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年梁启超
2023年是梁启超诞辰150周年。梁启超是大变革时代的启蒙者，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他的家风学风深深影响子女，成就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俊彦”的家族传奇。
他只活到56岁,人们在怀念时不免感叹，“正写到最佳状态、写到兴头上的梁启超的突然弃世，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大损失。”
梁启超的最后三年，遗憾颇多，他曾打算把全部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却终究没有实现。若不是“国忧家难，重重叠叠”，若不是“天天有讲演、著述之兴不可遏”，若不是协和医院的“孟浪”，若不是“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他的早逝也许本可避免。
清华园
1925年秋，梁启超52岁。
9月8日，他从天津“饮冰室”的意式小楼，搬到北京清华园，入住北院教员住宅2号，在这里开启了入清华为师、专注学术的新阶段。
北院住宅区，是清华初创时建造的别墅式住宅，由美国建筑师设计，每栋有4个半房间，客厅宽敞明亮，南面还有落地门窗与连廊相通。
建校之初，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北院专供美籍教员居住，被讥为“小租界”“美国地”。梁启超入住时，清华正从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向一所真正大学的过渡，中国教师逐渐取代美国教师成为学校的主力，北院也迎来了梁启超这样的大师。
相比于天津的大家庭、大房子，梁启超在北院住得并不舒心。他在给大女儿梁思顺的信中抱怨，“我独自一人住着不便极了。昨天大伤风（连夜不甚睡得着），有点发烧，想洗热水澡也没有，找如意油、甘露茶也没有，颇觉狼狈”。
这位在晚清和民国都叱咤风云的人物，为什么拒绝了多所大学的校长之邀，去清华当老师呢？在民国的舆论场里，不乏讥诮之词。
有评论说，梁启超前半生是“长彗烛天，琼花照世”，暮年却是“光沉响绝”。新闻人徐铸成说，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内的革命空气日益高涨，梁启超这三个字，在青年心目中，已日益成为保守的代名词了。他之退居清华讲学，实际上是想“与世两忘”
也有为梁启超辩护的，报人陶菊隐就说：他告别政坛，转入文化教育，非但不是“悲凉”“守旧复古”，相反，他抱雄心壮志，想高举新文化大旗，在中国大干一场。
到底哪种说法符合实情？恐怕还要从梁启超的心路历程去找答案。
他生长的年代，正是中国“从乐土跌入地狱”的年代。弟子吴其昌说自己如果处在这样的时代，“恐怕要终日恸哭呕血而死了”，但其师梁启超却坚信“中国必然不亡”，并竭尽所能地卷入时代。
从万木草堂到戊戌变法，他“通经致用”推动维新；从立宪请愿到辛亥革命，他流亡海外启蒙国人；从参与内阁到兴师讨袁，他数次挺身而出，再造共和。这些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大事，对他个人而言，却是一连串失败和20余年颠沛。
1918年“一战”结束后，梁启超与张君劢、丁文江等一行七人，对欧洲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考察。他观察到，“一战”后的西方，正经历着一场“精神饥荒”——对科学、物质的追求，使人丧失了精神价值、人格尊严，使人无限地苦闷、彷徨和失望。
对西方文明祛魅后，他深信，可以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而人格修养作为国学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最能治愈“精神饥荒”。
“只要旧的是好，守旧又何足诟病？”欧游归国后，梁启超脱离政治，整理国故，塑造新民，甚至不惧受到万众非议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攻击。仅在清华，仅一个冬天，他就讲了五十多次《国学小史》。他还筹备办一所“文化学院”，终因缺乏资金，未能成事。
1925年2月，吴宓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简称国学院）筹备主任。他赶赴天津，谒见自己的启蒙者梁启超，一番洽谈之后，梁表示“极乐意前来”。毕竟，国学院的办学宗旨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毕竟，他与清华渊源颇深：清华校训就出自他《君子》的讲演。
