽,显示出爆发力来。对于旧的文明的批判,是基于新学基础上的。比如对于生物学之介绍,多于科学史的译介;对于浪漫诗学的阐释,使其视野就与一般清儒有了很大的区别。带着腐朽之味儿的文言,经由其笔有了清朗之气,语态中有波光的闪动,许多地方是周秦汉唐的文章才有的风采。黄侃曾说章太炎的著述“甄别今古,辨师法之违”(10),用来描述鲁迅兄弟复古类的文字,也是不错的。

他结束留学后,最初的工作除了教书,业余时间主要是辑校古籍。后来在教育部开始抄录古文,整理旧的文献,这是对于他后来的写作,不无帮助。绍兴与北京,是他的学术沃土,两地风格各异,传统有别。前者多周秦汉唐的遗迹,可谓熏陶于日常之中。后者则为元明清的文化古城,可触摸的古物在在皆是。在绍兴教书之余,把玩古物一时成为乐事。这既是对于现实的一种逃逸,也是留学时期的思想的延伸。不过留学时期的精神是向四方打开的,现在被内敛到古老的幽魂里。对于青年鲁迅而言,这是一种枯寂的冥思,内中的毒影未尝没有。

归国后的鲁迅先后在绍兴与杭州任教,讲的是化学与生物学课程。但那时候也开始搜集整理乡邦文献了。这些与博物学与民俗学多有关联。他曾给三弟周建人寄过英文版植物学书籍,在杭州时带领学生采集过各种植物。1910年开始,抄录《燕子春秋》《蜂衙小记》,后来又校勘唐刘恂的《岭表录异》,抄录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清代郝懿行《记海错》,程瑶田《释虫小记》等。其中所辑录的《搜神记》《搜神后记》《十洲记》《神异经》《异苑》《王子年拾遗记》《洞冥记》对于后来的小说研究提供了较为重要的资料。鲁迅不仅搜集材料,也有多次实地考察。寿洙邻《我也谈鲁迅的故事》介绍过与鲁迅同游大禹陵、兰亭的过程,看得出鲁迅对于古代遗迹的兴趣。那时候他写下的《辛亥游录》就载有在田野采集标本的情致,至于故土的碑文与残垣里的古意,也颇吸引他的目光。他1912年为《越铎日报》所写《<越铎>出世辞》就说:

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世俗递降,精气播迁,则渐专实利而轻思理,乐安谧而远武术,鸷夷乘之,爰忽颠陨,全发之士,系踵蹈渊,而黄神啸吟,民不再振。辫发胡服之虏,旃裘引弓之民,翔步于无余之旧疆者盖二百余年矣。(11)

这段话情绪颇多反差,礼赞了先贤精神之美,对于专制社会压制民间思想的控诉亦在字里行间。远古的文明在他笔下带有一丝神话意味,澄明而伟岸之气荡在空中。此间留有复古的意识,令人想起章太炎的某些辞章。文章也道出辛亥革命成功后的欢欣之情,重振故土遗风的雄心也毫不掩饰。鲁迅此文,引《尚书》之句,化《离骚》之语,散《史记》之风,全然没有晚清文人之调。雄健之气旋动,超迈之思漫卷,古文明的意味被勾勒得楚楚动人。

他初入教育部的时候,同人中有此类风格者多多,怀揣复兴古文明之梦的,与其都有不少的交际。在北京的十余年生活,访书,抄书,搜集拓片与古玩,占据了许多时间。1912年5月,他赴京工作,在古都生活工作之余,多次造访古迹,访书寻友,去琉璃厂购书。彼时琉璃厂是古物集散地,书铺之多不可胜数。从其日记可见,趣味有某些士大夫气,但阅读倾向则在较偏的领域。刚到北京不到半年,就去了琉璃厂19次之多(《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912年5月去琉璃厂四次:

下午与季茀、诗荃、协和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购傅氏《纂(籑)喜庐丛书》一部七本,五元八角。(5月12日)

下午至琉璃厂购《李太白集》一部四册,二元;《观无量寿佛经》一册,三角一份二;《中国名画》第十五集一册,一元五角。(5月25日)

得津贴六十元。晚游琉璃厂,购《史略》一部两册,八角;《李龙眠白描九歌图》一帖十二枚,六角四分;《罗两峰鬼趣图》一部两册,两元五角六分。(5月30日)

6月去琉璃厂两次:

午后赴琉璃厂购《四印斋校刻词三种》一部四册,一元;善化童氏刻本《沈下贤集》一部二册,二元五角;《畿辅丛书》本《李卫公会昌一品集》一部六本,二元。(6月9日)

又赴琉璃厂购《龚半千画册》一本,八角;陈仁子《文选补遗》、阮刻《列女传》各一部,共六元。(6月16日)

