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诺奖不是翻译出版的重要因素

王理行：今年9月25日，也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前十天，有一位出版人在媒体上说，她觉得，今年最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挪威作家约恩·福瑟。估计当时听说过约恩·福瑟的中国读者为数不多，没多少人会把她的预测当回事。十天后，得奖的果然是约恩·福瑟，有人再翻出十天前那位出版人的预测，引得许多人纷纷惊叹：神预测！太准了！这位“神人”，就是此刻坐在我身边的译林出版社总编辑袁楠。

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浮出水面时，众多媒体在报道时习惯使用“押宝”二字。我想问问袁楠，译林出版社努力购买版权的作家作品，包括以往译林社引进的好多位外国作家的作品，如果一定时间后作者获了诺贝尔文学奖，算是押宝成功了吗？对于当代外国文学作品，译林是如何确定选题的？译林会选择出版什么样的当代外国文学作品？选择时会考虑那些因素？

袁 楠：9月25日有媒体采访的时候，我确实讲到了约恩·福瑟。当时的情况是，每个出版人都会推自己所拥有版权的作家。我们拥有福瑟的版权，当然我们还有冯内古特、德里罗等作家的版权。为什么说是福瑟呢？我们从2016年开始关注他的作品，2020年签了他的作品。我觉得福瑟到达了这样的一个火候和力度。之前有品特、库切、特朗斯特罗姆、门罗等等这样的作家，包括古尔纳，大部分是在获奖前我们就购买了他们的作品版权，比如王理行老师，他发现库切的《耻》中描述后现代社会的文学品质，就买下了版权。当然也有一些，像耶利内克、品特，是在获奖后去购买的版权。

译林社一开始做外国文学的时候，是做文学名著。当时已经有很多老牌的文艺文学类的出版社，我们译林社是一个新社，大量采用中青年译者去重译名著，不是从别的语种转译，而是从原文翻译。当时译林所做的一些事情可能都是新的。这批译者也跟着译林的名著一起成长起来。我们有很多译者，现在都是非常著名的翻译家。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加入了《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以后，不少在80年代出版过很多现当代文学经典的出版者，就退出了这个领域，因为突然要花不小的一笔版权费用。当时我们社的当家人很有远见卓识，以当时并不是很高的代价，积累了一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版权，当时所依据的还是文学史上的定评，包括高校学者的推荐、中国作家中间的口碑等等。

我们在选择作品时，更多地关注到作家本身。诺奖作家也是形形色色，林林总总，要强调的是文学品质、文学价值、文学个性，但并不是所有诺奖作家的作品，都会与译林社整个的出版气质相契合。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会选择出与译林社的整体气质相对吻合的作家作品，来构建出版社外国文学作家的品牌团队。

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越来越看重外国的作家作品对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下读者的影响力，跟他们的心灵需要和阅读需求的契合度。他们可能代表了文学潮流的某种方向，代表了社会的某种发展趋势，也代表了文学发展的某种水平。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里，我们要比较好地去实现引进版作品的本土化，让它能跟中国读者产生一定程度的心灵共鸣，这是我们后来更看重的部分。

这一切，我们都是为文学而做。不管我们以后发展了多少出版的门类，我们始终坚信译林出版社的立社之本在外国文学。我们会把这作为一个志业，作为一种情怀，作为一种向读者提供知识服务的使命，坚持把它做下去。我们有一批热爱外国文学，尤其是纯文学的编辑团队。我们会选择有文学的标准、文学的品质、文学的力量和对当下中国读者有影响的优质选题。至于他们是否能够进入诺奖的视野，是否能经得住各种综合性的考量，这不是很重要的衡量因素。可能我们在这样的选择中碰到了诺奖，那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只能说，我们拥抱诺奖，但我们更多地是想服务好作家，想服务好读者，想把文学这件事情做得有意义、有意思。