吴宓还请梁启超做院长，但他谦虚辞让，并举荐王国维为首席导师，自己甘居其后。为了办好国学院，梁启超婉拒了段祺瑞政府宪法起草会会长的职务：“研究院事属首创，开学前有种种布置……院事由我首倡，初次成立，我稍松懈，全局立散，我为自己信用计，为良心计，断不能舍此就彼。”
搬入清华园的第二天，国学院正式开学。在典礼之后的茶话会上，梁启超做了即兴演讲，题目是《旧日书院之情形》。
在演说中，他批评现代教育使学校变成了“贩卖知识的地方”，并希望清华国学院能将现代教育与古代书院教育相融合，培养出知识与德性二者兼具的人才。
“校课甚忙——大半也是我自己找着忙——我很觉忙得有兴会。新编的讲义极繁难，费的脑力真不少。”如家信中所写，他每星期除两天在城内理事外，其他时日都在清华，把主要精力投入于编写讲义、授课、指导学生治学途径与研究方法。
9月30日的《晨报》刊出他的《告访客启事》，声明每日上午皆有课，下午亦忙于著述，见访客以十五分钟为度。闭门谢客的梁启超，一度被媒体猜度已赴沪任职。11月5日，他又不得不在《晨报》刊出启事辟谣。
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副院长的刘东认为，“梁启超到清华国学院，绝对不是一次遁逃或一次落败，而是其生命中的一次进取式的蜕变与升华，清华三年实为其一生用力最专、治学最勤、写作最富的时间”。
大师课
梁启超的文章以感情奔放著称，他的课堂又是什么样呢？幸亏有梁实秋，以他的亲身经历和传神妙笔，给我们再现了一位有趣又独特的梁启超。
先说第一印象，“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
再说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又说：“可是也有一点喽”。
至于演讲的魅力，“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足之蹈。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
“他长篇大段凭记忆引诵诗词，有时候记不起来，愣在台上良久良久，然后用手指敲头三两击，猛然记起，便笑容可掬地朗诵下去……听者愀然危坐，那景况感人极了。”
毕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就喝一口开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地呼唤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下课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地徐徐步出教室。
闻一多曾向他的学生们“表演”过梁启超讲授古乐府《箜篌引》的情形：梁启超先把那首古诗写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摆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接着大声喝彩，叫一声“好!”然后再重复地念:“公、无、渡、河”，“好!”“实在是好!”他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高似一声，并无半句解释。然后黑板一擦就算讲完。闻一多讲述时，情不自禁地跟着把脑袋转来转去，讲得满脸通红，声音激昂。末了，把声音压低，两手一摊,正告弟子：“大师讲学,就是这样!”
《箜篌引》写的是一白首狂夫渡河而死，其妻遂援引箜篌而歌，曲终投河殉葬的故事。梁启超上课的情景令梁实秋印象深刻，以至二十余年后，自己在渡河时，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
出于“名人”效应，不少社会人士慕名前来听课，很多时候连过道也挤满了人。不过也有一次,因为当天有校际篮球比赛，来的人太少，拂了面子。他当即怒斥学生们无心向学,“只是要看看梁启超，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
从讲课的活泼情形可以看出，梁启超是性情中人、富于热情，其人格魅力是学生们一致认可的。不过，关于口才倒是有不同的看法，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听懂他的“广东官话”。据说，梁启超初次被光绪召见，就因为粤语与国语交流不畅吃了大亏，光绪失望之下仅赐了个六品顶戴，梁启超这才开始苦练“广东官话”。
国学大师陈登原记载，有一次听梁启超演讲蔡锷将军的故事，只见他在台上东蹦西跳，手舞足蹈，不过也仅听明白“蔡公蔡公”而已。梁启超自己却说，他应邀向西北军讲话，让冯玉祥感动得放声大哭，全军流泪。
梁启超讲演前经常不写讲稿，讲演词多由听讲者记录而成。在清华上课时，他不仅自己不携书本，亦不发讲义，受口音影响的学生，只好围住粤籍同学狂抄笔记。