7月去琉璃厂两次:

下午与季市浴于观音寺街之升平园,甚适。至琉璃厂购明袁氏本《世说新语》一部四册,二元八角,尚不到十分刓弊,惜纸劣耳。又《草堂诗余》一册,二角,似是《词学丛书》残本也。(7月3日)

下午赴青云阁购日用什物,又至瑠(琉)璃厂购《黄子久秋山无尽图卷》一册,五角;《梦窗词》一册,四角;《老学庵笔记》二册,八角。晚杨莘士、钱稻孙来,遂同饮于广和居,季士亦往。(7月20日)

8月去琉璃厂三次:

午后稻孙来,在季茀之室,遂同往琉璃厂,购《埤雅》一部四本,二元,似明刻也。(8月1日)

晚钱稻孙来,因同至琉璃(厂)购纸,又至神州国光社购《古学汇刊》第一编一部两册,价一元五分。(8月23日)

上午徐诗荃、商契衡来。午后钱稻孙来,同往琉璃厂,又赴十刹海饮茗,旁晚归寓。(8月25日)

9月去琉璃厂四次:

午饭于四牌楼之同和居,甚不可口。下午至青云阁购什物二三种,又赴琉离厂有正书局购《中国名画》第一至第十集共十册,计银十二园,佐以一木匣,不计值也。(9月1日)

上午同季市往留黎厂,在直隶官书局购《式训堂丛书》初二集一部三十二册,价六元五角。会微雨,遂归。收九月一日《民兴报》一分。午后晴。翻《式训堂丛书》,此书为会稽章式所刻,而其版今归吴人朱记荣,此本即朱所重印,且取数种入其《槐庐丛书》,近复移易次第,称《校经山房丛书》,而章氏之名以没。记荣本书估,其厄古籍,正犹张元济之于新籍也。读《拜经楼题跋》,知所藏《秋思草堂集》即近时印行之《庄氏史案》,盖吴氏藏书有入商务印书馆者矣。(9月8日)

上午往青云阁购日用什物共三元。又至留黎厂购《开元占经》一部二十四册,三元;《蒋南沙画册》一册,一元二角。(9月15日)

午后同稻孙至留黎厂购《述学》二册,八角;《拜经楼丛书》七种八册,三元。(9月24日)

10月去琉璃厂四次:

上午钱稻孙来,又同季巿至骡马市小骨董店,见旧书数架,是徐树铭故物而其子所鬻者,予购得《经典释文考证》一部,价止二元,惜已着水。又见蔡孑民呈徐白摺,楷书,称受业,其面有评语云:牛鬼蛇神,虫书鸟篆。为季巿以二角银易去。人事之变迁,不亦异哉!午后访季自求、寿洙邻。下午往留黎厂购笺纸并订印名刺,又购《敦煌石室真迹录》一部,银一两。(10月6日)

国庆日休息。上午同许铭伯、季巿、诗荃、诗苓至留黎厂观共和纪念会,但有数彩坊,而人多如蚁子,不可久驻,遂出。予取名刺,并以二元购《前后汉纪》一部而归。晚饮于广和居,同席五人,如往留黎厂者。今日特冷。钞补《经典释文》两叶。(10月10日)

上午往留黎厂购《汗简笺正》一部,三元;《北梦琐言》一部,四角;《读画录、印人传》合刻一部,一元。午后昙。晚得二弟信,附《希腊拟曲》二篇,十五日发。(10月20日)

至留黎厂购《郑板桥道情墨迹》一册,三角;《舒铁云手札》一册,四角;《中国名画》第十六集一册,一元五角。归寓已晚。(10月26日)

在公务之余的读书写作里,古老的遗存深藏在背后。他自己称像蛇一样纠缠着自己,也是一种真言的流露。那时候的工作,多与旧文化的遗产保护有关,和古物的接触,越发多了起来。1912年8月21日,临时大总统颁布任命状,鲁迅成为教育部佥事,主要负责博物馆、图书馆、植物园、美术馆的工作,调查搜集古物事项等。工作的理念是西学的,但对象则属于古老的遗产。这也就使他延续了留学时期的趣味,在现代性的眼光里,审视旧的遗存。

从公的角度看,一些研究属于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乃为国家保护旧物。比如建立历史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举办博览会等。也借机看到了国子监的石鼓文,和外地转运来的《四库全书》的一些善本,以及北京故宫的大内档案等。私的方面,则在琉璃厂等地搜集了大量拓本和文献,购置汉代造像、古砖、俑、钱币等。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的建立:他亲自参与了中国首个历史博物馆的筹备,将自己所藏的铜镜、瓦当捐献给博物馆。鲁迅对于博物馆,有着很深的认识,那时候受蔡元培的影响,美术观念渗透其间。对于各种古代文献,最看重的是有诗学意味的东西,这也与他的审美追求有关。有关活动,仅在1913年日记中就有许多记载:

上午得吕联元自新昌来信。收《通俗教育研究录》第六期一册。午后同夏司长及戴螺舲往全浙会馆,视其戏台及附近房屋可作儿童艺术展览会会场不。(3月31日)

午后同夏司长、齐寿山、戴芦舲赴前青厂观图书分馆新赁房屋,坐少顷出。又同齐、戴至青云(阁)饮茗。(4月1日)

上午收十二日《越铎》一分。午后同夏司长赴图书馆,又步什刹海半周而归。夜风。(5月16日)

下午同夏司长、戴芦舲、胡梓方赴历史博物馆观所购明器土偶,约八十余事。途次过钟楼,停车游焉。(6月2日)

午后通俗图书馆开馆,赴之。以译文付《教育部月刊》。(10月21日)

在部终日造三年度豫算及议改组京师图书馆事,头脑岑岑然。(10月29日)

历史博物馆送藏品十三种至部,借德人米和伯持至利俾瑟雕刻展览会者也,以其珍重,当守护,回寓取毡二枚,宿于部中。夜许季上来谈,九时去。不眠至晓。(12月20日)

……

博物馆应如何建立,学界观点不同。蔡元培将其纳入美育的范畴中,也未尝没有道理。民国初年的博物馆主要工作是古物陈列,涉及陶瓷、铜器、玉器、书画等。鲁迅与教育部同人看到了敦煌遗物和宋代版本。这些古物与绍兴时期接触的地域性的文献不同,涉及的历史更为复杂,背后的历史纠葛是杂音缠绕的。

公藏寥落,私藏隐没,是那时候的一个问题。而各地文物惨遭破坏,令人心焦。国人那时候没有文物意识,对于各类遗产的认知多有盲点。面对日益稀少和消失的古代遗迹,急需投入精力保护与研究。文化研究,倘没有大量实物进入公共视野,总还是有所缺憾的。为公而计,建立好博物馆,注重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的保存与研究,就显得异常重要了。那篇《儗播布美术意见书》就专门谈到文物保护的意义:

著名之建筑 伽蓝宫殿,古者多以宗教或帝王之威力,令国人成之;故时世既迁,不能更见,所当保存,无令毁坏。其他若史上著名之地,或名人故居,祠宇,坟墓等,亦当令地方议定,施以爱护,或加修饰,为国人观瞻游步之所。

碑碣 椎拓既多,日就漫漶,当申禁令,俾得长存。

壁画及造像 梵刹及神祠中有之,间或出于名手。近时假破除迷信为名,任意毁坏,当考核作手,指定保存。

林野 当审察各地优美林野,加以保护,禁绝剪伐;或相度地势,辟为公园。其美丽之动植物亦然。(12)

考察鲁迅在北京十余年的生活,与国故研究有关的活动甚多,其文化视角与思想情怀,不像后人想象的那么单调。他的文学活动中,夹杂着诸多国故研究。没有这些研究,就不会有文章上的高古与凝重。鲁迅是从历史的遗风和现实的感受里,建立起自己的审美意识的。我们在他的小说与杂文里,都能够感受到一种悠远的、带着古风的气息,这都受益于传统文化。只是所衔接的不是士大夫钟爱的经学,而是野史与边缘艺术的奇光。我们从其选择里,也能够意识到那精神非同寻常的一面。

民初的教育部,聚集了一批学者,他们多有留学经验,又颇好古董。往来于西学与国学之间,一些学问也因之出现。鲁迅与几个朋友的交往,都很有趣味,他们间的交往也催生出不少话题,这些对于后来的学术发展,都颇可一记。夏穗卿(1863-1924)曾是维新文人,有旧学根柢,著有《中国古代史》《夏曾佑诗集》。蔡元培(1868-1940)是美学家,对于古代文明的解析新意多多,有《中国伦理学史》行世。许寿裳(1882-1948)善于学术史研究,对于俞樾、章太炎学术颇多心解。钱稻孙(1887-1966)译介过《神曲》《源氏物语》等,对金石学兴趣浓浓。许季上(1891-1953)乃佛学家,通梵文,懂版本之趣。陈师曾(1876-1923)系美术研究专家,与鲁迅往来频繁,在造像、绘画方面有诸多交流。乔大壮(1892-1948)为文史专家,书法与诗词均好,是有古风的人物。齐寿山(1881-1965),戏剧研究专家齐如山之弟,翻译家,与鲁迅同意过德文小说。这些人观念不同,但对于文化史与艺术史的研究,都有自己的特点,其中有开创之功的当属蔡元培与陈师曾。