王理行：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第二天，我在微信朋友圈里说，上海译文出版社早在2014年和2016年就分别推出了两本福瑟戏剧选。我看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官方微信账号在福瑟戏剧选下面很平静地说：“版权不在译文啦！敬请期待友社推出新书@文景@译林出版社。”这让我想起类似的一段故事，译林出版社自世纪之交开始持续推出英国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主要作品。到2017年，石黑一雄荣获诺奖时，他的中文版版权的所有者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他们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无论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们的作品版权在哪家出版社手里，媒体和读者似乎都不应该忘了最先引进这些作家及作品的出版社。

我想请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外国文艺》主编黄昱宁谈谈，戏剧作品的读者一直很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年上海译文社引进福瑟戏剧，是出于什么考虑？上海译文确定当代外国文学的选题时，会考虑哪些因素？

黄昱宁：福瑟的确是我们最早出版的，我是责任编辑之一。当时是作了一个策划，我还去过一次挪威，见到了福瑟本人，跟他有一个对谈，所以还是比较了解这个过程。外界不熟悉这个行业的人可能会觉得，一个作家的版权一会儿在这家社一会儿在那家社，有点奇怪。对于我们来说，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版权更替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版权周期一次也就是五年，有的甚至更短。当初之所以会觉得福瑟有引进的价值，是因为他的戏在上海演过，上戏的一些老师跟他是很熟的。我们通过上戏的关系知道了这件事，也看过他的戏，当然也查了不少资料，知道他在国际上早已声名鹊起，在国内还只是戏剧圈内的人知道。另外，挪威驻上海总领事馆对文化的推广力度也比较大。当时的总领事是个挪威的文艺青年。我们也有一些私下的交往，知道他们把福瑟视为挪威国宝级作家。确实，戏剧剧本，又来自挪威一个知名度不大的剧作者，我们对他的销量也没有预期。

王理行：即使是美国的戏剧，到中国来估计也没有多少读者。

黄昱宁：只有像《等待戈多》这样的，或者说莎士比亚，中国人普遍都是听过的。挪威的剧作家，大众可能只知道一个易卜生，这也很正常。我们当时没有想过押任何宝，确实也没考虑过所谓诺奖的得奖概率，就是觉得他比较重要。而且，戏剧界已经演过不少他的戏，上戏的人也一直跟我推荐。当时我们没有任何犹豫就买了。诺奖每年只有一个人，各种各样的因素和机制在里面，要押这个宝肯定亏大了，你要押多少个人才有把握得到？而且实际上出版利益也没有那么大。它本不是一个发财的事业。我们当时购买的版权其实不止两本。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译稿一直没有交，所以只出版了两本，没有及时推出第三本。对福瑟的戏剧，我们从来没有顾虑出版的利润，也没有说一定要等到他得奖，才能继续出下去。

至于上海译文出版社衡量外国文学出版的标准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就像刚才袁楠讲到的，我们两家调性是一致的。

王理行：在出版圈子里，群岛图书出版人彭伦被称为彭师傅。彭伦2010年策划出版了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小说《青春咖啡馆》，四年之后，莫迪亚诺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多年来，彭伦一直用自己的眼光去找书、看书、选书、出书，而且屡屡获得成功。下面请彭伦来跟大家谈谈，他是如何选择当代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择时会考虑哪些因素？

彭 伦：其实“彭师傅”是一种戏称，最早是在我原来工作的九久读书人公司，我带的一个徒弟，一个年轻同事叫出来的，后来别人也都这样叫。

我先说当年为什么会出版莫迪亚诺。应该是2006、2007年左右，我们公司有一个年轻的编辑，他有天跑过来跟我说，他非常喜欢王小波。王小波有一本小说，在小说的开头就提到莫迪亚诺的《暗店街》。他就问我能不能出版这本书。我就想，他一方面是王小波的粉丝，一方面也对这个《暗店街》非常有兴趣，同时因为《暗店街》之前在译林出版社也出过，可能国内也有一定的读者群，又是一本龚古尔奖获奖作品，所以我鼓励他主推，他就去联系版权。我记得当时他一下子签了四本莫迪亚诺小说的版权。莫迪亚诺小说都非常薄，每一本都一百多页的样子。我后来看到版权出版合同时非常吃惊，因为每一本书的预付金是350欧元，那四部小说加起来也就是一千多欧元。现在是不可想象。但这个年轻的编辑，可能也是因为缺乏经验，后来就把这四部中篇小说合成两本书出版。书出版以后，没什么销量，没引起什么关注。