那些常年追随他的弟子，自然能领悟精髓。梁启超的关门弟子黎东方回忆说：“像梁先生那样渊博的人，才真正配讲中国历史研究法。上下五千年，南北东西一万里，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二十四史，两通鉴，十通，五记事本末，《太平御览》，《图书集成》，难以数计的诗集、文集、笔记、传记、碑志被他顺手拈来，我田引水，都成了他的妙论和注脚。”
课堂之外，本就平易近人的他，更让诸弟子有如坐春风之感。研究院不定期举行茶话会，师生同乐。某次同乐会上，几位导师献上拿手好戏，王国维背诵了《两京赋》，赵元任用全国各地方言表演了一段“全国旅行”，梁启超则唱诵了一段《桃花扇》。
他钟情于“余韵·哀江南”，且善于歌唱：“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历史兴衰如过眼云烟，“诵读时不胜感慨之至，顿时声泪俱下，全座为之动容”。
暑期将近时，梁启超还会约上学生同游北海，“俯仰咏啸于快雪、浴兰之堂”。1923年，北海快雪堂被划拨给松坡图书馆（蔡锷字松坡），与蔡锷有师生之谊，并一同“倒袁”的梁启超为馆长。该馆到1925年8月才正式对外开放，此年恰逢清华国学院成立，快雪堂也就成了师生雅集之所。
爱操心的他，发现学生周传儒有点穷，就安排他在松坡图书馆做目录，抄卡片，二三十块钱一个月，其实不算太少，但周传儒还有个弟弟，负担重，梁启超又让他当个小头目，再增加二三十块钱。
从1925年到1928年，国学院在开办4年间共招生70多人。这70多人中，以师从梁启超的最多。他常拿时务学堂的往事激励自己：尽管只有40多个学生，但中间却出来像蔡锷、范源廉、杨树达等人才。学生贵精不贵多，果然，日后他教的学生都成为国学大家。
不失威严又相当融洽的师生关系，是中国书院教育的精髓所在，也是清华国学院成为传奇的秘诀之一。学生蒋百里说，梁启超最适合当老师，这样“才把他的活泼泼的人格精神一发痛快表现出来”。
家务事
租住在清华北院时，梁家的白墙上挂着一幅“墨荷”，寂寥的画境折射出主人悲凉的心境。夫人李蕙仙是梁启超科举考试时考官的妹妹，以“千金”之躯跟着他吃了不少苦，后罹患乳腺癌，于1924年秋辞世，此后他时常黯然枯坐，“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会也嗒然气尽了”。
追思忘妻，梁启超总埋怨自己不忍让。在给大女儿的信中，他忏悔道：顺儿呵，我总觉得你妈妈这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之极，悔恨之极。
这场让他痛悔莫及的夫妻吵架，到底所谓何事，外人已很难知晓，但他在《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中，用韵文表达出来的伤痛，读来令人感动：“天地有穷，此恨不可极，每一沉思，槌胸泪下如雨！”
他对妻子的身后事极为看重，到清华园后办的头等大事，就是安葬发妻。
墓园坐落在北京香山卧佛寺的东面，现今北京植物园内的裸子植物区。梁启超与熊希龄、周肇祥交情甚笃。熊希龄在香山双清别墅创办香山慈幼院，樱桃沟退谷为周肇祥所购，梁启超是“周家花园”常客。妻子重病后，梁启超便托周家在香山附近觅得了这片墓园。
当时两个儿子梁思成与梁思永、两个女儿梁思顺与梁思庄都在国外，墓地的修筑便全由其弟梁启勋一力承担。梁启勋跑前跑后，一砖一石都亲自过目，在山上住了将近两个月。原本方案是“同一坟园分造两冢”，但梁启超不愿意，最后改成了夫妻同穴的双冢。
1925年10月3日下葬，梁启超着实悲痛了一番，仅《告墓文》就“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经两天才完成”，算是把积蓄一年的悲伤，全发了出来。
这场葬礼共花去“三千余金”，之后，梁启超又心血来潮地买了两块汉白玉石碑，谁想到，运费比石碑还要贵，“存钱用光，你二叔还垫出八百余元”。但梁启超并没有认为这个钱不该花，倒是自己在北戴河买的房子，觉得“很不该”，“现在弄到非常之窘”。根据梁家后人吴荔明记述，倒卧在地上的两碑直到五十多年后，才由北京植物园出资竖立起来。
消停了不到两个月，又有噩耗传来，准亲家林长民遇难了。
林长民是林徽因的父亲，也是早年与梁启超共同组党的挚友，在反奉战役中，他作为郭松龄的幕僚长先中流弹，后被烧死。正在国外留学的林徽因，此时还没有与梁思成大婚，突然失去了经济来源，打算辍学回国。
梁启超在家信中劝慰林徽因：“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你们更不必因此着急。”
一开始，林徽因不答应，想先工作一年，自己解决留学费用。可梁启超不同意，他嘱咐梁思成转告林徽因：“我从今以后，把她和思庄一样的看待。”
其实，梁启超早在1923年就把林徽因当女儿看了，他在给长女的信中说：