蔡元培与鲁迅是同乡,留学德国,对于康德学术有所心得,归国后主持教育部工作,提出了美育教育。他注重美术研究,推动了许多活动的开展。美术这个概念,包括了文学、音乐、建筑、雕刻、图画等。涉及的都是审美的话题。鲁迅在部里积极配合蔡元培的思路,做过诸多的演讲和实地调研。蔡元培为人坦诚,思想鲜明。他谈论文化与教育,都非固定的语境里的自语,而是显得通脱大气,其格局非常人可及,比如他说:

吾中国之美术,自四千年以前,已有其基础;至于今日,尚能保其固有之精神而不失。其间固尝稍稍受波斯、希腊、罗马诸民族之影响,而以二千年前受印度文化之影响为最大。自建筑、雕塑、图画、音乐,以至日用文饰之品,殆无不有一部分参入印度风,而仍保有中国之特色……(13)

从世界文化的整体性中看中国的历史,其实是把今人文化的现代性趋势合理化了。那就是重新发现固有文明的敞开性,惟有敞开的国度,文化才得以生长。蔡元培在《何为文化》《以美育代宗教说》《美学的进化》中,都涉及到再造新文明的理念。鲁迅日记中多次记载过他们互相赠送古代造像拓片的友情,看得出对固有的文化的热心。而他们那时候更关心的是优秀的文物的保护与利用,让后人得以有参观、学习的机会。1912年暑期,蔡元培提议举办“夏期讲习会”,鲁迅呼应过蔡元培的提议,做过《美术略论》的演讲,题旨与蔡元培也多有接近的地方。

在开放的视野里重审古代文化,是教育部的一种风气。那时颇有成就的人就有陈师曾。陈师曾与鲁迅一同留学日本,1902年,他们同行的船上,也有陈师曾的弟弟陈寅恪,可以说都是到海外求法的新人。鲁迅与陈师曾关系甚好,彼此关于金石学的心得交流颇多,往来亦勤。陈师曾身上带着陈三立的某些风度,对于国粹有深深的情感,但又能跳出士大夫藩篱,看世界的进化。他给鲁迅的篆刻与山水画作品,气韵是生动的,有飘然、俊美之风。1911年,曾翻译过《欧洲画界最近之状况》,明心于域外艺术,对国故的看法是另类的:一面礼赞辉煌的过去,一面感到振兴画法的紧迫。对文明史的开放的理解,让他产生了改革的意愿。在那篇译文的附记中叹道:“且彼土艺术日新月异,而吾国则沉滞不前,于此亦可以借鉴矣。”(14)对比陈师曾与鲁迅的谈艺文字,虽然一个讲小说,一个谈美术,但见解在精神深层中交汇于一处。比如言及艺术之起源,类似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实用到审美,精神渐次脱俗近神。讲到汉代艺术,都注重了造像艺术的奇崛之美,陈师曾所礼赞的山东武梁祠的石刻,也是鲁迅搜求的。至于言及六朝艺术,都发现佛教背景中的艺术的自觉。鲁迅礼赞的汉唐气象,从陈师曾的研究中也得以印证:

山东肥城孝堂山祠、嘉祥武梁祠、嵩山三阙之画像石刻尚存,多画帝王、圣贤、孝子、烈士、战争、庖厨、鱼龙杂戏等,刻画朴拙,亦可想见当时衣服、车马、风俗之制度。此其最著者。其余散见于他处者甚多,古拙大抵相类。盖汉时绘画及雕刻不如后世之精巧,笔法浑古,有雄厚之气象,与书法同风,乃至砖瓦、偶像、工艺诸品,皆可推知其有一贯之特征也。(15)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谈到鲁迅对于汉代造像艺术的喜爱,就曾写道:

他曾经告诉我: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16)

不过,鲁迅也感到古代文化是波浪式的发展的,这也与陈师曾相似。在《中国绘画史》中,陈师曾说:

现在有人说西洋画是进步的,中国画不是进步的,我却说中国画是进步的。从汉时到六朝的人物画,进步之速,已如上述;自六朝至隋唐,也有进步可见;不过自宋朝至近代,没甚进步可言罢了。然而不能以宋朝到现今几百年间的暂告停顿,便说中国画不是进步的。(17)

鲁迅也认为,宋代以后的艺术,是弱化的:

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18)

如此巧合的观念,一是存在一个新知识人的舆论空间,彼此影响。二是都有一个西学背景,搜求文物时有一个对比的视角。从文字可以看到,陈师曾与鲁迅都意识到,中国的国故,大凡有生气的地方,都非奴态使然,而是有自由、奔放的精神在。而在精神空间方面,绝非封闭的世界,而是向四方洞开。文化是不同的知识与审美交汇的结果,有一个动态的时空。教育部那时候许多新政的推出,与有一个新的知识群落的自由精神不无关系。