因为我们出版了莫迪亚诺的书，所以他的法国出版社伽利玛出版社，碰到莫迪亚诺的新书就会向我们推荐。我们就变成了莫迪亚诺的优先出版社。他有一本新书《青春咖啡馆》，大概2008年左右在法国出版，我们第一时间获得了这新书的书稿，书名特别有文青的气质。我们读了之后觉得特别好，很快就买了这本书的版权。我在编辑的过程中，被莫迪亚诺作品中一种独特的魅力所吸引，所以书出版以后做了很多推广，2011年译者金龙格因此书获法国驻华大使馆设立的傅雷翻译出版奖。在莫迪亚诺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这本书销量就有两三万册，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读者基础。

因为这本书的成功，伽利玛出版社的人和我讲，有别的出版社对他们的书感兴趣，并且告诉我哪些书有出版社想要报价。我查了一下，发现那些书大都是在八九十年代国内出版过，所以马上跑到上海图书馆，把那些书都借出来，自己读了一遍，比如《一度青春》《八月的星期天》等小说，我读了就非常喜欢，觉得有信心把莫迪亚诺的书做好，所以赶紧把那几本书的版权买下来，不让别的出版社有机会下手。莫迪亚诺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我们手上有七本莫迪亚诺作品的版权，并且《青春咖啡馆》还在出版。他获奖的消息出来后，这本书就迅速加印，到现在卖了大概五六十万册。

我觉得就像袁楠和黄昱宁两位老师刚才说的，其实成熟的文学出版社，不会去押宝。选择一个作家是综合考虑的。我觉得对出版社来说，选择一个作家更多是从它本身建立的一个作者名单、作者结构去考虑的，而不是建立在这个作家可能得什么奖的基础上。我选择一个作家可能一方面是个人的趣味，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家，同时也要考虑这个作品的可读性。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是我的缺点，就是可能非常前卫的作品我就不是特别感兴趣，或者情节性不强的作品我就没有兴趣。

寻找好的译者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

王理行：1999年，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找译者难》，谈的是为外国文学作品找到合适的高质量的译者之难。该报因此开辟有关“优秀译者何以难找”的问题讨论。当时，陆谷孙、林少华等一些著名学者、翻译家和许多普通读者纷纷加入了讨论，进而引发全国范围内长达大半年的关于文学翻译质量问题的讨论。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编辑找译者还难吗？与此同时，还有问题的另一面，高校的许多老师对从事外国文学翻译怀有很大的兴趣，却苦于没有机会也不知道怎样能得到这样的机会。请问各位出版人，你们找译者难吗？你们是怎么遴选、确定、找到译者的？你们理想中的译者是怎么样的？你们会去挖掘、发现、培养新译者吗？对于从来没有出版过译作却又很想从事文学翻译实践的潜在译者，你们会给予机会吗？

黄昱宁：这可以说难，也可以说不难。不难指的就是你找普通的译者，其实还是有很多来源，也确实有很多人热爱这个事情。我经常会收到这样的请求，主要是高校里，教师也好，学生也好，都会有对这件事充满好奇的。所以从广义的人才库来说，不能说找不到译者。有些小语种可能稍微难一些，就像意大利语，但是它的选题本身也没那么多。小语种的译者，来来去去就是这么些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还没有到真的找不到的地步。