“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梁思顺的丈夫周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徽因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
1927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办婚礼时，梁启超郑重地说：“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做‘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誉。”
他对婚姻看得越严肃，对草率、不道德的婚姻就格外不能忍。
1926年七夕，在学生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上，梁启超当着200多位嘉宾的面，宣讲了有史以来最犀利的证婚词。流传在外的版本很多，如“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希望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结婚”云云，虽然听起来过瘾，不过多是后人杜撰，真实的“训词”，要委婉得多，也文绉绉得多：
“你们基于爱情，结为伴侣，这是再好不过的了。爱情神圣，我很承认；但是须知天下神圣之事，不止一端，爱情以外，还多着哩。……徐志摩！陆小曼！你们懂得爱情吗？你们真懂得爱情，我要等着你们继续不断的，把它体现出来。”
第二天，梁启超还把“训词”寄给海外的孩子们，并说：“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梁启超的另一个学生）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至极。……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
现存梁启超给儿女的信有400余封，在清华这几年写的尤其多。孩子们都已长大，他仍称大女儿思顺为“大宝贝”，二女儿思庄为“小宝贝”，三女儿思懿为“司马懿”，小儿子思礼为“老白鼻”。家里的事，他事无巨细地跟他们说，也把自己在政局中的困惑，向孩子们讨教，有时还会撒娇卖萌求安慰。
信件之外，他对孩子的事更是百般费心，梁思永考古实习，梁思成、林徽因海外结婚、回国谋职，梁思忠想参军，梁思顺的丈夫、外交官周希哲调迁，梁启超都为他们四处奔波，活络走动。
“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此言非虚。
错割肾
在清华的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梁启超决定利用寒假去治病。从1924年冬，妻子被医生“判死刑”开始，他莫名其妙地患了一种病，总是尿中带血，时轻时重。起初，他瞒着家人，后来他不仅在清华讲学，且在京城各大高校都有定期演讲，顾不上看病。加之夫人李蕙仙下葬，他度过了一段难挨的时光，也没有心情去看病。
直到病情加重，他担心自己像夫人一样得了癌症，才决定去医院查一查。这一查，就引出了中国现代医疗史上的一个著名事故。
他先去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没查出所以然，又转到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是洛克菲勒家族在华开办的医学院，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医疗器械，诊疗水平在亚洲也算一流。
协和医生借助X光，发现他的右肾有个樱桃大的黑点。经多位专家诊断，一致认为那黑点是肿瘤，且是尿血症的病因。1926年3月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接受肾脏切除手术，发现割下来的右肾并无毛病，且尿血的病症依旧。
此事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难以接受，何况是梁启超这样一位名人。5月29日，梁启勋在《晨报》发表《病院笔记》，对误诊的失望溢于言表。随后，陈西滢、徐志摩等也接连撰文兴师问罪，不能“白丢腰子”引发了一场“中医西医”的是非之争。
面对舆论，梁启超不仅拒绝起诉，还带病撰文，平实地讲述了自己的就医过程，并在结尾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为避免后人误解协和医院，他还特地把这篇声明的英文稿放在病案里。然而，这件事传到现代，还真从“错割肾”变成了“割错肾”。