在教育部,鲁迅过着一种极为散漫的生活,工作并不紧张,但许多活动都有着影响未来的意义。他与朋友的交往都值得一书,访书、购图、搜寻有趣的版本,对于独居的他未尝不是一种补充。自然,失望于古国的苦闷也是有的,他形容看古书像毒蛇一样缠绕着自己,不是夸大之语。每每与远去的灵魂对视,亦有寒气袭来。他知道,遥远的过去,并非玫瑰的世界。那些散着毒意的文字,也当警惕才是。真的美质,有时候藏在陈言之后,需万万小心方能得之。与一些浅薄的尊古派人士比,他的复杂性,从彼时留下的文字里也可看到一二。

有几件事折射出他思想深处的一丝复古意识。1913年,他与钱稻孙等人一同设计了国徽。图案为钱稻孙所绘,说明书则是鲁迅所写。这个设计方案,融进了诸多古代文化元素,也带着新的隐含。那文章道:

谨按西国国徽,由来甚久,其勾萌在个人,而曼衍以赅一国。昔者希腊武人,蒙盾赴战,自择所好,作绘于盾,以示区别。降至罗马,相承不绝。迨十字军兴,聚列国之士而成师,惧其杂糅不可辨析,则各以一队长官之盾徽为识,由此张大,用于一家,更进而用于一族,更进而用而一国。故权舆之象,率为名氏,表个人也,或为十字,重宗教也。及为国徽,亦依史实,因是仍多十字,或摹盾形,复作衮冕旗帜之属,以为藻饰。虽有新造之国,初制徽识,每不能出其环中,盖文献限之矣。今中华民国,已定嘉禾为国徽,而图像简质,宜求辅佐,俾足以方驾他徽,无虑朴素。惟历史殊特,异乎欧西,彼所尚者,此不能用。自应远据前史,更立新图,碻有本柢,庶几有当。考诸载籍,源之古者,莫如龙。然已橫受抵排,不容作绘。更思其次,则有十二章。上见于《书》,其源亦远。汉唐以来,说经者曰: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也;山,取其镇也;龙,取其变也;华虫,取其文也;宗彝,取其孝也;藻,取其洁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养也;黼,取其断也;黻,取其辨也。美德之最,莫不赅备。今即从其说,相度其宜,会合错综,拟为中华民国徽识。作绘之法,为嘉禾在于中,是为中心。嘉禾之状,取诸汉《五瑞图》石刻。干者,所以拟盾也。干后为黼,上缀粉米。黼上为日,其下为山。然因山作真形,虑无所置,则结缕成篆文,而以黻充其隙际。黼之左右,为龙与华虫,各持宗彝。龙复有火丽其身,月属于角。华虫则其咮衔藻,其首戴星。凡此造作改为,皆所以求合度而图调和。国徽大体,似已略具。(如下图)复作五穗嘉禾简徽一枚,(图略)于不求繁缛时用之。又曲线式双穗嘉禾简徽一枚,(图略)于笺纸之属用之。倘更得深于绘事者,别施采色,令其象更美且优,则庶几可以表华国之令德,而弘施于天下已。(19)

一个国家的国徽,涉及到民族文化的认识以及国家意识里的深层理念,图案的内外无不带有象征意味。钱稻孙、许季上、鲁迅的方案,当是多次讨论的结果,最后的定稿,也有妥协的地方。这里透出三种信息,一是参照别国的样式,寻找构图的意象。古希腊以来的图案,让诸人多有启发。可以说,是从域外文化的背景里,重新发现古国文化最有象征意味的元素。二是取先秦、汉唐的文化符号,以灿烂之光为背景,展示灵动之思,毫无儒家符号的暮气。三是别开欧洲文化的暗示,于汉代石刻中寻找表达的图案。那时候已经在甘肃成县发现东汉摩崖刻石,内中的黄龙、白鹿、木连理、嘉禾、甘露五种图像成为灵感的来源,由此继承了古人审美里经验的古朴、高远之气。这个图案比一般所崇尚的龙的图腾要更为丰富,虽然元素显得较多,不够简练,但也由此看出彼时知识人召唤出固有文明有意义部分的一种渴念。

汉代及汉代之前的文物,是让民初的知识人大感惊讶的。教育部同事喜欢搜集旧物的人很多,对新出土的文献也颇有兴趣。秦汉封泥中的构图遒劲大气,线条朗然爽目。瓦当的纹饰有天地之韵。无论是农业生活还是娱乐图景,都有单纯里的丰富和神秘中的广远,那种审美思维后来不幸中断了。鲁迅读《史记》《汉书》,每每叹于精神的阔大,没有腐儒的暮气。他说司马迁的作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是对于彼时气象的一种礼赞。《汉文学史纲要》写到汉代艺术,不免是一些誉词,他从汉赋里感到磅礴的云海之气,而彼时诗歌里的意象的奇异,也令人追念。汉代词语简约而灿烂,常常出现“飞龙秋”“路远”“神之游”的词语,《郊祀歌·练时日》云:

灵之车,结玄云,驾飞龙,羽旄纷。灵之下,若风马,左仓龙,右白虎。灵之来,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20)

在陈师曾、钱稻孙、鲁迅搜集的拓片里,类似的意象很多,绝无明清绘画与诗文的扭扭捏捏的样子。鲁迅后来批判的儒家文化的奴性与士大夫的世俗意识,是看不到这样的精神之影的。所以,民初一些知识分子揶揄旧的文化,只是那些扭曲的部分,因为知道曾有过伟大的遗产,痛心于美的流逝,所以他们批评的国粹,实在是失去祖先伟岸精神的残破的存在。

在教育部的十余年间,考察旧物占去的时间很多,他对于文明的态度,是不同于那些遗老气很浓的人的。因为知道美物被掩埋,佳趣得蒙尘,流行的多为糟粕,故有重新书写旧的文化的冲动。他的教育部同事徐森玉后来回忆道:

北京琉璃厂是鲁迅常到的地方,有时他发现了较难得的书籍,便邀我一起去。也时常送一些拓片给我。在他每月的开支中,书费支出占了很大的部分。他购置书籍,其目的并不在于珍藏,而是真正的读书。他读书之广,使我们当时感到惊奇。更重要的,鲁迅读书能跳出古书的圈子,拿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做到了“古为今用”。那时,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其观点的正确和论点的新颖,实在使我们折服。(21)

显然,他和教育部同人们,那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通过新的参照,打捞已经遗失的某些古人精神,重新解释历史遗产。只是因为现实的文化建设和社会批评的原因,无暇过多地注意国故的研究。倘他不去翻译和创作,仅仅埋头于故纸堆里,其成就一定不俗吧。

1907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发表《近代汉学变迁论》,分析彼时学界的治学特点,将学者分为怀疑派,征实派,丛缀派,虚诬派。前两者是有进步的渴念的,独立思考的成分可见。后两者不能看到文化的起伏的原因,滞于末节,气象就不及前人。他认为道光、咸丰以来学术衰微,与缺乏除旧布新的意识有关(22)。这种思想,与后来活跃于学界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观点很像,而民初新文化人的改良意识,实在不是从天而降,乃晚清学术进化的结果。蔡元培那代人克服了清代学术的弱点,走上了一条新路,这是先前的学人所没有的新的选择。

鲁迅正是在这条新路上默默而行的孤独者。

当陈独秀、胡适打出新文化的旗帜来,鲁迅并不感兴趣的。他一个人居于绍兴会馆,精神是极为沉寂的。对于未来的新文化怎样建设,其实他是迟疑的。因为市井中人,都在木然的世界,能否接收新的观念,也未可知。后来被朋友拉进《新青年》阵营,他的笔触也非陈独秀那么朗健,也无胡适的明快。显然,古老的幽魂缠在身上,他的旧习,也许比许多人都多。但也因为如此,当讨论国粹的时候,语言比许多人更为偏激。最初发表的文章,都显得决然,我们现在看《热风》里的文字,多少是有着尼采的影子的。

与鲁迅保持终身友谊的许寿裳,对于鲁迅的学术修养是极为佩服的。许寿裳在大学授课多年,明于学理,深味诗文,但自知对于国故解之不深。而鲁迅的学问则不仅打通古今,对于中外也是不隔的。他还特让鲁迅为自己考入清华中文系的儿子许世瑛开列书单。鲁迅一生唯一为青年人开列的书目,内容是:

计有功 宋人 《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 又有单行本

辛文房 元人 《唐才子传》 今有木活字单行本

严可均 《全上古······隋文》 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

丁福保 《全上古······隋诗》 排印本

吴荣光 《历代名人年谱》 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照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

胡应麟 明人 《少室山房笔丛》 广雅书局本 亦有石印本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世说新语》 刘义庆 晋人清谈之状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 《雅雨堂丛书》 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

《抱朴子外篇》 葛洪 有单行本 内论晋末社会状态

《论衡》 王充 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

《今世说》 王晫 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23)