但是要说找到真正特别好的，那也始终还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双语能力非常强，还有就是本身的语言风格。另外刚才彭总讲到市场，有时候一个好的译者，他有特别强烈的风格，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有他的粉丝群，对整个作品也一定是会有加分的。从一个很实际的市场角度来说，这样有影响力的译者，其实也是凤毛麟角。像许钧老师等一批翻译家，都是我们长期合作之后，感觉是那种不但文本经得起考验，同时他们自身的影响力也对我们有很大加分的。还有一点可能是一般人不太提起的，就是译者的责任心和工作效率，这些年来对我们越来越重要，因为现在可能出版日期会卡得非常紧。所以，译者得有这个时间意识。出版社和译者的合同，其实它不像公司之间的合同那么严格。

彭 伦：我可以补充黄昱宁刚才说到的合同问题。我觉得在跟外方谈判合同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可以去探讨的。现在一般出版社签一本书的版权，行业常规是五年。我很多年前看过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的一个资深的版权经理写的一本书，讲述他怎样卖版权。在那本书里面，他提到欧洲出版社，签署的合同一般都是十年左右。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可以签十年？后来我在看莫迪亚诺的书的合同时，突然发现，伽利玛出版社签给的授权期限也是十年，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十年看来也不是不能谈。我自己创业以后，也去买版权，跟代理公司或者外国出版社报价的时候，我就大着胆子说我要签七年（十年我觉得可能他们现在还不习惯），结果有的出版社就同意了。出版期限一般合同里面都是写18个月。刚才黄昱宁说到，如果你超过这个出版期限，对方有权无条件地取消合同。你没有办法追究他的责任，你付的钱也要不回来。那我想既然合同期限可以谈，那出版期限是不是也能谈？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要24个月，很多情况下他们也会同意。在合同谈判过程中，合同期限与出版期限其实都是可以谈的，前提条件是对方要足够相信你，或者说要让他们喜欢你。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要多往外跑，多跟他们见面，让他们觉得你是个好人，你们可以成为好朋友。被欣赏，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出版社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袁 楠：其实在译者方面，很多翻译老师都是我们的长期合作伙伴和好的典范。许钧老师不仅是译者，还把我们带到勒克莱齐奥的世界。像郭国良老师，姚君伟老师，黑马老师，陈小慰老师，都是这样。我们选择译者，一开始以高校为主，现在为止高校仍然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支翻译力量。近些年来，我们也越来越多地会选择其他行业的，甚至是一些旅居国外的，对文学真正有兴趣，同时语言质地很好的译者。我们希望在文学的传达的多样性上做一些补充。另外一个是在年龄方面。我前面讲的，是我们的古典名著重译的情况。对于现当代名著来说，如果是重要的作品，我们首先会选择自己信得过的译者。对于其他一些时间期限不是那么要求严格的作品，我们是比较开放的。比如，我们过去的一些俄苏文学作品或者法国文学作品都是选择的资深译者，在保持跟他们良好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在出其他单行本的时候，可能会选择新的适合年轻一代读者阅读特点的译者来重新翻译。

在难与不难的问题上，我们觉得一个有实力从事文学翻译的人，他是否跟译林社合作过，这并不是一个门槛。对于任何一位新译者，不管他是名气比较大，还是年轻的不知名的，我们都会有一个试译的过程。我们会有作品去开放给热爱文学、愿意从事文学翻译、也有比较好的翻译实力的译者，也希望能够就年轻人的阅读需求进行更为广泛的接轨。

黄昱宁：我们每年也会有一些新吸收进来的译者，但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因为刚才我也讲过，这里有一个互相信任的过程。我们在没有合作过的时候，确实会比较小心。我们有一个翻译比赛，其实也是我们选拔译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来源。我们会关注得奖者，可能会让他们从一些比较短的文本开始翻译，通过一些尝试，再从短的到长的。

（本文由编辑根据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主办的第二届当代英美文学翻译研讨会“诺贝尔文学奖与外国文学出版”主题对谈内容整理而成）