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中写得绘声绘色：“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梁思成的续弦夫人林洙在《梁思成》一书中照搬了费慰梅的说法，不仅情节一致，连手术日期都错得一模一样（都错写为1928年3月，足足晚了两年）。不同的地方在于消息来源，费慰梅说，是从当时在场的实习生转告给张雷，张雷再告诉她的，林洙则说，“在1970年梁思成住院时，才从他的主管医师处得知父亲真正的死因”。
儿媳妇林洙的背书，让“割错肾”的说法深入人心，也让主刀的外科教授、时任协和医院院长的刘瑞恒背上了黑锅。直到2006年协和医院举办病案展览，出示了梁启超在协和就医的病案，才使这桩百年公案真相大白。
根据病案可知，梁启超的右肾长了个较小的肿瘤，被医生集体诊断为恶性，手术后才知道其实是良性，缝线在右边，决无可能割了左肾。刘瑞恒家族的后人认为，这属于误诊，而且是内科误诊，主要责任并不在刘瑞恒。
一个细节是，当时有一位著名的美国外科专家正在协和，可以主刀，大家都觉得梁启超很幸运，他却执意要换成了中国医生，因为“疗于中国学者之手，国之光也”。
梁启超以自身性命为“西医”作担保，并不代表他对误诊不知情、没情绪。
他的好友、协和医院筹办者、著名防疫专家伍连德，在调阅病例后指出：“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
梁启超在家信中写道：“他（指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
借伍连德的口说出这几句苛责后，梁启超再无牢骚，反而庆幸没得癌：“只算费几百块钱，挨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
2018年，湖南省人民医院罗逊医生发表了对此病案的研究。他从诸多特点判断，梁启超所患实为慢性肾小球肾炎，很可能是现在所说的IgA肾病，其中一种类型为发作性肉眼血尿，与呼吸道或胃肠道感染相关，病情非常平缓，与梁启超的临床表现极其类似。此病又称为Berger病，直到1968年才由Berger首先描述，此时距他过世已近40年。
有趣味
“当这内部生理大变化时期中，左肾极吃力，极辛苦，极娇嫩，易出毛病，非十分小心保护不可。”伍连德唯一的戒令，就是让他节劳，最多只做从前一半工作。罗逊医生认为，伍连德的医嘱与当今IgA肾病的基础治疗完全相同，可说是超越时代的。
医生虽高明，梁启超却是个极不听话的病人。“小小的病何足以灰我的心？我现在早已兴会淋漓的做我应做的工作了”，清华这边的课时虽然压缩了，但司法储才馆那边的重担又压下来，因为牵扯到中国收回领事裁判权这件大事，他觉得自己没有理由推辞。
从1926年3月16日做的肾脏切除手术，至1929年1月19日去世，记录于《梁启超年谱长编》的大事件有：
第15个孩子梁思同1926年9月出生，第二年3月因肺炎夭折；在清华大学每周授课，在国内四处巡回讲演；作为京师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和司法储才馆的馆长经手各项繁杂事务；筹备去美国接受耶鲁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替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操办回国后的工作；为康有为、王国维等师友办丧事……
在这些事之外，他还要写专著、论文、应酬文章与演讲稿。据统计，仅1927年一年时间，他就发表了《图书大辞典薄录之部》《书法指导》《儒家哲学》等，总字数在30万以上。
别看他的文章以“速成”著称，内容却不掺水。陈达回忆，他初到清华教书时，兼任《清华学报》总编辑，向梁启超约稿，不过几天，稿子就送来了。这篇文章是写《中国学术的地理分布》，里面写了中国有史以来各学派的地理分布、各学派的内容和比较、各学派的代表人；这些人的下面（下一代）又有几人，其生卒年月、著作名称、地理分布，真是洋洋大观。“这篇东西如果让我来写，起码得半年。”
家信中，他常念叨自己太忙。以1926年底的一天为例，白天去城里讲演，地点是前众议院大院，听众约四千人，大冷天没火炉，他在风里声嘶力竭地讲了三个多钟头；饭后一支烟，学生铺纸，他一张又一张地写字，卖字的钱，专用于松坡图书馆的经费；晚上回清华，著述之兴又不可遏，已经动手执笔了；夜深人静，还有司法储才馆和国立图书馆的人事安排需要思虑。
勤奋之外，他还有一种“五官并用”的特异功能。国学院学生姜亮夫回忆：“那天他说‘今天我要写几幅对子，你帮我拉对子纸。’第一幅是给我的……刚要动笔，他吩咐助手说：‘你明天九时到王先生家去送一封信。’刚写了两个字，他儿子进来说‘有电话’，他随即吩咐几句叫儿子去回话，这时手中笔未停，边说边写。儿子退出，家人送信进来，他叫家人读信，他边听又一边写，听完信，并吩咐回信大意。家人又送早点上来，他眼睛稍看了一下，又边写边说，早点中某东西不要，某东西再加一点。我心里慌，怕他把对子写错，但结果一字不差。”