对于一个初入学林的青年,开出这样的书单,可见鲁迅的眼光。他没有去让许世瑛读“四书五经”,而是看那些非正宗的士大夫的诗文和一些有批判意识的文本,其看待国故的态度也一览无余。十二部书中,有工具书,诗文集,小说集,杂著。依次是东汉、魏晋、唐、宋、元、明文人文本。孙伏园曾就十二部书作了细细陈述,点名题意,道其隐含,明其要点,文字颇可参照。就精神隐含而言,鲁迅注重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审美的文本,以哲学的角度说,属于情感论范畴。从《世说新语》到《今世说》,勾勒出文士风采。刘义庆的文字简约传神,每每于瞬间而见幽意,人物神态跃然纸上。鲁迅欣赏放荡不羁之人,又喜幽默反俗之举。古小说这类精神可谓极矣。此外,唐代诗歌也是他欣赏的,以为诗歌已经被唐人写绝,超越是不易的。唐代诗人,他喜欢李贺,对于杜甫也是颇为佩服的。他说青年的时候喜欢李贺作品,分析起来,可能是那造句的奇崛和表达的幽玄。“李长吉才人也,其诗诣当与杨子云文诣同。所命止一绪,而百灵奔赴,直欲穷人以所不能言,并欲穷人以所不能解。”(24)鲁迅年轻时代的文章喜欢自造新语,脱去俗人之语,盘绕游动中,远接神思,近逼众生,将表达变得丰富起来。他的词语中的不可解处,与李贺略有仿佛。由此看鲁迅与传统诗文的关系,是能够体味到非同寻常的一面的。

李贺之外,鲁迅对于杜甫也是认可的地方多。增田涉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还有一个相当有关系的人物,佐藤春夫曾把鲁迅比做杜甫。我在给他的信里曾经提到。他回信里说,要是杜甫倒不坏。这虽然是以轻松的心情说的,但我以为随着他晚年的来临,他是逐渐成为杜甫的了。(25)

的确,鲁迅的旧诗里,类似杜甫的意象是有的。典型的例子是《亥年残秋偶作》,悲慨之情与苍凉之意都有,忧患之风荡出,有浩茫之韵袭来,是让人难忘的。杜诗是汉语表达的奇迹,词语纷繁,任意东西,描物达情自如通神,每每有高邈之意流动,精神是旷达伟岸的。我们如果对照他们内心沉郁和悲壮之语,确有相似的地方。这是其他层面的作家,都难以有的境界。不过鲁迅喜欢唐诗,却并不主张青年人写旧体诗,他以为旧诗已经被唐人写绝,难以超过。但是倘若研究了解古代文学,是不能不去学习的。

二是批判性的文本。这部分涉及到认识论的话题。鲁迅认可的有思想性的古代著作有限,古代书籍中的“粹”与“渣”是并存的,经得起考验的学术著述说起来不多。他例举的《论衡》,系周氏兄弟看重的著述。作者王充在书中所涉社会风气与信仰之处多多,每每看到陋儒的可笑。于时风中窥见悖谬,在词语中体味到虚妄,恰是古代思想者难见的品格。鲁迅希望青年人由此书中看到社会习气,其中敢于逆向思考问题的勇气也许是更让鲁迅感动的吧。王充讨论问题,是往往将两个相反的命题同时列出,在对比中思考问题。比如命运,是先定的还是后天的呢,他的看法就不同于常人,“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适偶之数,非有他气旁物厌胜感动使之然也”(26)。可看到存在的复杂性。世人信鬼神者多,他却说“鬼神无喜怒,则虽常祭而不绝,久废而不修,其何祸福于人哉?”(27)汉代百姓认为人死而有魂在,他却说:“人生于天地之间,其犹冰也。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夫春水不能复为冰,死魂安能复为形”(28)?这种辩驳之语很是锋锐,某些地方也让人看出墨子的某些智慧。

三是工具书,按照现代学术观念看涉及知识论的内容。鲁迅提及的几本工具书,可能与自己的早期阅读经验有关。周作人说他们家里的《康熙词典》《十三经注疏》《文选评注》《唐诗叩弹集》《尔雅音图》对鲁迅的是有影响的。他后来读书,一向看重治学的方法,自己搜藏的目录类图书就有很多。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观古堂书目丛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来青阁书目》《书目答问》《宋元旧本经眼录》等,都是重要的参考文献。后来写《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就参考了大量文献。工具书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但是这样的书籍并不易寻找。许寿裳回忆说:

据我所知,鲁迅的著作有好多篇是未完成的。他对我说过,想要做一部《中国字体发达史》,在开始说明字的起原,就感觉得资料不足。甲骨文中所见的象形,“都已经很进步了,几乎找不出一个原始形态。只在铜器上,有时还可以看见一点写实的图形,如鹿,如象,而从这图形上,又能发见和文字相关的线索: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我答道诚然,像西班牙亚勒泰米拉(Altamira)洞里的野牛形,在中国的实物上似乎还没有找到。他这部字体发达史,终于没有写出,只在《门外文谈》(《且介亭杂文》)中略现端倪。用“门外”二字作题目,虽说是由于门外乘凉的漫谈,但其实也含着自谦的美意啊。(29)