工作之余，他还听京戏，听古典音乐，收藏字画，楹联书法，最爱的是“四人功课”打麻将。清华曾流传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还有传说他在打麻将时起腹稿，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就是打牌过程中起好腹稿的。全文是一篇电报,由梁启超口述,电报员打字,费时两个钟头才打完,一共9千多字,一刻不停,一字不改。
虽然事务繁杂，但他总做得津津有味，他曾说，“梁启超”这件东西，就是由“趣味”元素组成的。在他眼中，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只恨一天没有四十八小时。无奈的是，再有趣的灵魂也是肉体凡胎，这三年中，他屡次尿血、着凉、发烧、右膀发痛、心脏不适……
他最割舍不下的，是对政治的趣味，“连失败也觉得津津有味”。
1927年的中国，北伐中断，国共从合作走向破裂。梁启超身处张作霖控制下的北京，对时局看得很清楚，“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做半年保险”。
5月前后，“国家主义”派、实业界及国民党右派的一些人，天天缠着他，希望他能出面组建“一种大同盟”，与南方的政党相角逐。
梁启超内心蠢蠢欲动，又觉得这是摊浑水，天人交战，苦不堪言。“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
在纠缠、烦恼、失眠中，梁启超终于决定了自己的立场，不组织或加入党派，还是以他的一贯做法，著书立说来“救中国”。“我一个月来，天天把我关于经济制度（多年来）的断片思想整理一番。自己有确信的主张，同时对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所以我打算在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分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
然而，参政念头一起，便不可收拾。五个月后，梁启超的书没写出来，却已有一系列更为详细的计划，准备做一些“党前运动”。周传儒私下对同学谢国桢说，老师冒天下之大不韪，重回政坛，犹如“入井救世，徒自苦耳”。
梁启超的政治计划在国学院师生间已不成秘密，“急于成事”的他疏于休养，也是众所周知的事。1927年末，他因一星期连着做了几篇文章，旧病复发，对孩子们发牢骚说 ：“如此甚属讨厌，若完全叫我过‘老太爷的生活’，我岂不成了废人吗？我精神上实在不能受此等痛苦。”
伤之至
自1928年起，梁启超身体每况愈下，发病不断，这与至亲师友的接连去世，有极大关系。
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在青岛去世，梁启超在北京闻知噩耗，失声痛哭。这对在戊戌变法后一同流亡日本的师徒，虽然在政治上早已分道扬镳，但仍情同父子。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谎称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大发保皇财，买房子养小妾，周游世界。梁启超则与同盟会、孙中山走得近，还写信劝老师退隐，二人关系迅速恶化。1917年，康有为联合张勋来了一次臭名昭著的“复辟”，梁启超不仅与恩师公开决裂，还帮助段祺瑞搅黄了这出闹剧。
虽然早已公开对骂，但梁启超一直以弟子之礼对待康有为。1922年康有为原配去世，梁启超亲往上海吊唁。1927年康有为70大寿，梁启超托人送寿联寿文，文中还把康比作孔子，感谢他早年在万木草堂对弟子的教诲。
70寿诞过去仅20天，康有为突然去世。他的身后事“萧条得万分可怜”，也让梁启超头疼：“他家里真是八塌糊涂，没有办法。最糟的是他一位女婿（三姑爷）。南海生时已经种种捣鬼，连偷带骗，南海现在负债六七万，至少有一半算是欠他的……我真不解，像南海先生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全不会管教儿女，弄成这样局面。”
梁启超凑钱为康有为风风光光地办了后事，却仍逃不过“叛师长”“善变”的骂名。连清华学生都问他为何前后矛盾，梁回答：“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也批评我自己。我自己常‘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6月2日，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沉湖自尽。作为同事和有相似背景的知识分子，“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