在书海里翻腾过的人形成的经验不同,从各种工具书和参考资料入手认识古人的思想,是必然的路。文化的发展,是有文脉的起承转合的,不能孤立地看待各种遗物。在为青年开的书单里,鲁迅并没有像一般学者那样,推荐《庄子》《文选》,这倒是有点意味深长。他自己是深受《庄子》《文选》的影响的,但也知道其间的有限性。后来看到施蛰存为青年人推荐古书时的态度,就不以为然,觉得其间存在诸多问题。任何选本,都有时代的印记,如果不知道那些背景,则可能受制于选本的文字。谈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时,他让人注意其间的批评之语,但同时也要明白那批评是“钦定”的。如此提醒,其实也是让人注意一个问题:认识古代文献,当了解那文本的明暗部分。既要深入其间,又当跳出其外。认识国故,倘没有新知的渗透,总还是有问题的。

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之于国故,不是传统文人那样的天地人的整体思维,也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预设。传统的文化被他在认识论、知识论、情感论三个方面不同方式呈现着,于是有了另类的结果:就认识论方面说,鲁迅看到了旧文明的有限性,他的批判思维穿透了其间的屏障,照出旧文明的畸形之状;而在知识论层面,鲁迅意识到传世文献的内在欠缺,以考古学与文献学的视角,重新寻找精神原态。此外,鲁迅最为重视的是审美的翻新,在情感论的层面发现了传统文化珍贵的遗存。后世人讥讽鲁迅的反传统,还是在一种笼统的儒家思维中进行的一种价值判断,没有看到鲁迅在三个层面面对传统文化苦心。鲁迅的这些思想与方法论的智慧,被后来的李泽厚等学者所借鉴,且拓展了现代的学术的路径。为什么李泽厚等新学人能够理解鲁迅,而马一浮、熊十力等人的观点不能触摸到核心点上,原因在于未能理解其文明观与哲学观中的精神路向。讨论鲁迅与国故的关系,没有类似的视角,大约也是一个问题。

这是显然的:鲁迅由旧学而得以染习新知,后由新知而反观国故。这个过程,由艺而学,即从艺术出发而进入学术思考,激活了某些遗产,也唤来了新的思想。对于学界而言,他是新文人,乃小说家者流。但其思想高于诸多国学研究者。就新文学写作来说,他又带有国学研究的意味,其文本在诗意的灵光里,又多渊博的学识在。他不仅挑战了学衡派,疑古派和京派,也挑战了新文学的批评理念。于是横跨于时代的诸多领域,又不属于它们中的任何一员,同代颇有影响力的学者如胡适、蔡元培、郭沫若,对于其旧学修养,都是颇为佩服的。一个作家和翻译家背后的国学修养如此深厚,也证明了新文化建设者的内在丰富性。说他们是以新知刺激了国故研究,并且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新的文化,大约是准确的吧。用后来文化变迁中出现的单一语境描述鲁迅,大约是不得要领的。

注释:

1蔡元培:《<鲁迅全集>序》,载《中国现代美学家名家文丛·蔡元培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第308页。

2周作人:《关于鲁迅》,载《周作人文选》(第2卷),广州出版社,1995,第583-584页。

3孙郁:《鲁迅的暗功夫》,《文艺争鸣》2015年第5期 。

4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65页。

5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69页。

6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载《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68页。

7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347页。

8刘师培:《清儒得失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259页。

9严复:《严复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7页。

10黄侃:《<国故论衡>赞》,《国故论衡》,商务印书馆,2010,第6页。

11鲁迅:《<越铎>出世辞》,载《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1页。

12鲁迅:《儗播布美术意见书》,载《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4页。

13蔡元培:《旅法<中国美术展览会目录>序》,载《中国现代美学家名家文丛·蔡元培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第258页。

14陈师曾:《欧洲画界最近之状况》,载《陈师曾画论》,中国书店,2008,第188页。

15陈师曾:《陈师曾画论》,中国书店,2008,第9页。

16许寿裳:《许寿裳文集》(上卷),百家出版社,2003,第109页。

17陈师曾:《中国人物画之变迁》,《陈师曾画论》,中国书店,2008,第159页。

18鲁迅:《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09页。

19鲁迅:《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8页。

20郭茂倩编:《乐府诗集(第一册)·郊祀歌·练时日》,中华书局,1979,第3页。

21徐森玉:《和鲁迅在教育部同事》,《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第73页。

22刘师培:《清儒得失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273页。

23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97-498页。

24李贺著,王琦等注:《李贺诗歌集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377页。

25钟敬文著译:《寻找鲁迅 鲁迅印象》,北京出版社,2002,第348页。

26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33页。

27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395页。

28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318页。

29许寿裳:《许寿裳文集》(上卷),百家出版社,2003,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