王国维之死，曾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梁启超的家书，算是另一种解读：“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才叶德辉、王葆心之被（国民革命军）枪毙。”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徐州。梁启超、王国维对北洋军阀不抱好感，对北洋政府倒台后的时局更不乐观。也许是预感到一个在他们经验之外的新社会即将到来，他们对个人命运也生出忧惧。因为王国维自杀，梁启超“一个多月来旧病发得颇厉害，约摸四十余天没有停止”。
清华国学院第三年的开学日，梁启超带着学生在王国维墓前致悼词：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这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
年底，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助手范源濂英年早逝，又让他“伤之至”，并为此深深自责，“半年来我把（京师）图书馆事脱卸给他，也是我对不住他的地方”。
1926夏，梁启超被聘为京师图书馆馆长，却无半分经费。到冬天，馆中无煤升火，无纸糊窗，冷风飕飕如冰窖。梁启超不忍员工受冻，更不忍国家典籍散失，就将自己的五万元人寿保险单向银行抵押借款，用来发薪、生火、糊纸。
范源濂从时务学堂就追随梁启超，曾四度担任民国教育总长，他接替老师做京师图书馆馆长，“每日到馆要上九十级石梯”，虽已患病，仍不弃职守。得知他的死讯后，梁启超又添了尿闭的毛病，小便不通达29小时。
不朽者
1928年6月中旬，因为批阅清华学生成绩，他一连赶了三天，发生尿路阻塞约50余小时。“真是逼着我做纯粹的老太爷生活了。”万般无奈之下，梁启超极不情愿地辞去清华研究院和国立图书馆的工作。
保留到最后的，是《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纂。这件事他做得津津有味，但常常工作过度，一个不提防，旧病就会发作，就是两三天的苦痛，他最终接受了家人忠告，“连这一点首尾，也斩钉截铁的辞掉”。
虽然人已回天津静养，但入京的北伐军却不肯放过羞辱他的机会，7月《民国日报》登出北京党部对“三一八惨案”的决议，把他也牵扯其中。此时，梁启超已靠定期输血续命，根本懒得回应，只由侄子梁廷灿出面辩解。最有力的证据是，惨案发生前，他人在协和医院开刀割肾，18日刚苏醒。指控虽然是无稽之谈，不过，国民党对“研究系”（以梁启超为首的政治派系）的厌恶可见一斑。
梁启超考虑到曾与孙中山交恶，清华又是国民党的必争之地，因此，不建议梁思成入职清华，而是接了东北大学的聘书。
下决心不以俗事萦心后，他提笔写《辛稼轩先生年谱》。拼命奋战下，到9月已编至辛弃疾52岁。
9月27日，痔疮复发，他入协和医治，每天喝两杯泄油，足足灌了十天，弄得胃口全无，人也瘦到不像样子。他向已去东北就职的梁思成诉苦：“我在病中想她（大女儿思顺），格外想得厉害，计算他们到家约在阳历七月，明年北戴河真是热闹了。”这是《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中的最后一封家书，他期盼中的家庭团聚，最终未能实现。
住院期间，他仍托人到处寻觅关于辛弃疾的材料，忽得《信州府志》等书，狂喜，携书出院，痔疾并未见好，就急着回天津，一面服泻药，一面继续写。不能正常坐下，他便侧身斜坐着，又连写了三天。
10月12日，梁启超将年谱写到了辛弃疾61岁。这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在不胜悲痛之中作文以寄托哀思。梁启超考证出，辛弃疾的悼词已失传，仅存四句为：“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写完这个“生”字，他不得已搁笔了，这个“生”字，竟成了他此生1400万字著述中的最后一个字。
此后他发烧卧床，直到11月27日，再入协和医院医治。协和医院以为是肺炎，化验后，确认梁启超为中国第一例支气管念珠菌病患者。此病非常罕见，是免疫机制受损后衍生的真菌感染，全球首例是1915年才在美国确诊的。在1929年的中国，也许只有协和医院才能确诊此病，至于治病，则束手无策。
梁启超于1929年1月19日逝世，临终时，竟无一语遗嘱。他对家人的最后要求，是向医院捐献遗体，用于研究。
梁思成向世人介绍父亲逝世经过时写道：“先君子曾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方在清华、燕京讲学，未尝辞劳，乃至病笃仍不忘著述，身验斯言，悲哉!”
为父亲设计墓碑、墓园，成了梁思成与林徽因毕业后的第一件作品。墓碑主体是一个矩形方碑，方碑两侧有如环臂般展开的两翼，碑上只刻了“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几个字，未写任何生平，连生卒年月都没有，毕竟“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